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当前中国经济进入新发展阶段，加快构建高效率资源配置、高效能宏观调控、完备市场经济基础制度的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对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意义重大。实现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更好结合，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同时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成为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核心问题。政府和市场二者有机统一、缺一不可，政府通过在优化职能责任、建设市场体系、优化营商环境和激发主体活力等方面积极“有为”，推动市场在公平竞争、有序统一和创新突破上更加“有效”，从而进一步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让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关键词】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有效市场 有为政府 资源配置
【中图分类号】F123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4.23.008
【作者简介】李晓嘉，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博导。研究方向为公共经济与政策。主要论文有《数字经济国际规则构建中的中国主张》《推动数字经济与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等。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保障”，“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进一步深化与发展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和实践。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发挥好市场和政府的相互促进作用，推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各就其位、有机统一、相辅相成、协同共进，对于构建更加系统完备、更加成熟定型的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必须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我们党的伟大创举，是改革开放取得的重大成果。[1]新中国成立后，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在特定历史时期发挥了巨大的动员和组织作用的计划经济模式，逐渐显现出资源配置效率低下、市场活力不足、创新动力缺失等弊端，该模式下政府对资源的集中控制限制了市场的自发作用。1978年我国开启了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导向的改革逐步展开。从最初的农村改革、城市改革到1992年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的思想解放，市场机制的作用被逐步认可和加强。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标志着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开始确立，政府职能也开始从直接干预向宏观调控和市场监管转型。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和卓越的创新智慧加快推进全面深化改革，推动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不断巩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加快完善，社会经济发展焕发出空前的生机与活力。[2]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市场要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首次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纳入我国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推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更好结合”，这是对理解政府和市场关系作出的又一次重大理论创新。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进一步强调全面深化改革，围绕政府和市场关系这个核心问题，推动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具有高效率的资源配置、高效能的宏观调控、完备的市场经济基础制度等特征，要求实现政府和市场、发展和稳定、公平和效率的有机结合，能够创造更加公平、更有活力的市场环境，从而激发全社会的创新与发展动力。[3]当前，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的改革创新日益紧迫，必须加快构建更加系统完备、成熟定型的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全面深化改革推动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更好相适应，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加快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充分发挥市场经济的长处，以市场作为资源配置的主体，不断健全市场经济运行机制，完善市场制度规则体系，打造充满活力、富有竞争力和创新力的经营主体，实现资源配置效率最优化和效益最大化。要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实现高效能的宏观治理和高水平的政策指导，加快形成更加有序、更加公平、更有活力的市场发展条件，保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长期、健康、可持续发展。要推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更好结合，既“放得活”又“管得住”，使市场“无形之手”充分施展、政府“有形之手”有为善为，实现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有机统一、有效互补。[4]
国内外关于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理论与实践
有效市场的命题来源于经济学的中心问题，即对于资源的分配和使用作出选择的问题。[5]有效市场能够高效配置资源尤其是稀缺资源，做到以既定资源生产更多的产品、获得最大的效益。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首次提出了“看不见的手”理论，认为市场通过价格机制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价格通过供求关系变化反映出资源的稀缺性，引导生产要素的流动和配置。古典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认为，在竞争性的市场环境下，企业为了追求利润会不断提高生产效率，推动技术进步和创新，从而促进经济整体的繁荣。弗里德曼等自由市场经济学家进一步强调市场的效率，认为政府的过度干预会扭曲市场信号，降低经济效率。
然而市场并非完全有效。市场失灵的情况时有发生，如外部性问题、信息不对称、垄断及市场不完全竞争等弊端现实存在，而且往往容易产生贫富分化和经济波动等问题。同时，市场有效性的形成很难完全依靠自身实现，市场高效配置资源的作用必须依靠适当的宏观环境、法律体系、制度规则等外在条件，市场在很多情况下是无法自我调节的。因此，凯恩斯主义强调政府在经济管理中的积极作用，认为政府的干预能够有效应对市场失灵和失效，促进经济增长和社会福利，特别是在宏观经济领域，面对经济危机、失业、通货膨胀等问题，政府的干预显得尤为必要。
20世纪70年代以来，以哈耶克、诺奇克等人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政治哲学和经济哲学在欧美和一些发展中国家大行其道，他们强调市场自由、私有化和去监管化的经济思想，宣扬无为政府甚至以近乎无政府主义的态度看待政府职能。在新自由主义影响下，这些国家过度迷信市场自发调节作用，积极推行私有化和自由化，大力削弱政府职能，尽可能取消政府干预，同时极力放松金融管制，支持金融自由化。结果造成日益严重的去工业化和产业空心化，传统制造业大量外迁，产业竞争力逐步衰竭，产业结构从制造业转向过度依赖服务业尤其是金融服务业，导致经济高度金融化，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严重脱节，系统风险积累甚至最终泡沫破裂引发经济和金融动荡。美国和英国的制造业衰退、爱尔兰和冰岛的金融危机、阿根廷近期的社会经济乱象，本质上都是过度自由化的结果。与此同时，往往是社会精英与金融资本相结合赚得盆满钵满，而底层民众没有分享到发展果实，造成日益严重的阶层分化和社会撕裂。这充分说明，市场的自发调节具有明显局限性，市场不是万能的，仅依赖市场进行公正合理的资源配置是一种不现实的做法，可能带来意想不到的严重后果。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不等于完全依靠市场进行资源配置，更不等于放任市场进行资源配置。[6]
政府有为善为，这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所在。有为政府的作用不是要弱化或取代市场，而是通过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和产业政策等手段，有效弥补市场的不足，及时识别和纠正市场失灵，在保持市场有效性的同时，及时弥补市场机制的功能性缺陷，解决那些市场自身无力解决的问题。实现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更好结合，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巨大成功的一个重要经验。
有为政府通过宏观调节市场供求避免经济重大波动。财政政策方面，政府通过税收和支出政策影响经济运行，在经济过热时增加税收、减少支出以抑制通货膨胀，在经济衰退时增加基础设施投资、扩大财政赤字来拉动需求。货币政策方面，央行通过调整基准利率、存款准备金率和公开市场操作，调节货币供应量和利率水平，影响经济活动和市场流动性，避免过度通货膨胀或经济萧条。2024年以来，面对当前经济运行的新情况新问题，政府加大财政货币政策逆周期调节力度，发行超长期特别国债和地方政府专项债，发布了降准、降息、降存量房贷利率等多项金融政策，更好发挥政府稳定和促进市场作用。
有为政府体现在维护市场秩序、抑制市场风险等方面。有效市场的运行需要公平透明的竞争环境，垄断行为不仅会损害消费者利益，还会削弱行业内的竞争与创新动力。我国政府加大反垄断执法力度，对互联网平台、大型科技公司的垄断行为进行严格的监管，不仅为维护市场竞争秩序树立了典型，也为互联网行业的长远健康发展创造了条件。此外，我国通过加强对金融行业的监管，努力克服由于金融市场的复杂性和信息不对称导致的频繁市场失灵现象，消除影子银行、网贷平台等金融风险点，金融主动去杠杆，抑制房地产泡沫和金融投机行为，有效应对技术变革与数字经济的挑战。
有为政府需要承担公共服务的供给职能。公共服务领域通常由于市场机制的不足而难以通过市场自发解决，特别是在我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地区发展不平衡的国家，政府在提供基本公共服务中的作用尤为重要。通过财政投入和制度改革，政府不断扩大优质教育和医疗资源的覆盖面。医疗体制改革也在逐步推进，通过建立全民医保制度，逐步扩大基本医疗服务的覆盖范围，确保每一个公民都能享有基本的医疗服务。不断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包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医疗保险和低保制度等，通过扩大参保范围和提高保障水平，为社会稳定提供了重要的制度保障。
有为政府通过产业政策引导市场扩大和升级。通过设立专项基金、提供财政补贴和税收优惠等措施，主动促进某些具有战略意义的产业发展，推动产业升级与技术进步。改革开放初期，我国以出口导向为主，鼓励外资进入制造业领域，不断提升全要素生产率。进入21世纪，通过《中国制造2025》、“互联网＋”行动计划等一系列政策推动，我国从“世界工厂”向创新驱动型经济转型。近年来，政府在新能源、电动汽车、5G通信、人工智能等领域，不仅提供了专项政策支持，还通过制定标准和政策规范市场行为，推动行业健康发展。以新能源汽车为例，政府出台了购车补贴政策、充电桩基础设施建设规划以及相关环保标准，有力促进了我国电动车行业的崛起。
有为政府支持市场可持续性发展与绿色转型。在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目标过程中，政府的调控和市场的力量将继续发挥重要作用。实现2030年前碳达峰、2060年前碳中和的目标，涉及能源结构调整、产业升级和消费模式转变等多个方面，政府通过政策支持、税收优惠和绿色金融等措施，推动能源转型和绿色技术创新，同时通过碳排放交易机制和绿色债券市场，积极构建绿色领域有效市场，激励企业进行绿色投资。政府在生态环境保护中的监督和政策调控至关重要，但市场机制的引入同样不可或缺，通过鼓励可持续农业、绿色工业的市场化发展，政府可以为经济和生态平衡创造双赢的局面。
有为政府支持和保障全球化市场。近年来，全球化进程面临诸多挑战，贸易保护主义、单边主义抬头，全球供应链的不确定性增加。在这一背景下，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面临新的考验，政府需要在维护全球化进程中发挥更为积极的作用。一方面，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通过深化国内市场改革，增强内需和消费拉动经济的能力，加强科技创新，提高国内供给体系的质量和效率，减少对外部市场的过度依赖。另一方面，积极维护开放、多边的国际贸易体系，政府需要通过外交手段和政策调整，有效应对逆全球化潮流和贸易摩擦，捍卫全球供应链的稳定，坚决维护我国在全球开放经济中的核心利益。
当前我国建设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困难和挑战
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逆全球化思潮抬头，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民粹主义上升，世界经济增长动能不足，地区冲突热点问题频发，外部环境困难挑战明显增多。我国经济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依然存在，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尚未完全理顺，政府干预过多和监管不到位问题依然突出，国内大循环还不够顺畅，市场体系有待进一步完善，加快打造有为政府、提升市场有效性所面临的任务非常艰巨。[7]
政府对市场运行干预依然较多。[8]政府在市场运行过程中的干预有待合理完善，过度干预容易左右市场发展，有时会在发挥市场作用和政府干预之间失去平衡。有的领域政府以行政权力主导市场运作，在资源配置过程中迫使市场让位于政府，不仅导致市场机制失去效率，而且抑制企业创新和竞争能力，阻碍市场发育成长。有的地方政府或所属部门，为了保护地方局部利益限制外来企业进入本地市场或管辖领域，或者提供内外有别、不公平的政策支持，削弱了整体市场的有序和统一。
实施市场监管方面存在短板。完善的市场监管对于市场的有效运作必不可缺，但当前仍存在一些政府对市场监管缺位、错位、方式不当等现象。一是重审批、轻监管的做法仍然普遍，审批通过后政府不够重视或者没有能力监管，一些不遵守市场规制的做法没有得到及时纠正。二是部分领域政府职能模糊，有的既是参与者又是监管者，不同所有制经营主体受到差异对待，抑制市场发展内生动力，妨碍市场公平竞争。三是部分领域仍缺少市场监管的政策机制和法律法规，导致监管无法可依，地方政府在监管方面倾向于保护地方企业，甚至有时会放纵企业违背市场公平的行为。
提供公共服务水平有待提升。过去很长一段时期，唯GDP论英雄，过度重视经济发展速度等现象在政府中普遍存在，导致公共服务供给相对弱化，社会经济协调发展受到制约。行政服务效率存在提升空间，某些行业企业注册和运营的审批流程烦琐，影响市场活力。公共服务供给质量不高，公共服务体系不完善，城乡之间、地区之间的公共服务资源分配不平衡，社会保障体系有待升级，这些不仅会影响市场的整体活力，而且关系社会公平正义与人民的幸福感。
建设公平竞争市场任重道远。现实中不少行业领域存在或明或暗的市场限制，限制了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的竞争。企业和市场信息披露不完全、透明度不足导致投资者难以获得准确的信息，内幕交易现象进一步损害市场公平性。要素配置不合理现象突出，资金还会集中在一些低效或过剩的行业，教育与培训体系与市场需求还存在脱节。社会信用体系不健全，个人和企业信用信息透明度不足，一些企业和个人的违约行为频繁，影响了市场的信用基础。
对经营主体的支持保障不够充分。市场经济相关法律与制度仍不完善，知识产权等领域保护力度不足，地方保护主义的存在影响了法律执行效力，影响了企业家和投资者的信心。金融市场发展不够完善，股市、债市等资本市场的发展相对滞后，金融产品市场化程度不高，企业投资渠道相对单一，以银行贷款为主的间接融资已经难以满足实体经济发展的需求。企业创新的能力和意愿仍然不足，整体研发投入与国际水平相比仍有差距，技术创新与世界先进水平相比仍有差距，关键市场领域存在短板被“卡脖子”的情况时有发生。
参与国际市场竞争面临新的考验。当前我国在市场开放的程度、范围和方向上都存在很大提升空间，制度型开放进程相对滞后，国内的市场发育标准相对较低，对接高标准国际规则存在短板。一些关键领域行业技术标准与国际标准尚未完全接轨，影响了产品的国际竞争力。某些行业对外资仍存在较高的准入门槛，已经取消的外资准入限制仍存在一些隐性成本，影响外资企业进入我国市场的意愿。企业的人才、资金等要素流动受限，影响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利用效率，影响市场创新能力和竞争力。企业国际化程度仍然较低，走出去的企业缺乏多元化的投资布局。
推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更好结合的建议和对策
新时代新征程上，加快实现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的更好结合，已经成为推动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内在要求和紧迫任务。要以新发展理念为引领，全面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开放，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减少政府对资源的直接配置，积极促进政府与市场良性互动，以政府有为善为促进市场更加高效，增强经济社会发展的内生动力和创新活力，共同推动市场高效、社会公平、环境友好的现代化建设。
厘清政商边界。[9]有为政府是法治政府，要坚持法定职责必须为、法无授权不可为，把市场机制能够有效调节的经济活动交给市场，不滥用权力或过度干预市场和社会活动，克服功能错位、越位、缺位现象，使市场和政府各就各位，实现政府依法行政、企业公平竞争、市场高效运转。要健全政府治理体系，以更高标准建设法治政府，通过完善执法程序、严格执法责任确保权力合法行使和权利有效保障，通过法律和规则制定与规范公正文明执法，保障市场充分自主有效运行。要规范行政权力运行，依法用权、秉公用权、廉洁用权，持续减少政府对微观经济活动的直接干预，让市场在所有能够发挥作用的领域都充分发挥作用。
促进市场统一有序。政府要努力破除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消除各类市场壁垒，高标准高水平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建立全国统一的市场准入规则，取消不必要的地方性限制和差异化审批程序，确保商品、资本、技术等要素在全国范围内自由流通。构建全国性市场监管信息平台，打击区域性垄断、地方保护和不正当竞争行为，确保各类经营主体在公平的竞争环境下运营。建立全国统一的企业信用体系，将企业的信用记录与市场准入和监管挂钩，通过完善信用机制增强经营主体的诚信意识，推动诚信经营。加强区域经济政策协调，通过区域合作机制打破区域壁垒，实现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推动高标准市场体系建设，畅通市场循环，疏通市场堵点，打造更加规范、有序、开放的市场环境。
优化政府公共服务职能。[10]有为政府是服务型政府，要深化行政体制改革，创新行政管理方式，加强和优化公共服务，减少不必要的行政审批，使政府能够更高效服务市场和进行公共管理。健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做好战略规划和政策指导统筹协调，科学优化宏观调控和财政货币产业政策协同，有效弥补市场失灵。深化财政和金融体制改革，完善有效支持实体经济的体制机制，健全投资和融资相协调的资本市场功能，完善现代金融监管体系，严防金融风险。完善市场监管法律法规，加强信息共享和监管协同，统筹协调落实监督执法。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促进保障水平科学稳步提升，防止收入分配差距过大，让经济社会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打造公平竞争市场。政府要积极打造公平、透明、高效的市场环境，持续激发各类市场经营主体活力，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打牢基础。要坚持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加强和改进国有经济管理的顶层制度设计，深化国有企业改革，推进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做强做优做大国有经济。鼓励、支持、引导各种所有制经济优势互补、共同发展，持续优化外资企业、民营经济发展的政策环境，支持和保护中小企业发展，依法平等保护各种所有制企业和企业家权益。着力消除市场准入机会不均等，消除对土地等要素贷款、融资、财政扶持的资源使用不平等，实现在监管和法律环境等方面的同等待遇。完善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弘扬企业家精神和创新精神，稳定预期、增强信心，焕发内生动力、积极投资创业，推动形成一批世界一流企业。
提升经营主体竞争力。政府政策引导和市场机制作用要有效结合，发挥超大规模国内市场优势、完整工业体系优势以及制度方面政治优势，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引领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科学制定产业政策，加大科研投入，引导市场资源向高科技、绿色环保、现代服务业等重点领域集中，推动创新驱动和技术进步。实现财政和货币政策协同发力，加大对中小企业、创新型企业的政策支持，增强经营主体发展活力。深化贸易投资合作，有效利用全球要素和市场资源，更好联通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实现国内国际双循环的相互促进。积极鼓励高端制造、数字经济、绿色经济等领域开展国际合作，主动参与全球价值链重组，增强我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创新链中的地位和影响，培育国际市场竞争新优势。
对接高标准国际规则。[11]有为政府必定是开放型政府，要加快推进制度型开放，推动在规制、规则、标准等方面国内外高效协同，为国内外经营主体提供更具吸引力和竞争力的市场环境。要提升市场透明度与法治化水平，优化和完善国内相关法律法规体系，在市场准入等方面逐步与国际标准接轨。推动知识产权国际合作，完善知识产权保护机制，加大专利、商标、版权等知识产权保护力度，有效保障市场竞争。推动数字经济和绿色经济的国际规则对接，确保我国在全球数字和可持续发展的市场竞争中占据有利位置。加快自贸区和自由贸易港的建设，探索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的先行先试，为全方位对接国际规则提供经验和示范。积极与更多国家签署高水平自由贸易协定，提升自由贸易协定开放水平，主动参与国际经贸规则的制定和修订，推动建设更加公平、透明、开放的多边贸易体系。
（本文系“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的成果，项目编号分别为：QHZX01、20YQ09）
注释
[1]刘伟：《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保障》，《中国工业经济》，2024年第7期。
[2]韩文秀：《发挥经济体制改革牵引作用》，《求是》，2024年第18期。
[3]习近平经济思想研究中心：《聚焦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经济日报》，2024年9月18日，第1版。
[4]郑栅洁：《充分发挥经济体制改革牵引作用 推动全面建成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求是》，2024年第15期。
[5]斯韦托扎尔·平乔维奇著，蒋琳琦译：《产权经济学》，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页。
[6]宁阳：《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内在本质与构建》，《人民论坛》，2022年第12期。
[7]常庆欣：《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更好结合推进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山东社会科学》，2021年第2期。
[8]刘志彪：《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框架、挑战与对策》，《学术月刊》，2023年第4期。
[9]任保平、李培伟：《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到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政治经济学评论》，2024年第2期。
[10]蔡昉等：《聚焦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笔谈》，《经济研究》，2024年第7期。
[11]平新乔：《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几点思考》，《经济纵横》，2023年第3期。
Achieving a Better Combination of an Effective Market and a Well-Functioning Government
Li Xiaojia
Abstract: China’s economy has entered a new development stage. Accelera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a high-level socialist market economic system with efficient resource allocation, high-efficiency macro-control, and complete market economic basic system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promoting China's modernization. Achieving a better combination of an efficient market and a well-functioning government, so that the market plays a decisive role in resource allocation and the government plays a better role, has become the core issue of building a high-standard socialist market economic system. The government and the market are organically unified and indispensable. The government actively "acts" in optimizing functions and responsibilities, building a market system, shaping the business environment and stimulating the vitality of the subjects, and promotes the market to be more "effective" in fair competition, orderly unification and innovative breakthroughs. This will enable us to achieve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ensure the development results to benefit all people more and more fairly.
Keywords: high-standard socialist market economic system, an efficient market, a well-functioning government, resource allocation
责 编∕韩 拓 美 编∕周群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