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中和”理念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内涵，是反映中华民族深层精神追求的精神标识。以“中和”理念为核心形成的和而不同的“中和”哲学观塑造出中国人独特的精神世界，秉持九州共贯、多元一体的大一统传统的“中和”国家观是建构历史中国理想社会秩序的文化底蕴和价值支持，协和万邦、天下大同的“中和”天下观为建设更加美好世界贡献中国智慧，让中华文明在新的时代放射出更加璀璨的光辉。
关键词:“中和”理念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哲学观 国家观 天下观
【中图分类号】G12 【文献标识码】A
“北京中轴线——中国理想都城秩序的杰作”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这是对作为建筑群所体现的人类城市规划建筑文明价值的认可，更是向作为中国理想都城秩序所体现的“中和”理念的致敬。“中和”理念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内涵，不仅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深刻塑造着历史中国政治经济社会形态，对当代中国与世界的文明进步也有着宝贵的借鉴意义。
“中和”哲学观：塑造中国人独特精神世界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基因，植根在中国人内心，潜移默化影响着中国人的思想方式和行为方式。”[1]我们生而为中国人，最根本的是我们有中国人独特的精神世界，有百姓日用而不觉的价值观。“中和”理念就是反映中华民族深层精神追求的精神标识之一。
在中华传统文化中，往往一个字就是一个独立的概念，把两个字合在一起又会成为一个新的概念，既包含了原先两个概念的基本内涵，又在其基础上赋予新的内涵。“中和”就是由“中”与“和”组成的复合概念。
就词源来说，“中”是旗帜的象形词，本原含义是正午时刻太阳位于天空正中，旗帜和旗杆投影于地面正中，由此引申出中央、正中之意。《逸周书·作雒解》记载西周建立后，周公寻找天下之“中”来建都，最终选择了洛邑为都城。西周早期青铜器何尊铭文“宅兹中国”说的也是建都洛邑之事，这是“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到后来，春秋战国时期《荀子》讲“欲近四旁，莫如中央，故王者必居天下之中，礼也”，《管子》讲“天子择中而处”，汉代贾谊《新书·属远》讲“古者天子地方千里，中之而为都”，讲的都是同一个意思。历代王朝所选的都城要位于天下之中，“尚中”也成为中华文明源远流长的文化传统。“中”引申到社会政治生活层面，主张养中庸之德，践行中庸之道，指在处理政事时公正公平、恰如其分，不要走极端。《论语·尧曰》中记载尧对舜讲的一段话：“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其中。四海困穷，天禄永终。”后为大家熟知的《尚书·大禹漠》中“允执厥中”正是由“允执其中”而来，宋代理学家朱熹解释为“所谓中者，不偏不倚、无过不及”，把“尚中”价值观进一步光大并且理论化。
“和”在《说文解字》中的解释是“相应也，从口，禾声”，指人口所发声音的应和，引申扩展为五味与五音的调和。《国语·郑语》记载的周太史史伯提出“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及“以他平他谓之和”的思想，《左传·昭公二十年》记载的晏婴通过烹制食物和弹奏音乐说明“若以水济水，谁能食之？若琴瑟之专一，谁能听之”的道理，是我国春秋时期论述“和”思想的代表，体现了深刻的辩证法思想。“和”就是尊重多样性的存在，“和”的前提是“不同”，首先要承认“不同”，在“不同”的基础上形成“和”；如果一味追求“同”，忽视或不尊重“不同”，不仅不能使事物得到发展，反而会使事物衰败。后来，中国历代思想家进一步演绎了“和而不同”的思想。孔子把它用在评价人的道德品格方面：“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北宋时期的苏轼在《上神宗书》中进一步发挥为：“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和如和羹，同如济水。”用于指称一种良好的政治行为模式。
“中和”一词出自《礼记·中庸》：“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这是从天地生化的本体论意义上讲的。以“中”为“本”，把“中”上升到天地之间存在的本根之物，是为人与万物生命之源，宇宙大化生命之运演。以“和”为“道”，把“和”作为天地生化的基本规律，是为自然和人类社会演化的基本状态。做到“中和”这一至高境界，则天地万物各安其位、各得其所，生生不息、繁荣兴盛。
“中和”国家观：建构历史中国理想社会秩序
精神世界的品格必然会反映在现实世界的建构中，哲学观塑造国家观。进入到社会政治层面，“中和”理念成为建构历史中国理想社会秩序的文化底蕴和价值支持，以“中和”理念为基本价值指向的北京中轴线就成为历史中国理想社会秩序在都城建设上的代表性体现。何为历史中国的理想社会秩序？就是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九州共贯、多元一体的大一统传统”[2]。
“大一统”要义在“统”，其核心就是强调社会政治秩序的统一。如何统？向中而统，以中来统。在人类文明发展进程中，都城秩序是国家秩序的上位形态与核心形态，主导着整个国家秩序的建立，塑造着整个国家秩序的属性。都城是国家的政治中心，中轴线是都城的中心。北京中轴线以故宫为中心，前后建筑沿中轴线排布，两侧建筑物左右对称，传递的也是“以中为尊”的观念。
正因为以中为尊，就能形成中央政权的权威，结束“礼乐征伐自诸侯出”的乱象，回归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秩序。“六合同风”同的是中央的风俗教化，“九州共贯”贯通的也是中央的政令。这是中国国家建设的实践逻辑，也是国家建设的客观历史。“中国”是以周王朝为中心形成的国家概念，一开始只是周朝都城洛邑一个“点”。以这个点为中心，辅以分封制、宗法制、井田制、国野制等国家制度安排，便逐渐形成国家疆域与国家治理，明确了西周天子与诸侯君臣关系，诸侯国政权同周王室之间隶属关系，确立起西周王朝统一的社会制度、统一的礼治秩序。这样的“中国”事实上体现了地理、政治、文化上“以中心统摄四方”的一统意识。
在随后几千年的历史演进中，中华民族进一步形成了关于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的丰富思想。从秦汉到明清，中华民族是在“中央—郡县”制一元化的国家形态结构的机制作用下而形成的。中华民族追求疆域领土统一，推崇中央政府权威，注重文化共识凝聚，反对国家四分五裂、地方各自为政、价值观虚无混乱，确立起国土不可分、国家不可乱、民族不可散、文明不可断的共同信念。尽管一些历史时期也曾出现过分裂局面，但统一始终是主流，逐鹿中原是为了向中统一。“中和”国家观超越地域乡土、血缘世系、宗教信仰等，把内部差异极大的广土巨族整合成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让中华大地上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融为一体，即使遭遇重大挫折也牢固凝聚。不论分裂的时间有多长、分裂的局面有多严重，最终都会重新走向统一。
需要强调的是，“大一统”的统并不是同质化的集聚，不是清一色的叠加，不是一刀切的规制，而是“和”的基础上的“统”。《论语·学而》讲“礼之用，和为贵”，国家秩序是有活力的秩序，社会活力是有秩序的活力。体现在都城建设上，太庙与社稷坛、天坛与先农坛分列中轴线两侧，钟鼓楼、永定门南北呼应，“承天接地”“左祖右社”的国家礼制背后是国家机构的各居其位、各司其职。支持大一统的“和”是国家内部不同区域、不同群体、不同职能之间的相互承认、彼此尊重、和谐圆融；是和而不同、互相包容，求同存异、共生共长；是和睦相处，和衷共济，共同发展；是各美其美，美美与共，协和万邦。这样的“和”兼容而不冲突、协作而不对立、制衡而不掣肘、有序而不混乱，是矛盾双方在一定条件下达到统一而出现的状态。在这种状态下，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间以及社会内部诸要素之间实现均衡、稳定、有序、繁荣。历史学家钱逊把这样一种状态和秩序称为“各得其所”。国家内部诸要素各得其所，国家统一就有了坚实的基础。
“中和”天下观：建设更加美好世界的中国智慧
《大学》讲“国治而后天下平”。治理国家与治理天下是同一个道理，“中和”国家观自然会衍化出“中和”天下观。《礼记·礼运》讲“大道之行，天下为公”。协和万邦、天下大同，是“中和”天下观的集中体现。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文化根脉，其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不仅是我们中国人思想和精神的内核，对解决人类问题也有重要价值。”[3]中国共产党人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方案，正是的“中和”天下观在当今世界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赋予“中和”理念新的时代内涵和现代表达形式以激活生命力，让中华文明在新的时代放射出更加璀璨的光辉。
“不偏不倚、无过不及”的“中”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石。偏激、偏执、零和思维是形不成共同体的。人类社会进入21世纪，构建适应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世界新秩序，提出能为世界各国共同接受、促进世界各国分享公平正义的发展愿景，建构属于世界各国而不是个别大国的真实、真正的共同体，是现代世界最可宝贵的公共产品。世界秩序本质上是一种关系性的存在，没有共同的认可、没有共同的参与，就是一纸空文、一句空谈，甚至还会导致更大的混乱与失序。中国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致力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推动建设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主张世界命运应该由各国共同掌握，国际规则应该由各国共同书写，全球事务应该由各国共同治理，发展成果应该由各国共同分享，让21世纪的世界秩序具有了更广泛的共识和更可靠的基础。
“和而不同”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精髓要义所在，亦是中华文明对21世纪人类社会行为模式最可贵的涵养与教化。“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一个“清一色”的世界不可能存在也不应该存在。利用优势地位、“按照自己的面貌”对不同历史主体的行为进行格式化既是傲慢的自负，也是深深的自卑。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是以一种制度代替另一种制度，不是以一种文明代替另一种文明，而是不同社会制度、不同意识形态、不同历史文化、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在国际事务中利益共生、权利共享、责任共担，形成共建美好世界的最大公约数。人类命运共同体充分尊重文明多样性的“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坚持全球治理中“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倡导在发展道路上“鹰击长空、鱼翔浅底，万类霜天竞自由”，用天下大公的文明光辉把世界各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变成现实。这是人类社会在现有社会生产力水平和现有制度关系条件下所能达到的理想而又具有现实性的发展与治理境界。
英国哲学家罗素说：“中国至高无上的伦理品质中的一些东西，现代世界极为需要”，“若能够被全世界采纳，地球上肯定比现在有更多的欢乐祥和”[4]。基于中华五千年灿烂文明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给中国也给世界一种新的世界观：原来世界可以这样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所以，中国好世界好，这并不是什么外交辞令，而是基于中华文明禀赋所决定的发展道路与发展方略。每个国家、每个民族自由的发展是一切国家与民族自由发展的前提。“中和”天下观告诉我们，历史并没有终结，人类社会并不是只有一条现成的路，还有很多的新路有待我们去开辟；人类的文明从来不是一花独放，而是一个百花园，各种花朵五彩缤纷、争奇斗艳、共存共生才是人类社会本来和应该的文明图景。
【本文作者为中共中央党校教授（国家行政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注释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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