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孔子的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深入剖析孔子的治国理政思想，发掘其现代价值，是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的具体体现。就治国理政的主体而言，孔子要求“政者正也”，特别突出为政者道德素质的重要性；就治国理政的方式而言，孔子坚持以人为本、以德治国、实施仁政；就治国理政的实践要点而言，孔子在用人方面主张选贤任能，在做事方面坚持损益创新。孔子的这些思想对于今天的治国理政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
关键词:孔子 治国理政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第二个结合”
【中图分类号】D09 【文献标识码】A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孔子创立的儒家学说以及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儒家思想，对中华文明产生了深刻影响，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1]孔子的思想博大精深，涉及伦理道德、治国理政、人文教化等诸多方面，影响广泛而深远，传承至今。今天在建设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征程上，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过程中，深入剖析孔子的治国理政思想，发掘其现代价值，是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的具体体现，是实现“第二个结合”的重要内容。
为政之德
治国理政首先涉及对治理主体的要求。孔子的政治思想，本质上是一种伦理政治，其合法性和合理性都基于道德。所以，孔子对为政者提出的要求就是“政者正也”。为政者自身的素质特别是道德素质决定了其影响力和为政的效果。
为政者要以身作则，处事公正。“季康子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论语·颜渊》）在孔子以前，主流的政治思想讲究的是“正民”，关注的焦点是如何让老百姓服从管理，而孔子的观点正好与此相反，他强调“政者”首先要“正己”而不是“正民”。“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论语·子路》）作为领导者，如果自身行为端正，就是不用发布命令，事情也能推行得通；如果本身不端正，就是发布了命令，百姓也不会听从。
领导者在政治活动中要身先士卒、躬耕实践，做好表率，不辞劳苦。“子路问政。子曰：‘先之，劳之。’请益，曰：‘无倦。’”（《论语·子路》）这里的“先之”意味着领导者要走在前面，以自己的行动引导和激励他人。“劳之”则是指领导者不仅要自己勤劳，还要鼓励和带领百姓一起勤劳。而“无倦”则是对“先之，劳之”的补充，强调在政治实践中要有持之以恒的精神，无论遇到什么困难和挑战，都要保持不懈的努力和坚定的意志。
在德行修养方面，领导者如果能够率先垂范，为百姓树立榜样，那么就会引导百姓模仿追随。“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论语·子路》）如果能做到以德服人，那么在管理下属、办理政务时，下属自然拥护、愿意听从。
这里实际上体现了儒家思想以修身为本的特点，这一思想贯穿于《论语》《中庸》、《大学》等儒家经典中，《大学》里面特别讲，“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为政者作为公权力的执行者，更应严格修身律己，加强道德修养。正己方能正人，所以，为政者修身立德是其“为政”能“正”的前提。
今天，作为领导干部更应注意修身，“干部干部，先干一步”，干字当头，敢作敢为。领导干部作为表率，其行为举止不仅影响着下属的工作态度和行为方式，还对社会公众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因此，领导干部要以身作则，树立良好的道德榜样，在日常工作和生活中自觉遵守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和家庭美德，做到以诚待人、以信取人、以德服人。唯有如此，领导干部才能真正树立起良好的形象，赢得群众的信任和支持。
为政之道
治国理政过程中如何对待治理的对象或治理的客体？这就涉及为政之道。孔子在这一问题上坚持以人为本、以德治国、实施仁政。
以人为本
孔子在面对人与神、人与物的关系时，坚持以人为本，强调人的目的性意义。
在人与神的关系方面，《论语》中记载：“子不语怪力乱神。”（《论语·述而》）商周时期是中国文化的转向时期，在商朝人们的信仰对象是“帝”，这样的一种信仰形式使得人在神面前只能敬畏，而无法通过自身的努力左右神的旨意。到了周朝人们的信仰对象改为“天”，天与天命相连，“天命靡常”（《诗经·大雅·文王》）、“皇天无亲,惟德是辅”（《尚书·蔡仲之命》）。意谓“天命”不是永不改变的，也不特别和谁亲近，要想获得上天的垂青，必需自己有“德”，做到以德配天。这种信仰形式使得人可以通过自身的道德努力左右神的旨意。这样一来，信仰关注的重点就从神转移到人身上，中国文化从此走上一条“人本”而非“神本”的道路，同时，这个人又是与德相联系，所以中国文化演进成一种伦理型的文化。而人和德都是世俗的而非超越的，所以孔子在面对人和神的关系时突出表现为重人轻神，重此岸的现实世界而轻彼岸的虚幻世界，提出“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论语·雍也》）。“季路问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曰：‘敢问死。’曰：‘未知生，焉知死？’”（《论语·先进》）在人与鬼神的关系上，孔子的回答巧妙地将鬼神与生死等空大玄远的问题转移到了现实的人生人世上。孔子的这种态度使儒家学说最终形成了实用理性的特色，对中国古代哲学和传统文化产生了深远而巨大的影响，使得中国文化把目光盯在现实人生上，着力追求社会安定，强调人生幸福。
“樊迟问仁，子曰：爱人。”（《论语·颜渊》）孔子的“爱人”思想体现在人与物的关系上，就是以人为本。“厩焚，子退朝，曰：伤人乎？不问马”（《论语·乡党》）。在孔子生活的时代，马匹是非常珍贵的财产，家有多少匹马也可以成为衡量身份的标准。面对马厩着火的状况，孔子先问的是家里的人受伤了没有，而不问马的损失，他用实际行动证明了什么叫仁者爱人。
孔子思想学说的核心范畴是“仁”，而“仁”与“人”是相通的，“仁者，人也”（《中庸·第二十章》）。用“仁”来定义“人”，这里的人是关系中的人，不是孤零零的个人。“仁”字“从人从二”，强调的是一种二人关系，父子、君臣、夫妇、兄弟、朋友这“五伦”都是一种二人关系，个人需要从这种“二人”关系中定义自己。正如马克思所言：“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2]对此，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中精辟指出：“马克思主义从社会关系的角度把握人的本质，中华文化也把人安放在家国天下之中，都反对把人看作孤立的个体。”[3]
在宗法制、家国一体的中国传统社会，这种二人关系几乎涵盖整个人伦关系，家庭、家族、宗族、国家家国同构，个体从修身开始，齐家、治国、平天下一以贯之。在国家治理中，处理好这些人伦关系的关键是做到“孝悌”。“其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论语·学而》）家庭伦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
孔子的这一思想在今天的领导干部管理中依然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习近平总书记特别重视加强家庭家教家风建设，同时要求“各级领导干部要保持高尚道德情操和健康生活情趣，严格要求亲属子女，过好亲情关”[4]。领导干部重视家庭建设，不仅是个人修身的重要环节，更是推动社会和谐进步的必要举措。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领导干部作为社会的中坚力量，其家庭建设的质量直接关系到社会的稳定和发展。良好的家庭环境、科学的家庭教育、优良的家风不仅可以促进领导干部自身的道德修养和工作效能提升，还能够为社会树立榜样，带动广大群众共同追求美好生活。
以德治国
为政者如何引导百姓？孔子有一个经典的回答：“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在孔子看来，刑罚只能避免人们犯罪，但不能让他们产生犯罪可耻的心理。用道德来引导，用礼节来规范，百姓不但有羞耻心，而且还能自己纠正错误，归于正道。这里的“德”主要是强调内在的道德自律，是人们内心的一种行为准则，时刻都在约束着自己。“礼”是社会规范，是对人们的行为和相互关系做出的种种规定。孔子在此强调“以德治国”的思想，重视道德修养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重要作用，在我国政治史上有着重要的价值。一个理想的社会不能只关注人们外在的行为是不是合法，还要看人们内在的精神境界。孔子所理解的治国理政的最高境界正是如此，不是仅仅从行为的层次，还要从人的内心的层次，来看这个国家治理的水平。当然，就国家治理而言，以德治国与依法治国是相辅相成的。孔子并不是要完全放弃法律的约束，而是从政治哲学最根本的价值观这个方面来讲，“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比“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更能直抵人心。
今天，社会治理中，法治的作用愈发凸显，但孔子的“德治”和“礼治”思想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虽然社会制度和法律体系不断完善，但如果缺乏内在的道德力量和价值观念的支撑，法律的实施效果也会大打折扣。因此，在推进全面依法治国的同时，我们也不能忽视道德教育和价值观念的建设。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法律是成文的道德，道德是内心的法律。法律和道德都具有规范社会行为、调节社会关系、维护社会秩序的作用，在国家治理中都有其地位和功能。法安天下，德润人心。法律有效实施有赖于道德支持，道德践行也离不开法律约束。法治和德治不可分离、不可偏废，国家治理需要法律和道德协同发力。”[5]所以，在今天的国家治理实践中要坚持德治与法治相结合。这样既有助于提升国家治理的效率与水平，又能够增强人民对国家的认同感和信任感，通过内外结合的方法，达到治理国家的最高境界。
实施仁政
仁者爱人，作为统治者、领导者，就是要爱民、施仁政。仁人志士的理想不能只停留在“修己以敬”，还应该扩展到“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论语·宪问》），安人安百姓之道就是治国理政之道。
“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贡曰：‘必不可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论语·颜渊》）这里孔子抓住了治国理政的三项重要工作，对内要保证百姓的基本生活，对外要保证国家不受外族侵扰，即要加强军备。在这两基本要求之上，要想获得长治久安，最关键的是要获得百姓对政府的信任和拥护。
一是富民。治国理政首先要保证百姓的基本物质生活。为此应该做到“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论语·学而》）。治理国家应该节省费用，爱护人民，征用民力要尊重农时。不要耽误耕种、收获的时间，目的是“富民”，这是治国安邦的基本点。“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论语·颜渊》）如果百姓用度足，国君怎么会不足呢？如果百姓用度不足，国君怎么会足呢？孔子强调当政者的利益与百姓的利益在根本上是统一的，所以，治国应该先富民。
二是教民。在富民的基础上还要教化百姓，提升其技能和素质。“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论语·子路》）面对众多的人口，应该让他们富裕起来,并进行教育。富足是物质基础，而教化则是精神和文化的引导。孔子主张以德治国，通过教育和教化提升百姓的道德素养，使之自觉遵守社会秩序和法律规定，提升百姓的整体素质和社会责任感。这种思想在现代社会依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三是取信于民。在孔子看来，粮食充足比军备重要，老百姓对政府的信任又比粮食重要。一个政权如果不能得到老百姓的信任就会垮台。如何才能取信于民呢？《论语·为政》中记载孔子与季康子的对话说明了这一点。季康子问：“要使百姓恭敬、忠诚并互相勉励，该怎么做？”孔子说：“如果你用庄重的态度对待他们，他们就会恭敬；如果你能孝顺父母、爱护幼小，他们就会忠诚；如果你能任用贤能之士，教育能力低下的人，他们就会互相勉励。”孔子在这里依然是强调为政者的表率作用。
受阶级和历史的局限，孔子的富民、教民、取信于民的思想和措施，与今天中国共产党“坚持人民至上”的执政理念有本质不同，但是就孔子重民思想的一般意义而言，对今天的国家治理仍然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的那样：“民为邦本、为政以德的治理思想与人民至上的政治观念相融”[6]。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特别指出：“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7]这就明确了无产阶级运动的主体和目的，也指明了无产阶级政党的宗旨。中国共产党始终把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8]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党的二十大报告也强调：“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维护人民根本利益，增进民生福祉，不断实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9]
为政之要
就治国理政的实践要点而言，孔子在用人方面主张选贤与能，在做事方面坚持损益创新。
选贤任能
推荐德才兼备的贤良之士为政，是孔子治国理政思想中的主要观点。如何选拔合适的人员，孔子在回答仲弓问政时指出：“先有司，赦小过，举贤才。”（《论语·子路》）孔子从三个方面比较系统地给出了答案：自己先给下属各部门主管人员作出表率，原谅他人的小错误，提拔贤能的人。模范带头、严于律己、宽以待人，唯才是举也是“为政者”能“正”的一个重要体现。把合适的人放在合适的位置上，人尽其才，才尽其用，众人心悦诚服。“举直错诸枉，则民服；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论语·为政》）孔子的这种选贤任能的思想，不仅仅是理论上的倡导，更是在实践中不断验证的治国之道。在他的弟子中，许多贤才因其德行和才能被推举到重要岗位并作出了骄人的政绩。
德才兼备是我国几千年来选人用人标准的核心。德行高尚的人，能够以身作则，感化民众；才能卓越的人，能够高效地管理和解决问题。现代社会中，领导干部的权力与责任密不可分，道德品质的高低直接影响着决策的公正性和执行的有效性。一个具备高尚道德的人，能够坚持原则，廉洁奉公，以身作则，树立良好的榜样作用，从而赢得下属和群众的信任与支持。反之，道德品质败坏，能力越强危害越大。因此，选拔领导干部时，必须建立科学、全面的德行评价体系。同时，加强干部的道德教育培训，提升其道德修养。此外，建立健全监督机制，确保选拔过程公开、公正、透明。
损益创新
孔子提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论语·为政》），他认为历史的发展有延续性和渐进性，后代的制度应该在前代基础上有所创新和改进，而不是彻底推翻或激进改变。他对周朝吸收借鉴夏商二代治理得失的做法表示赞叹：“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论语·八佾》）正所谓“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诗经·大雅·文王》）。有损有益与他提倡的“温故而知新”（《论语·为政》）是相似的理念，即通过反思历史的经验和教训，从中获得智慧，再应用于现实问题。这种理念深刻地反映了孔子对国家治理和社会稳定的关注，特别是在面对变革时如何平衡传统与创新的问题。他推崇的并不是盲目模仿历史，而是从历史中汲取经验，在保持基本稳定的框架下进行适应性的调整和创新。
今天我们的伟大事业更需要坚持守正创新。“守正才能不迷失方向、不犯颠覆性错误，创新才能把握时代、引领时代。”[10]在治国理政中，守正，即坚守正确的政治方向和价值观，确保国家发展的稳定性和连续性；创新，则是指在坚守正道的基础上，灵活应对新形势、新问题，推动制度和政策的不断优化和升级。守正创新需要在理论指导上不断与时俱进，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守正创新要求在制度建设上走在前列，我们需要在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基础上，不断完善各项具体制度，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只有在守正中创新，在创新中守正，才能不断开创治国理政的新局面。
【本文作者为中国政法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本文系2024年度中国政法大学科研创新项目-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课题“完善高校师德师风考核评价机制研究”（10824523）、2023年度教育部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研究专项一般项目“高校思政课‘互联网+CMPCL教学模式’的建构与应用研究”（23JDSZK102）、2024年度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专项项目“习近平文化思想融入高校育人体系研究”（2024JZDZ017）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注释略
责编：周素丽／美编：石 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