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步入新时代，我国市场供需平衡正悄然转变，由侧重总量的“有效需求不足”迈向结构性的“有效供给不足”，扩大内需战略亟需新的理论支撑。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下，市场供需矛盾已构成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的主要表现形式，扩大内需与发展新质生产力之间存在着紧密的内在联系，这一新视角为我们深入理解内需提供了契机。当前阶段，新质生产力已成为扩大内需的主要动力来源，应构建适应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新型生产关系。短期可继续落实需求增量政策，长期则应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多措并举促进供需结构实现匹配。
关键词:扩大内需 有效供给不足 新质生产力 供需匹配
【中图分类号】 F015 【文献标识码】A
近年来，中国经济复苏进程虽有一定曲折但总体趋势向好。2023年GDP增速回升至5.2%，今年前三季度亦保持4.8%的增长率，在全球各大经济体中位居前列。然而，内需不振仍为经济发展的一大掣肘。自2023年第二季度起，GDP平减指数已连续六个季度同比下降，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更是连降长达两年的时间。
针对扩大内需这一命题，习近平总书记高瞻远瞩，指出要“统筹扩大内需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1]，“积极扩大国内需求，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2]。这一系列战略部署，精准把握时代脉搏，紧贴实践需求，具有深远的战略意义。本文旨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论述，以发展的、结构的眼光审视国内需求，并将其与新质生产力紧密结合、深度剖析。
有效供给不足阻碍内需扩大
需求和供给是经济的一体两面，内需的桎梏既可能源自需求侧，也可能是在供给侧，最终体现为市场是否出清。因此，需要两侧协同，对经验事实进行细致梳理与解读。需求侧方面，消费需求增速落后于收入，消费意愿持续走低，居民消费收入比从2000年的78.3%下降至2023年的68.3%。尽管绿色消费、健康消费增长较快，但消费需求整体上和消费结构升级之间呈负相关关系[3]。投资需求表现出明显的趋同特征，社会投资高度集中于房地产、新能源汽车、芯片制造等少数领域。供给侧方面，工业产能利用率自2011年起长期低于80%，且过剩产能集中于部分行业；企业经营压力显著增大，实体经济杠杆率从不足180%上升至历史峰值281.8%。
结合供需两侧的数据，不难发现，我国当下的内需问题和凯恩斯所提出的“有效需求不足”并不完全吻合。凯恩斯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以其所处经济环境为背景、三大心理规律为基石，构建了有效需求不足理论[4]：个体边际消费倾向随收入增加而递减，导致消费需求扩张落后于收入增长；流动性偏好与资本边际收益递减规律共同作用下，零利率约束限制了投资需求的扩张。因此，凯恩斯认为，总需求小于总供给是常态，政府需通过干预来刺激需求。此外，由于需求是不足的，亦即供需之中能动的一方，凯恩斯在需求一词之前赋以“有效”二字。在有效需求不足状态下，需求全面小于供给，表现出消费和投资需求的全面萎缩以及供给的整体过剩，以刺激需求为导向的传统宏观调控收效较为理想。然而，我国当前无论是需求侧的消费与投资需求，还是供给侧的产能利用情况，均具备明显的结构性特征，这超出了凯恩斯有效需求不足理论的解释范围。由此可见，以总量为主的有效需求不足理论在我国的适用性正逐渐减弱，亟需对供需关系展开新的理论探索。
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小康社会全面建成，收入分配持续改善，收入对需求的制约逐渐放松，扩大内需的阻力已不再主要集中于需求侧。相反，供需两侧的结构性失衡与过剩现象愈发凸显，意味着供需之间的不匹配日趋严重，供需关系开始转向“有效供给不足”，已成为当前我国扩大内需的关键桎梏。所谓有效供给不足，是指供给未能充分满足市场需求[5]，为实现更高水平的供需动态平衡，需着力推进供给侧的改革与创新。此处，我们参考凯恩斯的命名逻辑，将“有效”二字加诸于供给之前。下文将深入探讨有效供给不足的形成机制，进而发掘破题之策。
基于生产力—生产关系矛盾运动，认识供给需求关系
有效供给不足和有效需求不足，是供需关系的两种不同状态。供需关系发生变化的根本原因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
在马克思的生产力理论中，生产力是人类改造自然、利用自然的能力，其发展目标在于满足人的需要[6]；生产关系是人们在物质生产过程中形成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经济关系，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必然也必须促进生产力实现其目标。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是社会基本矛盾，其运动构成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下，市场基本矛盾以供给和需求关系为主要表现形式。原因在于：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阶级对立已不复存在，人的需要终于体现为全体人民的需要，而非资本主义制度下由资本增殖所代表的部分阶级的利益。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人的需要作为社会需要，投射于市场需求之中。而“生产力即生产能力及其要素的发展”[7]，则必然凝结成商品和服务，形成市场供给。于是，市场供需关系承载着生产力及其目标，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不再表现为阶级对立，市场供需关系已然成为基本矛盾的主要表现形式。当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时，市场出清、供需良性互动，前往更高水平的动态平衡；当生产关系不适应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时，市场难以出清，供需出现数量或结构上的不对等，停留在较低水平的动态平衡。
由于供需关系成为基本矛盾的市场表现，供需关系的两种状态——有效供给不足和有效需求不足，也和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建立起了深刻的理论联系。
以几次科技革命为标志，生产力在短期内随着新技术涌现而迅速提升，经历阶跃式增长后增速趋缓。而社会需要则呈螺旋式上升，如马克思所述，“已经得到满足的第一个需要本身、满足需要的活动和已经获得的为满足需要而用的工具又引起新的需要”[8]。以生产力和社会需要的异质性增长路径为线索，可划分出两个交替往复的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当生产力发生阶跃时，供给带动需求总量扩张、层次提升。市场供需关系更多表现为凯恩斯所提出的有效需求不足，需求增长相对滞后于供给，拉动经济主要依靠刺激需求。在这一阶段，资本主义病态的生产关系加剧收入和财富不平等，或导致供需缺口扩大，从而引发以大萧条为代表的经济危机乃至阶级矛盾的激化。
第二阶段，生产力阶跃带来的供给数量与层次提升充分兑现后，如何满足新的需要，成为社会主要矛盾，市场供需关系亦转为有效供给不足：在需求侧，居民收入增加、分配改善，更高层次的潜在需求快速积累；在供给侧，现有生产力质态所能创造的市场供给难以与之充分匹配。于是，未被满足的潜在需求和错配需求的无效供给同时存在于市场，市场非出清，供需结构问题愈发突出。
当前，人类社会从第三次科技革命中取得的生产力阶跃已近尾声，新一轮科技革命正在起步，各大经济体普遍进入生产力发展的第二阶段。具体到我国，一方面，高层次潜在需求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表现为“个性化、多样化、不断升级的需求”[9]。满足这些需求的根本途径，是由新质生产力创造新供给业态，从而推动高质量发展。另一方面。中低层次的传统产品和服务需求已得到较大满足，其市场趋于饱和。然而，前一阶段行之有效的有效需求不足理论继续影响政策制定，宏观调控间或刺激总需求，供给侧响应最快、扩张最大的恰是技术业已成熟、产业链相对完善的中低层次产能。于是，随着总量刺激的往复，中低层次供给继续膨胀、过剩加剧，形成“放乱收死”的恶性循环，供需结构匹配度进一步降低。
综上所述，我国当前的有效供给不足，体现为供给和需求结构的不匹配——高层次的供给不足、未能充分满足潜在需求；低层次过剩的无效供给大量堆积。作为扩大内需的主要桎梏，有效供给不足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运动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阶段性特征。其内在的供需结构问题属于生产关系的作用范畴。马克思指出，“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10]，而市场的供需结构是经济结构的最直接体现。因此，贯彻扩大内需战略决策、缓解乃至解决有效供给不足，根本途径在于发展新质生产力，并加快形成与新质生产力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
以供需匹配为牵引，加快构建新型生产关系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质生产力是创新起主导作用，摆脱传统经济增长方式、生产力发展路径，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特征，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质态。”[11]
新质生产力本质上是先进生产力，进入新时代，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根本目标。因此，发展新质生产力和促进供需匹配具有目标上的同一性，新质生产力构成了扩大内需的动力来源。反过来，供需匹配可作为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牵引，通过指引新型生产关系的创新改革，加速壮大新质生产力，增强扩大内需的动力。以供需匹配为牵引，构建新型生产关系并反作用于新质生产力的发展，主要包含以下几种作用机制：
其一，引导生产要素从低层次向高层次有序、递进、高效流动。一方面，不仅要控制落后产能的规模，更要转“去”为“升”，加强对劳动、资本等生产要素的培育，盘活历史存量资产，提升其参与更高层次生产活动的能力。另一方面，生产要素流通应坚持效率原则，因地制宜、因业施策，引导生产要素自发进入与自身禀赋匹配的领域，基于市场的力量建立适宜的行业门槛，避免无序、低效流动。
其二，组织高质量的先进生产要素向发展新质生产力集聚。在市场机制下，高质量的生产要素要以经济利益为目标，自发组合、探索，有望形成创新的更优配置组合，从而催生新质生产力、产生新供给业态。政府应为此过程提供制度保障，完善保险、破产制度，分担部分市场风险；并供给创新行为所亟需的重大科研基础设施等公共品，为创新提供有力支撑。
其三，以创新成果为载体，为新质生产力建立自上而下的反哺渠道。这既可赋能传统产业，推动其层次提升，从而匹配潜在需求、开拓新的市场；又能提高传统产业生产效率，使更多生产要素有机会向上流动，实现可持续的良性循环。
对策与建议
通过理论分析，本文从扩大内需战略出发，建立起了“有效供给不足—促进供给需求匹配—构建适应新质生产力的新型生产关系”的完整逻辑链条。基于此，针对扩大内需、发展新质生产力提出以下几个方面的对策建议：
适度弱化投资趋同。投资趋同，是指社会投资向少数行业集中的现象[12]。一方面，作为需求的重要组成部分，投资是资本的流量，而资本是带动各类生产要素集聚配置的重要纽带。通过观察社会投资的流向和结构，可以把握全社会生产要素的运动。另一方面，对于我国这种拥有超大规模市场和完善产业体系的大国而言，投资对于优化供给结构发挥关键影响作用，投资趋同亦是供需结构失衡的主要推手。经测算，全社会投资趋同度在2012年达到峰值，与经济增速趋缓在时间上重合[13]。在有效供给不足时期，供需结构的不匹配集中体现为低层次和高层次的投资趋同。低层次投资趋同以传统制造业和房地产业为代表，高层次的投资趋同则与不合宜的政策思路相关。针对某些前沿领域的短期集中补贴和优惠举措，放宽了行业门槛、吸引大量生产要素涌入，其中不乏低质量生产要素。它们高度依赖政府帮扶，缺乏自力更生能力、难以获取“合理回报”，大多构成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阻力。近些年，光伏、新能源汽车和芯片行业时有发生的乱象均与此密切关联。是故，社会投资的流动方向以及趋同程度，值得全社会的更多关注。
培育正确的创新观念，构建正向、有序、长效的创新激励机制。在新质生产力发展过程中，创新虽然起着主导作用，但仅是手段而非目的。若无法创造匹配需求的供给、实现生产力发展的目标，那么科学技术也只是潜在的生产力，而非现实的生产力。忽视市场需求和自身条件的盲目创新反而浪费社会资源。因此，对于创新行为与特定行业的补贴扶持应审慎而行，避免引致市场主体的盲目从众。应进一步增强功能性产业政策、弱化选择性产业政策，侧重于奖励创新成果并以匹配市场需求作为评判标准，并准确及时地向市场主体传递政策的长期规划、退出机制等信息，鼓励耐心资本的发展壮大。
长短期结合、供需协同开展宏观调控。短期内，应加强需求侧管理，落实一揽子增量政策，增强经济主体信心，确保政策实施的有效性与可持续性。长期来看，则需要继续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政府与市场合力构建新型生产关系，为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提供制度保障，从源头上促进供需匹配，为扩大内需提供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
【本文作者为南开大学英才教授、经济学院教授，南开大学滨海开发研究院副院长 贺京同，南开大学行为经济学研究中心研究员 赵子沐；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21ZDA037）阶段性成果，项目负责人：贺京同】
注释略
责编：李 懿／美编：王嘉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