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国全功能接入国际互联网30年，实现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大到强的蜕变。这既是技术创新扩散的过程，也是经济引领与驱动的过程，更是深度融入社会、驱动变革的历程。1990年代，互联网进入中国，作为通信基础设施的一部分；进入2000年，其逐渐发展成为人们重要的信息基础设施；到了2010年代，互联网全面渗透人们的日常生活，成为数字时代的生活基础设施；步入2020年代，随着智能化浪潮的发展，互联网日益成为全局性的社会基础设施。当前，互联网已成为全面联结“地球村”的全球基础设施，是中国深度参与经济全球化的重要支撑。探究中国互联网发展的内在逻辑与政策导向，以及数字中国建设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相互促进关系，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互联网 数字中国 数字经济 高质量发展 【中图分类号】D630 【文献标识码】A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为什么要建设数字中国”“怎样建设数字中国”等重要问题发表了系列重要讲话，成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从信息化到网络强国，再到数字中国的战略部署，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对全球信息化发展浪潮的深刻思考，以及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与人类社会互动发展规律的科学认识。当前，“建设数字中国”已经成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引擎，是构筑国家竞争新优势的有力支撑，是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的战略选择。
中国全功能接入国际互联网30年，实现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大到强的蜕变。这既是技术创新扩散的过程，也是经济引领与驱动的过程，更是深度融入社会、驱动变革的历程。互联网在中国的意义远不止互联网产业本身，更重要的是，作为人类最重要的通用目的技术，它影响着中国经济、社会、文化乃至政治等各个层面。因此，在中国互联网30年之际，有必要系统回顾和梳理这一过程，探究中国互联网发展的内在逻辑与政策导向，以及数字中国建设与经济高质量发展之间的相互促进关系。
数字中国建设与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中国通过充分利用市场的资源配置功能，使数字化进程与经济发展水平紧密相关并相互促进。这种演变模式反映了全球数字化进程中的普遍规律。在演进逻辑上，我国通过技术创新和市场驱动来推动数字化进程，并促进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数字中国建设更为系统化和整体化，它不仅关注经济层面的数字化，还包括政府治理、社会服务等多个领域的数字化转型。这种全面的数字化转型为我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高质量发展是一种注重资源投入效率、环境成本低、经济和社会效益高的可持续发展模式，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和客观要求。目前，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是跨越关口的迫切要求和我国发展的战略目标。现阶段更加强调通过技术创新、产业结构调整、生产效率提升和资源配置优化等途径来实现高质量发展。从“+互联网”到“互联网+”再到“万物智联”，从信息经济到互联网经济再到数字经济，这些转变体现的是互联网技术渗透和扩散的历史过程，本质上都是围绕信息的互联互通和数据资源的开发利用，旨在通过技术手段促进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推动新型经济社会形态的形成。
网络经济时代，互联网成为地区竞争优势的源泉。数字经济发展具有正向的空间溢出效应，进一步推动了中心城市和经济发达地区的发展，还通过技术扩散和创新外溢，促进区域间协调发展。这种协同效应有助于缩小区域差距，实现更均衡的经济发展。互联网技术还推动着传统产业的数字化转型，促进了新兴产业的培育和发展，形成了新的经济增长点。互联网通过降低交易成本、减少资源错配和促进创新来提升制造业效率。其发展对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尤其是持续推动产业结构合理化。互联网技术的引入和普及，不仅推动了技术创新、产业变革和区域经济协调发展，还通过改变竞争模式、促进知识积累、优化资源配置等方式，对经济增长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它不仅成为推动社会再生产各环节转型升级的重要力量，还重塑着中国经济发展模式，为实现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强大的动力支持。
互联网产业本身的壮大也为经济提供了新的增长动能。互联网通过分享经济、平台经济等新模式，提高了市场资源配置效率；电子商务扩大了市场的覆盖面，促进了供需平衡，降低了交易成本；互联网金融的兴起，改善了资金的流动和配置效率，为中小企业和个人提供了更多融资渠道和机会。在社会治理与公共服务方面，互联网技术的应用为政府和社会组织提供了更为高效的治理工具。通过大数据分析，政府能够更好地掌握经济运行状况，进行科学决策。智慧城市、在线公共服务等应用也提升了社会治理水平和公共服务质量，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社会环境。但同时，数字技术发展引发的问题以及数字社会背景下的社会治理挑战，已经成为社会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最大考验。特别是随着深层次结构性问题逐渐凸显，互联网平台治理进入深水区。从中介到平台再到生态的演变，互联网超级平台逐步扩展其影响力，从技术权力和信息权力延伸到市场权力、经济权力、社会权力。如果没有有效的制度创新和治理，可能形成“公共俘获”，威胁市场秩序、社会稳定。此外，尽管互联网的发展推动了相关法律法规的制定和政策的完善，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奠定了制度基础。但在隐私保护、数据共享、开放市场鼓励创新、互联网基础设施及其标准制定等问题上，我国仍面临着一些挑战。
互联网的兴起与中国的开放，与世界各国的互动愿望不谋而合。如今，数字经济已成为推动全球及中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力量。“互联网在中国的引进与普及，直接促成了信息传播、技术产品、民众交流和产业全球化等各个层面的互联互通，并且使得中国成为数字全球化的关键性力量。”中国互联网企业积极参与海外投资与合作，从而推动了与世界各国的经济合作。正是得益于互联网的开放性和全球共通性，中国经济的外向型发展模式得以强化。当前，随着人工智能引领的新一轮技术创新浪潮的兴起，科技创新与基础设施建设已成为大国竞争的核心。
互联网30年：发展进程与脉络梳理
中国互联网的发展与中国经济、社会、文化紧密融合，且其基本逻辑和进程遵循全球共同的演进规律，大致与全球保持同步。因此，在考察中国互联网30年与中国经济发展的关系时，依然按照技术发展阶段，统一以年代来划分。每一阶段都有其自身的特点和逻辑，在变与不变中共同构成了整体的进程。
1990年代：互联网初始阶段。1990年代，正值改革开放深化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的关键时期，互联网进入中国。此时，互联网尚处于初始阶段，网民数量未突破1000万，通信基础设施薄弱，主要作为信息化手段之一。但是，作为重大的技术创新和新经济模式，互联网发挥了重要的思想和观念启蒙作用，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
在这一时期，信息化浪潮席卷全球，各国纷纷制定信息化发展政策。正是在此背景下，中国互联网应运而生，开启了基于有线宽带通信基础的Web 1.0门户时代。HTML、HTTP、URL等网络基础技术构成了信息发布和检索的基石，搜索引擎、门户网站、邮箱等基础服务开始出现，互联网被视为信息的“展示窗”。在这一阶段，中国互联网技术发展主要集中在基础设施建设、早期互联网普及、内容数字化和网站建设等方面。在基础设施层面，1990年代中期，互联网的大规模商用和普及为中国数字经济的发展搭建了关键通道，尽管网络速度较慢、用户数量相对较少，但互联网为包括政府、企业、个人在内的各类主体提供了信息交流的基础通道，实现了数据、知识和商业信息的快速流动。同时，中国逐步完善互联网基础设施，包括建设下一代互联网地区试验网（NFCNET），以及采用创新的IP/MPLS混合承载技术建设高可信网络，为中国数字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技术支撑。在商业模式层面，中国早期的互联网企业开始探索和创新，1998年至1999年出现了第一次互联网创业潮，新浪、搜狐、网易等门户网站主导了我国数字经济的探索。同时，一些传统企业也开始尝试利用互联网进行业务流程的优化和创新，如网上银行等金融模式。
到了1990年代末，随着美国互联网泡沫的破裂，中国互联网企业也经历了艰难时期。一些企业进行盲目扩张和过度投资，导致资金压力巨大。2000年，中国移动发布“移动梦网创业计划”，旨在为互联网企业提供资金、技术支持以及资源共享平台，催生出各种火爆的互联网应用，推动互联网企业开始探索更加多样的商业模式。这一时期的探索和积累，成为未来中国互联网蓬勃发展的基石。中国企业通过美国的不同资本市场板块进行上市交易，这类股份被称之为中国概念股。中国概念股是中国互联网企业在海外资本市场的代表，通过在海外上市，获得大量资金进行早期业务拓展、技术研发和市场推广等，不断探索创新商业模式。同时，中国概念股也反映了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变，积极吸引外资、融入全球经济体系，成为中国加大对外开放力度、与世界经济接轨的重要体现。总的来说，1990年代，互联网与经济发展的交织奠定了现代化和经济全球化的基础。
2000年代：互联网主流化阶段。2000年代标志着中国互联网正式进入主流化阶段，Web 2.0的兴起推动了全民参与的网络创造热潮。在此期间，互联网基础设施逐步完善，用户数量急剧增加。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的数据，1999年中国网民数量仅为890万，而到了2009年底已达到3.84亿，2008年在网民规模上超越了美国。网络购物用户规模在2009年达到1.08亿，市场交易规模高达2500亿元。互联网不仅成为中国经济中最活跃的因素，更作为一股强大的创新力量，激活了整体经济活力。尽管2000年美国互联网泡沫破裂对中国互联网创业和创新造成一定影响，但中国互联网行业迅速走出低谷，开启了引领全球的新篇章。政府的积极支持，如“企业上网工程”、互联网“校校通”工程及中国下一代互联网示范工程等，显著提升了中国互联网基础设施水平，为互联网行业的快速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同时，国家级互联网交换中心的建设及IPv6地址分配服务，进一步增强了网络连接的稳定性。2009年，第三代移动通信（3G）牌照的发放更是迎合了社会对高速网络的需求，为新经济机制的初步确立提供了助力。
这一时期，阿里巴巴、腾讯和百度等互联网公司迅速崛起，通过创新的商业模式和技术应用，不仅在国内市场取得巨大成功，还逐步拓展至国际市场。2003年淘宝网的上线，改变了中国人民的购物方式，促进了国内消费结构的升级。博客等Web2.0应用的普及，标志着互联网新媒体发展进入新阶段。百度2005年在美国纳斯达克的成功上市，创下了该时代纳斯达克IPO首发上市日涨幅最高的纪录。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门户网站的正式开通及《人民日报》手机报的发行，体现了新闻行业与互联网的深度融合。可以说，互联网深刻地改变了人们获取信息的习惯与方式，提升了工作效率，网络购物、数字音乐及即时通信等应用广泛普及。
此外，为顺应互联网变革，我国相继成立了中文域名协调联合会、中国互联网协会等部门，并推出《中华人民共和国电信条例》等法律法规，为互联网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制度保障。这些政策不仅促进了国民经济和社会信息化，还有助于实现社会生产力的跨越式发展。此时，互联网与中国经济增长之间建立了积极的互动关系。这种关系源于互联网的开放性，为中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更加广阔的空间。互联网的融入推动了产业转型升级，优化了资源配置，降低了交易成本，提高了市场竞争力，创造了更多就业机会。总之，2000年代互联网作为一种新兴经济要素，推动了中国经济的整体升级与转型，新的经济形态开始显现，为中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强大的技术支撑。
2010年代：数字经济驱动中国社会发展与变革阶段。2010年代，中国互联网进入移动互联阶段，逐步向网络强国迈进。这一时期，中国互联网与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融合呈现多样化和深层次趋势。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数据显示，截至2019年底，中国网民数量超过8.54亿，手机网民规模达8.47亿，使用手机上网的比例高达99.1%。智能手机和移动应用的普及，使网民可以突破时间和空间的限制，享受互联网带来的便利。同时，网民大量的需求和支持也促进了互联网产业的发展。4G、5G技术的突破及新兴技术的应用，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智能制造、城市大脑等新兴产业获得强力支持。
2010年代，政府在互联网政策制定上主要有三个面向。一是主要面向互联网技术与应用的创新。比如推出“互联网+”行动计划，旨在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历史机遇，以改革创新激发全社会发展新经济的积极性。二是主要面向新技术商业化应用。政府与高校、企业等共同推动技术突破。如2010年国防科技大学研发的超级计算机“天河一号”，峰值性能达每秒1206万亿次双精度浮点运算，并在同年国际TOP500组织发布的世界超级计算机500强榜单中位列全球第五。三是主要面向融合发展问题治理。我国成立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中国网络空间安全协会等机构，发布相关政策，规范互联网相关行业发展，遏制新型违法违规行为，保护网民合法权益，确保互联网经济健康有序发展。
2010年代，移动互联网普及、互联网平台汇聚效应催生了全球强联结式新型社会生态。一方面移动互联网改变了人们获取信息的方式和习惯，另一方面则是社交生活的线上化。互联网驱动的数字经济开始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主力军，互联网赋能下的网络支付、共享经济、社交媒体等在线生活领域开始具备全球引领性。2014年是移动互联阶段的关键时刻，手机上网比例超越传统PC（个人电脑），不仅稳固了手机设备地位，也推动了各领域移动应用发展。此外，互联网发展带来的数字经济和数字金融，增强了金融的可得性和普惠性，促进包容性增长。总之，2010年代中国互联网不再仅是信息传递的工具，更成为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这一阶段，数字经济快速发展，互联网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催生了新产业、新业态和新模式，助力数字中国建设，推动中国向创新型国家转型。
2020年代：智能经济引领中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进入2020年代，人工智能的主流化推动中国步入全面数字化的新阶段，数字中国建设进入深水区。通过公共服务均等化、产业结构升级和资源配置效率提升，数字中国建设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驱动力。算力、赋能、产业成为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贵州等地区不断强化算力建设，坚持“存算一体、智算优先”，并聚焦重点领域深化大模型场景应用，推动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数据、算力、算法的一体化发展加速了市场主体融合、产业融合和技术融合，为中国式现代化奠定基础。
尽管数字经济发展如火如荼，但仍面临诸多问题。比如，数字经济难以避开“资本逻辑”，数据垄断等问题凸显，数据安全成为全球关注焦点。随着智能技术深入各个领域，逐渐扩散并影响着信息传播、商业模式、社会治理等，导致智能鸿沟加剧。个体的数字化生存逐渐成为常态，个人数字资产的保护问题，如安全性、隐私性、所有权与使用权归属性等，日益受到重视。此外，数字消费在促进经济发展的同时，也面临基础设施建设、治理体系尚不完善等困境。
2023年，中国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超过12万亿元，占国内生产总值（GDP）比重达10%。然而，全球数字经济竞争持续加剧，中国数字经济发展面临不进则退、慢进亦退的现实挑战。为此，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明确提出，“健全促进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制度”“加快构建促进数字经济发展体制机制，完善促进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政策体系”，为我国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方向指引。随着智能物联进入3.0阶段，全球基础设施将实现数字化转型的跨越式发展，特别是6G网络的广泛应用，将推动社会深度数字化，使数字技术更加深入地嵌入经济与社会的各个层面。我国将在这一全球数字化大潮中发挥重要作用，实现从网络大国向网络强国的迈进。
中国互联网技术与数字化进程演变
过去三十年，中国互联网发展的主要特点
中国的经济发展之路充满了变革与创新，而互联网无疑在其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这段历程不仅见证了中国从改革开放初期到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飞跃，也展示了互联网如何从一个新兴技术成长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核心力量。
首先，互联网始终是经济发展重要的创新引擎。自1994年中国全功能接入国际互联网以来，这项技术便以其独特的魅力和无限的潜力，迅速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驱动力。每一代互联网技术的演进，都伴随着新的创新主题和技术浪潮。今天，我们正处于智能时代的风口浪尖，以ChatGPT、Sora、文心一言等为代表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正逐步成为新质生产力的重要形态。这些技术不仅推动了数据要素与传统生产要素的深度融合，还进一步促进了企业创新与生产效率的提升。
其次，互联网是推动经济全球化的重要力量。人类社会发展历史表明，经济全球化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是科技进步的必然结果，是满足人类美好生活需要的必由之路，也是世界历史演进的必然规律和不可逆转的时代大势。中国互联网的发展，正是搭乘了改革开放的快车，又反过来成为推动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的强大引擎。可以说，在系列政策与战略的引领下，互联网成为中国全面联结世界的基础设施，有力推动了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深度融合。
最后，互联网与国际政治高度融合。互联网与社会和国际政治的融合程度日益加深，使得世界进入了以互联网和高科技为核心的战略竞争阶段。美国针对中国的科技打压就是这一竞争态势的缩影。比如，拜登政府将中国视为最主要的竞争对手，通过一系列战略规划和政策制定，有针对性地对中国的前沿科技领域进行全方位遏制。
变与不变：面向未来的中国互联网与中国经济
在中国经济发展的壮阔历程中，互联网无疑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成为推动创新和经济腾飞的强大引擎。尽管互联网的影响力和国家政策导向在不同阶段有所变化，但“发展是硬道理”的主线始终如一。同时，发展与安全的平衡也成为贯穿互联网发展历程的重要原则。
其一，“发展是硬道理”的主线始终不变。自1994年中国全功能接入国际互联网以来，互联网已经在中国扎根发展了30年。这30年间，互联网作为信息时代最具标志性的技术，被视为中国把握时代机遇、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关键所在。互联网的发展经历了上半场和下半场两个阶段：上半场是“去组织化”阶段，互联网通过碎化和裂解既有社会模式，卷入新的传播要素，完成了社会中介化与媒介化的过程；下半场则是“再组织化”阶段，互联网聚合和再组织微粒传播要素，塑造新的社会模式和规则，推动社会深度媒介化。这一演进逻辑不仅深刻改变了中国社会的传播格局，也为中国经济的腾飞注入了强劲动力。
其二，发展与安全平衡的思路始终没有改变。互联网的发展是一把“双刃剑”，既带来了巨大的机遇，也带来了新的挑战。在智能时代，这种机遇与挑战被进一步放大。一方面，互联网的发展为企业库存管理进步、资源优化配置提供了高效化与精细化支持，推动了企业运营模式的创新。ChatGPT等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兴起，使个体的信息收集与加工整合效率极大提高。另一方面，智能时代的网络发展也带来了新的挑战与问题。如一些国家对数字技术的应用不仅将人的劳动活动、劳动产品，甚至情感活动异化为资本控制和价值剥削的手段，还通过数字垄断格局的塑造进一步加强了对劳动者剩余价值的压榨。因此，发展与安全平衡成为贯穿互联网发展始终的关键问题。
其三，互联网服务于经济和社会发展。互联网作为激发创新活力、促进社会生产生活方式变革的重要引擎，通过新技术新创造推动经济社会进步，深刻改变了亿万用户的生活方式，如社交媒体的普及、电子商务的兴起等，极大地丰富了人们的生活，提高了生活质量。在智能时代，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成为必然选择。这包括发展、安全、责任、利益共同体的构建，强调尊重网络主权，维护网络空间和平、安全、稳定，以及营造开放、公平、公正、非歧视的数字发展环境，让互联网更好造福世界各国人民。
其四，互联网发展要求重视数字基础设施建设。随着数字技术的进一步发展，智能时代已经到来。数字技术潜移默化地影响着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数字基础设施作为数字中国建设的关键，是数字时代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引擎，也是构筑国家竞争新优势的有力支撑。因此，我们要加快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抢占新一轮科技竞争制高点。
其五，互联网发展要面向未来，迎接新挑战。面向未来，互联网驱动中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面临着新形势、新使命和新任务。首先，互联网发展开始进入“无人区”。随着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的普及，许多新的问题将会涌现，如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版权问题、伦理问题等。这些问题需要我们在摸索中逐步解决。其次，要始终把握核心技术，掌握主导权。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实践反复告诉我们，关键核心技术是要不来、买不来、讨不来的。只有把关键核心技术掌握在自己手中，才能从根本上保障国家经济安全、国防安全和其他安全。”我们要紧紧扭住技术创新这个战略基点，掌握更多关键核心技术，抢占行业发展制高点，全面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力争在基础科技领域和关键核心技术领域取得重大突破。再次，国际形势波诡云谲，对互联网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我们需要冷静应对这种变化带来的挑战和机遇。最后，数字中国建设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都已进入深水区，应继续深化数字政府建设、工业互联网建设等各项工作，推动数字经济快速发展。
其六，中国互联网的发展不仅关乎中国自身的发展利益，也关乎全球的发展进程。中国不仅在国内实现了互联网的广泛普及和应用，还通过高铁、扫码支付、共享单车以及网购“新四大发明”等创新成果，让全球感受到中国互联网的便利与影响力。同时，中国也积极推动广大发展中国家的互联网发展，为世界互联网发展贡献了智慧和力量。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中国需要继续坚持开放、合作、共赢的原则，积极推动互联网和经济的全球化进程，为世界经济的繁荣和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
在互联网为代表的人类信息社会的宏大进程中，中国从一开始就积极响应、全面拥抱并将其转化为驱动经济和整个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我们没有错失这一轮新的技术浪潮，反而后来居上，在很多层面引领创新发展。面向未来，我们可以期待中国互联网和中国经济继续书写更加精彩的篇章。
（作者为浙江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执行主任，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常务副院长、教授）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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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谢宜泽：《中国式数字化之路：从跨越数字鸿沟到构建数字中国》，《经济学家》，2023年第12期。
③安同良、杨晨：《互联网重塑中国经济地理格局：微观机制与宏观效应》，《经济研究》，2020年第2期。
④方兴东、钟祥铭：《互联网平台反垄断的本质与对策》，《现代出版》，2021年第2期。
⑤方兴东、何可、钟祥铭等：《全球化视角下的中国互联网30年：演进趋势与格局展望》，《新闻与写作》，2024年第4期。
⑥方兴东、钟祥铭、彭筱军：《全球互联网50年：发展阶段与演进逻辑》，《新闻记者》，2019年第7期。
⑦吴志成：《经济全球化演进的历史逻辑与中国的担当作为》，《世界经济与政治》，2023年第6期。
⑧李正图、朱秋：《数字经济全球化：历史必然性、显著特征及战略选择》，《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2期。
⑨李巧巧：《数字资本主义中的技术批判与数字社会主义构建》，《科学社会主义》，2024年第2期。
责编/孙渴 美编/杨玲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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