【摘要】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世界秩序出现重大深刻变革，体现为国际权力格局失衡、全球治理机制失灵和国际价值观念危机。在这一背景下，构建能够反映现实力量格局、确保国际运转有序、体现共同价值诉求的新型世界秩序是大势所趋。新型世界秩序的构建离不开治理能力的保障，大国需要扮演更为积极、主动和建设性的角色，切实提高共识凝聚能力、机制建设能力和价值引领能力。
【关键词】世界秩序 国际格局 全球治理
【中图分类号】D521 【文献标识码】A
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世界秩序的变革调整引发了大国之间的激烈博弈，推动着各种力量的分化组合，国际社会的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进一步凸显。如何在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历史潮流中，构建更加公正合理有效的世界秩序成为国际社会的普遍诉求。
西方主导的世界秩序面临历史性松动
所谓世界秩序，就是国际行为体基于一定规则和观念而形成的权利义务关系和资源分配模式。世界秩序包括了三个相互关联的基本要素。一是权力分配，特定的世界秩序反映了某一时期行为体之间的力量对比状况。二是制度运行，世界秩序的运行有赖于各种国际机制、准则和规范，既要明确行为体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又要用于解决世界面临的各种治理问题。三是观念结构，世界秩序体现着占主导地位的行为体的价值诉求和意识形态偏好。
近代以来，西方国家凭借现代化的先发优势强势崛起，通过殖民战争、制度建构和宗教传播构建起以其为绝对主导的世界秩序。在这一秩序中，西方国家在力量、规则、观念等领域全方位领先，而广大的亚非拉地区则沦为殖民地和势力范围。伴随着世界历史的演进，国际权力中心经历了从欧洲向美国的转移，同时全球版图也因社会主义的兴起和亚非拉国家的独立发生了重大变化，但是西方国家对世界秩序的掌控依然牢固。特别是冷战结束以来，美国凭借“一超”的实力地位建立起愈加巩固的世界霸权秩序。然而，随着新世纪以来世界出现的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尤其是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加速演进，西方主导的世界秩序正在出现具有历史性的深刻变化，凸显了西方国家实力地位和治理能力的困境。
一是西方独占的权力格局难以适应国际力量对比的深刻变化。力量对比状况是世界秩序的重要要素，力量对比变化则是世界秩序变革的根本动力。当前国际力量对比最为显著的变化是西方国家实力地位的相对下降，以及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群体崛起。以经济总量为例，根据世界银行公布的数据，西方七国集团的GDP在2000年时约占全球GDP总量的65.28%，而到2022年则下降至43.51%。与之相对比，“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过去20年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高达80%，过去40年国内生产总值的全球占比从24%增至40%以上。”然而，力量对比的变化并不能同步带来世界秩序的均衡调整。在实力地位相对下降的情况下，西方国家极力维持对其有利的权力和利益分配格局，遏制、打压、迟滞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实力崛起。一方面，西方国家利用霸权优势设置各种“门槛”和“陷阱”，使不少发展中国家的增长奇迹昙花一现，或者陷入到“越发展越依附”的困局中。另一方面，西方国家刻意阻挠拖延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经济金融机构做出的有利于新兴市场国家的份额和投票权改革。这些都激起了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不满，他们迫切希望获得与其总体实力相称的地位和尊严。可以说，两大力量围绕国际权力和利益分配的博弈较量十分激烈。
二是西方垄断的治理机制无法应对空前复杂的全球性挑战。冷战结束以来，在全球化加速发展、威胁来源日益多元和行为体不断增多的背景下，各种具有跨国性、联动性的全球挑战层出不穷。客观而论，以前的西方国家在垄断全球治理规则的同时也会扮演大国角色，一定程度上充当了国际争端调解人、全球发展促进者的角色。然而，近年来，西方主导的全球治理机制出现了巨大失灵。一方面，既有的全球治理机制陷入功能性瘫痪的状态。联合国及安理会是应对全球安全挑战最重要的集体安全机制，然而个别国家经常奉行“单边主义”，绕开联合国行事，或者利用自己手中的否决权干扰联合国在维护世界和平方面的功能发挥，这从乌克兰危机的持续延宕到新一轮巴以冲突的蔓延升级可见一斑。另一方面，西方国家成为了全球治理规则的主要破坏者。近年来，面对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群体性崛起，部分西方国家自认为从既有世界秩序中的获益越来越少，不仅拒绝承担应有的国际责任，在全球治理中提供充足高效的国际公共产品，而且动辄退群、毁约、脱钩，俨然成为世界和平稳定的“蓄意破坏者”“麻烦制造者”，并试图根据自身的利益取向和价值偏好，在世界上构筑各种“小多边”“伪多边”，既加剧了世界的对立和裂痕，也使得现有的全球治理规则愈发封闭和碎片化。
三是西方主导的价值观念无法引领世界发展进步的正确方向。历史地看，西方国家不仅通过等级式的世界秩序从非西方世界获得财富资源，而且还依靠观念优势和话语霸权将这一失衡局面合理化、长久化。长期以来，西方国家视自由主义为世界秩序的底色，将自己塑造为“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维护者，以此来凝聚共识、划分阵营、强化领导。然而，近年来，西方国家主导的自由主义理念遭遇重大挫折。一是西方国家以“普世价值”为名肆意对外扩张，引发了众多发展中国家的动荡、失序和灾难。越来越多的国家意识到西方的意识形态话语看起来很诱人，但缺乏物质和社会条件支撑的抽象价值无法真正落地，不顾本国实际国情的强行移植只能带来政治危机、社会动荡乃至内战分裂。二是西方国家推动了一系列反自由主义的政策。因国内的经济失衡、贫富差距、种族问题不断加剧，民粹主义、孤立主义、泛安全化思维在西方国家大行其道，在内部表现为偏离所谓“华盛顿共识”，反建制、反移民、反自由贸易的声音不断高涨，强化产业政策、鼓励制造回流的做法相继推出，出现“美国反对美国”的奇观；在外部则表现为对自由主义国际贸易理念的摒弃，强调以“公平贸易”取代“自由贸易”，大搞“友岸外包”“近岸外包”，同时推动世界经济政治化、相互依赖武器化，导致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出现重大危机。三是西方国家的双重标准严重损害其国际形象。他们在宣传上大肆鼓吹价值的普遍性、规则的统一性，但在行动中却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经常根据不同形势、不同对象、不同需要采取截然不同的政策，导致其国际公信力严重下降。
建构新型世界秩序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
当前世界秩序出现的失范、失态、失灵导致各种“黑天鹅”“灰犀牛”事件不断出现，加剧了国际社会的动荡与混乱，迫切要求超越西方中心主义的政治逻辑，构建能够反映现实力量格局、确保国际运转有序、体现共同价值诉求的新型世界秩序。
第一，以多极化为方向推动世界力量格局走向总体均衡。冷战结束30多年来，世界格局逐渐从美国“一超独霸”向多极化方向不断演进。尽管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在力量结构和国际地位方面仍然占优，但美国一呼百应、从者如云的局面已经一去不返。同时，西方国家的金融统治权、规则创建权和话语主导权也出现明显下降。比如，在乌克兰危机中，西方国家将俄罗斯银行踢出国际资金清算系统（SWIFT），引发众多国家对西方“契约精神”的强烈质疑，极大加速了世界上的“去美元化”浪潮。与此同时，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实力不断增长的基础上团结协作的迹象更加凸显。非盟被接纳加入二十国集团、金砖国家实现历史性扩员、77国集团和中国合作走向深入，共建“一带一路”迈入高质量发展新阶段，这些都是“全球南方”集体觉醒，寻求政治自主和联合自强的有力例证。在这一背景下，西方国家固守特权思维、追求霸权霸道的做法日益不合时宜，世界政治的多极化和国际关系的民主化是多数国家的普遍愿望。“任何国家都没有包揽国际事务、主宰他国命运、垄断发展优势的权力。”因此，国际社会需要通过平等协商建立包容性的秩序安排，确保各方的利益诉求能够得到合理的反映，确保世界的前途命运由各国人民共同掌握。
第二，以有效性为原则推动全球治理机制不断改革完善。既有治理机制的低效甚至无效是全球治理失灵的突出表现，应对日益增多且相互交织的全球性问题必须强化全球治理机制的有效性。所谓有效性，就是一项治理机制能够切实解决问题、稳定未来预期、推进治理进程。理论上讲，全球治理机制是否有效首先取决于其设计是否科学合理，即是否能够反映多数成员的利益诉求，是否能够调动各方的参与积极性，是否能够筹集到充分和高质量的公共产品。其次，全球治理机制的有效性需要加强相关国际组织的自身建设，确保其透明、公正和独立性，不断提高行动效率，同时减少腐败与官僚主义。再者，全球治理机制的有效性需要强化机制本身的权威性与公信力，这要求相关成员必须不折不扣地执行经集体商议提出的方案，并能够对违背共识的行动和单边主义的做法采取可信的惩戒措施。最后，全球治理机制的有效性还需要处理好不同治理机制之间的关系，要促使不同机制之间合理分工、有效对接，避免因相互之间自说自话、恶性竞争而增加全球治理形势的复杂性。质言之，全球治理的有效性需要树立“强的治理”的理念，在此基础上强化全球治理机制在资源分配和解决问题上的刚性作用。当然，就目前现实而言，增加全球治理机制的有效性还面临重重困难，但以上条件无疑为未来全球治理机制的改革完善指明了正确方向。
第三，以包容性为目标推动国际多元文明加强交流互鉴。世界秩序的重建离不开新的观念支撑。在西方作为先进普世的文明形象破灭后，国际社会需要基于平等、包容和相互尊重的态度探讨不同文明和谐共处、合作应对全球危机的正确思路。多样性是世界的基本特征，也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动力。不同的国家和民族在特殊的自然条件和人文环境下创造出了多样性的文明，都是其集体智慧的结晶，都是人类文明百花园中的一员。世界上没有高人一等的文明，用单一文明将五彩斑斓的世界格式化是做不到的，将文明进行等级划分的做法更是极其有害的。然而，从国际现实看，部分西方国家将自身实力的强大推导为文明固有的优势，偏执地认定西方文明出类拔萃、高人一等，既不遗余力地在全世界推广其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又对非西方世界的文明充满傲慢和偏见，从而加剧了不同文明之间的隔阂、紧张乃至冲突。“历史和现实都表明，傲慢和偏见是文明交流互鉴的最大障碍……任何用强制手段来解决文明差异的做法都不会成功，文明霸权和‘文明冲突’只能给世界和平和人类文明带来灾难。”因此，国际社会需要超越“西方中心论”的思维局限，以宽广胸怀对待不同文明之间的差异，通过平等交流互鉴找到多元文明之间实现和合共生的相处之道。
建构新型世界秩序必须加强大国治理能力建设
由于大国是世界舞台上的中心力量，大国的治理能力，以及大国之间的竞争较量往往决定着世界秩序的走向。“大国要有大国的样子，大国要有大国的担当。”在世界秩序变革调整的过程中，大国必须扮演更为积极、主动和建设性的角色，通过加强治理能力建设为建构新型世界秩序提供重要保障。
大国要增强共识凝聚能力。共识是开展集体行动的重要前提，是应对国际共同挑战的内在要求。就新型世界秩序的建构而言，大国之间必须达成关于世界秩序运行的基本一致性。首先，大国不能走向对抗冲突。鉴于大国的实力地位和战略影响，大国关系的失控是世界的灾难。大国之间难免存在矛盾分歧，关键是要超越零和博弈、赢者通吃的二元对立思维，妥善处理和有效管控相互之间的矛盾分歧，本着求同存异的精神实现大国之间的和平共处。其次，大国要尊重彼此的核心利益。核心利益是一国安身立命之本，对一国核心利益的侵犯势必带来对方的对等反击。因此，大国需要保持战略克制，以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为指引，尊重其他国家的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发展道路的权利。再者，大国要提供更多公共产品。世界秩序的良好运行需要充足的国际公共产品，大国应该承担更多的责任，通过加强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上的协调合作，找到应对全球问题的可行方案。中美作为世界上最重要的两个大国，应该为新型世界秩序的建构发挥更大作用，提供行为示范。正如习近平主席深刻指出，中美两个大国不打交道是不行的，想改变对方是不切实际的，冲突对抗的后果是谁都不能承受的。中美是选择加强团结合作，还是挑动阵营对抗，将决定人类前途和地球未来。可见只有在事关两国关系的方向性问题上达成共识，中美关系的发展才能行稳致远，新型世界秩序的建构才具备政治条件和发展韧性。
大国要强化机制建设能力。机制建设是世界秩序变革调整的必备环节，是推动全球治理的重要保障。面对既有全球治理机制运转不畅、效果不彰的问题，大国需要以机制建设为抓手不断提升全球治理能力。一是以身作则维护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大国必须坚定支持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当今世界发生的各种对抗和不公，不是因为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过时了，而恰恰是由于这些宗旨和原则未能得到有效履行。”二是引领主要国际机制的变革调整。在政治安全领域，进一步强化联合国安理会在维护国际和地区和平上的功效，并通过渐进式改革增强其成员代表性和结构合理性。在经济金融领域，继续推进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的份额和投票权改革，促进世界贸易组织在降低关税、开放市场、争端解决方面取得更大进展，强化二十国集团在协调国际宏观政策、应对经济危机方面的核心地位。此外，积极发挥金砖国家合作、共建“一带一路”等机制在促进均衡发展、维护公平正义中的作用。三是推动新兴全球治理机制建立。全球治理机制需要与时俱进，不能固守传统议程，而要根据形势发展、现实需求不断增加治理机制、拓展合作领域。比如，以ChatGPT为代表的生成式人工智能的突破性进展在给人类社会带来生产力飞跃和生活便利化的同时，也带来了隐私泄露、失业加剧、伦理冲击、安全失控等一系列问题。大国有责任通过倡导建立相关领域治理机制实现各国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健康发展和良性竞争。
大国要提升价值引领能力。世界秩序不仅涉及物质层面的权力格局和利益分配，还关乎世界应该向何去处的价值判断。这一判断关系到我们对人类基本价值立场的确认，是影响世界发展方向和前途命运的重大问题。大国之所以能够在世界秩序中扮演更大的角色作用，除了物质实力占优外还取决于其强大的观念塑造和价值感召能力。换言之，正是由于顺应了历史的发展潮流，提出了能够引发普遍共鸣的价值主张，大国才能主导建立某一世界秩序。当前，在国际动荡变革加剧的背景下，大国存在三种关于世界秩序的价值取向。一是文化霸权主义，这是西方霸权在文化领域扩张弥散的结果，将西方文明视为世界秩序唯一的价值基础，通过自身价值理念和文化产品的单向输出以实现对非西方世界的支配，这无疑将加剧西方文明与非西方文明的对立冲突。二是文化相对主义，强调每一种文化的独特性与优越性，并认为不同文化之间难以找到可以通约的价值一致性，这显然夸大了不同文化的个性与差异，同样将加剧不同文化之间的紧张与冲突。三是全人类共同价值，即在尊重不同国家和民族个性的基础上通过平等对话、包容协商找到人类共存的最大公约数。全人类共同价值是人类社会普遍公认并一致追求的基本诉求，为我们在世界秩序重塑中正确处理个性与共性、特殊与普遍的关系提供了思想引领。大国应将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实现形式予以具体化并不断丰富完善，为新型世界秩序建构奠定规范基础。
（作者为西南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教授）
【注：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的理论和实践研究”（项目编号：23ZDA023）阶段性成果】
责编/常妍 美编/王梦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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