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统筹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本质在于通过畅通工农城乡循环、推动人口双向流动和社会融合、促进城乡功能衔接互补，构建经济、人口和城乡发展的良性互动机制，促进城乡融合发展。统筹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是一个发展命题，更是一个改革命题。要加快破除城乡要素双向流动、公共资源配置、市场一体化建设等方面的体制机制障碍，通过城乡改革联动、市场联通、数字技术赋能、产业协同、县域率先突破等，高效统筹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促进城乡高质量融合发展。
【关键词】城乡融合发展 新型工业化 新型城镇化 乡村全面振兴
【中图分类号】F323/F299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4.21.006
【作者简介】涂圣伟，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产业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室主任、研究员。研究方向为农业农村公共政策、城乡融合发展。主要著作有《中国乡村振兴的制度创新之路》《中国农民农村共同富裕道路》《中国重要农产品价格波动与调控新机制》等。
城乡融合发展是世界范围内各国推进现代化建设的普遍趋向。但是，一个国家具体走什么样的城乡融合发展道路，以什么方式来推进城乡融合，并没有统一模式，往往由其基本国情和发展实际决定。我国“并联式”推进现代化的战略路径，决定了城乡融合发展必然建立在工农互促、城乡互补的基础上，这与西方一些国家存在明显区别。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统筹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明确了我国推进城乡融合发展的路径。这一全新的提法，既是对过去处理工农城乡关系所形成经验的总结，又是顺应工农城乡关系演变规律、基于我国城乡融合发展阶段、契合我国国情农情作出的探索创新，体现了我们党在推进城乡融合发展认识上和理论上的不断深化。统筹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这一重要部署在2023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统筹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的基础上，增加了新型工业化，将统筹“两个方面”拓展到统筹“三个方面”，既强调城乡关系，也强调工农关系，并将工农、城乡关系结合起来，拓展了城乡融合发展的内涵。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关系原理，生产力的发展是推动社会进步和城乡关系演变的根本动力。如果生产力不能得到充分发展，城市和乡村就很难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融合，而推进新型工业化是发展生产力的关键路径。由此，只有将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三个方面统筹起来，城乡融合发展的内涵才是完整的，推进城乡融合发展才是现实可行的。本文从优化工农城乡关系角度，重点阐述统筹“三个方面”的内在逻辑和实现路径。
从工农城乡关系角度把握统筹“三个方面”的价值意蕴
工农城乡关系是基本的经济社会关系，影响一国现代化建设进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现代化进程中，如何处理好工农关系、城乡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现代化的成败。”实践深刻揭示，促进工农城乡协调发展、共同繁荣，是不可违背的客观规律，是现代化建设必须遵循的普遍准则。从全球范围看，在现代化进程中，城镇比重上升，乡村比重下降；非农产业比重上升，农业比重下降，是一个普遍性趋向。但是，我国目前仍有近5亿人居住在乡村，第一产业就业人员占就业总人数的比重超过20%，即便将来我国完成了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仍然会有大量农民留在农村、从事农业，这就决定了我们推进工业化、城镇化建设不能以荒芜的乡村、萎缩的农业为代价。与此同时，乡村与城镇共同构成了人类活动的主要空间，其所具有的生产、生活、生态、文化等多重功能，也不是城镇完全能够替代的，城乡功能型差异不可能消除，农业作为国民经济基础产业和战略产业的重要地位不会改变。由此，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不管工业化、城镇化进展到哪一步，农业都要发展，乡村都不会消亡，处理好工农关系、城乡关系将始终是我国现代化建设中具有全局性和战略性意义的重大课题。
过去很长一个时期，我国工业化呈现粗放式发展特征，城镇化走的是一条速度型、规模扩张型道路。在传统工业化城镇化路径模式下，城乡公共资源配置不均衡、要素交换不平等、利益分配不合理，工业对农业的反哺能力、城市对乡村的带动能力不强。由此，城乡、工农之间难以形成新型城乡工农关系。其结果是，与快速推进的工业化、城镇化相比，我国农业农村现代化进程相对滞后，农业农村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突出短板，城乡发展不平衡、农村发展不充分成为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集中体现。与传统工业化、城镇化发展模式不同，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与乡村全面振兴具有理念统一性、目标互促性和过程互动性，三者是内在联系、相互贯通、相互促进的有机整体。统筹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顺应了我国工农城乡关系演变规律，是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基于生产力发展阶段要求对处理好工农城乡关系作出的战略安排。
统筹“三个方面”的目的，在于发挥新型城镇化、新型工业化和乡村全面振兴各自的作用，构建形成工农互促、城乡互补、协调发展、共同繁荣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缩小城乡差别，通过构建城乡融合发展新格局推动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
从新型工业化角度看，在工业化向高质量发展转变过程中，会产生新的工农业协调发展模式，有利于形成新型工农关系。舒尔茨认为，传统农业只能维持简单再生产，是一种长期停滞的农业形态，原因在于农业技术长期停滞和生产要素长期得不到更新；改造传统农业的关键是引进新的现代农业生产要素，这些要素可以使农业收入流价格下降，从而使农业成为经济增长的源泉。[1]新型工业化带动城镇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有利于增强城镇集聚经济和人口的能力，并通过技术扩散、产业协同等带动乡村经济发展，促进工农业部门劳动生产率收敛，为城乡融合发展提供基础支撑。
从新型城镇化角度看，与传统城镇化模式不同，新型城镇化更加注重城乡空间合理规划、城乡功能耦合和公共资源一体化配置，有利于缩小城乡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差距；同时，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通过有效吸纳农业转移人口，有利于改善农村人地紧张关系，为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创造更大空间，优化农业生产要素配置结构，促进农业生产效率提升；此外，新型城镇化有利于促进城乡社会文化的交流，打破城乡之间的文化隔阂和偏见，营造城乡融合发展的社会基础和文化氛围。
从乡村全面振兴角度看，通过补齐农业农村发展短板，推动乡村全面振兴，更好发挥乡村作为要素市场和消费市场的作用，有利于促进新型工业化和新型城镇化发展。乡村是一个与城市不同的差异化消费场域，对城乡产业转型升级和经济循环具有重要牵引作用；同时，乡村作为要素市场，对优化农业部门要素配置和改善城乡要素交换关系具有积极意义，前者有利于推动农业效率变革，后者对提升城乡资源配置效率、推动新型城镇化具有重要作用。
统筹“三个方面”的内在逻辑：基于工农城乡循环、人口双向流动、城乡功能耦合维度
统筹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是基于我国经济发展阶段、城乡人口结构、社会结构整体性变迁，对城乡空间布局、公共资源配置、产业发展、社会治理等进行系统构建的过程，其本质在于通过畅通工农城乡循环、人口双向流动和社会融合、城乡功能衔接互补，形成经济、人口和城乡发展良性互动机制，促进城乡融合发展。
工农城乡循环畅通。畅通工农城乡循环，是畅通国内经济大循环、增强我国经济韧性和战略纵深的重要方面。[2]长期以来，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不仅造成农村发展动力不足，也导致农业农村发展难以完全融入整个国民经济循环体系。统筹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本质上在于重构工农城乡要素流动和物质交换，使资源要素能够在工农部门之间、城乡之间有序流动和优化配置，各类生产部门能以更合理的方式、更高级的形态组织起来，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环节衔接畅通，实现城乡要素对流、产业耦合和供需适配，进而使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由二元归于一体化发展，实现工农城乡循环畅通，推动农业农村发展更好融入国民经济循环体系。
具体来看：一方面，畅通工农城乡循环促进了城乡产业分工协同。随着新型工业化和新型城镇化的推进，城镇的综合承载能力和辐射带动能力增强，将引导部分乡村产业向城镇集中、向园区集聚；同时，随着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和交通条件改善，当城镇化达到一定程度后，由于市场拥挤效应和要素成本上涨，部分不依赖城镇集聚效应的产业或产业链环节将向乡村转移，从而形成城乡更为合理的产业分工格局。例如，四川省成都邛崃市以“县城＋产业功能区＋特色镇＋新型社区和林盘聚落”为主，促进农商文旅体融合发展，构建以镇为核心功能节点的产业集群，促进了县域产业一体化发展。另一方面，强化了城乡生产和消费联系。工业化理念以及先进技术、物质装备、社会化服务等工业化成果更加广泛地应用到农业产业链建设中，有利于提高农业生产率，促进农业新产业新业态发展，优化农村供给体系，推动更多优质农产品进城，吸引城市居民下乡消费；同时，适应农民消费需求升级，通过消费“下沉”，开发适合农村市场的消费品和服务，有利于改善农民生活品质。
城乡人口双向流动与社会融合。城乡融合发展的核心在人。按照马克思恩格斯的城乡融合观，城乡融合发展的目的是人的自由全面发展。[3]恩格斯在《共产主义原理》中提到，“通过消除旧的分工，进行生产教育、变换工种、所有人共同享受大家创造出来的福利，通过城乡的融合，使社会全体成员的才能得到全面发展”。[4]过去，我国大量农业人口向城市转移，但很难平等享受城镇基本公共服务，也难以顺利融入城市社会；同时，城市人才下乡面临诸多困难，很难留在农村。统筹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实质上是统筹城乡之间人口的有序流动、就业安居和融合发展。其中，人口流动不是农村人口向城市的单向流动，而是人口在城乡之间双向自由流动；同时，人口在空间上的流动与基本权益的保障是相匹配的，也就是说，无论就业居住在何处，都能享有平等的发展机会，从而让能进城愿进城的，更快更好融入城市；让愿意下乡的，扎根农村、施展所能。
一方面，对农业转移人口而言，新型工业化带来产业升级和就业结构优化，促进农业转移人口向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等产业转移，有利于提高就业技能和收入水平。同时，新型城镇化建设是以人为本的城镇化，由常住地登记户口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制度的建立健全，使农业转移人口能够平等享受城镇基本公共服务，有利于农业转移人口加快市民化，更快更好融入城市。另一方面，对广大农村居民和下乡返乡群体而言，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建设的推进，将强化对乡村发展和农业现代化的带动作用，通过城镇基础设施向乡村延伸、公共服务和社会事业向乡村覆盖，缩小城乡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差距，使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同时，通过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拓展乡村文化、生态、创业等功能，不断改善农村人居环境，使农村居民就地过上现代文明生活，下乡返乡群体能留在农村、扎根农村。
城乡功能耦合协调。城镇和乡村是人类生产生活的两大空间形态，在满足城乡居民多元化需求、促进经济增长方面各自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统筹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在于通过产业培育、公共资源配置、城乡建设等，使城乡各自功能得到充分拓展和完善；同时，强化城乡功能衔接，构建起互补互利、兼具多样性和灵活性的功能体系。
对城镇而言，统筹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将对城镇化的内涵品质和结构形态带来重要影响，有利于形成产业升级、人口集聚、城镇发展的良性互动，促进城镇综合功能提升。比如，产业数字化、智能化、网络化发展，将推动基于传统地理空间的产业集聚向虚拟集聚发展；新的产业价值网络的构建与拓展，将带来城市群和都市圈内部产业分工网络和协同模式的变化，促进生产要素跨区域流动，同时也给一些具有潜能的中小城市参与价值网络、提升经济和人口承载能力创造了机会。乡村全面振兴的推进，特别是农村集体产权制度、土地制度改革的深化，有利于解决进城落户农民的后顾之忧，使他们更好更快地融入城市，有利于城镇人力资本积累和内需潜能释放。2023年全国农民工2.98亿人，其中外出务工农民工1.77亿人，据相关研究估算，他们消费被抑制的程度为23%左右。[5]如果能够消除他们的“后顾之忧”，使他们平等享受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将形成很大的增量消费，同时带动城镇投资增长。
对乡村而言，乡村长期以来更多以居住单元形态存在，农业主要以生产功能为主，农业多重功能、乡村多元价值没有得到充分开发，城乡在生活、生态、文化等方面的功能没有实现充分耦合。新型工业化和新型城镇化带动辐射，以及乡村建设和治理水平的提升，将推动乡村从要素和实物供给单元向生态空间、文化传承与新消费载体等转变，成为多功能空间。[6]比如，地域广阔的乡村、规模巨大的农村居民整体迈向现代化，这在全球范围内也没有先例，几亿农民同步迈向全面现代化，能够释放巨量的消费和投资需求，必然会对国民经济和现代化进程产生重要影响。
统筹“三个方面”的基础与进展
统筹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是一个全新提法，但三者统筹发展的实践却一直在向纵深推进。党的十八大以来，不论是推进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四化同步”，还是统筹城乡发展，我国工农城乡关系都在制度改革、技术赋能等共同作用下不断优化，为统筹“三个方面”奠定了坚实基础。
构建新型工农城乡关系的制度框架基本确立。制度创新一直是推动我国工农城乡关系演变的关键因素，在构建新型工农城乡关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工农城乡关系扭曲格局的打破，始于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主的一系列制度创新；工农城乡关系要真正走向融合，关键仍在制度创新。党的十八大以来，围绕城乡规划布局、要素配置、产业发展、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等开展的制度创新，不论是在广度、深度上还是系统性上，都得到了拓展，工农城乡协同发展的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基本形成。城乡规划布局方面，通过不断健全城乡统筹规划制度，统筹城乡土地利用、产业发展、居民点布局、人居环境整治、生态保护和历史文化传承等，加强城乡一体化设计，改变了城市和乡村两个规划体系、两套管理制度的局面，城乡规划融合水平不断提升。生产要素配置方面，聚焦“人地钱技”等要素，着力破除妨碍城乡要素自由流动和优化配置的壁垒，逐步完善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机制、城市人才入乡激励机制、乡村金融服务体系、工商资本入乡促进机制、科技成果入乡转化机制，等等，促进了城乡生产要素的双向流动和优化配置。产业发展方面，不断健全城乡产业协同发展机制，完善产业协同发展平台，推动了产业在城乡的合理分布和融合发展。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方面，健全有利于城乡基础设施一体化发展的体制机制，完善有利于城乡基本公共服务普惠共享的体制机制，推动了城乡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公共服务共建共享。
要素跨城乡跨部门流动更加顺畅高效。城乡融合发展在要素层面体现为通过对传统资源要素配置方式、结构的系统性调整，实现要素配置从传统到现代、从静态到动态、由低级到高级的突破性变化。近年来，通过深化要素配置市场化改革，打通城乡要素流动的梗阻，过去城乡要素不平等交换、双向流动不畅的局面得到明显改善，城市与乡村之间、农业与非农部门之间要素的流动更加顺畅。具体而言，一是户籍制度改革不断深化，城镇落户通道逐步拓宽，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加快向常住人口覆盖，农业转移人口能够更快更好地融入城市。2023年末，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66.16%，比1949年末提高55.52个百分点，年均提高0.75个百分点。二是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稳妥有序推进，农村承包地二轮延包试点基本实现省级全覆盖，新一轮宅基地制度改革试点稳慎开展，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试点进一步深化，让农民更加充分地分享财产权益，拓宽了增收致富渠道。自然资源部数据显示，2023年，全国350个县（市、区、旗）共试点完成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719宗，宗地面积1.31万亩，总成交金额185.2亿元，留存农村集体经济组织91.76亿元，分配农民个人10.83亿元。三是建立起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投入保障机制，中央预算内投资、超长期特别国债、地方政府专项债券支持力度不断加大，土地出让收入用于农业农村的比例稳步提高，农村金融服务更加优化，在政策支持引导下，生产要素更多向乡村流动集聚。2023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农林水支出达2.4万亿元，比2018年增长14%，返乡入乡创业人员累计达到1320万人。
城乡公共资源配置更加均衡。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具有公共品属性，既是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内容，又是推进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支撑。当前，我国城乡差距大的最直观表现是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差距大，这是长期以来城乡公共品供给机制二元分割所导致的，对乡村产业发展、农民收入增长和生活品质改善形成制约。近年来，通过不断加大公共资源向“三农”配置的力度，持续推动城镇基础设施向农村延伸，城镇公共服务向农村深度覆盖，城乡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差距明显缩小。基础设施方面，水电路信等基础设施不论是覆盖面，还是联通度都得到持续提升，城乡基础设施一体化水平显著提高。2023年末，我国具备条件的乡镇和建制村全部通硬化路、通客车，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90%，农村卫生厕所普及率达到75%左右，通5G的行政村占比超过90%，农村电网供电可靠水平进一步提高。农村人居环境明显改善，2023年末全国有87.6%的村生活垃圾实现集中处理，农村乱排污水现象得到有效治理。基本公共服务方面，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深入推进，城乡教育共同体建设取得积极进展，义务教育教师“县管校聘”改革逐步深化，县域内义务教育学校校长教师交流轮岗基本实现常态化。据教育部统计，2023年全国乡村义务教育阶段专任教师195.3万人，生师比达到12.4∶1，比2013年下降1.4。优质医疗资源逐步向乡村下沉，紧密型县域医疗卫生共同体建设取得积极进展，乡村两级医疗机构和人员“空白点”基本消除，城乡统一的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和大病保险制度不断健全。[7]
城乡产业发展协同性不断提升。产业协同发展是城乡融合的重要标志。我国城乡二元结构最先体现为工农业产品不等价交换和要素流动限制，改革开放后城乡产品交换关系得到明显改善，但城乡之间产业协同发展水平不高。近年来，通过不断健全城乡产业协同发展机制，我国城乡产业发展的协同度、农村三产融合度得到显著提升。一是打造了一批产业融合发展平台，乡村产业集聚化水平稳步提升。到2023年，全国创建形成优势特色产业集群220个、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350个、农业产业强镇1709个，培育乡村特色产业专业村镇4068个，实现总产值9000多亿元。二是农村三产融合发展取得积极进展。农业产业链条不断延伸，农产品加工转化率达到74%，农产品加工业产值与农业总产值比从2018年的2.3∶1提高到2023年的2.59∶1。农业功能不断拓展，农业与文化、教育、旅游、康养、信息等产业不断融合，催生出中央厨房、农商直供、农村电商等新业态新模式。2023年末，全国开展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接待的村占比为14.7%，年接待游客超过30亿人次，休闲农业营业收入达到8400亿元。农产品电商销售额超过7300亿元，农村网络零售额达到2.49万亿元。三是城乡现代流通体系不断健全。县乡村三级物流配送体系基本建成，已累计建成1200多个县级公共寄递服务中心、超30万个村级寄递物流综合服务站，全国74.5%的村有电子商务配送站点，“工业品下乡、农产品进城”渠道更加通畅。
统筹“三个方面”需要破除的主要障碍
目前我国工农城乡发展差距依然比较明显，通过工农业比较劳动生产率、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两个指标的比较，可以清晰揭示这一差距。近年来，尽管我国农业比较劳动生产率，即农业增加值比重与农业就业比重的比值有所提高，但相较于非农产业特别是制造业的比较劳动生产率还存在较大差距；同时，尽管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值缩小至2.39，但二者差距的绝对值依然较大。2023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51821元，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1691元，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差距的绝对值超过3万元。统筹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依然面临一些需要破除的障碍。
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的联动效应不强。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三者之间各自独立，但又具有内在一致性和相互支撑性。统筹“三个方面”，不能仅靠行政手段简单将它们捏合在一起，而是需要三者各自发挥作用、彼此提供支撑、形成协同效应。但是，目前不论是推进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还是乡村全面振兴，都在不同程度上存在短板弱项，导致各自作用无法充分发挥，联动效应也需要增强。从新型工业化看，创新链与产业链融合程度不深，科技创新对产业创新的支撑能力不强，战略性产业发展政策和治理体系不健全，传统产业升级动能不足，新兴产业成长较慢，对城镇经济承载能力提升、乡村经济带动作用不强。从新型城镇化看，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机制还不健全，缩小人口城镇化率与户籍人口城镇化率的差距面临一定困难；2012～2023年，我国人口城镇化率和户籍人口城镇化率的差值从17.24个百分点扩大至17.86个百分点。作为城乡纽带的县城存在短板弱项，县域经济转型升级面临诸多挑战，导致县城综合承载能力和治理能力不强，既难以承载新型工业化发展，同时对乡村的带动能力也较弱。从乡村全面振兴看，乡村产业发展水平、建设水平和治理水平还有待提高，要素市场和消费市场建设存在短板，乡村产业链拓展有待加快，土地制度、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等还有待进一步深化，影响了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和新型工业化发展。
城乡要素优化配置面临制度性障碍。长期以来，城乡二元体制阻隔了城乡生产要素的互动，割裂了城乡经济循环。近年来，伴随一系列重大改革的深入推进，生产要素跨城乡、跨区域流动更加顺畅，但城乡要素配置依然不尽合理，不仅表现为要素流向的不均衡，更突出表现在城乡要素交换的不平等，主要包括要素财产权利的不对等、城乡要素市场的二元性和要素收益分配的不公平。从实践看，仅仅依靠政策引导，抑或单纯依靠市场机制的自我完善来化解、发展的过程来消化这一问题，显然是不够的。城乡要素结构性错配，带来全要素生产率损失，已经成为我国城乡差距难以根本缩小的关键原因之一，必须从根本上打破妨碍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双向流动的制度壁垒。与此同时，城乡要素流动的整体性、协同性也需要加强，人才、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协同从低质低效领域向优质高效领域流动还不够畅通，影响要素配置整体效率。比如，城乡人口流动与土地流转不匹配的现象还比较突出，大量农业转移人口进城落户，但其在农村的土地权益退出的渠道还不畅通；越来越多的返乡下乡群体到农村创业创新，但用地保障不足，面临“用地难”问题，这种不匹配现象对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造成不利影响。
城乡市场一体化体系建设尚需加快。市场经济本质上就是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经济。统筹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的成效，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市场体系的健全程度与运行效率。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和发展过程中，市场发育存在要素滞后于商品、农村滞后于城市的现象，城乡统一的要素市场体系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难以满足城乡资源优化配置、产业协同联动发展的要求。具体地看，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土地市场等尚未真正形成，资本要素、技术要素、数据要素等市场发育则相对迟缓，产权保护、市场准入等市场基础制度存在短板，市场主体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的局面还没有完全形成。市场体系不健全，整体运行效率不高，导致要素价格难以真实灵活地反映市场供求关系、资源稀缺程度，制约了城乡要素在更大范围、更宽领域和更深层次进行平等交换和优化配置。以农村产权流转交易市场为例，截至2022年底，全国具有法人资格的农村产权流转交易市场达到1345家，但规则制定不完善、监管机制不健全、配套服务不充足等问题比较突出，影响了农村产权流转交易发展质量。
城乡公共资源配置效率不高。近年来，通过加大公共财政在“三农”领域的投入倾斜力度，我国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明显改善，但农村地区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历史欠账多、城乡差距依然明显。这种差距不仅体现在总量上，也体现在质量上。比如，城乡互联网普及率、数字技术创新能力和应用能力存在明显差距；城乡医疗设施、医疗服务、医疗技术，以及城乡教育设施条件、师资力量、财政投入等资源分配与城镇相比差距也比较明显。同时，我国不少县城公共服务供给总量不足、质量不高，以县城人口规模配置的公共服务标准和实际供给低于城市，难以有效满足城乡居民需求。此外，随着大量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县域公共服务供给与人口分布不协调的现象逐渐凸显，部分地区农村基础设施和农村校舍等公共服务设施闲置或使用低效，公共资源配置效率有待提高。比如，近年来我国乡村医疗机构接诊总人数呈现整体缩减态势，乡镇病床使用率远低于全国病床使用率，农村床位出现大量闲置，医疗资源出现错配现象。[8]
高效统筹“三个方面”的主要路径
统筹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乡村全面振兴是一项系统复杂的工程，是贯穿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全过程的一项长期性任务。要围绕处理好工农城乡关系这一主线，发挥好制度创新、市场联通、技术赋能的协同效应，加快构建新型工农城乡关系，缩小城乡差别，促进城乡共同繁荣发展。
城乡改革联动，促进生产要素在城乡间高效配置、在产业间有序流动。统筹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是一个发展命题，更是一个改革命题。必须通过改革来打破城乡二元结构，畅通工农城乡循环。但推动改革不能就城市论城市，就农村谈农村，必须系统谋划城乡融合发展领域的体制机制改革，增强城乡改革的整体性、协同性。其中，关键在于加快破除妨碍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双向流动的制度壁垒，做好城乡要素优化配置文章，推动生产要素在城乡之间高效配置、在产业之间有序流动。一方面，要在深化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上取得更大突破。兼顾好提升要素配置效率与保障发展安全之间的关系，根据不同要素属性、市场化程度差异和城乡融合发展需要，分类推进农村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逐步扩大农村要素市场化配置范围，畅通城乡要素流动渠道，增强城乡要素流动的整体性、协同性。另一方面，健全促进资源要素向乡村流动的长效机制。实现城乡要素双向流动的重点和难点在于促进资源要素更大规模、更广范围、更为持续的向乡村有序有效流动，这离不开政府的引导推动。为此，要完善政府引导和激励机制，综合运用财政、金融、税收等手段，以更有力的政策举措，引导人才、资金、技术、信息等要素向农业农村流动、向乡村新产业新业态集聚。
城乡市场联通，强化乡村作为消费市场和要素市场的重要作用。推进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有机结合，实质上是一个优化城乡资源要素配置的系统性过程。不论是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和双向流动，还是城乡产业协同联动发展，都是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的领域，需要建立在比较完善的城乡市场体系基础上。为此，要推进城乡市场一体化建设，加强城乡市场联通，重点在以下几个方面着力突破。一是推进城乡统一的土地和劳动力市场建设。健全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完善建设用地市场制度和规则，有序推进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改革，建立公平合理的土地增值收益分配机制；健全建设用地二级市场交易规则、交易服务平台，完善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节余指标、补充耕地指标跨区域交易机制。健全统一规范的人力资源市场体系，促进劳动力、人才在城乡之间顺畅流动。二是健全县域商业体系。推动资源要素向农村市场倾斜，统筹推进县乡村商业网点空间布局，发展物流中心和专业市场，打造工业品和农产品分拨中转地，建立完善县域统筹、以县城为中心、乡镇为重点、村为基础的农村商业体系，畅通工业品下乡和农产品进城双向流通渠道。三是培育乡村消费市场。建立分级分类投入机制，健全乡村消费基础设施和生活服务网络，鼓励企业开发适合乡村市场的消费品，改善农村消费环境，创新消费业态和模式，强化金融支持，推进乡村消费市场增量提质。
数字技术赋能，促进城乡产业协同发展、公共资源优化配置和治理融合。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和应用，为统筹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提供了技术支撑和发展动力。要强化数字技术赋能作用，促进城乡产业升级、公共资源配置、社会治理一体化。一是以数字技术推动城乡产业跨界融合和协同升级。充分发挥数字技术赋能传统生产要素、促进城乡要素流动、优化城乡产业分工等方面的作用，深化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在工农业生产领域的应用，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促进农村一二三产业深度融合发展；大力发展“数商兴农”，实施“互联网＋”农产品出村进城工程，促进城乡生产、流通、消费有效衔接，以数字技术为支撑延伸产业链、贯通供应链、提升价值链。二是以数字技术提高城乡公共资源配置效率。推动数字技术和教育、医疗、就业、文化等公共服务融合，通过“互联网＋教育”“互联网＋医疗”“互联网＋养老”等多样化场景创新，促进优质公共资源城乡共享，提升服务资源覆盖面和均衡普惠度。三是以数字技术提升城乡治理融合水平。优化城乡基层治理一体化设计，积极运用新一代信息技术，建设覆盖全生命周期、线上线下联动、精准高效的数字化治理网络，构建“数字化＋网格化”社会治理新模式，不断提升城乡治理效能。
城乡产业协同，提升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层次和水平。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是统筹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的重要结合点。一方面，更好发挥新型工业化对农村三次产业融合的带动作用，完善农机装备创新体系，大力推广先进适用农机装备与机械化技术，提高农业机械化水平，推动农产品加工提质增效。同时，将农村产业融合发展与新型城镇化建设有机结合，提升县城产业承载和配套服务能力，完善城乡产业协同发展平台功能，搭建技术研发、人才培训和产品营销等平台，支持有条件的地方建设以镇（乡）所在地为中心的产业集群，引导农村二三产业向县城、重点乡镇及产业园区等集中，打造城乡联动的产业集群。另一方面，依托农业农村特色资源，面向新的市场需求，用好新的技术和营销手段，突出地域特点，体现当地风情，合理开发乡土资源，因地制宜发展农产品加工、生态旅游、民俗文化、休闲观光等产业，着力培育为广大消费者所认可、有竞争优势的特色产业，做好“土特产”文章，把乡村资源优势、生态优势、文化优势真正转化为产业优势，提高产业质量效益和竞争力。
县域率先突破，实现产业转型发展、人口合理分布、城乡品质升级良性互动。县域涵盖县城、集镇、村落等多层次空间载体，县域经济包含国民经济一、二、三产业各部门，是统筹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的重要切入点。要在县域率先探索统筹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的路径模式，建立产业转型发展、人口合理分布、城乡品质升级良性互动机制。一方面，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推动县城产业配套设施提质增效、市政公用设施提档升级、公共服务设施提标扩面、环境基础设施提级扩能，提升县城综合承载能力和辐射带动能力，因地制宜发展壮大县域经济，促进县域经济规模与资源环境容量、人口规模与经济规模、公共服务能力与人口规模相匹配。另一方面，优化县域公共资源配置。坚持城乡一体设计、一并推进，进一步完善城乡公共资源配置机制，强化基础设施和公共事业县乡村统筹，推动更多优质资源向乡村配置，合理确定公共基础设施配置和基本公共服务标准，优化配置城乡教育、医疗、养老、公共文化等资源，不断提高城乡基础设施完备度和公共服务便利度。同时，适应县域城乡人口结构、发展形态变化，增强公共资源与人口分布的空间适应性，提高公共资源配置效率。
结语
过去几十年来，我国工业化、城镇化是以高度时空压缩的方式进行的，在极大地推动了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同时，也带来工农城乡关系的急剧变迁。总体上，我国工农关系、城乡关系逐渐从分离对立的不平衡状态趋向协调互动发展，但是，如果只是简单延续传统的工业化和城镇化发展模式，则很难达到城乡融合发展的最终目标状态，甚至会带来新的矛盾和冲突。统筹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不是对当前工农城乡关系的适应性改变和局部性调整，而是基于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要求，摒弃传统模式弊端，从根本上重塑工农城乡关系的战略性举措。未来一个时期，可以预见我国城乡空间布局结构、生产要素流动、社会经济联系等还将进一步发生重大深刻变化，破除城乡二元结构、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进入窗口期，重塑工农城乡关系进入关键期，需要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高效统筹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加快形成工农互促、城乡互补、协调发展、共同繁荣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缩小城乡差别，促进城乡融合发展。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工农两部门劳动生产率‘不收敛之谜’与城乡融合路径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22BJY209）
注释
[1]西奥多·W.舒尔茨：《改造传统农业》，梁小民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年。
[2]刘国中：《完善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辅导读本》，北京：人民出版社，2024年，第53页。
[3][6]涂圣伟：《城乡融合发展的战略导向与实现路径》，《宏观经济研究》，2020年第4期。
[4]恩格斯：《共产主义原理》，《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689页。
[5]蔡昉：《抓住户籍制度改革的机会窗口》，《中国新闻周刊》，2023年第28期。
[7]金轩：《深入推进城乡融合发展 促进城乡共同繁荣》，《人民日报》，2024年9月25日，第7版。
[8]翟绍果、徐天舒：《从城乡统筹到助推共同富裕：社会保障的现实挑战、制度逻辑与渐进路径》，《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23年第2期。
责 编∕桂 琰 美 编∕周群英
Coordinate New Industrialization, New Urbanization, and Comprehensive Rural Revitalization
Tu Shengwei
Abstract: The essence of coordinating new industrialization, new urbanization, and comprehensive rural revitalization lies in promoting the circulation of industry, agriculture, and urban-rural areas, facilitating two-way population mobility and social integration, promoting the integration and complementarity of urban and rural functions, and constructing a benign interactive mechanism for economic, population, and urban-rural development, thus promoting the integrated development of urban and rural areas. Coordinating new industrialization, new urbanization, and comprehensive rural revitalization is not only a development proposition, but also a reform proposition. We need to accelerate the elimination of institutional barriers in the two-way flow of urban and rural factors, allocation of public resources, and market integration construction. Through the linkage of urban and rural reforms, market connectivity, digital technology empowerment, industrial synergy, and county-level breakthroughs, we can efficiently coordinate new industrialization, new urbanization, and comprehensive rural revitalization, and promote high-quality integrated development of urban and rural areas.
Keywords: integrated urban-rural development, new industrialization, new urbanization, comprehensive rural revitalizat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