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东北亚是世界最重要的经济区域之一。近代以来，愈演愈烈的殖民地与霸权争夺给东北亚留下了巨大战争创伤。二战后，大国博弈跌宕起伏使东北亚区域经济合作面临诸多困难与障碍。改革开放后，中国与世界关系发生改变，东北亚国际关系与秩序也从以分裂、对抗为主转向以和平、稳定为主，为区域合作提供了可能性。通过和平发展，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不按照西方模式崛起的大国，引领和推动中美关系日趋稳定与均衡，东北亚正在成为世界首个告别因“国强必霸”导致大国武力相向历史的地区。伴随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和中美互动的深化，中日韩平衡、稳定、边界明晰的三边关系框架日渐清晰；伴随中国超大规模市场和强大生产能力的形成，中美、中日韩经贸关系日趋紧密。东北亚以共处共生共享为特征的新型区域合作模式日益浮出水面，三国已就签署自由贸易协定达成战略共识。
【关键词】中国式现代化 中美关系 东北亚区域合作 中日韩自由贸易协定
【中图分类号】D83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4.23.010
【作者简介】李文，中国社会科学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美国研究所研究员。 研究方向为宏观经济与政策、中美贸易、国际关系。主要著作有《东亚合作的文化成因》《日本文化在 中国的传播与影响（1972-2002）》《东亚社会变革》等。
引言
东北亚是世界主要的政治中心之一，也是世界上最重要的经济区域之一。在地理上，东北亚包括中日韩三国、朝鲜、蒙古国和俄罗斯远东地区。美国虽在地理位置上不属于东北亚国家，但从地缘政治角度看，是东北亚国际事务中的一个关键角色。
2000年，日本学者深川由起子提出，东北亚经济合作“首先把脱离了东北亚复杂的多国间关系作为先行经济的日、中、韩三国设定为轴心，再由开放性的维持来吸收周边国家和地区参加”。[1]从经济结构互补性的角度来看，中国与日本、韩国在价值链层面已形成梯度分工，三国拥有主导区域价值链的能力。[2]2011年起，中日韩三国GDP之和占全球总量均超过20%，且于2020年达25%。
中国是东北亚最重要的国家，历史的走向对东北亚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古代东北亚在大部分时间相对和平稳定，其原因在于中国作为一个强大的存在成为周边地区的“稳定之锚”。近代以来，中国成为列强争夺的对象，东北亚也陷入分裂与混乱。“中国的困难就是外国每一个国家的机会”“中国越弱，争夺越烈。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上半叶，一个积弱的中国竟成了东北亚地区的国际不稳定源。”[3]改革开放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式现代化进入快车道，这给东北亚带来和平与稳定，也给区域合作带来新的动力与前景。
中国式现代化与东北亚秩序重构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发生了深刻变化，成为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然而，中国并非通过无条件追随西方加入世界体系，而是始终作为一支独立自主的力量阔步走向世界舞台中央。正如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所指出的：“中国与其他新兴国家不同，中国是按照自己的方式被世界接受的，而非作为西方社会的荣誉会员。”[4]这一重要特征，决定了中国对东北亚国际关系与秩序的重构起到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中国的改革开放与东北亚国际关系的调整。从二战结束到1972年尼克松访华这一历史时期，东北亚一直处于撕裂、对抗状态。力图通过侵略战争称霸亚洲的日本被美国占领，改造成其盟国；朝鲜半岛一分为二，以北纬38度线为界，分别由苏联和美国军队接收。在美苏的各自支持下，1948年8月朝鲜半岛南部成立大韩民国，同年9月朝鲜半岛北部成立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独立后的蒙古国也成为苏联的盟友。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中国派出志愿军抗美援朝，这是一场赢得不受美苏两个西方阵营摆布的独立自主地位的“立国之战”。战争结束后，中国坚持走自己的道路，让苏联日益感到控制中国的意图难以得偿所愿。20世纪60年代中苏关系破裂后，中国成为一个完全独立于美苏两大阵营之外的、不容忽视的“特殊”存在。
冷战时期，中国独立自主、“束身自好”，不畏强权，与苏联为首的东方阵营渐行渐远，对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不卑不亢。没有完全加入苏联主导的经济互助委员会，也没有深度参与美国主导的西方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作为一个有着与西方世界不同发展逻辑的东方大国，中国对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奉行的霸权主义起到了任何来自西方的力量所不能的制衡作用。邓小平同志对当时中国的基本国情和国际地位有着深刻理解，他毫不讳言中国在经济、科技方面“穷”和“弱”，但自始至终都对中国所具备的战略实力和巨大发展潜力深信不疑。他认为，中国“块头大”，作为第三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中国加入任何一方，都会使世界战略力量的平衡发生质的变化，因此“中国在国际上有特殊的重要性，关系到国际局势的稳定与安全”。[5]20世纪60年代中苏关系破裂后，出于战略上的共同需要，1972年尼克松应邀访问北京，中美关系发生变化。中美关系的改善与全球范围内中美苏大三角的形成，对扭转当时国际社会面临的紧张局势起到的作用非常重要。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重大决定，开启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探索、发展之路。1979年1月，中国与美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同年1月29日至2月5日，邓小平同志对美国进行为期八天的访问，向世界展示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坚强决心和实现现代化的坚定信心。
中国式现代化以开放而非封闭、团结而非分裂、合作而非对抗为基本诉求，带来东北亚国际格局重大变化。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始终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不与任何大国或集团结盟，不支持任何一个国家或集团去反对另一个国家或集团。“中国不打美国牌，也不打苏联牌，中国也不允许别人打中国牌”[6]“同谁都来往，同谁都交朋友。”“邓小平相信，与邻国保持和睦关系，集中精力搞和平发展，符合中国的利益。”[7]除中美关系得到显著改善之外，中日两国于1978年8月签订《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宣布双方应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发展两国间持久的和平友好关系。1989年5月，中苏关系实现正常化。苏联解体后，1991年12月，中俄两国签署《会谈纪要》，解决了两国关系的继承问题。1992年5月，中韩结束了始于20世纪50年代的敌对与隔绝状态，正式建立外交关系。至此，东北亚虽然未能全面结束分裂与对抗，但和平与稳定已成为地区国际秩序的主要方面。
反对霸权主义，促进东北亚和平稳定。邓小平同志指出：“霸权主义是世界最危险的战争策源地，是危害世界和平、安全和稳定的根源。”[8]霸权主义是指大国或大国集团通过武力或采用其他手段，把自己的影响和意志强加于别国，谋求对一个地区或更大范围进行统治的政策和行为。霸权主义是西方世界大国崛起的普遍遵循，霸权争夺是西方世界兴起以来人类社会频繁陷入战争与杀戮旋涡的主要原因。20世纪60年代后期，苏联领导集团误判全球战略形势，在勃列日涅夫主义的指导下从过去追求的苏美合作主宰世界转为力求取代美国、称霸世界，给东北亚地区乃至整个世界和平发展带来巨大威胁。
中国式现代化有着不同于西方国家崛起的内生动力与内在逻辑，重要特征之一就在于主张和平发展、反对霸权主义。早在1974年4月，邓小平同志出席联合国大会第六次特别会议时，就代表中国政府向世界庄严宣告：“如果十亿人的中国不坚持和平政策，不反对霸权主义，或者是随着经济的发展自己搞霸权主义，那对世界也是一个灾难，也是历史的倒退。”[9]党的十八大以来，改革开放和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取得新的历史性成就，习近平主席在博鳌亚洲论坛2021年年会开幕式上重申：“中国无论发展到什么程度，永远不称霸、不扩张、不谋求势力范围，不搞军备竞赛。”[10]
中国是近代以来唯一一个通过和平发展而非侵略扩张、武力颠覆的途径迈向复兴的大国，使近代以来一直是世界主要大国博弈重镇的东北亚告别西方霸权争夺与兴衰的历史，走出西方世界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实现和平共处、合作共赢成为可能。1978年8月，中日签署《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双方一致同意旗帜鲜明地将“反霸条款”写入条约，共同履行不谋求霸权的义务，同时反对其他任何国家或国家集团谋求霸权。1979年1月发表的《中美建交公报》，明确向世界宣示：中美“任何一方都不应该在亚洲—太平洋地区谋求霸权，每一方都反对任何其他国家或国家集团建立这种霸权的努力”。中美日达成的这一共识，为东北亚和平稳定奠定了一定基础。
中国在东北亚影响力的提升。中国式现代化带来综合国力的持续提升，对东北亚地区的稳定与和平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发展，经济影响力与日俱增。苏联解体后，俄罗斯虽然保持了冷战时期苏联第二大军事强国的地位，但在东北亚的经济地位显著下降。1991年至1999年俄罗斯国内生产总值下降了40%以上。即使在2012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后，俄罗斯对中日韩三国的投资与贸易也停留在一个较低水平。20世纪60年代，日本经济快速复兴，并在70年代至80年代达到顶峰，通过直接投资、技术输出和对外援助带动了其他东亚国家和地区经济快速发展，推动形成了所谓东亚经济的“雁行模式”。但2010年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后，日本经济在区域经济中的比重明显出现下降。
2022年中国大陆GDP总量对美国的占比为71.1%，与美国一道成为在东北亚具有举足轻重地位的国家。2022年中国GDP总量为17.99万亿美元，日本经济总量为4.2万亿美元，韩国只有1.8万亿美元，中国经济已经是日本经济规模的4倍，韩国的10倍。日本2022年版《外交蓝皮书》指出：“在自由开放的安定的国际秩序下，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借助全球化，积蓄了力量、增加了存在感。”[11]
引领推动中美开辟大国正确相处之道
东北亚的发展现实，决定了区域合作以中美关系一定程度稳定与均衡为先决条件。以共同应对亚洲金融危机为契机，1999年11月中日韩三国召开领导人会议，东北亚区域合作开始正式纳入议事议程。随着中国式现代化的不断探索推进与拓展，中美双方共同构建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使东北亚合作的条件日趋成熟。
中国“国强不霸”与西方大国政治悲剧的终结。1972年尼克松访华后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里，中美关系总体上处于相对稳定状态，但中美力量对比的变化带来新变数。2018年美国GDP为20.5万亿美元，中国GDP13.9万亿美元，约等于美国的68%。中美之间实力差距的缩小，引发美国对自身“世界领导权”遇到挑战的担忧与焦虑，[12]开始把中国定位为最大的中长期安全威胁和对美国霸权地位的最大挑战。一些美国政客罔顾事实，声称中国正在所有等级排序的顶端位置中取代美国，把与中国的竞争视为一场输不起的较量。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毫无疑问，在所有国家中，只有中国对我们构成了最重大的挑战，无论我们在处理两国关系竞争或合作的任何一个方面，我们都必须从强势而非弱势的角度来对待中国。”[13]美国驻华大使伯恩斯表示：“我们不想生活在一个中国人占主导地位的世界。”[14]
一些西方学者套用西方世界“国强必霸”、新兴大国必然通过武力颠覆守成大国的西方大国兴衰的古老逻辑定义，预测中美关系的现状与未来，认为崛起的中国势必要同美国争夺世界霸权，最终取代美国，而这一过程，必然伴随武力威胁、对抗与冲突，甚至引发全球性动荡与战争。例如，美国学者约翰·米尔斯海默就认为，中国的崛起必将激化中美之间的安全竞争，加剧战争爆发的可能性，[15]中美之间发生战争的可能性甚至比冷战期间美苏之间发生战争的可能性还要大。[16]
假设中国走西方现代化的老路，加入西方世界，以零和博弈法则为基本遵循，中美力量对比变化必然会带来两国间的冲突与对抗，东北亚将不可避免地成为战火纷飞之地。但中国式现代化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为出发点，“依靠全体人民的辛勤劳动和创新创造发展壮大自己，通过激发内生动力与和平利用外部资源相结合的方式来实现国家发展”，[17]过去没有，将来也不会走西方国家武力扩张和殖民掠夺的道路。“中国历史上曾经长期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之一，但没有留下殖民和侵略他国的记录。”[18]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面对强虏，伟大的中国人民通过不屈不挠、艰苦卓绝的反抗斗争，最终赢得了国家独立与民族解放。新中国成立以来，无论国际形势如何风云变幻，中国人民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的独立自主本色一如既往。
一个国家的发展道路决定了其如何界定自己的国家利益，也决定性地影响了其对外政策总方向。中国从未将超越美国作为发展目标，也无意挑战和取代美国。与两大阵营对抗的情形截然不同，苏联视西方为敌人，与美国争夺世界霸权，而“中国无意颠覆既定的国际秩序”[19]，重视与美国开展合作。“道并行而不相悖”，中国的强大不以损害美国的强大为代价，“中美各自的成功符合双方共同利益”。[20]正如基辛格在《论中国》一书中所指出的那样：美中之间不应该是零和关系，两者之间应该建立的与其说是伙伴关系，不如说是“共同进化”的关系。
中美相互尊重、和平共处的历史必然性。中国的和平发展为东北亚乃至整个世界走出零和博弈的丛林法则提供了可能。习近平主席指出：“独特的文化传统，独特的历史命运，独特的国情，注定了中国必然走适合自己特点的发展道路。我们走出了这样一条道路，并且取得了成功。”[21]中国式现代化坚持和平发展，以人民为中心，同时具备人口规模巨大的特征，这使中国得以在短短几十年的时间里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形成了超大规模市场和强大生产能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任何力量难以阻挡的、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目前，中国经济总量排名世界第二，货物贸易总额世界第一，“任何把中国从当前的全球经济体系中排除出去的想法都将是不可取的”。[22]
中国式现代化秉持互利共赢逻辑，始终认为和平与合作符合中美双方的共同利益，习近平主席明确指出：“中国发展好了，对世界有利、对美国也有利；美国发展好了，对世界和中国也有利。”[23]美国有一句谚语叫作：打不败的敌人就是朋友。随着中国式现代化的全面推进，在美国对中国的遏制与打压不但越来越力不从心，而且越来越得不偿失的情况下，尤其是到了中国经济规模超过美国，美国人发现中国依旧无意挑战美国，也没有成为美国现实的敌人时，认可和尊重中国的存在与价值就会成为唯一选择。
中国作为和平力量让世界趋向均衡与稳定。坚定不移地走自己的发展道路，不加入西方阵 营，不照搬西方现代化的老路，是新时期中国与美国走出一条正确相处之道，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根本，也是人类社会走出西方 世界以对抗冲突为基调的大国争霸逻辑怪圈，避 免中美之间重演当年日德与美英之间、苏联与美国 之间的大国政治悲剧，实现持久和平的希望所在。
面对中国式现代化取得的巨大成就，“所有国家都不得不重新考虑对中国的态度”。[24]用美国著名学者格雷厄姆·艾利森的话说：“把中美关系简单地看成只会越来越坏，是肤浅的，实际上中美正在共同努力打造一个富有建设性的关系，一个具有稳定性的关系”。[25]中国在与美国构建稳定、均衡的大国关系框架方面不断取得新进展，为东北亚构建相互尊重、平等互利的区域合作模式创造了有利条件。
中日韩新型关系模式的形成
东北亚政治关系的显著特征是中美双边关系、中日韩三边框架与美日韩小三边机制三重结构的相互作用。伴随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和中美良性互动的深化，中日韩以平衡、稳定、边界明晰为主要特征的三边关系框架日渐清晰，为东北亚结束分裂与对抗，形成共处共生共享的新型区域关系模式提供了重要支撑。
中美关系对中日、中韩关系的影响。由于日韩两国都与美国建立了同盟关系，在以往40多年的时间里，中美关系对中日韩关系有着显著影响。1979年中美建交，为双边关系升温注入新动能。20世纪80年代中美战略合作成为压倒一切矛盾、分歧的重中之重。冷战结束后的20世纪90年代，中美之间摩擦不断，但经贸关系在曲折中获得了进一步发展。进入21世纪，美国发动反恐战争，中国旗帜鲜明地表明与美国共同反恐的坚定立场，带来双边合作全方位蓬勃开展。“2000年，美国通过了对华永久性正常贸易关系立法。这个立法意味着中美关系出现实质性突破，使两国经贸关系建立在更加坚实的基础之上，持续为两国关系提供新的动力。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的十年是中国对外贸易快速发展、强劲拉动经济腾飞的黄金十年，这是中美关系服务于中国现代化大业的极好例证。”[26]
相对稳定、总体向好的中美关系给中日、中韩关系带来积极影响。1978～2010年，和平、友好与合作是中日、中韩关系主要方面。1989年日本参与西方对华制裁，但很快认识到与中国保持和发展良好稳定的关系对中日两国的重要性，率先恢复了对华正常交往。1992年明仁天皇访华，中日关系进一步改善。1992～2010年，中日经济合作保持强劲发展势头，但由于苏联解体导致中日关系战略基础弱化，两国间存在的分歧与矛盾逐渐显现，两国关系进入合作与摩擦同步增长的交往状态。但需特别指出：这一时期中日两国发生的分歧、矛盾与摩擦，多与双方的历史、领土纠纷有关，几乎无关于中美关系状况。
1992年8月，中韩两国发表《中韩关于建立外交关系的联合公报》，正式建立了大使级外交关系。从中韩建交到2010年，双边关系保持良好发展态势，在政治、经济、安全、社会、人文交流等领域均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
2010年后，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10至2011年前后，美国战略界达成共识：中国是今后数十年中对美国全球地位的主要挑战者。奥巴马政府的应对之策是实行战略转向，或曰‘亚太再平衡’战略。”[27]美国加强亚太地区的同盟体系，中日关系受到影响；2010年以后，日本对华外交和军事部署与美国的对华战略保持了较高程度的同步性，如菅直人执政时期，日本将中国定位于“潜在威胁”。日本还多次督促美国作出日美安保条约适用于钓鱼岛的表态。
在中美博弈中，韩国长期坚持战略模糊，尽量避免介入其中，表现出一定程度的灵活性，但对美国战略追随始终是基本遵循。韩国的保守派坚持认为韩国的地位和成就是在美国的帮助下取得的，所以现在应该配合美国。2010年奥巴马政府时期，随着美国重返亚太，李明博和朴槿惠两届保守政府相应地加大与美国的合作力度，美韩同盟由防御性转型为进攻性，由专注于朝鲜半岛安全事务的同盟转型为可介入地区安全事务的地区性同盟。美国在拉拢韩国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阻止韩国加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等经济手段受限的情况下，开始强调韩国对美国的安全需求，为牵制中国，美国推动“萨德”入韩，导致2016年以前一度呈全方位发展势头的中韩关系出现倒退。
2018年至今中美关系日趋紧张带来日韩对中国对立与对抗成分骤增。2017年，《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直接将中国定义为“首要威胁”，特朗普、拜登两任总统不断对中国展开遏制、打压与围堵，“在美国挑起并不断加剧中美战略竞争的背景下，日本对华政策呈现出一系列新态势：战略上加紧追随美国，将中国定位为‘前所未有的最大战略挑战’，强调以实力与联盟构筑对华优势地位；采取政治承诺与政策实践相分离的两面手法；推动低位政治高位化，将经济安全纳入对华战略范畴；制造新借口、利用旧矛盾加大干涉中国内政力度”。[28]韩国虽在主要涉华议题上的表态有所保留，但拜登上任以来，在2021年韩美“2＋2”会谈、2022年韩美峰会、2023年美日韩峰会等双多边会议中，都表现出较为明确的遏华立场。2021年5月的《韩美联合声明》中涉及“维护台湾海峡的和平与稳定”和“南海航行自由”的内容，事关中国核心利益。韩国与美国主要针对中国的高科技合作也日趋紧密。[29]
中国因素对中日、中韩关系的影响。中国与日韩地理毗邻。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始终以睦邻友好为出发点发展与周边国家的相互关系，对东北亚国际关系的改善起到重要作用。
1978年8月，中日两国缔结《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明确宣示缔约双方将本着睦邻友好的精神，按照平等互利和互不干涉内政的原则发展睦邻友好关系。该条约缔结40多年来，双方总体上坚持了和平、友好、合作的正确方向，守住了和平共处、互利合作的底线。
1992年8月，中韩发表建交联合公报，明确表示双方根据《联合国宪章》原则，在相互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原则的基础上发展持久的睦邻合作关系。建交以来，两国政治关系进展顺利，大体上以五年为时间段跃升新台阶：1998年双方宣布建立面向21世纪的中韩合作伙伴关系，2003年双方宣布建立中韩全面合作伙伴关系，2008年双方宣布建立中韩战略合作伙伴关系，2014年双方宣布中韩努力成为实现共同发展的伙伴、致力地区和平的伙伴、携手振兴亚洲的伙伴、促进世界繁荣的伙伴。
中国作为一个独立于西方世界之外的力量在东北亚地位的稳步上升，给日韩两国带来的利益越来越大，使两国不得不在对华战略上有意与美国保持适当距离，留有一定转圜空间。在中美关系紧张、美日关系升温的情况下，日本依旧不愿意将鸡蛋全部装在一只篮子里。1990～2000年，苏联解体后美国开始把社会制度与意识形态的差异提上议事议程，中国遂由美国的朋友转变为“潜在敌人”，但日本在这一时期并没有完全与美国保持步调一致，而是成为西方阵营中率先解除对华经济制裁的国家，“20世纪90年代，日本继续发展对华友好关系，加强与中国的经贸合作，中日关系总体上处于上升发展阶段”，[30]宫泽喜一组阁后提出了“日中关系与日美关系是日本外交的两大车轮”，从而将中日关系提高到“与日美关系同样重要”的位置。1992年日本明仁天皇和美智子皇后访华，中日友好关系达到高峰。
在中美关系陷入低谷时，尽管当时执掌日本政权的菅义伟政权倾向与美国加深“战略捆绑”，深化与其他“民主盟国”协作并排斥中国，但依旧声称要构建“稳定的日中关系”。岸田文雄继任首相后，日本国内对华舆情持续恶化，执政党、政界要求对华强硬的呼声日益高涨，乃至“逢华必反”成为“政治正确”，但中日首脑很快实现通话，重申切实践行“互为合作伙伴、互不构成威胁”的政治共识，密切沟通合作，管控分歧，确保两国关系平稳过渡。[31]
近年来，虽然韩国已被绑上了美国“全球干涉的战车”，还自命为“全球枢纽国家”全力配合美国，但韩国依旧希望与中国保持健康成熟的双边关系，并以相互尊重和互惠互利为基础实现，未来会与中国加强沟通。[32]
中日韩三边框架在与美日韩小三边机制博弈中不断巩固。美日韩小三边是拜登政府2022年以来为推进其以遏制与打压中国为目标的所谓“印太战略”的一部分，美国希望通过与日韩结盟补齐“印太战略”在东北亚的短板。实际上，多年来，美国为遏制中国一直没有放松对美日、美韩同盟关系的强化，为东北亚合作制造障碍。立足于和平与合作的中日韩三边框架的持续推进深刻表明中国式现代化给东北亚合作带来强大的生命力和可预期的发展前景。
2008年5月，中韩双方宣布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中国与日本发表关于全面推进战略互惠关系的联合声明，为中日韩合作创造了条件。2008年12月，中日韩领导人首次在“10＋3”框架外于日本福冈举行会议，决定建立面向未来、全方位合作的伙伴关系。三国决定在保留“10＋3”领导人会议期间会晤的同时，将领导人会议机制化，三国轮流担任主席国，每年举办一次。这一决定标志着中日韩三国合作机制的正式成立，领导人会议至2024年已经举办9次。
美国主导的美日韩小三边是主要针对第三方成立的、具有封闭色彩的军事安全机制，支配与被支配、命令与服从构成相互关系的主要方面，而中日韩三边框架的构建以平等的伙伴关系为基础。2008年12月，首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议提出，三国将面向未来，开展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领域的全方位合作。2009年10月，第二次领导人会议明确提出，三国建立面向未来、全方位合作的伙伴关系。2010年5月，第三次领导人会议表示，将推动三国合作达到新高度，使面向未来、全方位合作的伙伴关系更加巩固。2011年5月，第四次领导人会议提出，将进一步加强三国面向未来的全方位合作伙伴关系。[33]2012的第五次峰会决定进一步提升三国面向未来的全方位合作伙伴关系。
与美日韩小三边以对立、对抗为出发点与存在的前提不同，中日韩三边框架以和平、平等、互利为共同诉求与基本遵循。2003年10月，三国在印尼巴厘岛签订的《中日韩推进三方合作联合宣言》明确表示：“三方合作将遵循《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以及其他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三国将在相互信任、相互尊重、平等互利、谋求共赢的基础上，在诸多领域加强广泛的、面向未来的合作。”[34]2015年11月，在韩国首都首尔举行的第六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议发表的《关于东北亚和平与合作的联合宣言》重申：“我们认识到三国间有关双边关系是三国合作的重要基础，深化三国合作也有利于三国间有关双边关系发展及东北亚地区的和平、稳定和繁荣。”[35]在与第六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议同时召开的第五届中日韩工商峰会上，李克强同志指出：“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是中日韩合作顺利发展的基础。”[36]
美日韩同属西方阵营，几百年来秉持西方盛行的零和博弈的国际交往原则。虽然主要针对中国的所谓集体安全是同盟存在的重要理由，但美国利益优先与强势地位不容挑战，同样构成美日韩相互关系的主要方面。20世纪80年代日本在经济方面出现赶超美国的势头后，美国通过让日元大幅升值的“广场协议”等方式有效地打压了日本经济的强劲增长态势，亚洲金融危机时美国对深陷困境的韩国也几乎一直隔岸观火。
中国式现代化有着不同于西方大国崛起的内生动力与内在逻辑，这决定了中国的使命是致力于与日韩建立平等的、相互尊重的、正和博弈关系，也从根本上决定了中日韩三边框架以互利共赢为基本诉求。2019年的中日韩第八次峰会上，三国领导人重申：“我们将从长远角度和战略高度规划三国合作，打造和平友好、互利共赢、引领未来的合作模式，使中日韩合作成为东亚和平稳定与地区合作的稳固平台和促进世界发展繁荣的重要力量。”[37]
中美、中日韩经贸关系的深化
在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过程中，我国形成的超大规模市场和强大生产能力，也使中美、中日韩经贸关系日趋紧密。中美、中日韩经济上相互依赖程度的不断提升，不可避免地对相互间政治关系的状态起到影响与制约作用，推动区域经济合作不断走向深入。
不断深化经贸关系是东北亚区域合作的内生动力。政治与经济是区域合作的两个方面，经济合作应该是区域合作的主要方向，但经济合作以政治关系为基础。事实证明，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坚持开放式发展，坚持与世界各国相互尊重、和平共处，推动中美经贸关系、中日韩经贸关系不断深化，为东北亚区域合作提供了强大的内生动力。
国家间正式外交关系的建立与维系对经贸往来的重要性不言自明，例如，1992年中韩建交后的第一个10年，双边贸易额增加了8倍多。冷战时期，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虽然与以苏联为首的东方阵营中的许多国家都没有断交，但相互间贸易联系非常微弱。究其原因，在于两者同属于西方世界，共同服膺霸权主义，彼此间矛盾与对抗不可调和，且经济体制大不相同。改革开放后中国与西方世界的关系与冷战期间两大阵营间的关系有着本质上的差异。中国式现代化不同于西方的现代化，重要特征之一就在于走和平发展道路。
由于力量对比的变化以及历史、领土争端等其他原因，中美、中日韩之间因政治互信不足而导致关系紧张的情况在所难免，但通常不会对经贸关系造成实质性伤害。中美、中日之间在交往过程中，曾经或正在经历“政冷经热”的阶段。所谓“政冷经热”，是指无论政治关系多么紧张，贸易往来基本不会受太大影响。中日间“政冷经热”说，始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苏联解体后，美国把中国从朋友降格为对手，中日之间在政治军事方面也出现变数，但双边贸易投资却有增无减。进入21世纪，日本对华竞争意识明显增强，舆论界开始出现对中国说“不”的声音，小泉纯一郎任首相期间多次参拜靖国神社，使中日高层互访中断，两国关系倒退。但这一时期双边经贸关系依旧稳步发展，尤其是双边贸易额增长迅速。例如，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尽管中日政治纠纷接连不断，但双边经贸往来却进入“黄金期”，在短短10年的时间里连续跨过1000亿、2000亿、3000亿美元三个大关。2010年以后，日本的决策层制定对华政策时出现了强硬化趋势，如2012年民主党野田佳彦政府提出所谓“国有化”钓鱼岛，但对双边经贸往来的负面影响依旧不显著。
在中国经济规模已经稳居世界第二的情况下，如果日韩两国对华有意“政经双冷”，无疑将置自身于极其不利的境地。经济合作的本质是互利双赢。如果说20世纪后半叶中国的改革开放需要与日韩扩大经贸往来，进入21世纪后，情形逐渐逆转，未来日韩经济发展明显需要织密与中国的关系。近年来，日韩加紧对美国打压中国策略的追随，配合拜登政府的对华“芯片禁令”，对中国构筑“小院高墙”，给自身利益造成的严重伤害已经初步显现。2023年，中国对日出口和进口双双受挫，跌幅分别达8.4%和12.9%。[38]中国对韩出口与进口亦双双下滑，降幅分别高达7.2%和18.7%。对韩国打击更大的是，中韩建交31年来，首次出现了对华贸易逆差。[39]
中美贸易持续稳定增长。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经济实力的提升是通过与包括美国在内的世界经济体之间不断加深往来而完成的，同时这一提升又进一步密切了中国与美国等经济体之间的联系，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相互依赖关系。从1979年中美建交到2022年，两国双边贸易额从1979年不足25亿美元到2022年近7600亿美元[40]，增长了300倍。
尽管2018年美国单方面挑起对华贸易摩擦，将中美贸易关系定位为零和博弈，为了不让自己的霸权地位受到所谓威胁，甚至不惜与中国进行“负和”博弈，双边政治关系已经下降到尼克松访华以来的历史低点，但数据表明，这种不光彩的行径对双边经贸关系的影响依旧低于美国的预期。在特朗普政府贸易摩擦威胁下的2018年，中美双边贸易额仍高达6335.2亿美元，2019年同比下降14.5%，但仍有5413.8亿美元，2022年的6906亿美元更是创双边贸易额历史新高（见图1）。据美国联邦商务部2023年2月7日发布的统计，美国对华贸易逆差从2021年的3535亿美元增至3829亿美元。[41]
日趋紧密的中日韩经贸关系。中日、中韩建交以来，无论中美关系如何影响中日韩政治关系，中日、中韩双边关系如何波动变化，相互间贸易投资一直保持持续稳定增长，经贸产业深度融合已经成为中日韩经济的现实。
1972～2022年，“中日经贸合作特别是双边贸易、双向投资与中国经济增长率几乎完全趋同，两者存在十分明显的联动关系”。[42]2022年中日贸易额从1972年恢复邦交时的10.4亿美元增至357412亿美元，是1972年的354倍。（见图2）到2022年，中国连续15年成为日本第一大贸易伙伴，中日贸易占日本对外贸易总额的1／5以上。“在金融、财政、区域、科技、企业、地方等领域，两国合作蓬勃兴起，中日之间形成了多领域、多渠道、多层次、全方位的合作局面，合作质量、合作水平不断提高。”[43]
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在经历20世纪80年代缓慢的发展阶段后，随着中国市场化改革的深入和日本企业对中国了解不断加深，自20世纪90年代以后大幅增长，日本对华直接投资金额累计已超过1200亿美元，在华企业超过3万家。据日本贸易振兴机构（JETRO）统计，2021年，日本在华企业的投资收益率达15%以上，远远超过日本对北美、欧洲、东盟以及其他地区的投资收益率。一方面，日本对华直接投资给两国带来互利共赢的效果，带动了中日贸易增长。[44]大量日资进入中国，对中国产业结构转型、技术革新、先进生产管理方式采用、GDP增长和就业率提高都大有裨益。另一方面，在日本国内劳动力等生产要素成本不断上升的情况下，日本企业将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到中国，获得丰厚利润，对日本经济复苏起到了重要作用。
中韩建交后双边经贸往来日益频繁。中韩两国贸易发展最大的特点是起步晚、发展快。1992年中韩贸易在韩国对外贸易中的比重只有4.0%，之后该比重持续提升。2003年韩国对华出口额达到431亿美元，首次超过了对美出口，中国一跃成为韩国最大的出口市场，同时韩国对华贸易额也首次超越对美贸易额，中国已成为韩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国。此后，中国在韩国对外贸易中的重要地位基本没有发生重大变化。韩国对中国的贸易依存度持续加深，2018年上升至25.2%，到2020年仍然高达24.6%。中韩贸易额从1992年的50.28亿美元，到2021年突破3600亿美元，增长了72倍。[45]
韩国的对华投资始于1988年，在1992年中韩建交以后，得到迅猛发展。1993年、1994年，韩国对华实际投资额分别比上年增长87%、146%，这种快速增长的趋势持续到1996年。[46]1997～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随着韩国经济的恢复，以及中国加入世贸组织，韩国对华投资重新进入活跃期。2003年中国以24.9亿美元的收入保持了韩国最大直接投资接受国的地位。[47]2016年是中韩自由贸易协定（FTA）生效第一年，韩国对华投资升至47.5亿美元。据韩方统计，韩中直接、间接相互投资累计达到2500亿美元，2021年韩国对华出口占其整体出口比重超过四分之一。[48]
2015年12月开始生效的中韩FTA成为中韩经济合作的一个历史性新起点。以此为契机，双方贸易额出现“爆炸性增长”和“超常规增长”（见图3），2021年达到3623亿美元，这体现出中韩两国经济的高度互补性和被长期压抑的增长潜力。
结论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一个有着近14亿人口的大国实现现代化，在人类历史上没有先例可循，中国必须走一条属于自己的道路。[49]“中国十四亿多人口整体迈入现代化，规模超过现有发达国家人口的总和，将极大地改变现代化的世界版图。”[50]马丁·雅克指出：“中国将是两个世纪以来的工业化过程中，第一个不按照西方模式崛起的大国。”[51]“巨大的人口与超高的经济增长率相结合，为世界提供了一种全新的经验，毫不夸张地说，中国正在改变呈现在我们面前的世界，而且还会把它带入一个完全不同的未来。”[52]中国式现代化为渴望实现自身发展的国家如何发展、如何正确处理与发达国家的关系开辟了通衢大道。乌干达学者恩南达·基齐托·塞鲁瓦吉指出：“中国在很多事情上都颠覆了传统认知，这个国家对世界其他国家的主要贡献可能是成为另一种替代选择的可能性的典范，其中一种可能性是，你可以在不去霸凌或使用武力使你在世界各地的足迹合法化的情况下成为一个富裕、强大的国家。”[53]和平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特征之一，“任何力量都不能动摇中国和平发展的信念”，[54]人类社会有史以来第一次看到了以和平的方式而非暴力途径完成力量对比变化的可能。
中国拥有超大规模人口、超大规模国土空间、超大规模经济体量、超大规模统一市场的现实，让美国日益认识到两国关系缓和的必要性。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表示：“我们正在努力为双方关系稳定打下基础，确保我们所处的竞争不会转变为冲突”，因为冲突“不符合我们的利益，也不符合他们的利益，以及其他任何人的利益”。[55]在中国坚持与美国以及其他国家和平相处，而非处在战争状态下，任何国家，包括美国，都难以做到全面隔绝与中国的经济和社会联系。美国国家安全事务顾问沙利文认识到：“我们清楚地认识到我们与中国关系中可能改变竞争结构的各种要素。但我们也深知，美国和中国在经济上相互依存，并在解决跨国问题和降低冲突风险方面有共同利益。”[56]
“美国很难适应或接受中国的崛起，这是一个霸主对一个崛起的大国的理性和正常的反应，然而否认新的现实，拒绝与中国谈判，并不能阻止中国的崛起。”[57]在未来10年至20年的时间里，或许美国对中国的遏制与打压不会停止，但中国前进的步伐也不会停止。正如政治学家罗伯特·阿克塞尔罗德所说：“反复互动可以培养出合作性的克制和互惠。”[58]用沙利文的话说：“我们认识到，数十年来为塑造或改变中华人民共和国所做的公开和私下的努力并未取得成功。我们预计在可预见的未来，中华人民共和国将是世界舞台上的一个重要参与者。这意味着即便在双方竞争的同时，我们也必须找到共存之道。”[59]
中国式现代化为东北亚开创一种新型区域合作模式。日渐走向相互尊重、和平共处之路的中美关系，为东北亚合作构建了一种以均衡、稳定、多元与包容为特征的政治框架。中日韩虽然政治社会制度存在较大差异，但相互尊重各自发展道路与制度选择，不寻求改变对方的制度与价值，而是以共同利益为主要着眼点，求同存异、合作共赢。均衡、稳定与包容还表现在以维护地区和平与经济繁荣为目标的中日韩三边框架，与以对抗与强化军事同盟为出发点的美日韩小三边在存在对立与排斥的情况下依旧能够同时进行。2023年8月18日，美日韩首脑峰会在戴维营举行，会后发表的《戴维营精神》联合声明提出三国领导人、外长、防长、安全顾问年度会谈机制化。2024年5月26日至27日，第九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议在韩国首尔举行，会后发表的联合宣言“重申三国领导人会议和三国外长会应不间断地定期举行，以进一步推进三国合作”。[60]
东北亚合作是建立在平等基础上的相互尊重的合作。“在冷战时期，美国和苏联都曾与各自的附庸国建立了极不对等的关系，从而大大削弱了这些国家的主权。直到今天，美国与许多国家之间的关系或多或少依然如此。”[61]但中日韩之间平等相待，因为“中国不会像西方那样，按照自己的意愿来塑造世界”。[62]“相互信任、相互尊重、平等互利、谋求共赢”，这是三国领导人峰会达成的共识。
东北亚合作是开放的合作而非封闭的合作。2003年10月7日在巴厘岛签署的《中日韩推进三方合作联合宣言》明确指出：“三方合作将是透明、开放、非排他性和非歧视性的。三国将保持各自与其他国家的合作机制，以相互吸取经验，促进共同发展。”经济是中日韩合作的优先领域，签署FTA是中日韩三国的战略共识。但中日韩FTA和东盟与中日韩（10＋3）合作、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协定（RCEP）、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等并不是非此即彼的完全排斥关系，而是能够彼此兼容、相互促进。2015年11月，第六次中日韩峰会重申《2020中日韩合作展望》的承诺，即努力实现包括建立区域共同市场在内的进一步推进经济一体化的长期目标，包括缔结中日韩自由贸易协定和RCEP。尽管中日韩自贸协定尚未签署，但2022年生效的RCEP以间接方式推动了中日韩三边自贸区的建立，朝三国最终建立自贸区迈进了一大步。《第九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议联合宣言》明确提出：“我们将推动‘中日韩＋X’合作，确保三国合作惠及其他国家，使中日韩三国与其他地区共同繁荣。”[63]
（本文系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大项目“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子课题 “习近平外交思想与实践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项目编号：2019ZDGH001；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马克思主义理论骨干人才计划博士研究生徐滕博雅对本文亦有贡献）
注释
[1]深川由起子：《以日本看东北亚经济合作前景：形成日中韩轴心的道路》，载林振江、梁云祥主编：《全球化与中国、日本》，北京：新华出版社，2000年，第49页。
[2]聂聆、匡蕾：《中国与日本、韩国的价值链互补性研究》，《东北亚经济研究》，2021年第5期。
[3]袁明：《21世纪初东北亚大国关系》，载李玉、汤重南主编：《21世纪中国与日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245页。
[4]李光耀口述、格雷厄姆·艾利森等编、蒋宗强译：《李光耀论中国与世界》，北京：中信出版社，2013年，第5页。
[5][6][9]《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50、57、158页。
[7]傅高义：《邓小平时代》，冯克利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第660页。
[8]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491页。
[10]《习近平外交演讲集》第二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2年，第342页。
[12]K. Lieberthal, W. Jisi, Addressing US-China Strategic Distrust, Washington, DC: Brookings, 2012, p. 21.
[13]Secretary Antony J. Blinken With Andrea Mitchell of MSNBC Andrea Mitchell Reports, WASHINGTON DC, 1 February 2021, https://www.state.gov/secretary-antony-j-blinken-with-andrea-mitchell-of-msnbc-andrea-mitchell-reports.
[14]Lesley Stahl, Aliza Chasan, Richard Bonin, Mirella Brussani, "U.S. Ambassador on Why China Competition Must Be Managed While Keeping 'the Peace'", CBS NEWS, 25 February 2024, https://www.cbsnews.com/news/china-us-relationship-nicholas-burns-60-minutes/.
[15]John J. Mearsheimer, "The Gathering Storm: China's Challenge to US Power in Asia," The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Vol. 3, No. 4, 2010.
[16]约翰·米尔斯海默：《大国政治的悲剧》，王义桅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年，第290～434页。
[17][50]习近平：《中国式现代化是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康庄大道》，《求是》，2023年第16期。
[18][21]习近平：《出席第三届核安全峰会并访问欧洲四国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欧盟总部时的演讲》，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32、43页。
[19][22][24][51][52][61][62]马丁·雅克：《大国雄心：一个永不褪色的大国梦》，孙豫宁等译，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16年，第210、345、286、175、165、212、239页。
[20]习近平：《论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年，第494页。
[23]《习近平关于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0年，第174页。
[25]"Open Questions | Has a "Thucydides' Trap been Set? Political Scientist Graham Allison Gauges Risks That Could Send US-China Tensions into Armed Conflict,"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3 June 2024, https://www.scmp.com/news/china/diplomacy/article/3264540/has-thucydides-trap-been-set-political-scientist-graham-allison-gauges-risks-could-send-us-china.
[26][27]陶文钊：《建交以来的中美关系》，《当代美国评论》，2017年第1期。
[28]朱海燕：《中美战略竞争背景下日本对华政策新态势》，《现代国际关系》，2023年第10期。
[29]张弛：《韩国对中美战略博弈的认知、因应与中韩关系走向》，《国际问题研究》，2022年第3期。
[30]吴怀中：《“同盟困境”管理与日本对华关系变迁》，《日本学刊》，2022年第5期。
[31]卢昊：《美国加紧遏华背景下日本的战略选择》，《东北亚学刊》，2022年第4期。
[32]박진，APEC 계기 한중정상회담 가능성에“자연스럽게 만날 기회”（종합），연합뉴스，2023-10-10，https://www.yna.co.kr/view/AKR20231010165451504?section=search。
[33]《中日韩合作（1999—2012）》白皮书，《人民日报》，2012年5月10日，第22版。
[34]《世界军事年鉴·2004》，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04年，第600页。
[35]《关于东北亚和平与合作的联合宣言》，2015年11月1日，https://www.gov.cn/xinwen/2015-11/01/content_2958060.htm。
[36]《推动中日韩合作沿着正确航道前行——李克强在第五届中日韩工商峰会上的致辞》，2015年11月3日，http://politics.people.com.cn/n/2015/1103/c1001-27769781.html。
[37]《中日韩合作未来十年展望》，2019年12月24日，https://www.gov.cn/guowuyuan/2019-12/24/content_5463712.htm。
[38][39]《2023年中国与日本双边贸易额与贸易差额统计》，2024年1月27日，https://www.huaon.com/channel/tradedata/959805.html。
[40]《外交部发言人就中美建交45周年发表谈话》，2024年1月2日，https://www.gov.cn/lianbo/bumen/202401/content_6923859.htm。
[41]Office of Technology Evaluation, "2022 Statistical Analysis of U.S. Trade with China," https://www.bis.doc.gov/index.php/country-papers/3268-2022-statistical-analysis-of-u-s-trade-with-china/file.
[42][43]《中日经贸这50年量与质同步飞跃，继续深挖内生动力》，2022年9月28日，https://finance.sina.com.cn/china/gncj/2022-09-29/doc-imqmmtha9107451.shtml。
[44]徐梅：《日本对华直接投资：中日建交50年回顾、思考与展望》，《现代日本经济》，2022年第5期。
[45][48]《推动中韩相互间更高水平开放》，2022年9月20日，http://www.ce.cn/xwzx/gnsz/gdxw/202209/20/t20220920_38113914.shtml。
[46]金乐琴：《中韩两国相互直接投资：挑战与对策》，《经济研究导刊》，2008年第11期。
[47]The Export-Import Bank of Korea, 2003 Annual Report, p. 10.
[4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著：《新时代的中国与世界》，北京：人民出版社，2019年，第14页。
[53]Nnanda Kizito Sseruwagi, "Harmony is China's grand strategy," New Vision, 3 May 2024, https://www.newvision.co.ug/category/blogs/harmony-as-chinas-grand-strategy-NV_187197.
[54]习近平：《弘扬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建设合作共赢美好世界 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发表60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12页。
[55]"Kaanita Iyer, Blinken says US is 'Working to Put Some Stability' into Relationship with China," CNN, 23 July 2023, https://edition.cnn.com/2023/07/23/politics/antony-blinken-china-relations-cnntv/index.html.
[56][59]"The Future of U.S.-China Relations,"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30 January 2024, https://www.cfr.org/event/future-us-china-relations-0.
[57]Kai He, "How Could China Bargain for a Peaceful Accommodation?" Orbis, 2016, Vol. 60, pp. 382-394.
[58]约瑟夫·奈：《软实力与中美竞合》，全球化智库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23年，第189页。
[60][63]《第九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议联合宣言》，2024年5月28日，https://www.mfa.gov.cn/web/ziliao_674904/1179_674909/202405/t20240528_11312740.shtml。
Regional Cooperation in Northeast Asi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Li Wen
Abstract: Northeast Asia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economic regions in the world. In modern times, the increasingly fierce struggle for colonies and hegemony has left a huge war trauma in Northeast Asia. After the Second World War, the ups and downs of the game between great powers have made the regional economic cooperation in Northeast Asia face many difficulties and obstacles. After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China's relations with the rest of the world have changed, and th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order in Northeast Asia have shifted from being dominated by division and confrontation to being dominated by peace and stability, which has provided the possibility for regional cooperation. Through peaceful development, China has become the first major country in the world whose rise does not emulate Western model, and promotes China-US relations to become more stable and balanced. And Northeast Asia is becoming the first region in the world to bid farewell to the history of "a strong country must seek hegemony", leading major countries to confront each other with force. With the comprehensive advancement of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and the deepening of China-US interactions, the framework of China-Japan-ROK trilateral relations featuring balanced, stable and clear borders is becoming clearer. With the emergence of China's ultra-large market and strong production capacity, the economic and trade rel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at between China and Japan, the ROK have become increasingly close. A new regional cooperation model characterized by coexistence, symbiosis and sharing in Northeast Asia is increasingly emerging, and the three countries have reached strategic consensus on signing a free trade agreement.
Keywords: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China-US relations, regional cooperation in Northeast Asia, China-Japan-ROK Free Trade Agreement
责 编∕韩 拓 美 编∕周群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