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面对国际传播格局的调整与重构，中国媒体如何坚守大国责任、展现大国担当，中国新闻舆论秉持何种大国情怀，中国文化如何传播大国理念，是海内外高度关注的重大议题，也是建构新时代中国国家形象的重要议程。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要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引，坚持“两个结合”，坚持党性原则，坚守文化主体性，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要将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作为重中之重，以文化主体性创新发展新时代国际传播，更好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发展，以更有效力的国际传播服务中国式现代化。
【关键词】文化主体性 国际传播 舆论引导 人类命运共同体
【中图分类号】G206/D61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4.24.001
【作者简介】胡正荣，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所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新闻传播学院院长，教授、博导。研究方向为新媒介与媒体融合、国际传播、文化产业。主要著作有《传播学概论》《传播学总论》《世界主要媒体的国际传播战略》等。王凤翔，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大数据舆情研究室主任，教授。研究方向为广告学、舆论学、新媒体与品牌传播、互联网治理。主要著作有《广告主对大众媒体的影响与控制》《中国网络广告发展史（1997-2020）》等。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强调：“任何文化要立得住、行得远，要有引领力、凝聚力、塑造力、辐射力，就必须有自己的主体性。”[1]文化主体性是指“文化发展的自觉性、主动性和独立性，表现为我们对自己民族文化传统的自我认识、自我反省、自我更新。其主要意蕴是文化认同中的自我意识和文化建构中的自主能力”。[2]中国式现代化呈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赢得政治、经济和文化独立而形成的波澜壮阔的历史和社会发展大势。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要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引，坚持“两个结合”，以文化主体性创新发展新时代国际传播，以更有效力的国际传播服务中国式现代化。
中国共产党对巩固和建设中华文化主体性的伟大贡献
1975年1月27日，邓小平同志会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阿马杜·穆赫塔尔·恩布时指出：西方世界垄断的状态已经开始改变，我们这些受侵略和奴役的国家，“要真正完全独立，光政治独立不够，还要经济独立、文化独立”，“经济上真正独立恐怕还要几十年的时间，文化方面花的时间更久”。[3]彼时，邓小平同志以深睿的洞察力指出了“东升西降”的历史发展趋势，强调西方世界垄断全球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状态已经被第三世界国家的独立和崛起所打破。同时，为备受西方奴役的亚非拉国家指明了国家和民族的发展路径：实现政治、经济和文化上的真正独立。没有政治上的独立，就不会有经济上的独立。有了政治、经济上的独立，才能实现文化上的独立。这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只有实现了政治、经济和文化上的独立，才能实现国家的独立自主，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独立自主是引领中国共产党人成功推进改革开放伟大实践的重要经验，也是党和人民事业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的根本保证。
鸦片战争以来，晚清七十余年的长期动荡，使中国彻底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如李鸿章1874年在《筹议海防折》中所言：中国遇到“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时局“实为数千年来未有之大变局”；亦如梁启超在《论学术之势力左右世界》中强调：“前人以为黄金世界在于昔时，而末世日以堕落”。《中英天津条约》第五十一条规定：“嗣后各式公文，无论京外，内叙大英国官民，自不得提书‘夷'字。”正如马克思在《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中指出：“野蛮的征服者，按照一条永恒的历史规律，本身被他们所征服的臣民的较高文明所征服。”[4]中国人民由此踏上救国救民之路，推进了波澜壮阔的伟大历史进程。太平天国运动以拜上帝教结合中国封建社会帝王思想形成了“天国”文化，被打上了农业社会腐朽没落的封建文化烙印。洋务运动是近代中国第一次大规模模仿、实施西式工业化的运动，是晚清洋务派官员以“自强”“求富”为口号，“师夷长技以制夷”，挽救清朝统治的一种尝试，并形成了所谓“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文化范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为救亡图存，在学习西方科技的同时，强调要学习西方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和思想文化。如，维新运动希望中国走上君主立宪的现代化道路，辛亥革命推翻了两千多年的君主制度，其都是试图通过思想变革、政治革命和资本主义国家站在同一政治“起跑线”。尽管这些救亡图存运动声势浩大，但由于其历史的局限性，没有找到科学的理论、正确的道路，没有一个先进的坚强的政党作为凝聚力量的领导核心，最终都走向失败。
一百多年来，中国共产党坚持走自己的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以中国式现代化深刻改变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经过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前仆后继的艰苦斗争和不懈努力，新中国在社会主义道路上通过坚持改革开放和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完全实现了政治上和经济上的独立自主，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并形成了新时代的文化自信。
毛泽东同志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这一宣告不只是政治上的，更是文化上的，强烈地表达了中国人民的民族自信心和历史使命感。“中国人被人认为不文明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将以一个具有高度文化的民族出现于世界。”[5]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消灭了在中国延续几千年的封建剥削压迫制度，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实现了中华民族的独立、自由和解放，“确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推进社会主义建设，战胜帝国主义、霸权主义的颠覆破坏和武装挑衅，实现了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实现了一穷二白、人口众多的东方大国大步迈进社会主义社会的伟大飞跃，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6]邓小平同志坚持改革开放，“开创、坚持、捍卫、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了从生产力相对落后的状况到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的历史性突破，实现了人民生活从温饱不足到总体小康、奔向全面小康的历史性跨越，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充满新的活力的体制保证和快速发展的物质条件”。[7]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党在领导革命、建设、改革长期实践中，历来坚持独立自主开拓前进道路，这种独立自主的探索和实践精神，这种坚持走自己的路的坚定信心和决心，是我们党全部理论和实践的立足点，也是党和人民事业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的根本保证。”[8]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把文化建设提升到新的历史高度，不断深化对文化建设的规律性认识，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构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文化篇，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和科学行动指南，为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引领世界文明发展进步贡献了中国智慧。
为构建新时代国际传播大国价值观提供“中国方案”
马克思强调：“一切历史冲突都根源于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9]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也决定了交往形式。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围绕初心和使命，中国共产党人励精图治，进行理论创新、制度创新、实践创新，带领全国各族人民锐意进取，奋发图强，用勤劳、智慧、勇气创造了美好生活，实现了国家繁荣富强。新闻媒体既是当代中国改革发展的见证者、记录者，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参与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面对各种文化交汇融合，新闻媒体要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树立大国意识，履行大国责任，这是新闻媒体的时代责任与历史使命。如今，中国媒体如何坚守大国责任、展现大国担当，中国新闻舆论秉持何种大国情怀，中国文化如何传播大国理念，是海内外高度关注的重大议题，也是构建新时代中国国家形象的重要议程。
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向国际社会传递了全新的价值理念。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主题，也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中国用短短几十年时间走完了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历程，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在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中国没有走西方国家的老路，而是选择走和平发展道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以和为贵”“和而不同”“协和万邦”“天人合一”“天下太平”等理念，孕育了中华民族热爱和平的民族秉性，培育了和平发展的民族基因。中国文化根植于和平的、发展的、文明的“善”。拿破仑曾将中国比作“一头沉睡的狮子”，“但这是一只和平的、可亲的、文明的狮子”。[10]回望五千多年文明发展历程，中国各族人民以自己的勤劳智慧，创造了璀璨的中华文明，缔造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中华文明具有独特的延续性、包容性、开放性。因此，我们的国际传播也应是“和平的”“可亲的”“文明的”。“和平的”“可亲的”“文明的”彰显了中国文化主体性及其价值观，是中国在新时代开展国际传播的总基调。中华文明形成的宇宙观、天下观和价值观，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国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千百年来，“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文化交往观（《论语·颜渊》）深入人心。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等独立自主的对外政策，彰显了中国不断追求文明交流互鉴而不搞文化霸权的决心。中国坚持合作共赢、不搞对抗，决不搞“党同伐异”的“小圈子”，是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方向发展的应有之义。
中国式现代化代表人类文明进步的发展方向。中国式现代化是一种全新的人类文明形态，打破了“现代化＝西方化”的迷思，展现了现代化的另一幅图景，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路径选择，为人类探索更好的社会制度提供了中国方案。“权力有三个历史维度：暴力、财富和知识。”[11]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西方国家进入大航海时代后通过工业革命，形成了对全球事务的主导权、管理权和话语权。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为解决劳动力和市场供需矛盾，通过圈地运动、贩卖黑奴、鸦片战争、武力威胁、殖民霸权、冷战颠覆等手段，对内进行盘剥与镇压，对外实施掠夺与侵略，既化解了国内矛盾，又转移了内部冲突。西式现代化道路是以“炮坚船利”征服世界、掠夺全球财富，与第三世界国家形成鸿沟的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当前，“西强我弱”的舆论格局仍未根本改变，西方国家一些别有用心的人不时臆造一些概念、说法来歪曲中国，无理攻击中国为提升国家形象与国际影响力所作出的努力。少数西方发达国家固守“冷战”思维，无视后发国家的切实利益并且对其进行制度、价值观及意识形态输出，以此追求和维持自身霸权地位。同时，锁定中国为“最严峻的竞争对手”，重拾“价值牌”“同盟牌”，以“小院高墙”战略限制中国高科技发展，以重构“价值观联盟”升级意识形态对立，以所谓“民主标准”将世界划分为“民主国家”和“非民主国家”两大阵营，大肆渲染“民主与专制”“自由与独裁”的政治叙事，以零和博弈思维放大中国和西方的矛盾冲突。与之相反，中国式现代化是和平发展的现代化，作为世界和平的建设者，中国将始终“坚定走和平发展道路”，“永不称霸、永不扩张、永不谋求势力范围”，“促进和而不同、兼收并蓄的文明交流”。[12]这是中国对西方“国强必霸”逻辑的超越，也是中国对世界文明发展史的独特贡献。
展现大国担当，引领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神器者，天下之至公，必归乎有德；皇极者，域中之大宝，必顺乎天命。”（《旧唐书·列传·卷一百三十三》）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皇帝要获得国家正统，必须是君权神授、皇权至上，这体现了天授神权、天人合一的文化特色。只有“归乎有德”“顺乎天命”的统治者，才是国家的正统道统。只有“有德”“天命”的国家和政府，才具有大一统国家的合法性、正义性，才能享有亲仁善邻、协和万邦的话语权。虽然一时强弱在于力的事情屡见不鲜，但千秋胜负在于理的历史更是源远流长。这是中国共产党坚持走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和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的文化源流，也是中国共产党取得伟大胜利、伟大成功的文化源泉。“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论语·为政》）“马克思主义从社会关系的角度把握人的本质，中华文化也把人安放在家国天下之中”，[13]中华文明五千多年来一直主张以道德秩序构造一个群己合一的世界，这是中华文明一贯的处世之道，完全不同于西方近现代历史中充斥的“暴力、财富和知识”。如今，面对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的赶超和国际力量对比发生的深刻变化，西方国家没有反思自身现有政策与历史问题，而是以“民主”“自由”“价值观同盟”作为西方所谓的道德高地、人权理念、民主价值与制度优势，试图构建西方文明高于其他民族文明的知识体系、意识形态和“国际共识”。与之相反，中国始终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切实履行大国责任，持续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力量、和平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大国要有大国的样子，要展现更多责任担当。”[14]中国为大国使命尽责，始终做守护世界和平的中坚力量，为世界各国提供了有价值、有发展潜力的全球公共产品。例如，中国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金砖合作机制，向世界郑重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和全球文明倡议，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可行路径与坚实支撑。
国际传播文化主体性建构的重要内涵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任何文化要立得住、行得远，要有引领力、凝聚力、塑造力、辐射力，就必须有自己的主体性。”[15]推动文化传承发展，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要坚持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坚守文化的主体性，要坚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更好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发展。
坚持“两个结合”是国际传播文化主体性建构的根本要旨。“两个结合”是我们党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得出的规律性认识，是我们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根本途径。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文化篇，习近平文化思想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和科学行动指南。“第二个结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使我们能够更加自觉地运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辩证科学地认识中华民族的历史演进，更加客观全面地认识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使我们能够充分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宝贵资源，探索面向未来的观念、体制、制度创新；使我们党的创新理论深深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16]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理论创新中，马克思主义是“魂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根脉”，“两个结合”融通和巩固了新时代文化主体性的“主脉”。源头活水，地脉扶桑。文化自信关乎国本国运，事关民族独立之精神，事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华文明源远流长，新时代承前启后、继往开来。“春脉生云底”（释惟晤《同》），“千秋镇若斯”（释通岸《题莹心泉》）。“中国人民不仅将为人类贡献新的发展模式、发展道路，而且将把自己在文化创新创造中取得的成果奉献给世界。”[17]要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历史实践和当代实践，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努力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坚持走自己的路，以精神上的独立自主夯实文化强国之基，把文化自信融入全民族的精神气质与文化品格之中。[18]要深化、细化对国际传播能力的理解，打造具有中国特色、中国气派、中国风格的国际传播场景，打造具有全球传播力、影响力和引领力的文化精品。
坚持党性原则是国际传播文化主体性建构的基本原则。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报刊具有党派性。无产阶级报刊的党派性，要求在政治立场、宣传内容等方面符合党的精神，遵循党的意志，不能脱离和违背党的纲领。1849年，恩格斯在《瑞士报刊》中强调，“在大国里报纸都反映自己党派的观点，它永远也不会违反自己党派的利益”。[19]中国共产党在百年新闻实践中把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基本原理同新闻工作在革命、建设、改革不同时期的实际情况相结合，形成和确立了包括“坚持党性原则”“全党办报、群众办报”“以正面宣传为主”等基本原则在内的中国共产党新闻思想。党性原则是中国共产党新闻思想的基石，新闻舆论工作必须坚持党性原则，这是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发展的重要经验。面对日益复杂的全球传播语境，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上强调，新闻工作者“必须把政治方向摆在第一位，牢牢坚持党性原则，牢牢坚持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牢牢坚持正确舆论导向，牢牢坚持正面宣传为主”，“新闻舆论工作各个方面、各个环节都要坚持正确舆论导向”。[20]坚持党性原则，引领正确导向的舆论思想，是新时代国际传播工作的指导方针。坚持“两个结合”，铸牢文化自信，实现国泰民安，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是新时代以文化主体性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举措，更是国际传播的使命和责任。要提高政治站位，从战略高度推进国际传播，形成与新时代中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国际传播文化主体性建构的发展目标。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21]“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继承和发展了中国“家国天下观”“大道为公”“天下大同”“和而不同”等传统文化思想，成为构建新时代新型国际关系的典范，被写入联合国决议，成为被全球认可的具有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文化符号与话语体系。面对全球治理的各种挑战，要坚持“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22]，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成为国际交往行动的指南，以合作共赢引领人类走向更加包容、公正和可持续的未来。共建“一带一路”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最高目标，并为实现这一目标搭建了实践平台、提供了实现路径，是完善全球治理的重要公共产品。我国和“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共同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生动实践。全面提升国际传播效能离不开互联网，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内容。在第二届世界互联网大会上，习近平主席提出推进全球互联网治理体系变革的“四项原则”和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的“五点主张”。在第三届世界互联网大会上，习近平主席通过视频发表讲话，提出网络空间发展的“四个目标”和“两个坚持”，即“推动网络空间实现平等尊重、创新发展、开放共享、安全有序的目标”，“坚持以人类共同福祉为根本，坚持网络主权理念”，再次向世界发出国际互联网治理的“中国声音”。这些原则方向和目标主张，构成了全球互联网治理体系的“中国方案”，既符合互联网发展规律、全球化发展大势，又兼顾各方利益和关切，成为世界各国在网络环境下生存和发展的基本原则。[23]
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是国际传播文化主体性建构的重中之重。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民相亲在于心相通，心相通在于传到位。增强国际传播能力，可形成“天将和其声，而使鸣国家之盛”（韩愈《送孟东野序》）的如虹气势。创新国际传播，讲好中国故事，要遵循数字传播规律，以发展数字经济为重要驱动力，契合用户多元化个性化传播诉求，加强开放合作、交流共享，从宣传叙事走向讲述有声有色的中国故事，提升数字传播的感染力，增强海外用户对中华数字文化的亲近感，让国际受众在情感上与中华文化产生共鸣。一是“择其善鸣者而假之鸣”（韩愈《送孟东野序》），以个性化平台满足用户需求。伴随“媒体社交化”的趋势，具有独特传播优势的社交媒体成为国际传播的新渠道。例如，字节跳动收购美国Musical.ly（音乐类短视频社区应用），为全球用户追求美好生活提供了表达平台，TikTok由此取得成功。作为中国社交媒体平台“出海”的代表性产品，TikTok与海内外知名音乐公司与娱乐公司开展合作，在流行文化与传统文化及其用户表达方式上突破创新，使中国文化和中国元素日益受到全球巨量用户的青睐。海外社交媒体平台由于具有用户数量多、地域覆盖面广、互动性强等特点，成为建构和传播国家形象的重要力量。二是以共同话题打造凝聚共识的新空间。积极挖掘关乎世界永续和平发展的核心议题，为中国和世界搭建共同的叙事空间，推动中国故事背后的文化、理念与价值观与国际语境相融。推动媒体融合向纵深发展，做好顶层设计，打造新型传播平台，建设新型主流媒体，适应对象化、分众化、差异化趋势，建立健全精准传播、有效覆盖的工作机制，通过丰富的产品和优质的服务增强对全球用户的吸引力、感染力。通过TikTok、Kwai（快手国际版）等平台，传播和塑造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增强海外新生代对我国文化的了解和认知，进一步凝聚共识，拓宽国际传播空间。三是以人工智能技术构建传播认同，打造海外智能传播新格局。依托大模型和人工智能，利用AR（增强现实）、MR（混合现实）、VR（虚拟现实）等技术，把中国故事、中国景观与中国文化融入原生广告、动漫业态等内容传播新业态，推动世界各国在数字经济、AIGC（生成式人工智能）等前沿领域的合作持续深入，增强海外“网生代”对我国文化的支持和认同。
结语
文化关乎国本、国运，“每到重大历史关头，文化都能感国运之变化、立时代之潮头、发时代之先声，为亿万人民、为伟大祖国鼓与呼。”[24]如今，大国博弈日趋激烈，我们既要保持战略定力，又要敢于斗争，在发展道路上不能走“歪路”“老路”“邪路”“绝路”。要以“具体实际”深入“文明实际”，构建通往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全球传播话语体系。国际传播“不搞意识形态对立，不搞地缘政治博弈，也不搞集团政治对抗”[25]，要坚持以“两个结合”破解“古今中西之争”，坚定文化自信，巩固文化主体性，打开国际传播理论和实践的创新空间。
建设文化主体性，急不得、等不得，要走尊重规律、循序渐进的发展之路，不能一蹴而就、操之过急，需要长时间的巩固和发展。新闻传播和文化建设达到“高山仰止”的大国境界，实非一朝一夕之功。因此，既要有久久为功的理念，又要有“只争朝夕”的精神，还要有“功成不必在我”的大境界。要立足时代之基、面向未来之需，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不断赋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新的时代内涵，增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国际影响力。
注释
[1][13][15]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求是》，2023年第17期。
[2][16]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两个结合”基本问题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4年，第457、15～17页。
[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11页。
[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686页。
[5]《毛泽东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345页。
[6][7][14]《习近平重要讲话单行本：2021年合订本》，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年，第88、88、57页。
[8]《习近平论中国共产党历史》，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1年，第64页。
[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年，第83页。
[10]《习近平在中法建交五十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4年3月29日，第2版。
[11]戴维·阿什德：《传播生态学：控制的文化范式》，邵志择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3年，第23页。
[12][21][22]习近平：《携手构建合作共赢新伙伴 同心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人民日报》，2015年9月29日，第1版。
[17]习近平：《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6年12月1日，第2版。
[18]胡正荣，王凤翔：《深刻理解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实践性与创新性》，《中国社会科学院报》，2023年10月16日，第1版。
[1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1年，第209页。
[20]《习近平在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上强调：坚持正确方向创新方法手段 提高新闻舆论传播力引导力》，《人民日报》，2016年2月20日，第1版。
[23]侯云灏、王凤翔：《网络空间的全球治理及其“中国方案”》，《新闻与写作》，2017年第1期。
[2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第121页。
[25]习近平：《建设开放包容、互联互通、共同发展的世界——在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人民日报》，2023年10月19日，第2版。
Promoting Cultural Subjectivity: An Inevitable Requirement
for Innovative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Hu Zhengrong Wang Fengxiang
Abstract: In the face of the adjustment and reconstruction of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pattern, how Chinese media adhere to the responsibilities of a major country and demonstrate the responsibility of a major country, what kind of feelings of a major power the Chinese news and public opinion uphold, and how Chinese culture spreads the idea of a major power are important issues of great concern at home and abroad, and also an important agenda for constructing China's national image in the new era. Based on the strategic overall situation of the great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and the profound changes in the world unseen in a century, it is a must to be guided by Xi Jinping Thought on Culture to strengthen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capacity building, adhere to the "two combinations", uphold the principles of the Party, stick to the subjectivity of culture, and promote the building of a community with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It is necessary to make the practices of telling China's stories well and making China's voice heard as the top priority of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and use cultural subjectivity to innovate and develop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in the new era, so as to better shoulder the new cultural mission, promote the prosperity and development of socialist culture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d serve Chinese modernization with more effective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Keywords: cultural subjectivity,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public opinion, a community with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