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地理环境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植根于华夏大地复杂多样的地理环境，中国古人在农、林、牧、渔等产业中逐渐形成了独特的生态保护方式，尊重自然，顺应天时，播种百谷，开发地力，善用水利，保护自然资源。中华民族在悠久的历史中凝聚了珍贵的生态保护智慧，有着强大的抗灾韧性，即使在遭受巨大的自然灾害后，仍有顽强的生态恢复力，华夏大地得以保持盎然生机。有智慧的生态保护才能做到生生不息的发展态势。
【关键词】中国古代 生态 保护 价值 【中图分类号】K23 【文献标识码】A
生态保护的理念源远流长，植根于古人对自己所处现实环境的观察与思考而产生的生态保护智慧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古代社会生活的样貌，对我们今天所探讨的生态保护、和谐共生都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瑰宝。生态保护不是要保持大自然的原始状态，而是要在维持人类发展的基础上，维护大自然自我更新的能力，通过优化配置实现人与自然之间的可持续发展。
古人生态保护理念是如何形成的
中国古人生态保护智慧不是平白产生的，而是植根于华夏大地复杂多样的地理环境。中国的自然环境可以划分为东部季风气候区、西北干旱和半干旱区、青藏高原高寒区三大自然区，这三大自然区决定了我国经济格局的基本框架，同时在这三大自然区内部还可以根据自然和人文环境要素的差异细分成更多的经济区。春秋战国至西汉时期，各诸侯国及秦汉政府为增强国力，致力于经济发展，主要是发展农业，垦殖荒地，精耕细作的方式逐渐确立，成为至今两千多年来中国农业的主要生产模式。产业分工也逐渐明显，逐步出现了比较明显的地域分工差异，经济区逐渐形成。西汉时期的史学家司马迁就将当时的中国划分为山东、山西、江南和龙门碣石以北四大经济区。人们在这些经济区内生活、劳作，应对自然灾害特别是水患的侵袭，逐渐掌握了与自然环境相处的方式，形成的观念蕴含着独特的生态保护智慧。
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的轴心时代，思想包容，百花齐放，诞生了一大批伟大的思想家，其思想逐渐发展，形成各家学派，其中就包括对生态环境的看法，一直影响至今。
老子提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要顺应自然，不折腾，才能达到自在的状态。这种思想下形成的黄老之术在刚经历大动乱的汉初被定为国策，崇尚无为而治，对文景之治的形成有着重要贡献，历代王朝建立之初倡导与民休息的政策也多受此影响。
儒家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对政府管理、民众生活的影响最大。一些学者指出儒家生态意识的哲学基础就是“天人合一”论。“天人合一”学说渊源于先秦时期，但正式成为一种理论观点则是在汉代，以西汉的董仲舒、北宋的张载和二程为代表。很多学者对“天人合一”理解不一，但多数还是认为“天人合一”讨论了人与自然的关系，人要顺应自然，与现代意义的“人与自然和谐”有共通之处。中国历代王朝君主在关于生态资源利用、保护的诏书中频频援引儒家之语，反映出“天人合一”论在中国古代并非只是一个抽象的思想原则，而是在一定程度上转化为保护生态环境的意识和行动。受季风性气候等自然因素影响，天并不遂人愿，旱涝地震等自然灾害时有发生，人们在“天人感应”观念的影响下，就会把统治阶级的行为规范与季节时令、自然灾害联系在一起，希望人们的行为不要破坏自然界的平衡。当然，这种唯心思想并不科学，但却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君主专制的权力，减少了向大自然过度的索取。
战国时期，在道家、儒家思想的基础上还诞生了阴阳五行学说，认为“阴”和“阳”是事物内部的两种互相消长的协调力量，孕育着天地万物的生成法则；宇宙万物与土、木、金、水、火五行对应，五行相生相克，维持着生态平衡。
法家是历史上国家治理的重要学派，也重视生态环境的保护和管理。主要反映战国时期思想的《管子》一书指出：“地者，万物之本原，诸生之根菀也”，“山泽虽广，草木毋禁；壤地虽肥，桑麻毋数；荐草虽多，六畜有征。闭货之门也”，告诫世人，山林川泽平原虽然肥沃、富饶，但如果不合理利用，盲目采伐，无节制地蓄养牲畜，不注意生态平衡，必定会堵塞财富的来源；为避免竭泽而渔的发展方式，管子还提出“山泽各致其时”的管理政策，要求伐木、渔猎只能在适当的季节进行。
战国末期至西汉时期诞生的《吕氏春秋》《淮南子》是杂家学说的代表，吸收了其他众多学派的精华，在生态保护方面也是如此。这一时期天文学取得更大的成就，人们对一年气候变化的节奏掌握更加深刻，二十四节气知识形成。杂家学说在天人一体的观念下非常尊重生态规律，强调宇宙万物的运行都与有固定节律的时间相顺应，人们的活动都应按照时间的流动有规律地进行，力图使人类行为与整个自然系统保持和谐的循环互动关系。特别是提出“夫稼，为之者人也，生之者地也，养之者天也”的三才论，对农业生产中的“天、地、人”关系进行了准确定位，一直影响着古代的农业生产。
东汉以来，佛教逐渐传入中国并实现本土化，对社会的影响深远。佛教提出“依正不二”的教理，众生乃至诸佛的身心即生命主体为正报；生命主体所依止的环境大地即生存环境为依报，二者不是对立关系，而是相互依存的关系，密不可分。佛教强调少欲知足，尊重生命，不杀生，素食，这都有利于生态环境的保护。
以上各家思想在两千多年的时光里相互影响，甚至达成合流，在对待自然的态度上有很多是相通的，敬畏自然，顺应自然，因地制宜，因势利导，融入自然，从而保持人与自然的和谐。
从农业生产中感悟古人的生态保护智慧
中国古人在农、林、牧、渔等产业中生成了各种生态保护的方式方法，我们可以从当时最重要的农业生产来感受古人的生态智慧。农业生产是古人在漫长的采猎过程中逐渐发展起来的，是人类进步道路上的里程碑，也是古人生存智慧的重要体现。植物的生长发育都有一定的规律，与热量、光照、水、地形、土壤等自然条件息息相关，有一定的季节性和周期性。古人经过长期摸索，逐渐认识到植物生长的特点并加以利用，形成了独特的生态保护智慧。农业生产要做到顺应天时，春种夏长、秋收冬藏，有张有弛，不违农时。古人通过《月令》等方式来指导农民从事生产。考古学家在甘肃敦煌悬泉置发现2000年前的西汉平帝元始五年（公元5年）颁布的诏书《使者和中所督察诏书四时月令五十条》，内容就是要求人们遵循生产生活规律，系统关注了人类生产生活与自然环境之间的关系，反映了西汉时期生态保护思想和智慧。
中国古代农业生产的杰出智慧是在有限的耕地上进行精耕细作，提高亩产量，也就是尽最大可能在有限的土地里实现高产出，满足人们生活的需求。具体做法可分为两类，一是利用生物能量的转换来增产。播厥百谷，万物并作，不仅可以满足人们对于食物品种、口味的多方位需求，还能利用农作物多品种生长周期的不同，充分利用土地的能量，防治一些农作物病虫害，生生不息，保障粮食安全。例如，太湖地区长期采用桑基鱼塘这种复合型农业生产模式，将水稻、桑蚕和渔业有机结合在一起，形成比较稳定的生态系统，已经成为非常重要的农业文化遗产。通过生态方式培养土地的肥力也是古人的杰出智慧。“败家子挥金如粪，兴家人惜粪如金。”人们善于利用草木灰、烧秸秆还田、人畜粪便、放淤等方式来施肥，培养“地气”，使得中国并不广袤的可耕地在数千年中还一直保有土壤的肥力。刀耕火种长时间被认为是落后的生产方式，但有学者的研究显示刀耕火种是山地民族对森林生态环境的适应方式。畲稻的种植也是南方山区农业应对旱情的重要技术手段，体现了当地人适应、认知、利用自然的智慧。
二是大量投入人力物力，精耕细作，开发地力，实现粮食高产。西汉时就创立了耕种方式代田法、区种法，倡导在小块土地上集中使用人力物力，实现抗旱高产。汉武帝时，搜粟都尉赵过创立代田法，把耕地分成甽（田间小沟）和垄，在同一块耕地的甽垄之间施行隔年代换，达到轮换地力的效果，同时还保墒防风。西汉后期农学家氾胜之在其著作中记载了区种法，深挖作“区”，集中人力物力，施肥、点播密种、除草、保墒，不仅适用于熟田，也可在坡地、荒地上使用，扩大了土地耕作范围。代田法、区田法的精华思想在今天的农田耕作中仍有体现。
开发地力最有效的方式是利用水利。老子说：“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农作物的生长离不开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中华民族由长江、黄河流域而生，也善于用水。最近研究表明，中国不仅是世界水稻的起源地，水稻从野生到驯化也有10万年的演化史。水利工程可以防洪、漕运，也可以灌溉。水稻比麦、粟等旱作物品种产量高，口感也好；水浇地的粮食产量比旱地也要高很多。汉武帝时期，在关中、西北、江淮等地修建了大量水利工程，促使这些地方很快发展起来。西汉史学家司马迁在《史记·河渠书》中第一次用“水利”这个词阐述了他对于水在农业生产中重要地位的认识，有了水利，才会“民人以给足富”。由此历代水利工程修建不断。宁夏地区因为历代修渠，形成了引黄灌区，有“黄河百害，独富宁夏”之称。20世纪60年代，河南省红旗渠的修建成为当时国人发展农业的榜样，凝聚成“红旗渠精神”。
中华民族在悠久的历史中凝聚了珍贵的生态保护智慧，有着强大的抗灾韧性，即使在遭受巨大的自然灾害后，仍有顽强的生态恢复力，华夏大地得以保持盎然生机，农业生产长期居于世界前列。当然，古人违背生态保护的做法也有发生，自然环境遭受破坏的现象层出不穷。特别是在农业文明被工业文明所冲击后，滥砍滥伐、破坏生态环境的现象日益增多，童山濯濯，河流淤塞，这些违背生态保护造成的惨痛教训值得吸取。植根于中华大地的生态保护智慧来源于自然，结果又回归自然，对缓解工业建设带来的环境破坏无疑是有重要价值的。地理是人类活动的舞台，充分吸收中华文明五千多年来的生态保护智慧，保持生生不息的发展态势，才能真正做到生态保护，与地球上的万物和谐共生，实现人类文明的永续发展。
（作者为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研究员、博导）
【注：本文系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中华治水历史脉络梳理与国家文化形象构建研究”（项目编号：22JZD039）成果之一】
【参考文献】
①陈业新：《儒家生态意识与中国古代环境保护研究》，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2年。
②段伟：《禳灾与减灾：秦汉社会自然灾害应对制度的形成》，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
③方克立：《“天人合一”与中国古代的生态智慧》，《社会科学战线》，2003年第4期。
④罗顺元：《问道自然：中华传统生态智慧》，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2023年。
⑤尹绍亭：《人与森林：生态人类学视野中的刀耕火种》，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2000年。
⑥邹逸麟：《我国古代的环境意识与环境行为——以先秦两汉时期为例》，收入氏著：《椿庐史地论稿》，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5年。
责编/李丹妮 美编/杨玲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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