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需求是决定经济增长率的重要因素，但不是唯一因素。从中长期考察经济增长，还必须关注生产和供给因素，这是决定经济增长率的重要的方面。从生产和供给角度分析，中国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面并未改变。改革开放的实践表明，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是提高经济效率和效益的关键一招。但也必须认识到市场机制的不足。科学的宏观调控、有效的政府治理是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优势的内在要求。治理市场引发的需求收缩，有效扩大内需，必须充分发挥政府宏观调控逆周期调节作用。
关键词:有效投资 扩大内需 国内市场 宏观调控
【中图分类号】 F81 【文献标识码】A
内需与宏观经济供求总量的关系
供给和需求是市场经济内在关系的两个基本方面，两者相互依存、互为条件。需求不足反映的是宏观经济供求总量失衡，即社会总供给大于总需求，表现为普遍的产能过剩、要素资源过剩（例如就业不充分、货币资金空转等），今年制造业月度pmi指数相关调研，反映需求不足的企业占比超过60%。需求不足及其背后的宏观经济供求总量失衡，在市场机制引导下会持续加强，会导致经济增速下降。如果宏观经济政策未能及时介入，经济增长就可能出现大起大落，甚至出现严重的经济衰退（如1929-1933年的经济大萧条）。
从宏观和整体分析国民经济运行，必须依据马克思的社会再生产理论，结合中国经济发展和运行的实践。马克思认为，社会再生产是各个环节相互联系、互为条件、周而复始的运作过程。从经济活动实践出发，生产形成供给、分配与投资、消费形成需求；市场调节下，供给与需求通过交换对接，一方面使商品销售者获得价值，一方面使商品购买者获得使用价值。而社会再生产活动的可持续，与交换活动的总体顺畅度密切关联，因为其决定着全部企业获得营业收入并保持资金顺畅循环的比重和程度。
从宏观和整体看，经济增长也是总供给和总需求互为条件、共同运动，从不平衡到平衡、再到新的不平衡的动态过程。马克思指出：没有生产，就没有消费，但是，没有消费，也就没有生产，因为如果这样，生产就没有目的。马克思还指出，分配借社会规律决定生产者在产品世界中的份额，因而插在生产和消费之间。在考察供给与需求关系时，既要注意生产和供给对需求的重要作用，例如形成就业与收入，利润和投资；也要注意需求形成的相对独立性。例如特定生产和分配关系的增长对就业和收入增长的作用，对积累和投资的作用；以及其它影响市场需求的因素，例如宽松或者紧缩的财政货币政策，房地产限购、限贷政策等。从经济增长历史看，相较生产和供给结构变化，需求的变化更为活跃、需要的时间更短，因此需求对经济增长的周期性波动扮演着更为主要的角色。
2010年以来，受国内外复杂因素综合影响，我国经济总需求增速持续放缓。外部看，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复杂影响，我国出口增速波动下行（美元口径出口增长率2010年为31.3%，2023年为-4.6%）；发展不平衡的问题，特别是城镇化推进中存在的不平衡，会使投资增速下降，如房地产投资增速下降（2010年为33%，2023年为-9.6%），制造业投资增速下降（2010年为30%，2023年为6.5%），投资增速下降（2010年为20.4%，2023年为2.8%）。出口和投资增速下降引起了总需求增速放缓，约束经济增速放缓，使各方面收入增速下降，其中居民收入增速下降使消费需求增速下降（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2010年增长18.38%，2023年增长7.2%）。消费、投资、出口等三大需求的持续下行，使需求不足对企业生产活动的制约持续加强，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在需求增速持续放缓的制约下，中国经济增速从2010年的10.3%降低到2023年的5.2%。与此同时，企业、居民、政府收入增速大体同步下降，收入增速下降影响了企业投资、居民消费的能力和信心，进而使需求增速进一步下降。
中国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变
需求是决定经济增长率的重要因素，但不是唯一因素。从中长期考察经济增长，还必须关注生产和供给因素，这是决定经济增长率的重要的方面。马克思指出，生产既支配着生产的对立规定上的自身，也支配着其它要素。过程总是从生产重新开始。从生产和供给角度分析，中国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面并未改变。
生产和供给增长的动力，主要来自于经济发展过程的不平衡，这会蓄积强大的内部结构变化能量。中国式现代化与西方现代化的一个不同处是，我国在较短历史时期内突飞猛进地发展。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是在一穷二白基础上起步，依靠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有效地聚集了必要的起步资金，并依靠计划配置资源方式，集中发展重工业，快速建立起比较完整的工业制造业体系，使中国从农业国快速转变为工业国家。
这一过程中工业内部结构（轻重工业比例），工业化与城镇化步伐等方面，也蓄积了一定的结构失衡问题。而这些恰恰为改革开放后市场引导的工业化、城镇化发展提供了重要条件，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全面提速提供了必要条件。随着市场引导的生产和供给数量型快速扩张以及普遍短缺情况的消除，中国经济发展必然会从“有没有”的高速增长阶段跨入“好不好”的高质量阶段。但结构变化潜能并未减弱。最明显的就是收入分配结构的差距，也包括城乡差距和地区差距。这些差距在市场调节的经济持续高增长过程中不可避免，在14亿人口大国迅速崛起中不可避免。而对这些差距的调整也将继续成为中国经济在高质量发展阶段强大的内在发展动能。因此，在现代化的国际比较研究中，必须要深刻认识中国式现代化的独有特点，必须要避免比较研究中不注重样本可比性、将比较研究归纳性结论普遍化的错误做法（例如依据发达国家人均收入超过一定水平，经济增长率普遍下降的现象，判断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已经下降到6%以下的观点）。
还要看到，经过新中国成立70多年的努力，我国的生产和供给能力已经有长足的发展和进步。当前我国已成为全世界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钢铁、电力、汽车、电脑等220多种工业产品产量位居世界首位。我国的基础设施项目建设施工能力位居世界前列。从全面高质量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现代化城乡体系、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现代化公共服务和民生保障体系等多个方面看，我国拥有前所未有的强大生产和供给能力。在强劲的内部结构变化潜能推动下，这些生产和供给能力可以确保中国经济增长保持在较高水平而不会出现供不应求，不会出现严重通货膨胀。刚刚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也提出：“我国经济基础稳、优势多、韧性强、潜能大，长期向好的支撑条件和基本趋势没有变。”
这里要澄清一些观点：
第一，有观点仅仅根据人口老龄化和劳动年龄（16-59周岁）人口减少判断中国人力和人才资源供给出现拐点，进而得出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降低。这一观点并没有考虑到中国庞大的劳动年龄人口存量规模。2023年中国劳动年龄人口8.65亿人，当年城镇就业人口4.7亿人，农民工2.97亿人（增长0.6%），外出务工农民工1.76亿人（增长2.7%）；当年应届本科毕业生1047万人，中等专科毕业生537万人。综合看，如果减去8000多万务农的劳动年龄人口（随着农业机械化、规模化、智能化水平提高，这方面需要的人力资源会继续减少），就业人口达7.4亿人左右。从应届毕业生和外出务工农民工增量（2023年为366万人）看，当年新增就业人口超过1800万人。按照每1个百分点的GDP增长率提供200多万个就业岗位看，实现充分就业目标，经济增长率需要达到8%以上。这表明，支持中国生产和供给持续较快增长的人力人才资源供给条件仍然较好。
第二，从技术引进模式来看，有观点认为中国在应用技术供给方面，正在从后发优势转向后发劣势，进而判断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下降。考察中国的技术引进，必须要认识到，历经数十年的技术引进，中国并未停留在“买买买”层面，而是不断的引进、消化、吸收和再创新。技术引进过程也是中国持续学习和赶超世界技术进步潮流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中国不断形成和壮大了在应用技术方面的研发供给能力。2023年中国研发（R&D）经费支出与国内生产总值之比为2.64%，高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国家疫情前的平均水平（2.47%）。全年有效实用新型专利注册1213万件，较上年增长11.9%，远高于主要发达国家。此外，中国的国民总储蓄率保持在45%左右，远高于日本（28%左右）和美国（18%左右）。综上，中国的生产供给能力增长，在人力人才、技术、资金等方面，均具备较好条件。据此测算，中国的潜在经济增长率仍然在8%以上。
第三，还需要澄清的一个观点是，依据供给学派理论构建的生产函数，以及据此得出的中国资本投入产出率下降、全要素生产率下降，并由此导致潜在经济增长率下降的观点。供给学派理论建立的重要前提是认为供给创造需求，因此考察经济增长只需要关注生产和供给，不需考虑需求因素。与马克思的社会再生产理论比较，容易发现其对社会再生产复杂运动过程认识上的片面性。依据这一理论构建的生产函数公式为：经济增长=劳动投入+资本投入+全要素投入。如果一个时期的经济增长率下降，依靠这一函数的解释就是劳动生产率下降、资本投入产出率下降以及全要素生产率下降。由此得出的投入产出系数变化，还被用来推测未来的潜在经济增长率下降趋势。从本文的分析可知，2010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长率放缓的主要原因是需求收缩，而且其并未改变中国的生产和供给能力。因此，将需求收缩引起的经济增长率下降误解为劳动、资本和全要素投入产出效率下降，并据此推断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下降，是一个理论和方法上的错误，由此对中国经济长期向好基本面产生的误解必须彻底澄清和纠正。
综上，中国经济发展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后，仍然具有强劲的结构变化潜能，仍然具备强大的生产和供给增长能力，仍然拥有由14亿人口美好生活需求持续释放所推动的超大规模国内市场巨大需求潜力。正如今年9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所指出的：我国经济的基本面及市场广阔、经济韧性强、潜力大等有利条件并未改变。
以政府、市场共同作用有力有效扩大内需
针对需求不足问题，着力点必须放在内需。中国的总需求中，内需是大头。2023年消费品零售额47万亿元，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51万亿元，出口（人民币口径）23.8万亿元，内需（消费加投资）占比超过80%。2020年4月17日政治局会议明确提出要实施扩大内需战略，这也是全面畅通国内大循环，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关键举措。
改革开放的实践表明，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是提高经济效率和效益的关键一招。但也必须认识到市场机制的不足。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指出，要“更好维护市场秩序、弥补市场失灵，畅通国民经济循环，激发全社会内生动力和创新活力”。科学的宏观调控、有效的政府治理是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优势的内在要求。在宏观经济供求总量运动中，市场机制存在放大总量失衡的缺陷。具体表现为：当总量供不应求时，市场机制会通过价格持续上涨，推动供给加快扩张，进而形成经济过热和严重通货膨胀；当总量供大于求时，市场机制会通过价格持续回落减缓收入增长、减弱市场信心，持续抑制需求增长，进而形成经济过冷和需求不足。因此，治理市场引发的需求收缩，有效扩大内需，必须充分发挥政府宏观调控逆周期调节作用。
政府支出依靠的是财政资金支持，而国家信用支撑的财政资金规模具有很大的可调整性。这是由于财政收支平衡既可以是年度，也可以是中长期跨年度。例如发行20年、30年、50年期的超长期特别国债，就是中长期跨年度平衡。基于中国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面和巨大增长潜力，若通过扩大政府支出有效扭转需求不足局面，则中国经济就会进入持续回升向好轨道，使增速保持在潜在增长率附近（8%左右）。若经济年均增长7.2%，则经济总量10年可实现翻番。如此看，20年后我国经济总量将是目前的4倍，名义GDP将超过500万亿人民币，与之同步，财政收入规模将超过80万亿人民币。可见，未来几年若根据逆周期调节扭转需求收缩的需要，超长期特别国债即使发行规模持续保持在10万亿元以上，中长期的财政收支平衡仍然有可靠保证。所以中国政府依靠国家信用扩大支出的能力巨大，实施财政货币政策逆周期调节的手段充足。
扩大政府支出，要严格避免行政事业费支出的扩大，在各方面收入压力较大时，政府必须要过紧日子。也不能通过大规模发券扩大消费。其一因为我国人口规模巨大，如果按每人每月1000元发放，年度支出规模就将达到16.8万亿元。而这样的发放水平对促进居民收入预期持续增强，力量仍显不足。在拉动基本生活消费品方面会显现成效，但对拉动汽车、住房等大宗消费，效果有限（例如承担房贷月供）。故其对产业链带动作用可能并不理想。其二是会形成“不干活也拿钱”的风气，这对于企业加强团队建设，提高生产效率十分不利。特别是，会对社会生产和供给能力产生持续冲击，进而引发通货膨胀风险。马克思指出，社会再生产过程总是从生产重新开始。交换和消费是不能起支配作用的东西，那是自明之理。综上，扩大政府支出的重点，只能放到公共产品建设投资方面。
市场调节条件下，社会产品的供给大体可分为商品（包括服务）和公共产品（包括公共服务）等两类。其生产建设的模式有重大不同。商品生产、商业性投资，必须坚持经济核算原则，必须注重产品和工程项目的经济回报率；公共产品生产和建设，则更突出产品和项目的公益性和普惠性，注重其给全体人民带来的当前和长远的使用价值。例如保障水运行安全的各类水利设施，确保城市地下管网安全的地下综合管廊网络，确保城市群高速便捷通行安全的一小时交通网络，确保全国交通、能源供给、网络等设施安全运作，以及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设施，普惠性、公益性、兜底性的民生保障设施等等。这些大都具有公共产品属性，都不宜把经济效益和投资回报率放到首位，否则其公益性就会受到削弱，就可能偏离当前和长远整体利益的目标。因此，公共产品建设应该由政府承担主要责任。在高速增长时期，由于供给数量型快速扩张，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公共产品高起点、适度超前的建设活动，使我国城乡基础设施体系、公共服务体系整体处于追赶最紧迫需求状态。在市场机制引导企业投资、居民消费等需求收缩时，更加需要考虑项目使用价值，考虑对具有稳当前和保长远作用的政府公共产品的投资，这也是财政货币政策逆周期调节的主要抓手。
抓好公共产品建设投资，应使各级政府有钱可用、有充分的项目储备。必须按照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的要求，完善国家战略规划体系和政策统筹协调机制。强化规划衔接落实机制，发挥国家发展规划战略导向作用，强化国土空间规划基础作用，增强专项规划和区域规划实施支撑作用。围绕实施国家发展规划、重大战略促进财政、货币、产业、价格、就业等政策协同发力，优化各类增量资源配置和存量结构调整。在当前货币政策力度显著加大的同时，财政政策应及时跟进，确保一致性：第一，化解地方债要立足经济发展，要在经济回升向好中寻求化债空间，防止把化债放到首位而抑制地方政府财政支出能力；第二，显著扩大超长期特别国债发行规模，通过转移支付有力支持地方政府公共产品建设投资。要把全面加强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建设放到各级政府工作的突出位置，全力抓紧、抓好、抓出成效，使我国公共产品全面提质升级迈出坚实步伐，有效扩大市场需求、扭转需求收缩趋势，有力助推城市群为主体的新型城镇化和城乡一体的现代化，有力促进共同富裕，尽快引导我国经济进入持续回升向好的新增长周期。
【本文作者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研究员】
责编：李 懿／美编：王嘉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