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应对复杂的国际环境，破解大国博弈与超级保护主义给中国经济增长带来外部约束，需要充分发挥中国体制机制的比较优势，从制度信用、制度红利和制度创新角度挖掘中国经济增长潜在优势，把潜在增长优势转换为现实经济增长绩效。中国需要而且能够充分发挥中央政府战略投资的引领作用，激活地方政府、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的投资积极性，通过投资促进居民收入增长进而扩大社会总消费需要。通过制度创新和高水平对外开放，培养和吸引全球优秀人才，为中国经济均衡增长与高质量发展提供高素质人力资本保障和持续的创新动力。
关键词:大国博弈 分布增长理论 政治科学博弈论 分布主义国际经济学
【中图分类号】F74 【文献标识码】A
如何破解世界百年变局给中国经济增长带来外部冲击？如何充分发挥中国体制机制的比较优势所带来的制度红利（Institutional Profit）以推动中国经济持续平稳增长及高质量发展？需要从国际环境和国内条件两个维度统筹制定和实施科学合理的经济增长新战略，持续推进高质量发展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
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带来的系统性及非系统性外部风险，中国需要在抓住难得发展机遇的同时妥善应对各种挑战及风险，继续推动解放思想和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充分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把制度优势转化为推动经济增长的制度红利及制度信用（Institutional Credit），从短期需要管理与长期供给管理角度制定、实施有助于稳定和促进经济增长的新战略（New Strategy for China's Economic Growth），最终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目标。
当前，中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但也遇到一些困难和问题。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按不变价格计算，我国2024年前3季度的同比经济增长速度分别为5.3%、4.7%和4.6%，前3季度总体经济增长速度同比为4.8%，中国宏观经济增长表现出季度递减态势，总体经济增长速度低于年初经济增长预期。2024年11月的美国总统大选使得国际政治经济的不确定性进一步加剧，也是国际金融市场及中国金融和外汇市场波动的重要风险因素。虽然已有文献关注并总结2023年以来中国宏观经济增长特点及政策选择问题，但针对美国总统大选后国际政治经济格局演变及中国宏观经济增长的系统性专业研究文献仍然不足。本文从分布增长理论、政治科学博弈论及分布主义国际经济学视角分析大国博弈、制度创新与中国宏观经济高速均衡增长战略及政策选择问题。
大国博弈与国际战略冲突风险：政治科学博弈论视角
国际变局加速演变带来的系统性及非系统性风险是影响中国宏观经济增长的主要外部不确定性因素。国际社会正在进入新的冲突动荡期，美国总统大选已经成为影响全球政治商业周期（Global Political Business Cycle，GPBC）的重要变量。大国博弈与国际变局对中国宏观经济增长的影响，可以从政治科学博弈论（Game Theory for Political Science，GTPS）视角进行分析。本文中的政治科学博弈论是指利用政治科学方法分析政治博弈现象及政治决策规律的理论及方法论。
大国博弈战略冲突风险主要表现为世界主要大国博弈带来的战略冲突风险。在美西方采取极限施压乃至超级极限施压方式遏制中国发展的背景下，中国面临的战略冲突风险突出表现为以下几方面：
第一，超高关税壁垒与极限贸易遏制。如果美国对普通中国进口商品征收超高关税，即使不能够把中国商品彻底“赶出”美国市场，也必然通过对从中国进口商品征收高额关税增加美国联邦政府收入。超高关税工具同时把美国消费者和中国出口商的部分收益转移为美国联邦政府收益，达到一石多鸟之效。美国也必将阻碍和干扰其他国家特别是其盟友的对华贸易关系，采取各种借口对华采取极限贸易遏制。
第二，设备断供无底线与产业链破坏极端化。美国可能彻底断供面向中国市场的关键设备出口，威胁中国制造，其对中国断供威胁造成的风险虽然可控，但必然拖慢中国科技产业的发展。美国可能采取超级极端手段持续破坏中国的光刻机及芯片相关产业发展，其对中国芯片产业的断供限制措施的严密程度必然超过其第一任期，对中国芯片产业的高科技研发管理人才将采取点对点的定向制裁措施，甚至采取极端的长臂管辖手段乃至采取恐怖主义手段对付中国高科技及管理人才的可能性也不能排除。
第三，挑起冲突并实施系统性排华法案。美国可能在台海、南海、中国周边地区、中国对外贸易的重要航道挑起冲突，切断中国对外贸易航道，破坏中国全球贸易网络体系。制定和实施系统性排华法案，这种排华法案的体系化、长期化、制度化和不可逆化不仅阻碍和遏制中美两国当下的经贸关系发展，而且可能为未来中美外交关系和经贸关系改善设置永久性障碍。
第四，经济胁迫与金融制裁。美国可能对中国实施金融货币制裁，破坏中国金融市场的稳定性，甚至对中国金融市场交易基础设施特别是数字基础设施进行干扰破坏，制造金融恐慌和定向金融攻击。
第五，生物安全威胁与无差别攻击行动。美国可能利用其在全球生物科技及生物安全领域的先发技术优势及盟友体系，对华进行生物安全的恐吓乃至秘密攻击行动，破坏中国的国家生物安全、政治安全、军事安全、国土安全、经济安全和文化安全。
第六，定向制裁与长臂胁迫。美国可能对中国的重要企业、敏感地区和重要人物进行系统的定向制裁。对我国重要国有企业和民营高科技企业的高管及亲属采取各种胁迫、扣押、攻击等手段，获得对外博弈的筹码和人质抵押，通过胁迫的方式谋求实现其遏制中国发展的目标。
简言之，美国必然采取超级保护主义措施和极端贸易政策工具对华施压，挑起大国博弈冲突乃至其可控的代理人冲突作为遏制中国的筹码和博弈工具，破坏中国宏观经济增长和高质量发展的外需市场环境。
逆全球化与超级保护主义风险：分布主义国际经济学的理论解释
世界变局加速演化伴随着大国权力转移和国际政治经济冲突，逆全球化（Anti-Globalization）和超级保护主义（Super Protectionism）回潮，中国宏观经济增长面临更为复杂的国际市场风险。本文中的超级保护主义是追求极端保护目标并选择极限保护手段的保护主义思想及政策主张的统称。超级保护主义与传统保护主义（Traditional Protectionism）和新保护主义（New Protectionism）的最大区别在于两个方面：一是极端保护主义目标，除了追求极端贸易保护目标还追求极端非贸易保护目标，特别是追求极端政治、价值观与追求意识形态目标；二是保护手段无所不用其极，为了追求极端保护主义目标，可以采取政策工具和手段，甚至采取违背社会公序良俗和公平正义的反人类和反社会手段。
世界变局背景下的逆全球化与超保护主义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可以从分布主义国际经济学（Distributionism International Economics，DIE）角度进行分析及理论解释。本文中的分布主义国际经济学是从分布人性论（Distributional Human Nature Theory）角度分析资源跨国配置及国际经济关系规律的新兴研究范式及学术领域，强调从参与国际经济活动的社会行为体特别是国家领导人、跨国公司和社会成员的理性、德性和能力的概率分布角度解释国际经济现象及特征、国际经济问题及演化规律、国际发展战略及国际经济政策选择问题、中国面临的国际变局与风险治理。
世界变局背景下的逆全球化与超级保护主义，给中国宏观经济增长带来的制约和风险在四个方面表现最为突出：
第一，战争与政治冲突风险。发动战争和挑起政治冲突是超级保护主义者所选择的极端保护主义工具和手段。国际政治动荡与战争冲突必然带来系统性与非系统性的国际政治风险。当前，国际社会将迎来新的国际政治动荡期和国际冲突激化、扩散化时期，俄乌冲突、东地区的冲突可能出现变化，中国国际贸易及全球市场环境面临更多不确定风险，突出表现为：
一是局部战争和冲突加剧必然威胁中国的能源进口、商品出口、本地化投资等多方面安全，增加中国商品在国际市场上的运输风险和交易风险；二是美国与一些盟友构筑反华统一战线，共同遏制中国发展，采取各种反华战略及政策，甚至采取代理人冲突战略干扰乃至试图打断中国经济持续增长和高质量发展进程；三是一些不友好力量也可能借势制造各种反华事件，干扰中国周边发展环境；四是西方极端政治人物、极端政治组织在全球范围内制造各种政治及经济事件，打压中国企业，阻碍中国产品进入国际市场；五是利用战争和冲突工具操控国际金融及货币市场，维护美西方国家的金融霸权，破坏国际金融市场和国际货币体系的稳定性。
第二，阵营对抗与国际社会分化重组导致的世界市场分割风险。通过阵营对抗谋求保护主义利益也是超级保护主义者的重要策略工具。美国总统大选期间出现的政治极化和激进化不仅会撕裂美国社会，也具有显著的外部扩散效应，诱发西方国家内部的社会分裂和政治对抗，最终进一步撕裂国际社会，阵营对抗和国际社会重组必然导致国际市场的碎片化与分割化，给中国带来四方面的风险：
一是提高中国商品进入西方国家门槛，构建起阻碍中国商品进入国际市场的贸易保护主义体系；二是对中国优势产业进行打压，限制中国优势产业的国际市场份额，阻碍中国优势产业国际规模报酬递增效应的充分发挥；三是构建把中国排除在外的“小圈子”贸易联盟，阻碍国际市场的一体化和全球化进程；四是对核心零部件产品、关键技术专利、重要原材料及能源产品进行集体断供行动或者威胁集体断供行动，破坏中国的海外供应链体系。
第三，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与价值链断裂式重构带来的市场风险。通过脱钩断链方式破坏全球产业链的完整性、供应链的安全性和价值链的增值性。产业链的全球化分布有利于全球化分工并形成全球化规模经济效益，促进全球经济增长与市场稳定，如果全球产业链被分割和断裂，必然破坏国际分工与合作的产业基础，导致全球分工退化和合作动力不足；如果全球供应链的安全性得不到保障，则必然导致全球市场的不确定性和系统性风险的增加，诱发“小院高墙”和“大院铁网”式的供应链退化风险；全球价值链的增值性如果得不到保障，必然削弱全球创新动力，导致全球创新风险增加，创新收益下降，弱化创新激励机制。逆全球化与超级保护主义者为了实现各种极端保护目的，可以采取任何极限工具破坏全球产业链完全性、供应链安全性与价值链增值性，进而导致全球化产业链网络体系的退化、短化和碎片化，对中国制造业大国地位构成威胁，降低中国制造业在全球的影响力和网络覆盖率。
第四，国际突发事件与西方国家决策精英集体非理性行为风险。在国际社会中，逆全球化和超级保护主义思想及政策选择的思维逻辑是非理性的，而非理性行为不仅损害超级保护主义对象国的贸易及非贸易利益，而且损害超级保护主义实施国的贸易及非贸易利益，产生超级保护主义囚徒困境（The Super Protectionist Prisoner's Dilemma）。国际突发事件，无论是不可抗力导致的突发自然事件，例如地震、海啸及极端气候等，还是复杂的社会突发事件，例如社会骚乱、恐怖袭击、军事政变、重要国际领导人或者重要政治人物遇害事件等，都可能诱发奉行超级保护主义和政策主张的决策精英采取四种非理性行为：
一是以国际突发事件为借口，煽动民粹主义和极端思潮，阻碍中国商品在本国的消费与生产，给当地的中国企业生产经营造成风险，同时阻止中国企业进入这些国家的市场；二是利用国际突发事件制造各种反华和排华舆论，损害中国品牌声誉，达到阻止中国企业进入本地市场甚至把已经进入本地市场的中国企业排挤出去的保护主义目的；三是利用国际突发事件干涉相关国家内政，胁迫这些国家政府采取对华不友好的经济政策特别是贸易与产业政策，阻碍中国在这些国家的投资与贸易，达到阻止或者限制中国企业发展的目的；四是利用国际突发事件干扰中国内政，对中国国内特殊地区和特殊产业进行抹黑打压，并有针对性地设计对中国特定地区、特定产业、特定企业和特定产品的极端保护主义措施。
简言之，逆全球化与超级保护主义已经成为影响中国宏观经济增长的最大的外部不确定性，也是中国制定和实施经济增长战略需要考虑的重要国际因素。
制度创新与中国经济增长潜力：基于分布增长理论视角的分析
应对复杂的国际环境，破解大国博弈与超级保护主义给中国经济增长带来外部约束，需要充分发挥中国体制机制的比较优势，从制度信用、制度红利和制度创新角度挖掘中国经济增长潜在优势，把潜在增长优势转换为现实经济增长绩效。可以从分布增长理论视角分析中国经济增长潜力。本文中的分布增长理论（Distributional Growth Theory，DGT），也可以称为分布主义经济增长理论（The Distributionism Theory of Economic Growth，DTEG），是基于分布人假设与要素投入分布优化构建的解释宏观经济增长均衡路径及政策选择理论结构，强调科学决策、制度创新和要素配置优化对经济增长的促进效应。中国作为发展中的新兴大国，具备长期维持经济均衡增长的潜在能力，可以概括为如下六个方面：
第一，雄厚的人力资源与超大规模内需市场。为经济增长的内循环需要动力创造了人力资源和市场需求条件。中国作为14亿人口大国，虽然出现人口增长率下降和老龄化问题，但存量高素质人力资源在全球范围内都必然保持领先优势，加之庞大的国内市场需求，形成世界最大规模、一体化程度最高的单一内需市场。
一是全球规模最大的理工科教育及人才培养体系，能够为经济增长提供持续不断的理工科人才基础，具有显著的理工科教育红利；二是有全球最大的工程师队伍和科研人才，能够为经济增长提供工程师红利和科学家红利；三是全球规模最大产业工人和熟练劳动者队伍，能够为经济增长提供熟练人工和劳动者红利。强大的内需市场和人力资源为中国经济长期稳定增长提供了国内需求动力和人力资源供给保障。
第二，强大产能和配套完善的制造业体系。强大的制造能力和配套完善的产业体系是中国成为全球第一制造业大国的物质基础，为中国宏观经济持续增长奠定了生产力和社会总供给的能力基础。强大产能、完整产业链和安全供应链体系为宏观经济增长创造了雄厚的物质生产条件。
一是能够根据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需要提供体系化的供给保障，刺激需求增长并为市场供求均衡的经济增长提供生产力基础；二是强大产能保障国家自力更生能力和维护国家经济主权安全的能力，降低对外部世界的生产依赖，为维持中国经济持续增长提供能力基础；三是为参与国际分工和国际合作提供生产力及产业保障，为维护全球产业链完整性和供应链安全提供产业保障；四是为防控外部封锁、垄断和制裁提供生产力和物质基础；五是完整的产业链和供应链体系增强经济增长韧性的同时，也为经济增长率的弹性和灵活性创造条件。
第三，高速高效的交通通信基础设施体系。中国具有全球规模最大的高速铁路网、高速公路网和能源供应网，不仅降低了制造业发展的物流成本，而且为经济资源配置效率提高和配置优化创造了基础设施条件。
一是为资源在更为广阔的地理空间进行优化配置创造了物流条件；二是为资源类型结构、配置结构能够在广阔的市场范围内实现均衡匹配创造了硬件基础；三是在广大的地理空间范围内进行生产力布局、产业布局、城镇布局规划和优化，提高了资源动态和流动配置效率；四是为政府宏观调控经济提供了一体化的基础设施条件，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为消除地方保护主义、区域市场封锁与垄断提供了可能性；五是为促进国内各个地区的专业化分工与合作创造了交通通信条件，为网络化和一体化全国市场体系形成创造条件，有利于形成规模报酬递增和规模经济效应。
第四，资源禀赋与优越地理区位。中国资源禀赋具有多样化和多元性特点，周边邻国众多，为宏观经济持续增长提供了综合性比较优势。
一是国土面积广阔为经济增长和产业转移提供深广腹地；二是资源禀赋多样化和多元性为全产业链的形成提供了资源禀赋基础，有利于维护本国及全球供应链的稳定性和安全性；三是开放扩大有利于国际分工合作与国际贸易发展，为外向型经济发展提供了跨国地理条件，有利于统筹国际市场服务于中国经济宏观经济增长。
第五，高效的组织动员能力与国家治理体系。中国是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大国，具有高效的组织动员能力，能够有效动员各种资源投入到推动经济高速增长与高质量发展之中，经济高速增长与高质量发展互为表里。中国共产党作为国家治理体系的领导核心，不仅是全球最大政党，也是人类历史上组织动员能力强和理想信念远大的政党，不仅能够动员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参与推动国家经济增长和高质量发展，而且能够长期保持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制度的稳定性和制度信用能够为经济增长提供制度创新动力及制度红利。
一是在经济紧缩及增长速度下降阶段能够动员全国全社会力量培育经济增长新动能，助力宏观经济摆脱困境；二是在经济增长过热、出现通货膨胀、增长泡沫及虚假繁荣现象时，能够高效使用宏观调控政策消解经济增长泡沫，维护经济可持续平稳增长状态；三是能够高效应对经济增长中可能存在的重大矛盾、重大问题和不可抗力诱发的各种突发事件，为经济增长提供稳定的预期，进行科学的预期管理。
第六，改革开放与创新精神。改革开放精神和创新精神已经成为中国社会发展的最大公约数和全面共识，通过改革开放和创新推动经济增长已经成为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惯性，也是中国应对各种经济增长难题的重要精神力量和思想资源。更为重要的是，中国已经形成一整套推动经济增长和高质量发展的科学理论体系、成功经验与政策体系。在全面深化改革中挖掘国内经济增长资源并培育内生增长动力，在高水平对外开放中统筹优化配置国内国外两种资源，充分利用国内与国外两个市场形成内外循环互动的动态供求均衡格局，构建促进经济增长的市场动力。事实上，改革开放与创新精神已经成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精神品格，成为推动经济增长资源配置优化、制度创新和科技创新的重要动力之源。
简言之，从分布增长理论视角分析，中国维持经济高速增长与高质量发展不仅具有潜在的要素禀赋优势和雄厚的完整产业链基础，而且具有坚实的高素质人才队伍、人力资源和超大规模的内需市场支持，同时具有改革开放的自觉和创新驱动发展的精神及思想资源，还具有全球第二经济体、第一制造业大国、第一货物贸易大国、第一储备资产大国、新兴高科技和高等理工科教育大国的物质技术基础。此外，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与自强不息的民族奋斗精神和天下情怀也是中国经济能够持续增长的重要动力源泉。
推动经济持续回升向好的政策选择
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2023年末，全国全部金融机构本外币各项存款余额为289.9万亿元，比年初增加25.4万亿元，本外币各项贷款余额为242.2万亿元，增加22.2万亿元，存贷款余额差为47.7万亿元，庞大的储蓄资金并没有转化为投资和消费。我国市场规模巨大，投资和消费潜力巨大，要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实施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推动经济持续回升向好。
第一，强化中央政府战略投资引领作用。中央政府的战略性投资是扩大投资需求、刺激消费需求的关键，是扩大内需的重中之重，是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主要推动力量，居于战略引领地位。中央政府可以通过发行长期和超长期国债把大部分居民储蓄转化为扩大内需的投资基金，未来5年（2025—2029）平均每年可以发行相当规模的人民币长期或者超长期国债用于国家战略性投资。国家战略性投资主要集中于六个领域：
一是战略性基础设施投资，主要是面向中西部地区的战略性交通、通信和能源基础设施重大项目，例如开工建设新藏铁路（新疆和田-西藏日喀则）、南水北调西线工程（俗称红旗河工程）、战略性新能源开发项目等；二是人工智能及数字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例如国家大数据及算力中心网络体系建设、东数西算工程、近地轨道卫星及6G通信工程；三是战略性新兴产业投资，充分发挥举国体制优势持续推动芯片及高端光刻机产业、大推力航空发动机、智能制造及先进材料、生物医药工程等；四是国防安全研发与工程项目，例如航空航天、海军装备与海洋开发、核能科学及技术等；五是高等教育与高科技人才培养项目投资，为彻底解决我国的高新技术领域被“卡脖子”培养和储备优秀人才；六是战略区域建设专项开发投资，例如推动建设国家战略性产业备份基地、重要战略方向与边疆地区开发等。
第二，调动地方政府公共投资、民营企业投资和外商投资积极性。在中央政府战略投资引领性下，充分发挥各级地方政府的投资积极性，在中央政府化解地方债务风险并降低地方债务成本的基础上，由中央政府统筹、充分发挥地方政府积极性和能动性，通过发行中长期地方债及地方辅助投融资工具等方式筹措地方公共投资。同时，鼓励民营企业投资和吸引外商投资，激活市场非政府投资。地方政府公共投资、民营企业投资和外商投资每年可达到相当规模。
第三，建立土地收储制度和房地产保障体系建设，为扩大消费需求提供制度保障。可通过中央政府统筹和地方政府推动构建全国性与区域性分工合作的土地收储和房地产保障体系，稳定房地产市场并推动房地产高质量发展，为年轻人和购买困难家庭提供保障性住房供给体系。房地产市场稳定和高质量发展，不仅能够稳定社会秩序，而且能够释放社会消费活力，扩大消费需求。在条件成熟的地区或者城市，可以考虑通过政府土地收储和房地产供给制度创新，降低年轻人购房压力，降低年轻人创业风险，促进社会生育率提升，探索解决社会老龄化和生育率下降的难题。规范的土地收储制度、稳定的房地产市场和保障性公共住房租赁体系建设，是稳定内需和促进宏观经济均衡增长和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措施，也是最大的民生工程。同时还需要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体系，通过促进家庭户增收方式稳定和扩大社会消费需求。
第四，稳定外需并构建高水平对外开放体系，破解大国博弈与超级保护主义风险。针对美国对华可能采取的各种保护主义乃至超级保护主义行为，做好应对各种贸易冲突与摩擦的政策工具储备，持续推动高水平对外开放，稳定进出口贸易并持续扩大外需市场。需要在七个方面取得进展：
一是通过下好“先手棋”主动应对可能的贸易摩擦和冲突，遏制超级保护主义的极端政策和极限施压手段；二是扩大与全球南方国家、金砖国家、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及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贸易投资合作，持续降低对单一国家或者单一市场的贸易与投资依赖；三是建立常态化预警和应急处理机制，应对美西方国家可能采取的各种极端贸易政策和制裁措施，主动有为捍卫国家利益并维护国际自由贸易秩序；四是进一步扩大开放，吸引世界各国对华友好企业和人员到华旅游、留学、学术交流、贸易和投资兴业；五是鼓励本国企业走出去积极开拓国外市场，扩大对全球南方国家的投资和贸易规模，推动构建新的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和价值链体系；六是促进人民币国际化并推动构建新的全球数字货币体系，降低对单一国家货币及其金融市场的依赖；七是充分利用跨境电商平台、区块链及数字技术平台，创新进出口贸易模式，通过迂回贸易和迂回投资等方式扩大对外贸易和投资规模。
第五，加大高素质人才培养和引进力度。高素质人才培养是支撑中国宏观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长远基础，吸引全球优秀人才到中国投资兴业和参与高新技术研发有利于巩固夯实中国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和价值链的大国地位。中国可以从四个方面培养和吸引高素质人才：
一是加强对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生物医药、智能制造等大学和科研机构高素质人才培养的财政支持和投入，健全新工科、新理科、新医科、新农科和新文科高素质人才培养体系；二是制定和实施高素质海外人才移民优惠政策，吸引优秀科学家到中国工作；三是在北上广深等中心城市建立全球优秀科学家工作生活基地，在主要大学设立全球优秀科学家工作站，鼓励企业雇佣海外优秀科学家、工程师、职能管理人才和高技能人才，使中国成为全球高素质优秀人才培养基地和工作生活基地；四是鼓励海外一流大学和科研机构在华建立科研和人才培养基地，同时鼓励中国大学和职业技术学院海外办学为中国海外企业培养本地化人才。
简言之，巩固增强经济回升向好良好态势，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关键在于充分发挥政府投资特别是重要政府战略投资的引领带动作用，激活地方政府公共投资，鼓励民营企业投资，积极吸引外商投资，通过投资增加居民收入增长进而推动全社会消费增长。通过建立土地收储制度和房地产保障体系建设，为住房困难家庭和年轻人就业创业提供稳定的住房和社会保障体系。同时，充分应用人工智能、数字技术及跨境电商平台，通过高水平对外开放、创新进口贸易和对外投资模式，破解逆全球化和超级保护主义带来的国际市场冲击与约束，稳定和扩大外需市场。培养高素质优秀人才、吸引全球优秀科学家和高素质人才到华工作，为宏观经济增长提供长期的高素质人才和创新动力支持。
结语
在大国博弈战略冲突风险上升、逆全球化与超级保护主义全球蔓延的国际政治经济背景下，需要从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谋划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战略。维持必要的宏观经济均衡增长速度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目标的基础和前提条件，没有宏观经济高速均衡增长就不可能实现高质量发展目标，二者是相辅相成关系，不是相互替代和相互对立关系。中国需要制定和实施宏观经济增长战略并选择科学合理的政策措施，在继续稳外贸和外部需求的基础上，需要重点在扩大国内需求方面持续发力。通过大规模的投资建设推动宏观经济增长进入必要的合理的均衡增长期间，避免宏观经济长期陷入低速增长、衰退和萧条状态。中国需要而且能够树立经济高速均衡增长与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自信，摆脱西方经济思想的约束和依赖，解放思想，构建中国自主的、科学的宏观经济学与国际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指导中国实践及相关政策制定和实施。中国需要充分发挥中央政府战略投资的引领效应，激发地方政府、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的投资积极性，通过投资增加居民收入增长进而扩大社会总消费需要，通过跨境电商及数字技术平台稳定和增加外部需求并破解超级保护主义约束，通过培养和吸引优秀人才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高素质人力资本支持。
【本文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二级教授、国际政治系主任；本文系作者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及中国应对战略研究”（24AGJ004）阶段性成果，本文同时得到作者主持的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亚太自贸区建设与中国国际战略研究”（15JZD037）、中国人民大学“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重大规划项目《国际关系与政治学博弈论及大数据方法研究》（16XNLG11）资助】
参考文献略
责编：李 懿／美编：王嘉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