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届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时，对新质生产力的主要特征、发展动因、体制机制创新等作出了深刻阐述，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系统回答了“什么是新质生产力、如何发展新质生产力”，强调发展新质生产力，必须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形成与之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
关于新型生产关系的基本认识和基本观点。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质生产力的显著特点是创新”。创新主要包括两个方面，其中之一是管理和制度层面的创新。
根据新质生产力的发展要求重塑并形成新型生产关系，从制度创新的角度来说，必须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基本路径就是坚持以经济体制改革为牵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为经济高质量发展创造更健全的体制机制。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强调，要以经济体制改革为牵引，在部署改革任务时，又将“健全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体制机制”专列出来，这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这个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党的基本路线要求和发展是硬道理等基本认识是一致的。总的原则就是：经济是基础，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是根本目的。
从我国的改革历程来看，我们取得的一条重要经验，就是改革要始终紧紧扣住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发展是硬道理。在经济体制改革基础上，推进各方面改革形成一个系统的有机整体，避免出现一盘散沙或者改革任务的简单堆砌，片面推进、单方面突进都不符合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改革一定是有逻辑关系的，这个逻辑关系从方法上来说，就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拉开了我国改革开放的序幕。这次全会的一个突出贡献就是从过去以阶级斗争为纲，回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正确路线上来，也正是从这个角度来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我国历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由此开始，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我们对我国国情形成了科学认识，明确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我国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根本任务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国开始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主要内容的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从根本上改革农村的生产资料所有制，探索农村集体所有制新的实现形式，取得了明显成效。农村改革取得的巨大成就激发了广大人民群众对改革的热情，也坚定了全党对改革的信心。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将改革重心由农村转向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在城乡全面铺开。经济体制改革的目的，是打破当时生产力发展的障碍和束缚，实现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强调要全面深化改革。党的十八大报告正式提出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这个时候进行改革，既突出“全面”，不仅要进行经济体制改革，也包括我国实现现代化所需要的各个方面；又强调“深化”，要发挥经济体制改革牵引作用，明确经济体制改革仍然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强调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同时仍然以经济体制改革为牵引，明确经济体制改革仍然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可见，在制度创新过程中，对改革这项系统工程，尤其是对经济体制改革在整个改革进程中的地位和作用，我们的认识是不断深化的，一方面是因为我们党始终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另一方面也体现了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尤其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客观规律认识的升华。
因此，要形成新型生产关系，就需要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生产关系的核心内容仍然是经济改革，主要是基本经济制度和经济体制的改革，这与上层建筑紧密相关。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强调，要推动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国家治理和社会发展更好相适应。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就是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对立统一的基本观点，以经济体制改革为牵引，系统整体设计推进改革新征程，最终形成和发展新质生产力。
形成新型生产关系面临的时代要求。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的形成与完善以生产力的时代性为前提和基础。新质生产力发展或者说生产力进步是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而出现的，这个时代性特征就突出表现为数字化，数字化对新型生产关系提出了全面变革的要求。
首先，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对基本经济制度提出了变革要求。数字化对基本经济制度带来的挑战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关于生产资料所有制。一直以来，我国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始终坚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而要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一个重要前提就是产权边界清晰。但在数字化时代，数据成为生产要素进入生产函数。一方面，由于数据天然地具有一定的公共品性质，界定其产权边界的成本有时比不界定还要高，而且不同于物质生产资料随消耗而减少的特性，数据的使用反而会使其价值增值，所以数据增值与数据生产、使用之间的界限很难划分清楚；另一方面，数据作为生产要素进入市场又必须要有产权边界，否则会导致市场无效率。在数据成为重要生产资料的情况下，如何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对数据既界定好合乎市场要求的产权边界，又尊重其客观的公共性质，是对现行所有制实现形式提出的新要求。二是关于分配制度。我国坚持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基本分配制度，鼓励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相结合。数据作为生产要素参与分配，需要由市场评价贡献，按贡献决定报酬。按劳分配承认劳动存在差别，但劳动的差别不会太大，从而能够保证分配公平。但随着数字技术的飞速发展，数据的积累速度和对经济的贡献程度不仅比劳动更直接，甚至可能比物质资本贡献更大，若要起到激励作用，必然要给予相应的高报酬，如此可能会形成分配上的数字鸿沟，而且这一数字鸿沟的演化速度比物质资本要快得多。怎么解决数据按生产要素参与分配和以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关系，是我们在分配制度方面遇到的新问题。三是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资源配置方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从资源配置角度来说，核心是政府和市场的关系问题。我们坚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关于政府作用，要做到科学的宏观调控、有效的政府治理。在数字化时代，数据的类型是多样的，有些是私人性质的，有些属于企业专利研究或商业机密，也有些具有公共性质。这些不同类型的数据，所要求的所有制是不一样的，相应的管理体制也不一样，需要根据数据的性质建立新型的所有制形式。这里面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数据作为资源，如何在发挥市场决定性作用的同时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也就是说需要明确哪些数据属于国家、其资源配置过程由政府调控，哪些属于市场、需要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
其次，从微观层面讲，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对市场制度提出了变革要求。一是对企业治理制度的挑战。随着科技的突破性发展，人力资本在生产过程中的作用迅速增强，数据和技术作为生产要素对生产的贡献日益显著，资本与劳动的矛盾演变成人力资本、技术资本与物质资本的矛盾，劳动与生产资料的结合方式也出现了新变化。如数字化用工平台一方面解决了大量劳动者的就业问题，另一方面也带来了就业不稳定、劳动者权益保障不到位的新问题。在数据要素、技术要素等的作用越来越强势的条件下，如何实现企业权、责、利的统一，即如何体现社会主义社会劳动者的主人翁地位成为企业治理制度变革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二是对市场竞争机制的挑战。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一个衡量标准是竞争秩序，竞争制度的核心就是等价交换。加快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不断完善公平竞争制度，非常重视推进反垄断。在我国，反垄断不仅包括反市场主体实施的经济性垄断，也包括反行政主体实施的行政性垄断。随着信息化、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的深入推进，数字化支撑的新型网络化、平台化垄断比传统企业垄断的影响要大得多，而与过去简单地以反不正当竞争为主的企业垄断不同，技术创新所具有的专利性本身就具有排他性，反信息技术方面的垄断如何界定技术创新获得的巨额利润是否属于垄断？界定不清搞“一刀切”，会削弱创新动力，影响企业创新活力，但也不能听之任之，否则就会影响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的健康发展。
最后，从宏观层面讲，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对宏观经济治理体系提出了变革要求。一是关于发挥国家战略规划的引领作用。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关于健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首先强调的就是“完善国家战略规划体系和政策统筹协调机制”。国家战略规划体系的建立和完善是我国的一大特点和优势，以国家战略规划为引领，我国通过举国体制取得了一系列举世瞩目的重大成就。要继续发挥国家宏观经济治理的有效性，坚持国家战略规划的引领作用，一个重要前提就是不断提高对信息的掌握程度。信息数据化达到一定高度以后，会使国家掌握更多更全面的信息，有利于保障战略规划的科学性，但发现和掌握信息的同时也会制造新的信息，具有不确定性的一面，由此导致政府和市场关系进一步复杂化。在信息化、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时代，如何有效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政府成为信息中心和数据资源掌握中心能否替代市场？这同样成为当前面临的一道难题。二是关于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在信息化、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时代，由于劳动者的人力资本提升跟不上产业变革的速度，在社会层面会出现结构性失业问题，贝弗里奇曲线代替菲利普斯曲线，即失业与空位并存，这一矛盾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过程中将会非常尖锐。同时，用工平台化也造成了就业的不稳定以及其他各方面的对立与摩擦。这就对财税体制的托底作用提出了改革的要求。三是关于货币政策。当前，区块链技术的发展为数字货币的出现与使用提供了技术基础。货币的本质是一般等价物，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商品交换的中介，但货币发行和货币信用是以国家信用为支撑的，是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发挥积极作用的表现。所以，数字货币对传统货币制度的最深刻挑战是废除国家信用，由此产生了对宏观经济治理体系的一个根本性颠覆。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原校长、国家一级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