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开（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教研部），马梓涵（宁夏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2024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认为，实践中，我们不断深化对经济工作的规律性认识。这深刻体现我们党一直以来坚持的方法论——理论和实践辩证统一，我们党在经济社会发展实践中不断深化对经济工作规律性认识，并将这种规律性认识及时总结上升为系统的理论，从而指导新的实践。本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规律性认识，可总结为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和五个“必须统筹”，为接下来经济工作指明了方向。其中，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是做好经济工作的根本保证，历史反复证明，在关键时刻、重要节点，正是党中央及时研判形势、作出决策部署，确保了我国经济航船乘风破浪、行稳致远。当前是高质量完成“十四五”规划目标任务的重要节点，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全方位、深层次加速演进，我们必须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把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落到实处，不折不扣执行党中央基于五个“必须统筹”的各项经济决策，努力把各方面积极因素转化为发展实绩。
必须统筹好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关系，形成既“放得活”又“管得住”的经济秩序
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我们要坚持辩证法、两点论，继续在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的结合上下功夫，把两方面优势都发挥好，既要“有效的市场”，也要“有为的政府”，以及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二者是有机统一的，不是相互否定的，不能把二者割裂开来、对立起来，既不能用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取代甚至否定政府作用，也不能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取代甚至否定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这告诉我们，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并不意味着市场是万能的，实际经济运行当中市场也会失灵。因此，要想市场更加有效，就需要更加有为的政府，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辅相成、有机统一，不可分割、更不可对立。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围绕统筹好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关系这个核心问题，进一步提出“更好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创造更加公平、更有活力的市场环境，实现资源配置效率最优化和效益最大化，既‘放得活’又‘管得住’”。这就对政府提出更高要求，我们既要“放得活”，高质量完成国有企业改革深化提升行动，出台民营经济促进法，开展规范涉企执法专项行动，制定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指引，深化资本市场投融资综合改革，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同时也要“管得住”，加强监管促进平台经济健康发展，防止“内卷式”恶性竞争，有效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底线。
必须统筹好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关系，畅通国民经济循环
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阐明了在满足一定生产生活需要的社会生产过程中，生产、分配、交换、消费这四个环节是紧密联系的有机整体，它们之间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构成社会经济关系总和。马克思所讲“生产和消费之间辩证关系”，在市场经济中表现为“供给和需求之间辩证关系”。供给和需求是市场经济内在关系的两个基本方面，是既对立又统一的辩证关系，二者你离不开我、我离不开你，相互依存、互为条件。没有需求，供给就无从实现，新的需求可以催生新的供给；没有供给，需求就无法满足，新的供给可以创造新的需求。因此，我们必须统筹好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关系，使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环节更多依托国内市场实现良性循环，促进总供给和总需求在更高水平上实现动态平衡。当前我国经济运行面临的主要困难和挑战包括国内需求不足、部分企业生产经营困难、群众就业增收面临压力、风险隐患仍然较多。因此，必须大力提振消费、提高投资效益，全方位扩大国内需求。在生产环节，要加强自上而下组织协调，更大力度支持“两重”项目；适度增加中央预算内投资；加强财政与金融的配合，以政府投资有效带动社会投资；及早谋划“十五五”重大项目；大力实施城市更新。在分配环节，要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推动中低收入群体增收减负，提升消费能力、意愿和层级；适当提高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提高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提高城乡居民医保财政补助标准。在流通环节，要实施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专项行动。在消费环节，要加力扩围实施“两新”政策，创新多元化消费场景，扩大服务消费，促进文化旅游业发展；积极发展首发经济、冰雪经济、银发经济。这一系列措施在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环节协同发力，将有力推动总供给和总需求实现更高水平上的动态平衡，畅通国民经济循环。
必须统筹好培育新动能和更新旧动能的关系，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
当前，随着全球政治经济环境变化，逆全球化趋势加剧，有的国家大搞单边主义、保护主义，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创新链脱钩断链风险增加，这就要求我们必须统筹好培育新动能和更新旧动能的关系，加快培育新动能新优势。一方面，要以科技创新引领新质生产力发展，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新质生产力主要由技术革命性突破催生而成，科技创新能够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这就要求我们加强科技创新特别是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要加强基础研究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开展“人工智能+”行动，加强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建设，健全多层次金融服务体系，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积极运用数字技术、绿色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另一方面，要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加紧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我们必须加快发展方式绿色转型，助力碳达峰碳中和。要培育绿色建筑等新增长点，加快“沙戈荒”新能源基地建设，建立一批零碳园区，推动全国碳市场建设，建立产品碳足迹管理体系、碳标识认证制度，制定固体废物综合治理行动计划。同时，还要认识到，新旧动能转换并不意味着要短时间内彻底丢掉旧动能，而是要在发展新动能的同时对旧动能循序渐进进行改造升级。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讲，“发展新质生产力不是要忽视、放弃传统产业，要防止一哄而上、泡沫化，也不要搞一种模式。各地要坚持从实际出发，先立后破、因地制宜、分类指导。要根据本地的资源禀赋、产业基础、科研条件等，有选择地推动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发展，用新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积极促进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我们不能为了降碳减污，就搞碳冲锋、一刀切、运动式减碳，甚至出现拉闸限电现象。绿色低碳发展是经济社会发展全面转型的复杂工程和长期任务，能源结构、产业结构调整不可能一蹴而就，更不能脱离实际。如果传统能源逐步退出不是建立在新能源安全可靠的替代基础上，就会对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造成冲击。减污降碳是经济结构调整的有机组成部分，要先立后破、通盘谋划。房地产等行业也是如此，作为多年来我国的经济支柱，房地产对于我国经济发展依然发挥重要作用，在“新支柱”真正形成之前，绝不能轻易丢掉，否则就会发生系统性风险。
必须统筹好做优增量和盘活存量的关系，全面提高资源配置效率
增量以存量为基础，也可以转化为存量，二者辩证统一。要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提高财政赤字率，加大财政支出强度，增加发行超长期特别国债，增加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使用，优化财政支出结构，提高资金使用效益；要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发挥好货币政策工具总量和结构双重功能，适时降准降息，保持流动性充裕，使社会融资规模、货币供应量增长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通过打好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等政策“组合拳”，一方面通过做优增量刺激存量，另一方面通过盘活存量带动增量，进而全面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对于房地产行业，要持续用力推动房地产市场止跌回稳，一方面要做优增量，合理控制新增房地产用地供应，推动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有序搭建相关基础性制度；另一方面要盘活存量，加力实施城中村和危旧房改造，充分释放刚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潜力，盘活存量用地和商办用房，推进处置存量商品房工作。对于资本市场，一方面要深化资本市场投融资综合改革，打通中长期资金入市卡点堵点，增强资本市场制度的包容性、适应性，深化外商投资促进体制机制改革，从而做优增量；另一方面要稳妥处置地方中小金融机构风险，从而盘活存量。
必须统筹好提升质量和做大总量的关系，夯实中国式现代化的物质基础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指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关键时期，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当前外部环境变化带来的不利影响加深，我国经济运行仍面临不少困难和挑战，但是同时必须看到，我国经济基础稳、优势多、韧性强、潜能大，长期向好的支撑条件和基本趋势没有变。这就要求我们必须更好统筹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始终坚持质量第一、效益优先，大力增强质量意识，视质量为生命，以高质量为追求，把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统一于高质量发展的全过程。没有离开量的质，也没有离开质的量，质和量是辩证统一的，必须统筹好提升质量和做大总量的关系，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夯实中国式现代化的物质基础。在提升质量方面，要推动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推动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优化组合和更新跃升，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发展以高技术、高效能、高质量为特征的生产力；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培育壮大先进制造业集群，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加快构建促进数字经济发展体制机制，完善促进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政策体系；完善支持服务业发展政策体系，优化服务业核算，推进服务业标准化建设；构建新型基础设施规划和标准体系，健全新型基础设施融合利用机制，推进传统基础设施数字化改造，拓宽多元化投融资渠道，健全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协调机制；抓紧打造自主可控的产业链供应链，建立产业链供应链安全风险评估和应对机制。在做大总量方面，要适度增加中央预算内投资，同时加强财政与金融的配合，以政府投资有效带动社会投资；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积极发展服务贸易、绿色贸易、数字贸易，稳步推进服务业开放，通过高质量对外开放提高贸易总额，做大经济总量；大力提升经济发展优势区域的创新能力和辐射带动作用，支持经济大省挑大梁，鼓励其他地区因地制宜、各展所长，提升各省经济量，助力总量做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