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是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核心问题，也是世界性难题。我国在改革开放的实践中探索出了处理好政府和市场关系的中国理论和中国方案，有力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助力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的“两大奇迹”，也为破解世界性难题贡献了中国智慧。通过梳理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处理好政府和市场关系的理论演进发现，理论创新对实践创新具有重大先导作用、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只能随着现实物质条件的发展变化而有序向前推进、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必须能够有效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这些发现的启示是，在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必须坚持守正创新，以中国式现代化面临的重大问题为导向推进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必须依据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新要求继续推进政府和市场关系的理论创新，形成新型生产关系；必须坚持深化改革开放，着力破解深层次体制机制障碍，不断增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动力和活力。
【关键词】政府和市场关系 理论演进 理论创新 实践创新 中国理论
【中图分类号】F123.9/D630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4.23.002
【作者简介】黄泰岩，中央民族大学资深教授，中国兴边富民战略研究院院长，中国人民大学中国民营企业研究中心主任。研究方向为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主要著作有《探求中国经济学之路》《探求改革之路》等。李楚昊，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
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是经济学世界性难题，不同的国家和经济学的不同流派对此进行了长期的探索和争论，形成了不同的理论和选择。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不断探索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在不同时期提出不同要求，最终形成了处理好政府和市场关系的中国理论和中国方案。梳理我国政府和市场关系的演进过程，揭示其演进的规律性，既可以全景式阐明我们党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伟大创造，又可以对进一步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发挥重要指导作用。
我国处理好政府和市场关系的理论演进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长期探索实践中，依据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运动规律在不同时期的具体特征和要求，对处理好政府和市场关系作出了不同的组合安排，不仅形成了中国理论和中国方案，而且还用于指导中国经济改革发展实践，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进一步验证了我国处理好政府和市场关系理论的科学性、有效性，为破解世界性难题贡献了中国智慧。
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时期（1978-1991）。改革开放初期，针对传统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严重束缚生产力发展的体制机制弊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大幅度地提高生产力，也就必然要求多方面地改变同生产力发展不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改变一切不适应的管理方式、活动方式和思想方式，因而是一场广泛、深刻的革命”。[1]改变同生产力发展不适应的生产关系，就是要求“坚决实行按经济规律办事，重视价值规律的作用”，“让地方和工农业企业在国家统一计划的指导下有更多的经营管理自主权”。[2]改革传统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引入市场机制，开启了我们党处理好政府和市场关系的新探索新实践。
第一，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改革原则。党的十二大报告提出，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是经济体制改革中的一个根本性问题”。[3]市场调节为辅的提出，充分肯定了市场调节在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中的地位和作用，确立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是市场取向的改革。为了充分发挥市场调节的作用、拓展市场调节的作用空间，我们党提出要“正确划分指令性计划、指导性计划和市场调节各自的范围和界限”。[4]指令性计划和指导性计划都要自觉利用价值规律，运用价格、税收、信贷等经济杠杆引导企业完成国家计划目标，其中指导性计划主要是运用经济杠杆加以实现，从而深化了我们党对政府和市场关系的认识。一是把市场调节为辅作为改革必须坚持的原则，肯定了市场调节在经济体制中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和作用，承认了市场是资源优化配置不可或缺的基本手段。二是指令性计划和指导性计划都要自觉利用价值规律实现机制的确立，明确了政府和市场不仅是板块的结合关系，而且还存在着有机的融合关系，这就为政府和市场的有机结合开辟了道路。
第二，我国实行的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进一步深化了政府和市场关系的理论认识。一是突破了把计划经济同商品经济对立起来的传统观念。在党的十二大报告提出的计划经济必须自觉利用价值规律的理论基础上，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提出，我国实行的计划经济“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并指出“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可逾越的阶段，是实现我国经济现代化的必要条件”。[5]这是我们党对我国社会主义经济作出的新概括，是依据我国国情对马克思主义商品经济理论的重大发展，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提供了基本理论依据。二是把商品经济看作社会主义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共有的一般特征。这就否定了商品经济是仅仅与私有制相联系的特定范畴，明确了商品经济不仅可以和私有制相结合，也可以和公有制相结合，因而社会主义完全可以而且必须发展商品经济，这就为在更广范围内和更大程度上发挥市场调节作用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三是对党的十二大报告提出的正确划分指令性计划、指导性计划和市场调节各自范围和界限作出了具体规定。为了在更广范围内和更大程度上发挥市场调节的作用，《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对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产品中需要由国家调拨分配的部分，对关系全局的重大经济活动，实行指令性计划；对其他大量产品和经济活动，根据不同情况，分别实行指导性计划或完全由市场调节”。[6]在计划调节中，要有步骤地适当缩小指令性计划范围，适当扩大指导性计划范围。
第三，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有机结合。党的十三大报告对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作出了新概括，提出“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的体制，应该是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的体制”。[7]一是提出把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作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两种调节形式和手段，从而把市场调节明确为商品经济的一般特征。二是计划和市场的作用范围都是覆盖全社会的，这是基于计划调节必须遵循价值规律的要求，而且明确提出以指令性计划为主的直接管理方式，不能适应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发展的要求，从而明确国家对企业的管理应逐步转向以间接管理为主。三是提出了“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经济运行机制。要求国家运用经济手段、法律手段和必要的行政手段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进行经营决策，从而把计划和市场的作用范围扩大到全社会，实现计划和市场的内在有机统一，推动计划和市场从板块结合向有机结合转变。
综上所述，这一时期我们党在政府和市场关系上的重大理论创新，就是超越了传统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提出了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重要论断，为处理好政府和市场关系奠定了理论基础，有力地促进了生产力的快速发展，1984年经济增长率达到了15.2%的历史高点。但是，需要明确的是，这一时期我国在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上仍然坚持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有的学者引用邓小平同志在1979年1月的讲话认为，我国在这一时期已经提出了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概念，这是误读。邓小平同志是这样讲的，“说市场经济只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只有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这肯定是不正确的。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可以搞市场经济，这个不能说是资本主义。我们是计划经济为主，也结合市场经济，但这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8]在这里，邓小平同志仍然坚持计划经济为主，因而认为用市场经济否定计划经济的说法是不准确的。同时，“计划经济为主，也结合市场经济”的提法，表明邓小平同志这里讲的市场经济实际上是指市场调节，与当时计划经济和市场调节相结合的提法是一致的。
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时期（1992-2011）。随着我们党对商品经济理论认识的持续深化和改革的深入推进，党的十四大报告创新性地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提出，突破了把市场经济等同于资本主义的传统理论，而是把市场经济作为优化资源配置的一般形式，资本主义可以用，社会主义也可以用，推进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时代化，是我们党的伟大理论创造，开创了处理好政府和市场关系的新局面。
第一，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党的十四大报告依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重大理论突破，明确提出“我们要建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要使市场在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9]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进一步要求，“更大程度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10]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要“从制度上更好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11]
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的提出，形成了我们党关于政府和市场关系的新认识、新组合。一是把以往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的关系转变为国家或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同经济学的一般术语表达相一致，表明我们党对政府和市场关系的理论创造不仅具有中国特征，而且也是解决经济学世界性难题的中国智慧。二是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是市场经济的基本要求，从而表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必须具有市场经济的一般特征。三是提出计划与市场两种手段相结合的范围、程度和形式，在不同时期、不同领域和不同地区可以有所不同，要求在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进程中大胆探索，形成多样化的组合方式。
第二，塑造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的微观主体。要使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微观主体就必须能够对市场信号作出灵敏反应，这就需要推进所有制改革。一是坚持和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所有制结构，党的十五大报告将其作为“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12]党的十六大报告进一步提出“两个毫不动摇”，这就为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创造了多方竞争的微观主体。二是对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作出了界定，党的十五大报告提出，“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主要体现在：公有资产在社会总资产中占优势；国有经济控制国民经济命脉，对经济发展起主导作用”。[13]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主要体现在控制力上，从而要求从战略上调整国有经济布局。三是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党的十四大报告提出，要“通过理顺产权关系，实行政企分开，落实企业自主权，使企业真正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法人实体和市场竞争的主体”。[14]四是探索公有制的多种实现形式，党的十四大报告提出，股份制有利于促进政企分开、转换企业经营机制，要积极促进其有序健康发展。党的十五大报告进一步指出，股份制是现代企业的一种资本组织形式，资本主义可以用，社会主义也可以用。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则要求，“大力发展国有资本、集体资本和非公有资本等参股的混合所有制经济，实现投资主体多元化，使股份制成为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15]党的十七大报告坚持继续深化国有企业公司制股份制改革，健全现代企业制度。
第三，加快培育市场体系。要使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市场必须有效，这就需要有健全的市场体系、完善的市场机制和规范的市场秩序。一是形成全国统一开放的市场体系。党的十四大报告提出要大力发展商品市场，特别是生产资料市场即金融、技术、劳务、信息、房地产市场等。党的十五大报告把生产资料市场改称为要素市场，要求“继续发展各类市场，着重发展资本、劳动力、技术等生产要素市场”。[16]党的十六大报告进一步把市场体系概括为健全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市场体系，为在更大程度上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创造条件。二是建立完善的市场机制。党的十四大报告要求理顺价格关系，建立以市场形成价格为主的价格机制。党的十五大报告强调要完善生产要素的价格形成机制，使要素价格引导要素的合理配置。党的十六大报告进一步要求，“确立劳动、资本、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原则”，[17]这就对完善要素价格形成机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为要素分配的公平公正取决于要素价格的合理形成。党的十七大报告对要素价格形成机制的内涵作了更为清晰的界定，即“完善反映市场供求关系、资源稀缺程度、环境损害成本的生产要素和资源价格形成机制”。[18]三是规范市场秩序。党的十四大报告提出要坚决打破条条块块分割、封锁和垄断，强调公平竞争对规范市场秩序的重要性。党的十五大报告提出要健全市场规则，加强市场管理，强调用制度和规则规范市场。党的十六大报告要求健全现代市场经济的社会信用体系，强调社会信用体系是发展市场经济的一般要求。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指出，要“形成以道德为支撑、产权为基础、法律为保障的社会信用制度”，强调这“是建设现代市场体系的必要条件，也是规范市场经济秩序的治本之策”。[19]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要通过规范发展行业协会和市场中介组织，健全社会信用体系，强调组织建设的重要性。
第四，建立健全宏观经济调控体系。使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就必须改革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国家宏观调控体系。一是用国家宏观调控代替了以往的计划调节。建立国家宏观调控体系，不仅要求把计划作为宏观调控的一个重要手段，而且还“要更新计划观念，改进计划方法，重点是合理确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战略目标，搞好经济发展预测、总量调控、重大结构与生产力布局规划，集中必要的财力物力进行重点建设，综合运用经济杠杆，促进经济更好更快地发展”。[20]依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对计划手段的职能定位作出了新界定。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首次把“计划”改为“规划”，虽然只有一字之差，但表明我们党更加注重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也是我们党对国家宏观调控理论的重要突破。二是明确了宏观调控的内涵。党的十四大报告明确了宏观调控的依据和手段，就是要“依据客观规律的要求，运用好经济政策、经济法规、计划指导和必要的行政管理，引导市场健康发展”。[21]强调宏观调控要尊重经济规律，按客观规律办事。党的十五大报告明确了宏观调控的主要任务，就是要“保持经济总量平衡，抑制通货膨胀，促进重大经济结构优化，实现经济稳定增长”。[22]这就要求政府不再直接干预企业活动，宏观管住，微观放活。党的十六大报告明确了宏观调控体系的内在关系，是要“完善国家计划和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等相互配合的宏观调控体系”，[23]突出宏观调控手段的相互协调、相互配合，防止合成谬误。党的十七大报告对宏观调控体系作出了新的发展，提出要“发挥国家发展规划、计划、产业政策在宏观调控中的导向作用，综合运用财政、货币政策，提高宏观调控水平”。[24]在这里，首次提出了国家发展规划的导向作用。三是转变政府职能。党的十四大报告指出，不加快政府职能的转变并取得实质性进展，改革就难以深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难以建立，明确提出政府职能转变的根本途径是实行政企分开，并要求推进行政体制改革，精简机构，提高效率，从政企分开的视角规范了政府和市场关系。党的十五大报告明确了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目标是“根据精简、统一、效能的原则进行机构改革，建立办事高效、运转协调、行为规范的行政管理体系”。[25]在此基础上，党的十六大报告又加入了“公正透明、廉洁高效”两项要求。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对政府职能作出了明确界定，就是要“切实把政府经济管理职能转到主要为市场主体服务和创造良好发展环境上来。加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长期规划的研究和制定，提出发展的重大战略、基本任务和产业政策，促进国民经济和社会全面发展”。[26]
综上所述，这一时期我们党在政府和市场关系上的重大理论创新，就是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形成了我们党的伟大理论创造。在此基础上，依据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使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并相应地用构建和完善国家宏观调控体系代替了以往的计划调节，而且把计划进一步转变为规划，形成了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政府和市场关系新组合。这包括：一是政府和市场的关系要符合市场经济的一般要求，如政府作用主要是弥补市场失灵，为市场运行创造良好的宏观经济环境和制度条件；主要运用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产业政策、区域政策等经济手段来发挥作用。二是政府和市场的关系还要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特殊要求，如在微观经济运行上，把公有制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作为国家实施宏观调控的微观基础；在宏观经济运行上，国家通过制定和实施发展规划、发展战略等引导国民经济的运行方向。政府和市场关系新组合的构建和完善，有力地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推动了经济的高速增长。
新时代处理好政府和市场关系的理论创新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经济发展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改革转向全面深化改革，构建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向建设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推进这一系列历史性转变进程中，我们党总结改革开放以来理论和实践创新的成功经验，深化了对处理好政府和市场关系的理论认识，并在实践中不断坚持守正创新，推进了新时代处理好政府和市场关系的理论创新。
政府和市场关系是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以处理好政府和市场关系为核心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是我们党在新发展阶段对我国政府和市场关系地位的新认识。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指出，“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27]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也认为，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要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习近平总书记在《关于〈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的说明》中进一步指出：“决定稿围绕处理好政府和市场关系这个核心问题，把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摆在突出位置，对经济体制改革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作出部署”。[28]这表明，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同样是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核心问题。
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之所以是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主要在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须遵循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政府和市场关系是市场经济的核心问题，无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还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都要回答这一世界之问。西方现代经济学从亚当·斯密以来一直对此争论不休，形成了经济学的不同流派。我们党创造性地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必须而且也能够为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提供中国理论和中国方案。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努力形成市场作用和政府作用有机统一、相互补充、相互协调、相互促进的格局，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29]中国对政府和市场关系的创新性回答，是中国为解答世界性难题作出的理论贡献，也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推进现代化提供了新的选择和借鉴。
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决定性作用。我国对市场的定位，从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转变为“决定性作用”，是我们党对市场作用的重大理论突破，是对马克思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中国化时代化的创新发展。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首次提出，要更好处理政府和市场关系，就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30]之后，我们党始终坚持对市场作用的这一定位，只是给予不同程度的强调，如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要求聚焦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时提出，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
我们党对市场定位认识的历史性转变，是理论和实践创新的必然结果。一是我们党深刻认识到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决定性作用是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理论和实践都证明，市场配置资源是最有效率的形式。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是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市场经济本质上就是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经济。”[31]因此，我国要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必须遵循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二是改革发展的实践证明，我们党对市场定位的每一次理论突破，都推动了改革的进一步深化，促进了生产力的快速发展。1984年《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出台，推动了经济增长率达到15.2%；1993年《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出台，当年经济增长速度达到了14.2%；2003年《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出台，又形成了新一轮的经济高速增长。三是经济体制改革的巨大成就为我们党进一步推进理论创新提供了可能。经过20多年的经济体制改革，我国在21世纪初已经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市场化程度大幅提高，宏观调控体系更为健全，从而为市场对资源配置发挥决定性作用奠定了坚实的市场制度基础。
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决定性作用，并不是市场起全部作用，这是由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性质决定的。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大前提下发展市场经济，什么时候都不能忘了‘社会主义’这个定语。之所以说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要坚持我们的制度优越性，有效防范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弊端。”[32]我国改革发展的成功实践也充分证明，只有在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前提下，让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决定性作用，才能实现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因为“我国经济发展获得巨大成功的一个关键因素，就是我们既发挥了市场经济的长处，又发挥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33]因此，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既要遵循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也要遵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特殊规律。
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决定性作用的前提条件是市场必须有效，这就要求必须满足市场有效的制度条件。一是完善经营主体制度，主要是完善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所有制结构。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要“保证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34]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都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35]同时还提出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培育新的经营主体，并把混合所有制经济作为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实现形式。党的二十大报告要求，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促进各种所有制经济优势互补、共同发展，要求制定民营经济促进法。因此，“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中，我国民营经济只能壮大、不能弱化，不仅不能‘离场’，而且要走向更加广阔的舞台”。[36]二是完善市场基础制度，主要是完善公平竞争制度、要素市场制度、流通体制等，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要求“加快形成企业自主经营、公平竞争，消费者自由选择、自主消费，商品和要素自由流动、平等交换的现代市场体系”。[37]同时要求实行统一的市场准入制度和统一监管，完善主要由市场决定的包括要素价格在内的价格机制。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深化要素市场化改革，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要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就必须“推动市场基础制度规则统一、市场监管公平统一、市场设施高标准联通”。[38]三是完善市场经济基础制度，主要是完善产权制度、市场信息披露制度、市场准入制度、破产制度、社会信用体系和监管制度等。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产权是所有制的核心。健全归属清晰、权责明确、保护严格、流转顺畅的现代产权制度”，并明确“公有制经济财产权不可侵犯，非公有制经济财产权同样不可侵犯”。[39]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经济体制改革必须以完善产权制度为重点，实现产权有效激励。党的二十大报告确立了完善市场经济基础制度的内涵，即“完善产权保护、市场准入、公平竞争、社会信用等市场经济基础制度”，[40]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进一步加入了市场信息披露制度和破产制度，丰富和拓展了市场经济基础制度的内涵。
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我国对政府的定位，从建立健全宏观经济调控体系转向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体现了我们党在政府和市场关系上的重大理论创新。一是用政府替代国家宏观调控使政府和市场关系更加学理化系统化。政府是宏观调控的主体，同市场一样也是资源配置的主体，用政府替代国家宏观调控明确构建了资源配置的双主体关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市场作用和政府作用的问题上，要讲辩证法、两点论，‘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都要用好。”[41]党的十八大报告首先使用了政府和市场关系，并使用了“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提法，开启了政府和市场关系的新组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首次提出，“有效的政府治理，是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优势的内在要求”，同时基于政府作用将其界定为“法治政府和服务型政府”。[42]“有效的政府治理”概念的提出，深化了我们党对政府作用的理论认识和性质界定。党的十九大报告对政府和市场关系作出了新的表述，就是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43]此后，我们党在处理好政府和市场关系上通常使用这一表述。二是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体现了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一般特征。发展中国家推进现代化的最大优势是后发优势，因而发展中国家可以而且能够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加快发展进程，减轻“分娩的痛苦”。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推动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主动参与和推动经济全球化进程，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不断壮大我国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44]三是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独特优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党的集中统一领导，这就可以保证以增进全体人民的福祉为出发点和落脚点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可以做到全国一盘棋形成分工协作关系，可以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举国体制优势推进科技自立自强，等等。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从而要求“健全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完善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落实机制”。[45]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进一步强调，要“构建国家战略制定和实施机制，加强国家重大战略深度融合，增强国家战略宏观引导、统筹协调功能”。“围绕实施国家发展规划、重大战略促进财政、货币、产业、价格、就业等政策协同发力，优化各类增量资源配置和存量结构调整。”[46]
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就要明晰政府作用的合理边界。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不是要更多发挥政府作用，而是要在保证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的前提下，管好那些市场管不了或管不好的事情。”[47]这就为政府和市场关系划出了清晰的边界。党的十八大报告也提出，要“推动政府职能向创造良好发展环境、提供优质公共服务、维护社会公平正义转变”。[48]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要求，“最大限度减少中央政府对微观事务的管理”，“政府要加强发展战略、规划、政策、标准等制定和实施，加强市场活动监管，加强各类公共服务提供”。[49]
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就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关系党和国家事业兴旺发达、国家长治久安、人民幸福安康的重大问题。”[50]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一是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了“国家治理”概念，强调发挥法治在国家治理中的重要作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51]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明确指出，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及其执行能力的集中体现。因此，我们党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划分为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和体制机制等，构建了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把筑牢根本制度、完善基本制度、创新重要制度作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必须贯彻的原则。二是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加强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把我国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52]构建了制度优势、国家治理优势和国家治理效能之间的关系。为把我国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就必须不断提升国家制度的执行力，因为制度的生命力在于执行。这就要求健全权威高效的制度执行机制，加强对制度执行的监督。三是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制度执行要靠人，靠组织，制度的执行力就是人和组织执行制度的能力。这就需要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提升党和国家机构的制度执行效率。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集中部署”，“目的是推动党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领导在机构设置上更加科学、在职能配置上更加优化、在体制机制上更加完善、在运行管理上更加高效”。[53]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提出，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优化协同高效、坚持全面依法治国的原则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对党和国家机构职能实现了系统性、整体性重构。
我国处理好政府和市场关系的理论价值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在处理好政府和市场关系上实现了一系列重大理论创新，在推动实践创新上取得了巨大成就。总结这些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不仅对我国顺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而且对于其他发展中国家推进本国现代化，都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价值。
理论创新对实践创新具有先导作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理论创新对实践创新具有重大先导作用，全面深化改革必须以理论创新为先导。”[54]我们党在政府和市场关系的表述上经历了从计划和市场、国家宏观调控和市场到政府和市场的演进；在对市场作用的定位上经历了从市场调节为辅、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到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决定性作用的创新发展，充分体现了我们党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探究我们党在政府和市场关系上的理论演进就会发现，每一次理论演进，都是我们党推进理论创新的结果。市场调节的提出，是对社会主义要消灭商品经济传统理论的重大突破；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是对市场经济与私有制相联系理论的历史性突破，实现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伟大理论创造；承认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决定性作用，是把市场经济区分为市场经济一般和市场经济特殊的理论飞跃，要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须遵循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我们党的理论创新经验表明，要实现科学的理论创新，就必须坚持守正创新，就是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坚持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正确回答时代和实践提出的重大问题。在开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新征程中，没有现成的理论指导我国的实践，也没有现成的模式供我们借鉴，这就需要我们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指导，充分借鉴世界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深深植根于中国的丰富实践，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用中国理论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
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只能随着现实物质条件的发展变化而有序向前推进。马克思明确指出，“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之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55]因此，推进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需要具备一定的物质条件，在这种物质条件不具备的情况下推进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是不可能成功的。我国推进政府和市场关系的理论创新，就是遵循了这一客观规律。改革开放初期，在我国商品经济不发展、市场不发育、习惯于计划经济管理的情况下，我国只能在计划经济之外引入市场调节，促进市场的发育。随着市场的发育，我国就需要并可以把市场调节扩大到全社会，构建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经济运行机制，推动计划和市场从板块集合向有机结合转变。随着市场体系的健全和市场功能的增强，我国就需要并可以让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初步建立，我国就需要并可以使市场对资源配置发挥决定性作用。习近平总书记在解释市场对资源配置从“基础性作用”向“决定性作用”转变的原因时就指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初步建立，市场化程度大幅度提高，我们对市场规律的认识和驾驭能力不断提高，宏观调控体系更为健全，主客观条件具备”，因而“中央认为对这个问题从理论上作出新的表述条件已经成熟，应该把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修改为‘决定性作用’”。[56]因此，随着世界进入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特别是数字经济快速发展引发的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必然要求发展新质生产力，并形成与新质生产力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这就需要继续推进政府和市场关系的理论创新。
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必须能够有效促进生产力的发展。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不断提高效率并实现公平，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重要体现。我们党在政府和市场关系上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也必须能够实现更高的效率和更加的公平，也就是说，是否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是检验政府和市场关系组合是否有效的重要标准。回顾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轨迹就会发现，我们党每次出台改革决定，推进理论创新，我国经济增长就会进入快车道，释放出理论创新推动实践创新的巨大红利；生产力的发展离不开改革，生产力的发展要求鼓励理论创新推动的实践创新。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同志就指出：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也指出，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也是决定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一招。因此，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中，我国发展进入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各种“黑天鹅”“灰犀牛”事件随时可能发生。我国要经受住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就必须坚持深化改革开放，着力破解深层次体制机制障碍，不断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不断增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动力和活力。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社科学术社团主题学术活动资助项目“统筹发展和安全视角下固边兴边富民政策与实践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23STA038）
注释
[1][2]《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公报》，北京：人民出版社，1978年，第5、7页。
[3][4]《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37、30页。
[5][6]《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7、18～19页。
[7]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6页。
[8]《邓小平文选》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36页。
[9][14]《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22、24页。
[10][1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第465、466页。
[11]《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21页。
[12]《十五大报告辅导读本》，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63页。
[13][16][22][25]《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21、25、26、34页。
[17][23]《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37、27页。
[18]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26页。
[19]胡锦涛：《在全党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动员大会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23页。
[20][21]《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23、22页。
[24]《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26页。
[2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第471页。
[27]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
[28]《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北京：人民出版社，2024年，第54页。
[29]《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8年，第116页。
[30]《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6页。
[31][32][3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第54、64、64页。
[34]《中国共产党第二十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公报》，北京：人民出版社，2024年，第7页。
[35]《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公报》，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9页。
[36]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十九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9年版，第675页。
[37]《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公报》，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10页。
[38]《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北京：人民出版社，2024年，第8页。
[39]《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年，第10页。
[40][41]《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8年，第29、116页。
[42]《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公报》，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19页。
[43]《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文件汇编》，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8页。
[44]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22页。
[45]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年，第64页。
[46]《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北京：人民出版社，2024年，第18页。
[47]中共中央宣传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纲要》，北京：人民出版社，2019年，第115页。
[48]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28页。
[49][51]《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公报》，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521、4页。
[50]习近平：《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北京：《求是》，2020年第1期。
[52]《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公报》，北京：人民出版社，2019年，第7页。
[53]习近平：《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北京：《求是》，2023年第14期。
[54][56]习近平：《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说明》，《人民日报》，2013年11月16日，第1版。
[5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92页。
The Chinese Theory of Dealing with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Government and the Market
Huang Taiyan Li Chuhao
Abstract: Dealing with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government and the market is the core issue in building a high-level socialist market economic system, and it is also a global problem. In the practice of reform and opening up, China has explored a Chinese theory and program for address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government and the market, which has vigorously promoted 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ly productive forces, helped create two miracles of rapid economic growth and long-term social stability, and contributed Chinese wisdom to solving the global problem. By examining the theoretical evolution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CPC) and handling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government and the market since its reform and opening up, it has been found that theoretical innovation plays a major leading role in practical innovation, that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innovation can only advance in an orderly manner in line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real material conditions, and that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innovation must effectively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productive forces. These findings reveal that, in the new journey to build a strong socialist modernization country in all aspects, we must uphold fundamental principles and break new ground, and push forward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innovations guided by the major issues facing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We must continue to advance theoretical innovations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government and the market based on the new requirements of developing new-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and forming a new type of production relations. We must persist in deepening reform and opening up, focusing on removing deep-rooted institutional obstacles, so as to continuously strengthen the momentum and vitality of China's socialist modernization.
Keyword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government and market, theoretical evolution, theoretical innovation, practical innovations, Chinese theory
责 编∕马冰莹 美 编∕澎 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