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讨嘉宾：
王一鸣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
李 政 辽宁大学经济学院院长、教授
罗仲伟 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刘 震 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清华大学中国现代国有企业研究院副院长
杨瑞龙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国有经济研究院院长
文宗瑜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
王一鸣：要更好发挥国有企业对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和提升全要素生产率的战略支撑作用，更好肩负起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和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使命
持续深化改革激活高质量发展动力。国有企业持续深化改革，在完善体制机制上下功夫，贯彻落实国企改革“1+N”文件，实施《国企改革三年行动方案》，完善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全面完成公司制改革，在公司治理中推动加强党的领导组织化、制度化、具体化，权责法定、权责透明、协调运转、有效制衡的治理机制加快形成。从制度上进一步厘清了政府与企业的职责边界，企业独立经营主体地位得到确立。全面推行经理层成员任期制和契约化管理，积极探索职业经理人制度，深化企业内部三项制度改革，破除一系列体制机制障碍，增强了高质量发展的内生动力。
优化结构布局夯实高质量发展基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完善高质量发展的考核机制，先后构建了以“两利三率”“两利四率”“一利五率”为主的高质量发展指标体系，引导企业切实转变发展方式，从过去追求规模速度的粗放型增长转向聚焦发展质量效率的集约型增长。更加聚焦主责主业发展实体经济，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培育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前瞻布局未来产业。推进战略性重组和专业化整合，深入开展瘦身健体，加快处置不具优势的非主营业务和低效无效资产，全面收官剥离企业办社会职能和解决历史遗留问题，进一步筑牢了企业高质量发展根基。
加强科技创新增强高质量发展潜能。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把科技创新作为“头号任务”，建设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在集成电路、5G通信、高速铁路、大飞机、燃气轮机、工业母机、能源电力等领域攻克一批关键核心技术。实施年度考核加分、研发费用视同利润加回、资本金注入、工资总额单列等一揽子支持政策，推动企业加大创新力度。近年来，中央企业在载人航天、探月工程、深海探测、北斗导航、5G应用、国产航母等领域取得一批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重大成果，拓展了企业高质量发展的空间。
李政：新时代新征程，国有企业要严格遵循自身功能定位与责任，在新时代新征程中明方向、找基点，深刻认识肩负的新使命与新任务，在实现自身改革发展、做强做优做大过程中高质量履行国企使命和任务
首先，以自身高质量发展促进各所有制企业协调发展和国民经济高质量发展。国有企业要率先实施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做主导和引领国民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中坚力量。通过自身实现高质量发展并带动各种所有制企业协同发展，进而促进国民经济高质量发展。其次，充分发挥科技创新、产业引领和安全控制作用，积极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国有企业要在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充分发挥引领带动作用。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以科技创新服务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促进企业转型升级，以产业引领和安全控制服务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保障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国有企业要在提升供给体系对国内需求的适配性上发挥主导作用，促进供需平衡畅通国内大循环；以高水平对外开放服务高水平开放型经济体系建设。
罗仲伟：我国国有企业的根本属性和独特使命，决定了其必须坚定不移、责无旁贷地将高质量发展作为指导思想和行动规范
首先，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为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强根铸魂。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是国有企业优势彰显的根本性因素。要把党的领导贯穿到公司治理的全体系、全过程中，动态优化国有企业党委（党组）参与重大问题决策的方式和内容。
其次，着力国家战略的贯彻落实，全面服务和支撑国家战略是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的核心任务。在发展实体经济方面，国有企业要加快国家战略落地实施，并通过率先垂范、导向牵引等方式引领其他经济体贯彻落实国家战略。
其三，优化调整布局结构，持续提升国有资本整体功能和配置效率，是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基本前提。持续深化战略性重组和专业化整合；加快产业智能化、绿色化和融合化步伐；持续增强国家经济安全的保障能力以及应对各种安全威胁的抵御能力；率先开展产业格局演进和组织变革创新，为推进整个产业现代化进程提供不断增强的制度性动力和根源性活力；增强产业控制力和引领力，更好推动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
其四，围绕提升科技创新能力，有效发挥在新型举国体制中的重要作用，是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职能。提升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能力；主动围绕企业的战略定位开展关键领域重大科技攻关；推进产学研用高效协同和深度融合，弥补创新链上的市场失灵缺陷；加快符合时代要求的企业科技人才培育、评价机制建设。
其五，实施新一轮国企改革深化提升行动，完善国资国企制度建设，为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夯实制度保障。加快完善中国特色国有企业现代公司治理；进一步定型中国特色的现代企业制度和国资监管体制；深入推进国有企业市场化经营机制改革，强化国有企业独立经济主体地位，提升国有企业公司治理现代化水平；完善董事会向经理层授权制度，构建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下的新型经营责任制；完善国有企业分类考核评价体系。
其六，建设新型国有企业企业家队伍，形成独特的国有企业企业家精神，为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内生动力和掌舵人。要对党忠诚、立场坚定、政治可靠，对国有企业的使命和功能有透彻的理解和认识；要勇于创新、善于开拓，以百折不挠的创新精神引领企业实现高质量发展；要具有精湛的经营管理才能，能够不断提高企业核心竞争力和增强企业核心功能；要有强烈的企业社会责任意识；要具备国际视野，能够在新时代带领国有企业在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中实现高质量发展。
刘震：新时代新征程上，国有企业实现高质量发展，进一步紧扣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这个主题展现新担当新作为，全面深化改革是必由之路和唯一选项
坚定不移做强做优做大。“做强做优做大”既是国有企业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内在需求，也能为国家经济安全和核心竞争力提升提供有力支撑。做强的目标要求国有企业提高科技创新水平。做优的目标要求国有企业提高经营效率和管理水平。做大意味着国有企业在规模和影响力上的扩展。这不仅仅包括国有企业业务规模的扩大，还包括其全球影响力的提升。
推动高质量发展。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必须立足现实需求，优先解决最紧迫的问题，在解决实际问题的过程中深化理论创新和制度创新。其他领域的改革也应聚焦全局性、战略性问题，制定有效的改革举措，实现纲举目张。国有企业改革要坚持问题导向，围绕国家深化改革的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针对具体问题和挑战，找准改革的切入点和突破口，准确把握改革重点。通过增强国有企业的核心功能，提升其在技术创新、产业链整合等方面的能力，可以有效应对高质量发展中的挑战。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强调在经济活动中优先考虑民众的利益，这一原则在国企改革中尤为重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强调国有企业对于经济发展的贡献应聚焦于服务全体人民，而不仅仅是追求利润最大化。在国企的进一步深化改革实践中，不仅追求经济效益，更要强调社会效益，力求在经济活动中实现全民共享的发展目标，而不仅仅是追求利润最大化。国有企业通过提供公共服务和保障民生来体现这一价值取向。国有企业在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方面也应积极履行社会责任。
深化国企改革要坚持有破有立、守正创新、系统集成的方法论。习近平总书记在2024年5月的企业和专家座谈会上强调，“改革有破有立”“要坚持守正创新”“要更加注重系统集成”，这些重要论述为深化国企改革提供了重要的方法论指引。有破有立强调在改革过程中，要打破旧有的体制障碍，促进资源的优化配置和效率提升，建立新的符合新质生产力发展要求和市场经济规律的新机制。守正创新要求在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等基础上，通过创新驱动，实现国企的现代化转型，增强其核心竞争力。系统集成则注重各项改革措施的协调配合，坚持以全局观念和系统思维对国企改革进行整体设计和谋划推进，从而提升整体效能。
杨瑞龙：应扬弃传统的“股东至上”逻辑，遵循“利益相关者合作”逻辑，按照“共同治理”逻辑创新国有企业的治理结构
处于公益类领域的国有企业通常实行国有国营模式，相应的治理结构应为内部人决策和外部人监督这两种机制的有机组合。
首先是内部人决策机制。构建共同治理模式下的内部人决策机制，公司的董事会虽然由内部人组成，但工人董事应该占有一定的比例，从而确保工人董事在生产经营活动中起到积极的作用。
其次，独立于内部人的外部治理机制。一是有关政府部门负责任免管理层，并决定管理层的薪酬水平和结构；二是有关部门派出独立的监事，负责对公司生产经营活动的日常监督；三是审计部门对企业进行定期审计；四是企业信息公开，类似上市公司的做法，在指定平台上定期公告资产负债表、利润表和现金流量表为主的财务信息，法定豁免披露的除外；五是接受利益相关者或者其他社会成员委托国家审计机关或第三方独立审计机构不定期进行全面审计和专项审计。
文宗瑜：新发展阶段，要继续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积极稳妥探索非公资本增量入股以外的更多国有企业混改方式，有效激发国有企业对高质量发展的支持效应
激发非公资本参与国有企业混改的主动性与积极性。国有企业混改进程缓慢，主要原因是非公资本缺乏参与国有企业混改的主动性与积极性，国有企业混改吸引非公资本面临着很多困难。多种方式推进国有企业混改，能够有效降低非公资本参与的门槛，部分国资出售、转债权、转为国有优先股等及“两类公司”“产业基金”共同参与，使非公资本能更灵活参与混改，非公资本参与混改的风险大大降低，从而充分调动非公资本参与国有企业混改的主动性与积极性。
实现国有企业治理机制转变及市场竞争力提升。非公资本增量入股的国有企业混改方式，抬高了非公资本参与混改的门槛，即使非公资本能够参与混改，非公资本对混改后的股份制公司也只是参股甚至是象征性参股，导致国有企业混改后的公司治理形式化。以多种方式推进国有企业混改，非公资本对混改后的股份制公司既可参股也可控股，非公资本可以在股东会董事会充分行使投票权与表决权，推动公司治理改革及完善，促进国有企业混改后治理机制转变。
推动从管理国有企业向管理国有资本的转变。多种方式推进国有企业混改，拓展了“两类公司”参与国有企业混改的通道；探索多个“两类公司”参与国有企业混改，可以更好地推动国有企业母公司或集团公司层面的混改。“两类公司”参与国有企业混改可以加快国有资本运营与国有资本经营的分离进程，打造链接国有资产管理、国有资本运营及国有企业经营三层次之间的产权纽带，用市场力量推动从管理国有企业向管理国有资本的转变。
促进国有资本与非公资本的深度融合。采取非公资本增量入股的国有企业混改方式使得非公资本对国有企业混改后治理层面、经营层面的影响和话语权仍然较弱，滋生了“混”而不“改”的现象，国有资本与非公资本充其量只是形式上的混合。多种方式推进国有企业混改，让非公资本在国有企业混改后的治理层面、经营层面发挥更大作用，国有资本与非公资本不再仅仅是形式上的混合，而是从本质上进行深度融合。只有国有企业混改后董事会管理团队中的非公资本要素逐渐增加、非公资本与国有资本共同参与混改后的治理改革和经营决策，推动混改后的股份制公司更贴近市场并充分满足市场需求，才能促进国有资本与非公资本的深度融合。
【整理：董惠敏】
责编：董惠敏／美编：王嘉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