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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中国的节日购物与集市

【摘要】自秦汉以来形成明晰的岁时节俗的时间观念及娱乐文化后,古人的许多购物活动就与一些固定的节期相重合,如一月一的元旦、五月五的端午节、七月七的七夕节等,这些节期的划定存在月内取中、年内对称、异月同日、重月之首日等规律。除了依岁时节俗形成的购物活动,民间还长期存在定期或不定期的集市购物活动,市、镇、店、场、街、墟、步、埠、行等,都是集市交易与日常购物的中心所在,满足了不同地区、不同阶层人们的各种需求。这些丰富的购物活动既是古人生产工作、日常生活所需,也是不同时代社会发展状态在日常生活上的生动反映。

【关键词】传统时代 岁时节俗 集市 购物 【中图分类号】G633.53 【文献标识码】A

古人购物活动的由来

古人日常的购物活动虽然零散无序,但与日常礼仪、四季节俗、信仰习俗等有着相当程度的关联,甚至有时表现得极其密切。自秦汉以来形成明晰的岁时节俗的时间观念及娱乐文化后,古人的许多购物活动就与一些固定的节期相重合,如一月一的元旦、二月二的龙抬头、三月三的上巳、四月四的夏凤节、五月五的端午节、六月六的浴猫狗、七月七的七夕节、八月八的瑶池会、九月九的重阳节、十月十的双喜节等。这些节期的划定存在月内取中、年内对称、异月同日、重月之首日等规律,能够让人产生美感和亲切愉悦之情,便于普通民众掌握和记忆。同时,农历每月的朔(初一)、望(十五),也是节期较为普遍的选择。当然,一年之中,还有正月初五的祀财神、正月初九的天公生、正月十五的上元节、二月初三的文昌诞、二月十二的花朝节、二月十九的观音诞、四月初八的浴佛节、七月十五的中元节、八月十五的中秋节、十月十五的下元节、十二月二十三的送灶神、十二月三十的除夕等重要节日。

这些节日既有全国性的,也有地方性的,无论是大城市,还是小乡镇,古人的节日活动都是依循固定的日期而展开。浙江湖州的南浔镇及其附近农村,节日活动就十分丰富。以农历二月份为例,大的节日有二月初二妇女们戴蓬草的“辟头风”习俗、二月初三的文昌帝君生日、二月十二的花朝节、二月十九的观音大士生日;三月份,则有三月初三的上巳节,同时也是当地的“真武生日”;其次是清明节;接下来是三月二十八的“东岳生日”。节日期间会有大型的迎神赛会以及各种祭祀、贸易活动。再如六月份,初四、十四、二十四有三次祀灶节,当地流行“六月三通灶,胜如打火醮”的谚语;还有初六的浴猫狗和三伏节、十九的观音大士成道日、二十四的雷祖生日等。

明末绍兴人张岱的《陶庵梦忆》中有一篇描摹杭州西湖香市的文章,呈现了杭州地区的繁华图景。起于花朝、尽于端午的香市,正值桃柳明媚的春暖时节。张岱说:“士女闲都,不胜其村妆野妇之乔画;芳兰芗泽,不胜其合香芫荽之熏蒸;丝竹管弦,不胜其摇鼓欱笙之聒帐;鼎彝光怪,不胜其泥人竹马之行情;宋元名画,不胜其湖景佛图之纸贵。如逃如逐,如奔如追,撩扑不开,牵挽不住。”

在地方寺庙系统中,城隍神地位比较崇隆,从省会到府、州、县都要建设地位相应的城隍庙。清代的苏州府城内,苏州府、吴县、长洲县与元和县的衙署是同城的,对应的城隍庙也比较复杂,当然还存在高于府、县级的城隍庙,如巡抚都城隍庙、布政财帛司城隍庙、按察纠察司城隍庙、粮巡道城隍庙;长洲县的城隍还兼“七省漕运都城隍”,也就是漕运总督的城隍;此外,当地的赤阑相王庙又兼苏州的江南织造都城隍神,显得十分复杂。①几乎所有的城隍庙内都搭建有戏台,方便庙会期间的娱神活动。例如,上海县城隍庙的戏台,即在清代道光年间得到重建,地方百姓对此事极为关心,募捐十分踊跃。这里城隍庙会的盛况,也非其他寺庙可比。1820年出版的英文《上海导游手册》,描述了上海城隍庙的兴隆:“在节日里要想穿过庙那是困难的。祈祷的人群在神像前燃烧着香烛。巨大的炉子里发出的热力逼迫人赶快退出,那代表银锭的纸钱正在炉子里燃烧。”

古人的节日购物内容

古人的购物活动大多与节俗信仰相关。像正月十五的烟花、四月初五的风筝、五月初五的粽子、八月十五的月饼、十二月廿三的麦芽糖等,都是与节日应和的物品,有着广泛的市场。

《水浒传》中描绘了北宋时期北京(今河北大名县)上元灯节的富丽景象。“豪富之家,催促悬挂花灯。远者三二百里买,近者也过百十里之外,便有客商,年年将灯到城货卖。家家门前扎起灯栅,都要赛持好灯,巧样烟火。”清代苏州人顾禄的《清嘉录》记载了苏州城等地的元宵节燃灯及游戏活动。城内主要在吴趋坊、申衙里、皋桥、中市一带,货郎出售各色精巧奇绝的花灯,如像生人物有月明度妓、西施采莲、张生跳墙、刘海戏蟾、招财进宝之类;花果样式则有荷花、栀子、葡萄、瓜、藕之属;动物则有鹤、凤、喜鹊、猴、鹿、马、兔、鱼、虾、螃蟹之类;奇巧之物还有琉璃球、万里罗、走马灯、梅里灯、夹纱灯、画舫、龙舟,难以枚举。至一月十八节日才结束。当然在灯市期间,还有猜灯谜活动,谜头来自经传诗文、诸子百家、传奇小说及谚语什物、羽鳞虫介、花草蔬药等,猜中的可以获得隃麋、陟厘、不律、端溪、巾扇、香囊、果品、食物等奖品。看灯猜谜的人远近辐辏,连肩挨背,夜夜汗漫。

在七夕节之际,京城之中设有专卖乞巧物品的市场,人称“乞巧市”。据宋代的《醉翁谈录》记载,东京开封城内主要在潘楼前买卖乞巧物,从七月初一开始,车马就已往来络绎,直到七夕前三日,道路上车马拥挤几不可通行,交易活动直到夜间才散。乞巧市的购物盛况,由此可见一斑。其中,七夕节用的巧果最具特色。正德《姑苏志》记载:“七夕卖巧果,皆按节而出,喧于城中。每漏下十余刻,犹有市。”

七月十五的中元节也是一个重要的购物节。此际正是《礼记》所谓粮食作物成熟上市之期,属于祭祖的好时期。宋人孟元老在《东京梦华录》中回忆了北宋开封府的中元节盛况:在节日前数天,市场上已有人购置冥器、靴鞋、幞头、帽子、金犀假带、五彩衣服。瓦子这些娱乐场所不仅表演《目连救母》杂剧,还贩卖节日用品与食物。张岱曾生动地描述了七月十五在西湖的游玩活动,指出地方士民利用这个追荐亡灵的机会,在水上放莲花灯,以便游湖看月,出现“篙击篙,舟触舟,肩摩肩,面看面”的热闹场景。②

又如中秋节,宋人吴自牧在《梦粱录》指出,此际京城中的王孙公子、富家巨室莫不登高楼、临轩赏月,“或开广榭,玳筵罗列,琴瑟铿锵,酌酒高歌,以卜竟夕之欢”;一般人家,会登上小小月台,安排家宴,子女团圆,以酬佳节。即便是陋巷贫穷人家,也会上街买酒,不肯虚度佳节。中秋夜的街市买卖,一直延至五鼓时分,“玩月游人,婆婆于市,至烧不绝”,可谓兴盛。

苏州的虎丘山塘在中秋节的繁盛之状,被很多文人记载下来,显得十分出名。明代著名文人李流芳说中秋节的虎丘游客极多,“士女倾城而往,笙歌笑语,填山沸林,终夜不绝”。这显然极大地促进了购物消费市场的繁荣。张岱后来追忆说,土著流寓、士夫眷属、女乐声伎、曲中名妓戏婆、民间少妇好女、崽子娈童及游冶恶少、清客帮闲、傒僮走空之辈,无不鳞集于虎丘,晚上赏月,有鼓吹百十处,大吹大擂,动地翻天,雷轰鼎沸,直到半夜还有丝管之乐与歌唱之声;士夫眷属都下船嬉水,管弦迭奏。直到三鼓时分,虽人影散去,但还有人在虎丘的千人石上清唱,声出如丝,裂石穿云,听者有百十人。③

孟元老很早就说过,在中秋节前各家店铺都流行卖新酒,并重新装点门面彩楼,花头画竿,醉仙锦旌。城里的人们争相欢饮,加上上市的肥壮的螃蟹,以及石榴、梨、枣、栗、桔子、葡萄等各色水果,极具喜庆气氛;夜市生活更为热闹,一直延续到天明。④

明人沈榜编的《宛署杂记》中,讲到了北京地区中秋节民间馈送月饼的情况,购买赠送的主要是麦饼,大小不等,通称“月饼”。市肆上还有卖果肉作馅的月饼,巧名异状,有的一个可以卖上数百钱。北京的月饼在当时应该比较出名,是百姓喜欢购买的节令食品。清人富察敦崇在《燕京岁时记》中这样写道:“中秋月饼,以前门致美斋者为京都第一,他处不足食也。”

到九月九日的重阳节,如晋人周处在《风土记》中所说,需要“登山饮菊花酒”,重阳节大多呼作“登高会”,且需要插茱萸、佩茱萸囊,故又称“茱萸节”。所以菊花、酒、茱萸这类物品大行市场,是人们争相购买的商品。宋人吴自牧的《梦粱录》称:九月九日市面上所卖的“以糖面蒸糕,上以猪羊肉鸭子为丝簇,插小彩旗”的“重阳糕”,是比较流行的食品。清代的《燕京岁时记》指出,每到九月九日,京城的人们提壶携盒,出城登高,南面的天宁寺、陶然亭、龙爪槐等,北面的蓟门烟树、清净化域等,更远的是西山八刹等,需要聚会饮酒,烤肉分糕。酒、肉、糕成了人们重要的购物目标。

再如十二月的祀灶节,也较为有趣,人们要购置好祀灶的用品。市面上刻印的供灶神上天的“灶马”就成了流行的货品。据明朝人的记载,京城的老百姓刻印马形为“灶马”,在送灶神的那一天,人们买回家到灶前焚烧,称作“送灶君上天”。⑤

此后的年节,人们要购置的货品就更多了,除了食物之外,还有点缀喜庆吉祥的物品,需要充分准备。譬如用于新年的门神画像,在除夕夜大多是要张挂印有秦叔宝、尉迟敬德的,有的还是彩印。⑥

至于节日期间消耗较大的烟花爆竹,更是需要购置的喜庆用品。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在明代后期来到中国,注意到中国人在节日里喜好放烟花,这令他十分震惊。他这样说道:硝石在中国并不广泛用于造黑色火药,却大量用以制造焰火,供群众性娱乐或节日时燃放;中国人非常喜欢这类表演,并把它当作一切庆祝活动的主要节目;他们制作焰火的技术实在出色,几乎没有一样东西不能用焰火巧妙地加以模仿;在焰火上面,他们似乎花多少钱也在所不惜。利玛窦在南京时,曾亲眼目睹为欢庆春节而举行的焰火会:“在这一场合我估计他们消耗的火药足够维持一场相当规模的战争达数年之久。”⑦

集市:古人的日常购物中心

严格来说,上述岁时节俗形成的购物活动与一般意义上的集市并不完全一致。南北朝佚名的《木兰诗》中所谓“东市买骏马,西市买鞍鞯,南市买辔头,北市买长鞭”,虽然带有很强的文学色彩,但也表达出集市购物的市场细分及其固定化。在这里,所谓的市集,虽然都是聚商而市的意思,即聚东西南北之人于一方,以其所有,易其所无,但并不完全需要与节俗或神灵节日相契合。

特别是到明清时期,除了大城市,一般的市、镇、店、场、街、墟、步、埠、行等,都是集市交易与日常购物的中心所在。而且,在经济相对发达的区域,商品交易或购物活动与节日完全不需要对应。明末冯梦龙编的通俗小说《醒世恒言》讲到,吴江县盛泽镇的商业繁荣与丝织业的昌盛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地方百姓基本靠蚕桑业为生,市镇上每天开设的绸丝牙行约有千百余家,引动四方商贾前来收购,所谓蜂攒蚁集、挨挤不开,路途无伫足之隙。类似盛泽镇这样的商业市场,从晚明以来可谓甚多,是乡村甚至是超地域的日常购物中心,并形成比较密集的商业网络。

清代乾隆年间的河北宝坻县,据《宝坻县志》所载,每到集期,赶集购物之人披星戴月、络绎毕至,即使在乡野的市场,商业活动的空间也有半里许,贸易者赁地而坐,陈列要交易的货品,其中食用所需的各种货物,基本上是村庄中出产的。这样从早上到下午,集市上的人摩肩接踵,喧填道途,直到太阳落山,购物者大多能满载而归,牵牛的、驾马的、肩背的、戴顶的、携筐而挑担的,可谓熙熙然,购物活动可称兴盛。

再如宣府镇的大市场,商店鳞比,各有名称,如南京罗缎铺、苏杭罗缎铺、潞州䌷铺、泽州帕铺、临清布帛铺、绒线铺、杂货铺等,包容了全国有名的特产,各做交易,商铺绵延长达四五里。

当然,除了不定期的集市购物活动外,民间长期存在定期集市购物的习惯与安排。按日而计,有十二日一集(如云南建水州的“龙街”集市)、十日一集(每逢初一或初五日赶集,或者如山西保德州南关集是每月逢七贸易,一个月内共有三次集市)、六日一集(如云南阿迷州大庄集市)、五日一集、十日三集、三日一集、二日一集。如果每日都有集市购物活动,就是常市或日日集,无所谓集期了。

比较有意思的是,《崇祯宁海县志》记载的台州府宁海县地方的集市按乡区轮转,每月逢一日到十日都有购物活动,正好覆盖全县,比较有特色。具体来说,逢一日(十一日,二十一日)是朱岙市,二日(十二日,二十二日)是桐山市、竹林市,三日(十三日,二十三日)是西店市、竹旁市,四日(十四日,二十四日)是沙柳市、夏奇岙市,五日(十五日,二十五日)是汶湟市、桑洲市,六日(十六日,二十六日)是南门市、朱岙市,七日(十七日,二十七日)是柘浦市、岔路市,八日(十八日,二十八日)是梅村市、梅枝市、停旁市,九日(十九日,二十九日)是东岙市、深畈市、胡陈市、北门市,十日(二十日,三十日)是桑洲市。

因此,从城市到乡村,都存在定期或不定期的购物集市,满足了不同地区、不同阶层人们的各种需求。

古人的消费追求

不同性质的节期与集市贸易,为古人提供了多样化的购物渠道与谋生途径,既为生产工作、日常生活所需,也为休闲品赏或收藏雅玩所需。

清代前期李斗的《扬州画舫录》对清明节放风筝有着细致的记述:风筝样态百出,而且以螃蟹、蜈蚣、蝴蝶、蜻蜓、“福”字形、“寿”字形为多,陈妙常、僧尼会、老跎少、楚霸王及欢天喜地、天下太平之类也较流行,都是巧极人工,晚上还挂灯于风筝之尾,多至连三连五。人们购置这样的风筝,更显雅趣甚至奢华的意味。但很快流行“洋灯”,像风筝而不用线,制造相当精巧,灯中铺有黄白蜡、流磺、潮脑、狼粪,再用火点燃,靠热气升腾至空中,可以维持一整夜。这在当时自然引起了很多人的好奇与追求。

在号称“人间天堂”的杭州城里,百货聚集,包括省内各府县的各种特产:湖州的丝、嘉兴的绢、绍兴的茶与酒、宁波的海货、处州的磁器、严州的漆、衢州的橘子、温州的漆器、金华的酒等,都很出名⑧,是市场上的畅销货。

嘉靖十四年(1535)考中进士的杭州人张瀚,长期在各地为官,在其晚年笔记《松窗梦语》中,通过对各地生活的比较,概括性地指出,民间风俗大都是江南侈于江北,而江南之侈最突出的是太湖周边地区。他强调了这里的一些工艺品受人追捧,“是盈握之器,足以当终岁之耕;累寸之华,足以当终岁之织也”;他还说,杭州机坊中生产的丝织品极为精巧,刚下织机,人们即争相前来抢购。台州人王士性在《广志绎》中,以苏州为例,更为明确地指出,紫檀木、花梨木制作的斋头清玩、几案、床榻,是文人雅士们追求的物品;更为精巧的是所谓寸竹片石摩弄成物,动辄千文百缗,主要有陆于匡制的玉器、马小官做的扇子、赵良璧打造的锻器等,得者竞赛,咸不论钱,几成“物妖”。

生产的进步、经济的发展、社会的演进、文化的需求,都在发生不同形态的变化,也因时代不同及地区差异,呈现出了复杂的面貌,充实了古人的日常生活与经济活动。

(作者为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注释】

①[清]顾震涛:《吴门表隐》(卷三),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25—35页。

②[明]张岱:《陶庵梦忆》(卷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62—63页。

③[明]张岱:《陶庵梦忆》(卷五),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46—47页

④[宋]孟元老著、邓之诚注:《东京梦华录注》(卷八),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215页。

⑤[明]沈榜编著:《宛署杂记》(卷十七),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61年,第168页。

⑥[清]顾禄:《清嘉录》(卷十二),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232页。

⑦[意]利玛窦、[比]金尼阁:《利玛窦中国札记》,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19页。

⑧[明]王士性:《广志绎》(卷四《江南诸省》),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67页。

责编/靳佳 美编/杨玲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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