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农村发展的主要目标是让农业农村深度融入全社会分工，使农业劳动生产率和农户收入提高到社会平均水平之上，实现农业经济效率和城乡分配关系的同时改善，并增进农村社会和谐稳定。达成这个目标需要在市场化改革基础上，改善城乡关系，实现城乡人口与产业合理布局，其中尤其要提高农业产业链的综合发展水平，以带动地头农业生产环节的效率提升。从多年农村发展的经验观察看，农村社会中那些具有企业家精神的人士对推动这一进程具有重要作用。近期笔者参加了湖南省茶陵县万樟集团的经营工作考察，发现他们的业绩在很大程度上可支持这一判断。
在中国，实现农业经济效率和城乡分配关系的改善，具体有三个难题。
一是农业效率提升难。在传统农业条件下农民收入本来很低，使农业资本替代农业劳动力的动力不足，农业经营规模扩大困难，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受阻，进一步影响农民收入提高。这是一种需要外部因素介入才能有效打破的不良循环。
二是农民就近兼业难。传统农业受到社会分工扩张的冲击以后，农民开始以外出打工方式向高生产率部门转移，其中远距离长期外出务工的人口已经不是农民。留在农村的农业经营者在农闲时间就近兼业务工的机会少，使农民在农闲时间的劳动机会成本很高。从国际经验看，即使是农业发达国家的大农场，农民家庭成员的就近兼业收入也很重要。在劳动力市场竞争关系的影响下，农业劳动者在农闲时间的劳动机会成本一定大于零；他们若不能就近兼业，就意味着收入降低，收入水平就会低于城市居民水平。但中国的农业产业链的重心未能充分下沉到县区以下的市镇居民点，使价值创造能力远大于地头农业的全农业产业链难以充分吸收有就近兼业的农民。
三是城乡人口合理布局难。中国目前城乡人口布局不利于建立支持现代农业发展的服务中心。现代农业是科技装备程度很高的产业，而农业产业链的育种推广，机械研发、制造、销售和服务，农产品加工与运输以及农业信息化服务等环节尤其需要大量科技人才。从发达国家经验看，虽然地头农业环节的劳动力占社会总劳动力的比例极低，但农业全产业链的劳动力占社会总劳动力的比重会达到6%～10%。从以往调查看中国这个比例要小许多。这个庞大劳动力需求有聚集性要求，且应该部署在广义农村地区，形成3万-5万人口覆盖范围、建成区超过2万人的居民点。这种规模的市镇才能有好的公共服务，因此才能吸引人才。凡是农业发达国家，人口布局都具有这种特征。例如美国总人口中超过60%居住在这类市镇及小型农业居民点上。荷兰差不多平均每一百平方公里有一座这类市镇。有了这样一大批市镇，可以确保任何一个家庭农场到市镇的距离不超过半小时车程，而这正是现代农业获得高效服务的重要条件。按照这个架构做参照，中国城乡人口布局的缺陷比较明显。中国的问题是农业区的小型居民点不小，广义农村地区的市镇不大。中国绝大部分建制镇建成区的人口规模不到1万人，公共服务水平相当落后；而农业区行政村常住人口则在1000人左右，从农业规模经营的要求看，这个人口规模又太大，使每户平均土地耕作面积不到10亩。
中国解决上述难题有没有可能？茶陵万樟集团在农业领域的创新开拓给我们提供了解决问题的又一个很好案例。
首先，万樟集团注重农业全产业链的价值挖掘，提升了农业经济综合效率。万樟集团主要经营经济林综合产品与服务，其拳头产品为水果、苗木以及园林建设。他们培植的经济林、观赏林是产生了生态效益，带动了乡村旅游业发展。集团的生产基地覆盖约200多平方公里、农业人口约5万人，但其产品与服务的市场达数百万人口。
其次，集团的管理模式为当地农户提供了就近兼业机会，提高了农户综合劳动生产率，在当地为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开辟了充满希望的前景。因为一个工作日的兼业收入起初高于农户家庭经营收入，进一步激励农户想办法提高家庭经营的劳动生产率，使兼业收入与自营收入相互影响、共同提高。目前，在集团基地就近兼业的农业劳动力仅5000人，占到当地农村总劳动力的20%以上。这表明，在我国面积广大的浅山区，只要农业全产业链部署得当，农业也可以成为地方经济的生长点。
第三，集团内部经营方式给集体经济组织赋能转型提供了新方向。在万樟集团成为当地农业领域龙头老大之前，这里的集体经济组织与全国多数地方一样，主要完成农村社会管理任务。在山区人口大量移出的背景下，维持集体经济组织的这个功能的相对成本越来越高。随着万樟集团带来农户就近兼业岗位越来越多，基地范围里的回流人口逐步增加，集体经济组织的管理人员参与了集团的内部管理，使原来的集体经济组织转化为集团的一个功能单位，实现了集体经济组织的新功能。集体的社会服务功能也因为集团的资金支持而得以改善。集团还尝试建立了农民合作社，探索当地农村政社分离的新路径，更为合作社的组织形式升华和功能创新积累了经验。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 党国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