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了2025年的九项重点工作任务。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所确定的2025年工作重点中，排在第一位的是“大力提振消费、提高投资效益，全方位扩大国内需求”，凸显了消费增长在未来一段时间对我国宏观经济运行的重要意义。要提升居民消费，必须深化对居民消费动态变化的规律性认识。居民消费受到收入水平、消费倾向和供给结构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在政策实践中，要从这三个方面共同发力。通过加强宏观经济政策、产业政策、就业政策和改革开放举措的协调配合，使内需成为拉动经济稳定增长的主动力。
【关键词】居民消费 消费需求 机制创新 【中图分类号】F126 【文献标识码】A
2024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更好地统筹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总供给和总需求、培育新动能和更新旧动能、做优增量和盘活存量、提升质量和做大总量等五大关系，这标志着对宏观经济运行和经济工作规律性认识的进一步深化。这五大统筹是对近两年来有关宏观经济政策理论、框架、范式所进行的讨论的全面总结，也是我国宏观经济政策框架转型和再定位的重要标志。不断深化的规律性认识，为做好未来的经济工作提供了方法论指导，也为更好地应对困难和挑战，努力把各方面积极因素转化为发展实际，提供了重要的着力点。以此为指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了2025年的九项重点工作任务。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所确定的2025年工作重点中，排在第一位的是“大力提振消费、提高投资效益，全方位扩大国内需求”，体现的正是对总供给和总需求的高效统筹，是对所掌握的经济规律的科学运用。
对消费需求制约因素的认识
居民消费占GDP比重依赖于可支配收入占GDP比重和平均消费倾向。近年来，我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长快于人均GDP的增长。但是，人均可支配收入占人均GDP的比重只有46%左右。我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人均GDP之间的较大差距，意味着国内生产过程所创造的收入有很大一部分并没有转变为居民的购买能力。再分配过程未能改善家庭收入占比偏低的状况，从住户部门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看，2022年在初次分配总收入中住户部门占比为62.2%，在可支配总收入中住户部门占比降为60.8%。这一比例界定了居民消费占GDP比重的上限。在这背后是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向政府和企业的过度倾斜，原因在于要素市场、初次分配和再分配体系存在的深层次问题。
除了居民可支配收入占比偏低，我国居民的平均消费倾向同样也偏低。2023年，我国居民平均消费倾向为0.68，低于2019年前的水平。究其原因，首先，是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善的问题。医疗、养老和失业等社会保障的不足导致居民预防性储蓄动机，抑制了居民消费倾向的提升。其次，是收入分配差距。自2000年以来，我国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始终在0.4以上，当前仍然接近0.47，这主要体现在劳动收入不平等水平较高、劳动收入份额占比较低。2013年以来，中国收入前20%群体的平均收入是后20%群体的10倍以上，且并无明显缩小态势。2023年，我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平均数是39218元，中位数却只有33036元，这意味着大多数居民的可支配收入没有达到平均水平。收入分配向低消费倾向的高收入群体倾斜，必然导致居民平均消费倾向偏低。最后，城镇化进程的不完善进一步压低了消费倾向。2023年，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了66.2%，但是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却只有48.3%，两者的差异对应着巨大规模的流动人口。流动人口在获取城市基本公共服务方面依然存在障碍，在生活的方方面面都面临较高的不确定性，谨慎性储蓄动机尤其强烈。
按照粗略的分类，农产品、矿产品和制成品等通常归入贸易品，服务业产出因可贸易程度相对较低而通常被归入非贸易品。2008年以来，我国国内贸易品供给相对过剩和非贸易供给相对不足的状况得到了改善，但是依然存在明显的结构性差异。根据2020年的投入产出数据，剔除建筑以后，国内供给中贸易品占75.6%、非贸易品占24.4%，国内消费支出中贸易品占44.6%、非贸易品占55.4%，消费占国内总使用的比重在22%左右。在扩大内需特别是国内消费需求的战略导向下，消费占国内总使用的比重将不断提高。与资本形成和中间投入相比，消费支出更加偏向于服务，消费占比的提升将导致国内总使用中的服务占比提高。沿着这个变化方向，国内总使用中对非贸易品的需求比率将会不断提高，非贸易品国内供给不足的状态进一步加剧，这将对国内消费的扩张构成强约束。
在给定国内供给结构的情况下，将会出现服务相对供给不足和产品相对供给过剩的状况。受制于服务的国际贸易成本，难以通过服务进口来满足国内对服务的超额需求，特别是与民生福利联系较为紧密的生活服务需求，比如医疗、教育和养老等。因此，在给定国内供给和支出结构特征的情况下，消费增长将受到国内供给越来越强的约束。随着居民收入增长和中等收入群体扩大，改善民生福利的要求和对幸福生活的追求将越发强烈，这表现为对高质量、高品质和有保障的生活的追求。居民消费增长将是包括数量增长、质量提升和结构调整在内的多维度的动态变化。居民消费增长所受到的约束将会更多，不仅是前述的服务供给的数量不足，更是高质量产品和高品质服务的供给不足。所有这些都是供给侧的结构性约束。
夯实居民消费长期增长的基础
在新的发展时期，为了满足人民不断增长的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国内总供给结构要适应消费需求结构的动态变化，这是实现国内供给和国内需求之间高水平动态平衡的基础。为此，必须坚持高质量发展战略，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扩大内需战略有机结合在一起，以此实现国内供给和国内需求的高水平动态平衡。为了突破国内居民消费增长所面临的多重约束，必须坚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一战略方向。
就扩大内需而言，两者结合的重点不是简单地扩大国内消费品的供给能力，而是高质量消费品特别是非贸易品的供给能力。通过体制机制上的变革和创新，完善市场的制度基础和支撑性条件，更好地统筹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关系。这样才能有效促进供给结构的调整和完善，推动高质量、高品质的产品和服务供给的增加，从而提升供给体系对居民消费需求的适配性。
坚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条主线，通过制度变革和结构调整，还有助于创造更多的高质量就业，进而提升居民的收入水平以及就业和收入的稳定性，从而减少居民的谨慎性储蓄动机。通过完善要素市场、改革户籍制度、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和改革收入分配体系，提高工资性收入比重，降低居民就业和生活的不确定性，减小收入差距，这样能够同时促进居民收入的增加和消费倾向的提升。总之，坚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能够从收入、消费倾向以及供求适配性这三个渠道同时发力，推动我国内需特别是居民消费潜力的增长和消费潜力的充分释放。
国内供给和国内需求之间的高水平动态平衡，绝不是要形成封闭的国内循环，不是要求国内供给和国内需求的完全重合。受制于资源禀赋条件和技术水平，国内供给的动态变化既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完全跟随国内需求的动态变化，两者之间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差异，特别是结构性差异。这个时候更需要依赖对外贸易的作用，通过出口解决部分国内供给的市场实现问题，通过进口弥补部分产品和服务的国内供给不足。
在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的过程中，依托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以国内大循环吸引全球资源要素，增强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联动效应，对外贸易的高质量发展是应有之义。特别是为了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求，通过进口来增加国内高质量、高品质和多样化的产品与服务供给。高端产品和高品质服务的进口，要求的不仅仅是市场的开放和准入，更对国内市场的规范和秩序，包括知识产权保护和市场竞争等，提出了更高要求。这就要求完善进口体制机制，推动市场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的国内外衔接，全面实践以制度型开放为核心的高水平对外开放战略。
大力吸引高水平外资企业来华投资，在华建立分支机构并在当地提供高端产品和高品质服务，这能够直接增加国内高端产品和高品质服务的供给能力。与此同时，国外高水平企业的进入，通过竞争效应、示范效应以及与国内企业的直接合作，能够显著提升国内企业的供给能力和品质。综合在一起，共同促进国内供给结构的调整和完善，推动高质量、高品质的产品和服务供给的增加，从而提升国内供给体系对消费需求的适配性。这在更好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求的同时，也有助于推动我国内需特别是居民消费增长潜力的充分释放，进一步完善国内市场在国民经济循环中的主导作用。同样，为了吸引高水平外资企业的进入，要求的不仅是提高市场开放和行业准入，更涉及从行业准入到生产经营、再到市场准入和竞争、收益分配乃至行业退出的全流程的规则和秩序，也就是高水平制度型开放的基本内涵。
对经济规律的深刻认识和科学运用
在实践中，对于总需求动态变化规律的认识经历了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首先，是从总量到结构的变化，关注到总需求中内需占比过低、外需占比过高的失衡问题。其次，是逐步深入到内需的结构问题，关注到内需增长主要依靠投资拉动，以及由此导致的投资与出口互动增长模式的不可持续性。至此，分析的重点转向居民消费需求增长乏力的问题。适应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居民消费成为重中之重。为了有效解决这个问题，必须深化对居民消费动态变化的规律性认识。居民消费受到收入水平、消费倾向和供给结构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因此，在政策实践中，不能就消费论消费，而是要从这三个方面共同发力。这不仅指向就业、收入和社会保障等影响消费能力和消费意愿的因素，而且指向投资结构和供给结构等既影响就业和收入、也影响供给种类的因素。
为了提振居民消费，需要的是一个整体性、系统性解决方案，包含的不仅是宏观经济政策组合，更需要体制机制创新和变革。在收入、社会保障和就业方面。促进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增长同步，适当提高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提高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提高城乡居民医保财政补助标准，推动中低收入群体增收减负，提升消费能力、意愿和层级。换言之，这就是用民生建设促进收入、用收入增长促进消费能力和意愿。促进重点群体就业，加强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通过增加就业和提高保障来实现收入增长和信心提升。在供给方面，创新多元化消费场景，扩大服务消费，促进文化旅游业发展，积极发展首发经济、冰雪经济、银发经济，满足多元化、个性化、高品质的服务消费需求。进一步扩大服务领域对外开放，既能直接增加和丰富服务供给，也能够促进相关改革深化，夯实供给侧结构调整的体制机制基础。通过提振消费和提高投资收益，全方位扩大国内需求。这指向的是消费与投资之间的互动关系，要在有效益投资与有潜能消费之间形成良性互动。
提振消费位列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确定的2025年九大重点工作之首，这凸显了消费增长在未来一段时间对我国宏观经济运行的重要意义。这既体现了对新时代我国经济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的深刻认识，也体现了对新形势下我国宏观经济运行规律的深刻认识和科学运用。一旦把工作重点之一定位于消费问题，就必须深刻理解居民消费需求动态变化的底层逻辑和深层规律。居民消费是就业、收入、保障和供给等多方面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需要整体性、系统性解决方案。这就要求统筹总需求和总供给，一体化考虑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扩大内需战略，从供给、就业、收入和社会保障等方面协同发力，加强宏观经济政策、产业政策、就业政策和改革开放举措的协调配合。党中央对经济工作的规律性认识，为实践工作提供了科学指引。只有不断深化对经济工作的规律性认识，并以此指导经济政策实践，才能掌握发展主动，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执行院长、教授、博导）
【参考文献】
①《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人民日报》，2024年12月13日。
责编/孙垚 美编/李祥峰
声明：本文为人民论坛杂志社原创内容，任何单位或个人转载请回复本微信号获得授权，转载时务必标明来源及作者，否则追究法律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