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间的路有千万条，然而，回家的路只有一条，那便是故乡，每个人心之所往的方向。此文的主人公叫王昌荣，沿袭家乡同族的“昌”字辈，谐祖国昌盛繁荣之意，也是他父亲老年得子时的自我祝福。他于1936年出生在马来西亚一个名叫怡保坡赖新村的矿区，那里隶属霹雳州。这个村子是梅州客家人漂泊海外的一个聚居区，他父亲工作的锡矿厂，共有八十几个工人，老板是梅州梅县松源人，大多数工人都来自广东梅州，零星几个来自梅州以外的客家人，他父亲便是其中一个。王昌荣的父亲来自福建龙岩武平大布村，少时生活贫困，23岁时通过水客介绍选择了下南洋谋生。而当王昌荣在马来西亚出生时，父亲已经五十岁了。据王昌荣介绍，他母亲是梅县松口人，家里还有两个姐姐和一个妹妹。在王昌荣的记忆中，童年时代是幸福的，穿白衬衫、黑裤子，配白色球鞋，与小姐姐一起每天骑自行车，吃榴莲和菠萝蜜，在小溪里游、钓鱼、摸虾，与同伴们玩耍嬉戏，上矿区平民子弟学校，虽然物质算不上富裕，但吃饱穿好，无忧无虑。如今回想起来，幸福的童年依然让他很是满足。遥远记忆，王昌荣的脸上写满了“天真”两字。
（王昌荣和父母姐妹）
时间推移到1951年，王昌荣的父亲从电台和报纸上得知中国解放了，全国各地正在分田到户，农民们得到土地都欢天喜地。与此同时，活跃在马来的共产党人也在宣传解放后的祖国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父亲原本就有落叶归根的心愿，听到家乡的变化瞬时欣喜若狂，于是决定启程回国，回乡定居。王昌荣的父亲把回国的想法告诉家人后，却遭到母亲和已经参加工作的两个姐姐的反对，她们认为马来西亚的经济正在大开发，形势也很乐观，全家好不容易在此安居乐业，比上虽有不足、比下却有余，没必要再回国。说来说去，早已习惯了南洋生活的她们，既不想回国，也不同意父亲回国。可是，对于一个长年漂泊在外的游子而言，“回家”几乎成了他心中挥之不去的执念，那是多少个日日夜夜的乡愁煎熬啊！于是，王昌荣的父亲不顾家人反对，带着他唯一的儿子（即王昌荣）踏上了归国的路程。临行前，父亲与妻子、女儿约定：如果他们父子回到中国后日子过得更好，便把母亲和其余三个孩子接回国团聚；如果过得不好，就重返马来西亚。当时中国公民没有护照，只有报生纸，他们一家和所有华人一样，在马来属于二等公民，父亲很快便去英属移民中心把报生纸换成了出生证明——俗称“米牌”，作为身份的证明。1952年2月，王昌荣和年迈的父亲，以及一个跟他父亲一起去南洋谋生的同乡（武平岩前伏虎人，单身，未成家，比父亲年轻十几岁，与父亲一起在矿区打工）同行，踏上了“回家”的路程。开启往昔，昌荣叔的脸上写满了“希望”两字。
（少年时期的王昌荣）
据王昌荣回忆说，当时他们三人从马来西亚怡宝出发，第一站是先到新加坡。他们乘坐的火车是烧煤的，这在当时算是很先进的交通工具了。他们坐的是硬座，本来只需六、七个小时的车程，不料火车行至半路出故障了，只好停下来维修。在这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地方，也不知道火车什么时候才能维修好，他们只好把行李留在火车上，叫了一部出租车先行到达新加坡，并按约定的时间落脚在一个唐山人开的驿站。第二天，当他们来到火车站取回行李时，却傻眼了：值钱的毯子、衣服等行李全都被人拿走了。可见，在国际社会动荡的时代，马来西亚的社会治安同样很混乱。虽然一路波折不断，但对于回乡心切的他们而言，自然也顾不上这许多。他们甫卸新加坡后，随即赶往客船站购买前往中国汕头的船票，却被告知三天内都没有马上出发到中国汕头的客船，至于什么时候能开船也未知。这下麻烦了，几天内走不了，就意味着吃住开销都需要多付钱，贫苦又节省的父亲只能精打细算、省吃俭用。庆幸的是，四天之后，终于等来了船期，他们买好了从新加坡到汕头的船票，乘坐的是英属中型汽油轮船。伴随着轰隆隆的船笛声，在太平洋波涛起伏中，他们正式离开异国他乡，踏上了回家的征程，几分畅想几分忐忑。回忆此番，昌荣叔的脸上写满了“茫然”两字。
经过五天五夜的海上漂泊，经历了颠簸、触礁、缺食、海盗等一系列的苦难，客船终于安全到达了汕头。由于出发前已经通过熟人介绍，父亲事先联系好汕头的住宿地富春行旅社，船一靠岸他们就前往目的地安顿下来。王昌荣对笔者说，那时由于通信不发达，到目的地都要事先通过来往的同乡或者水客介绍，以口口相传的方式传递信息、互通有无，才能找到安身之处。可见，在信息不发达的社会，口碑是多么重要。归乡心切，第二天一早，他们又匆忙到汕头水运站，购买前往梅县松口的船票，这是当时唯一能较方便回到梅县的水路。王昌荣说，那时国内的短途运输没有新加坡那么发达，汕头到梅县虽说直线距离不远，但公路崎岖难行，客车稀少；相比之下，梅江、韩江水路发达，汕梅民众往来大多靠简陋的木船运载。虽说航程只有三四个小时，但是出发不准时是常态。话说他们准备乘船出发时，刚好遇到韩江涨潮，木船天生抗风险能力差，彼时，除了等待，只剩等待——等待潮汐平稳之后才能出船。这样，他们在汕头大概待了四五天才乘上木船，一路心惊肉跳地回到松口，半途还因为风浪差点翻船，幸存之余，王昌荣至今仍心有余悸。到达松口已经是深夜，寂寞的河道口，凛冽的北风，他们松口入住的松江大酒店，哪怕过了许多年，王昌荣仍记忆犹新。客居松口，辗转反侧，家乡武平大布村若隐若现。同属客家语系，回家的路越来越近，但旅途的波折却一点儿也没有褪去。他们在松口稍作停留，第二天早上天刚露出鱼肚白，便匆匆出发乘坐松口到蕉岭的汽车。王昌荣还记得，那辆汽车是烧木炭的，可以满载二三十人，因为动力有限，每每到上坡路段，乘客们都必须下车，跟司机一起推车，才能爬过上坡路段，然后乘客再坐上车；如此反反复复，一段几十公里的路程，从早到晚，足足开了十几个小时，到达蕉岭时照样已是深夜。同样由老乡、水客的介绍，他们落脚在黄生记旅社，对这个小旅馆，王昌荣印象非常深刻，他说这个旅馆老板真诚、厚道，店主和服务员富有同理心的待人方式，影响了他回国后的大半生。家乡近在咫尺，来不及平复一路颠簸，第二天清晨天刚蒙蒙亮，他们三人便急匆匆出门赶路。最后一段路程最短，却也最是艰辛，因为没有任何交通工具可以搭乘，只好靠双脚走回大布村。多少个羊肠小道，多少条崎岖山路，多少次跌倒，王昌荣说都记不清了，弯弯绕绕，一路回肠。回到大布村，王昌荣的脚肿得非常厉害，满脚都起了水泡，过了个把月才完全恢复正常，当时的痛苦直到现在依旧难耐，他用梅州客家话不断重复着“冤枉”，当时一路真是“冤枉”，终生难忘。是啊，回家的路，历时十七个日日夜夜，火车、出租车、轮船、木船、汽车、走路，多么漫长而又曲折，笔者作为听者，内心也不由自主地缩了一下，无处安放。叙至此处，王昌荣的脸上写满了“冤枉”两字。
（2023年王昌荣重返松江大酒店）
王昌荣对回到家乡后的生活十分感慨。他说，回到家乡大布村，刚开始半年寄居在叔叔家，但后来盘缠花光了，他和父亲也如期分到了一亩多的田地，他们和叔叔便分家了。他们住在祠堂背面两间土房，父亲年迈无法从事耕作，田地也基本靠社员互助完成。王昌荣在马来中断了学业，回国后读了一年多的书，半工半读、断断续续，后来不得已辍学。他自小就没有务农的经验，只好扬长避短，于是出门做水库，陆续在连城、漳平修公路，以换取工分和口粮。时间到了1955年，落实归侨政策，王昌荣和父亲也因华侨的身份而得到照顾，他被安排在下坝区公所当交通员，做些接送、交通和勤杂的工作。他当时的月薪是21元，每个月寄9元回去给老父亲，自己伙食费9元，剩余3元留应急之需。也正是这个时期，经济困难、物质短缺、他的父亲也因为饥饿和体衰而去世。弥留之际，他父亲很是思念马来西亚的妻女。我问王昌荣，您父亲为什么不返回马来西亚呢？他说：出不去了，没有护照，没法再出去。王昌荣在下坝区公所工作不久，当时县委、县政府有两辆自行车。得益于小时候在马来西亚天天骑自行车，这一特长在偶然为下乡领导骑车服务时被赏识，半年后他被调到武平县政府工作，也是任交通员。几年后，他又因家庭原因调回家乡岩前供销合作社工作，并生儿育女，直到退休。遗憾的是，因为归侨身份，积极上进的他一直无法加入中国共产党，直到1983年，改革开放进一步落实相关政策后，辛勤工作、努力上进的王昌荣才光荣入党，等来了组织的认可。王昌荣对笔者说，在供销社工作了几十年，一直没有解决他的干部身份，直到退休仍是职工，这是他的遗憾，但他没有丝毫抱怨。从不抱怨党和政府，反而对共产党无限忠诚、对国家无限热爱，这是王昌荣的精神底色，也是他回国后的追求。岁月漫长，无论逆境还是顺境，从踏入回家之路的一刻起，王昌荣早已把自己的命运与祖国的命运紧紧结合在一起。
虽然王昌荣和父亲回到了祖国，但心中仍割舍不断对身在马来西亚的母亲和姐妹的思念和牵挂。回忆起那段忍饥挨饿的日子，他说，在生活变好之前，他远在马来西亚的母亲和姐姐们也从来没有忘记他们，每逢年节都会通过邮局汇些钱回来补贴生活，20元、50元、200元不等；只要有熟悉的乡亲或水客，她们就尽量托些物质回来，小到针线、药品、食物、大到衣物，被褥等，源源不断托回来。困难时期，甚至连猪肉也托回来，他母亲事先将猪肉炸熟了，然后装在密封的铁盒里托水客带回来。他们在马来西亚所居住的村庄，有几个矿区组成，里面基本上是梅州人，所以水客也大多是梅州人，每当物品捎带出去，他母亲或姐姐就会写信、发电报或捎口信，然后他算好时间去水客家取东西，水客大多在梅县松口、松源以及蕉岭等地，王昌荣去取东西时，通常是走路，来回需要整整一天。永远阻隔不了的亲情，让王昌荣一家度过了最困难的年代，直到改革开放，中国的经济迎来了巨变，加上他五个儿女都相继成才，先后走上工作岗位，他的日子才越来越好。进入20世纪80年代，马来西亚和中国的寻常百姓终于可以正常往来，王昌荣的姐姐妹妹们也在第一时间回到中国，他也第一时间返回马来西亚探亲，遗憾的是，他的父亲早已过世，母亲也于1966年在马来西亚过世，家庭团聚成了永远的遗憾。王昌荣深情地说，他回到原来的村庄时，除了童年的记忆，发现原来的矿区和村庄早已物是人非。当年的南星矿山没有了，村庄也拆迁了，他的姐姐妹妹随子女定居在马来的不同城市……儿时的记忆，就这样在转眼之间被马来西亚的工业化、城镇化淹没了，一声叹息。偶尔掠过，王昌荣的脸上写满了“遗憾”两字。
我认识王昌荣纯属偶然，也就是在2024年10月，由他的小儿子介绍才得以认识。王昌荣精神矍铄、一表人才、善良通透，一生诚实做人做事，讲起话来，依然还有儿时马来西亚的乡音和气质。与王昌荣相谈的过程中，笔者脑海里总会不经意间浮现出《荷马史诗》中的英雄奥德修斯的形象，在特洛伊战争胜利后，他在海上又漂泊了十多年，历经波折才最终返回故乡。王昌荣的父亲携子回国的经历，与奥德修斯的传奇故事何其相似！笔者被这穿越时空的“归乡之旅”所触动，也感喟于一个人命运的渺小和伟大、脆弱与坚韧，于是动笔记录下这位爱国归侨的点滴故事。王昌荣今年已经89岁了，和他交流隐约觉得他开始有了健忘的迹象，比如他刚问完笔者的名字，转眼又问一遍。但是对于73年前的回家之路，王昌荣的思路异常清晰、娓娓道来：时间、地点、细节、过程等细节至今仍记忆犹新。可见，“回家”两字，他足足咀嚼和记忆了一辈子。笔者望着和颜悦色而又炯炯有神的王昌荣，问他，后悔回国吗？王昌荣目光睿智而又坚定回答我说，不后悔。他说，回首这一生，他觉得自己已经很幸福了，甚至连他马来西亚的姐妹和侄辈们都羡慕他现在的生活，有退休金，颐养天年，儿孙满堂，其乐融融。王昌荣，当年东南亚千千万万归国华侨的缩影，经历了一个时代的变迁，他的命运不仅仅属于自己，更属于一个国家、一个时代。值得庆幸的是，在他有生之年既切身经历了国家对海外游子最深沉有力的照顾，也见证了我们国家的昌盛繁荣——如同他的名字一样，所以即便回家之路如此艰辛和难忘，但他最后并不后悔选择“回家”，回家，心之所往也。或许，一个人的生活体验，是对一个国家命运最好的注解。谈话间，王昌荣的脸上写满了“幸福”两字。
回家，真好！
（福建省四信数字科技集团 王艳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