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农业具有多重功能，各功能之间互为补充、互相依存，提高农业综合效益就是要在统筹发挥农业多重功能的基础上提高其政治、经济、社会、生态等各方面效益。农业综合效益的提高和农业竞争力的提高互为基础、互相促进。当前，我国农业发展面临经济效益较低、资源环境约束趋紧、社会功能弱化等问题，对提高农业综合效益和竞争力提出了迫切要求。提高农业综合效益和竞争力，需要在充分认识其内涵和紧迫性的基础上，从强化科技支撑、优化农业结构等方面统筹发力。
【关键词】农业 乡村全面振兴 耕地 粮食安全
【中图分类号】F32 【文献标识码】A
2024年12月17日至18日，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对做好“三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严守耕地红线，高质量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强化农业科技和装备支撑……提高农业综合效益。”2024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严守耕地红线，严格耕地占补平衡管理。抓好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稳产保供，提高农业综合效益和竞争力。”提高农业综合效益和竞争力是建设农业强国、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背景下党中央对农业发展提出的新要求。农业有政治、经济、社会、生态等多重功能，并且各功能之间互为补充、互相依存，只有全面提高农业综合效益，才能真正实现农业的现代化和高质量发展。提高农业综合效益和竞争力，需要在充分认识其内涵和紧迫性的基础上，从强化科技支撑、优化农业结构等方面统筹发力。
提高农业综合效益和竞争力的内涵
提高农业综合效益的重要理论基础是农业的多功能性。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通过的《21世纪议程》将“可持续农业和乡村发展”描述为“基于农业多功能特性考虑的农业政策、规划和综合计划”。2021年印发的《农业农村部关于拓展农业多种功能 促进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指出“拓展农业多种功能”，提出“到2025年，农业多种功能充分发掘，乡村多元价值多向彰显，粮食等重要农产品供给有效保障”等发展目标。农业的多功能性是指农业除了具有产品生产功能外，还具有环境服务、旅游服务、文化教育等非产品生产功能，除了保障个体的经济收入、农产品和其他服务需求，更保障总体的粮食和重要农产品供给安全。因此，农业具有政治、经济、生态、文化等多重功能，也相应具有多元价值。提高农业综合效益，就是要有效发挥农业多重功能、充分提升农业多元价值与效益。具体来说，提高农业综合效益包括以下几方面内涵。
第一，提高农业保障粮食与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的能力，确保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稳产保供。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国家粮食安全，始终把解决好十几亿人口的吃饭问题作为治国理政的头等大事。近年来，面对城乡居民食物消费需求不断增长、升级，从“吃得饱”向“吃得好”发展的情况，党中央、国务院多次强调持续增强粮食等重要农产品供给保障能力，构建多元化食物供给体系。这就要求树立大农业观、大食物观，通过提高农业综合效益，一方面实现从保障粮食安全向保障粮食和重要农产品安全发展，“肉蛋奶果蔬茶一样都不能少”；另一方面实现对包括耕地、森林、草原、海洋等各种资源的高效利用，扩展食物供给来源，提高保供能力。
第二，提高农业经济效益，促进农民增收。农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门，也是农民收入的重要来源，在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坚决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的背景下，农业对大多数农民的收入增长具有兜底作用。另外，农业既是食品链的第一个环节，也是许多其他产业链的重要组成部门，因此农业的经济效益不仅关系到农民收入，也关系到其他产业的经济效益和稳定发展。
第三，提高农业生态效益，强化农业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农业是一个生态系统，农业生态系统也是更大的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农业生产方式及其对农业生态系统的作用既关系农业自身的发展，也影响整个生态系统的可持续性。农业不仅仅生产物质产品，还提供更广泛的“生态系统服务”，其中就包括景观服务，通过提高农业生态效益，增强农业景观价值，可以为乡村旅游、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提供源头活水，更好发挥农业经济功能。
第四，提高农业社会和文化效益，筑牢农业推动乡村全面振兴、赓续农耕文明的基础作用。农业是农村最基本的经济部门，深刻影响着农民就业结构、生活方式以及农村社会结构、城乡融合发展等。在乡村全面振兴与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过程中，不断优化农民生产生活方式、农村社会结构，农业发挥着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农业是中国农耕文化的内核，伴随着农业的发展和现代化，农耕文化也在与时俱进。通过发挥农业文化的教育功能，能够提高全社会对农业的认识、对我国农耕文明发展历程与未来走向的认识，把我国农耕文明优秀遗产和现代文明要素结合起来，赋予新的时代内涵，让我国历史悠久的农耕文明在新时代展现其魅力和风采。
农业的政治、经济、社会等功能的发挥与综合效益的提高离不开农业竞争力这个基础。当前，农业功能与效益面临廉价进口农产品的冲击。提高农业竞争力，既要提高成本方面的绝对优势和相对优势，也要通过质量提升、品牌建设提高成本之外的品牌竞争力，让中国农产品成为消费者更信任、更偏爱的产品。成本与非成本竞争力的提高依赖于农业技术进步、资源利用效率提升和农业生态效益改善，因此，农业综合效益的提高和竞争力的提高互为基础、互相促进。另外，在金融资本、国际农业产业巨头越来越深度地影响国际农业产业链、国际农产品市场的形势下，提高农业竞争力也意味着要通过加强农业全产业链建设、提升利用全球农业产业链的能力，培育农业国际合作竞争新优势。
提高农业综合效益和竞争力具有紧迫性
当前我国农业发展面临经济效益较低、竞争力不足、环境约束趋紧等问题，这些问题对提高农业综合效益和竞争力提出了迫切要求。
农业经营效益较低。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编印的历年《全国农产品成本收益资料汇编》，2005年以来，我国主要粮食品种的生产成本随着劳动力、土地等要素价格的增长而快速上升。2005年—2023年，按包括全部现金成本及自家劳动折价和自家土地折价的总成本计算，稻谷、小麦和玉米三大谷物的平均成本从425.0元/亩上涨到1284.9元/亩，亩均净利润从122.6元/亩下降到75.1元/亩。农户的家庭农业劳动投入可能因为劳动者年龄、技能等方面原因不能在市场上获得与机会成本相当的回报，但自家土地通常都能通过流转获得相应水平的租金。如果按照包括全部现金成本和自家土地折价的总成本计算，2005年—2023年，三大谷物亩均总成本从285.0元/亩增长到921.4元/亩，亩均净利润从262.6元/亩增至438.7元/亩。总体而言，种粮收益较低，并且还可能因为要素成本进一步上升而继续下降。
农业效率、农产品价格竞争力不足。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业劳动生产率明显提高，但是与农业发达国家的劳动生产率仍有差距。在国内外农产品价格方面，自2013年开始，稻米、玉米的国内市场批发价格与国外进口到岸价格出现倒挂，并且具有价差拉大的趋势。小麦国内外价格自2009年前后开始倒挂，畜产品国内外价格差距同样明显。
农业面临资源约束与环境压力。虽然我国主要农作物单产潜力仍有待继续提高，但是靠化肥、农药高投入来提高产量的传统路径已难以为继。2023年，全国农用化肥施用量5022万吨，比2012年下降14.0%，农业面源污染综合防治取得积极成效，但是仍需进一步减少化肥施用量。在耕地方面，根据2023年度全国国土变更调查结果，全国耕地面积19.29亿亩。农业农村部发布的《2019年全国耕地质量等级情况公报》将耕地质量等级由高到低依次划分为1至10等，全国耕地质量平均等级仅为4.76等，其中7等到10等的低质量耕地占比22%、数量超4亿亩。
农业的社会功能趋于弱化。一方面，通过增收促进农民与农村发展是农业社会功能的重要基础。但是，随着农业经济效益下降，农业收入在农民收入中的占比以及农业对农民的增收作用在下降。随着大量农村富余劳动力向第二、第三产业转移，工资性收入成为拉动农村居民收入快速增长的重要来源。2023年，农村居民人均工资性收入占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比重为42.2%，人均经营净收入占比为34.3%。另一方面，农户与产业链下游企业相比议价能力较弱。以奶业为例，根据测算，2018年—2022年中国奶牛养殖环节的净利润平均占养殖加工环节总利润的25.7%。尤其值得关注的是，近年以奶业为代表的部分农业部门，集团化养殖企业占比大幅提高，家庭牧场、社会牧场、中小规模牧场的发展空间被压缩，导致这些农业部门的社会功能有所弱化。
提高农业综合效益和竞争力具有紧迫性，同时也面临现实困难。一是保障粮食和重要农产品供给安全与提高生态效益之间的平衡。总体上我国主要农作物都有继续提高产出的潜力，但是农地利用也存在“高潜低用，低潜超用”问题，比如水稻存在不同程度的潜力过度开发问题，即实际单产超出农地可持续利用的单产潜力。提高农业生态效益则需要采用更加绿色可持续的生产方式，包括减少化肥、农药的使用，甚至适当降低单产。确保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稳产保供与提升农业生态效益之间存在一些冲突。二是农业效益与竞争力的提升要求加快劳动集约型技术的应用以及规模化、集约化经营的发展，这可能会给广大传统小规模农业发展带来冲击。三是不同效益相关主体的激励相容问题。比如土地撂荒是个体经济效益驱动下的理性行为，但是不利于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在短期经济效益的驱动下，一些农户甚至有可能采取不可持续、不安全的生产方式，从而损害生态效益、社会效益。四是农业资源绝对不足的短板。当前农业经济效益较低、竞争力不足、农地生产潜力过度利用等问题，很大程度上源于农业资源绝对不足的短板。农地租金较高意味着需要具备更大的资源利用效率优势，才能提高农业综合效益和竞争力。
提高农业综合效益和竞争力的路径
提高农业综合效益要在充分认识农业多功能性、多元价值、多元效益及不同功能、不同效益的相互促进作用的基础上，强化综合效益的目标导向。并以破解现实困难为着力点，聚焦新质生产力赋能、资源配置效率、农业联农带农作用、农业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等重点任务，推动农业综合效益和竞争力提升。
强化科技支撑，因地制宜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提高农业综合效益与竞争力的基础是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关键是培育新质生产力和发挥其赋能作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质生产力是创新起主导作用，摆脱传统经济增长方式、生产力发展路径，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特征，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质态。”2024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指出：“推进农业科技力量协同攻关，加快科技成果大面积推广应用，因地制宜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因地制宜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首先要构建梯次分明、分工协作、适度竞争的农业科技创新体系，形成多方主体共同参与的科技创新格局。尤其是突出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推动农业科技创新模式转变和产学研深度融合发展，提升农业科技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其次要紧盯世界农业科技前沿，通过加强农业科技基础研究、聚焦关键核心技术研究布局，加快实现关键核心技术自主可控。最后要加强农业科技从科学研究、实验开发到推广应用的“三级跳”，真正转化为农业先进生产力。
发挥新质生产力赋能作用要重点加快颠覆性农业技术的发展和应用。通过增产、节约、协同、延展、精准化和生态化等机制推动农业现代化，颠覆性农业技术有利于农业要素配置优化、组织结构升级和产业绩效提升，从而实现农业各方面效益与竞争力的全面提高。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快速发展的形势下，尤其要加快智慧农业的发展。智慧农业通过智能装备、信息技术的应用，能够在节约劳动力的同时实现对农业生产过程、生产环境的全天候全过程监测，实现生产经营管理高度自动化；促进资源产出效率提升，实现产出增长与环境可持续的协同；实现农业生产各环节作业的精准化，进而缓解资源、区位等自然条件对农业生产的约束，拓展农业发展空间。当前，智慧农业发展面临从示范的、局部的智慧化向普遍智慧化跨越的挑战，关键是在加快智慧农业技术创新和供给的基础上，实现不同智慧农业模式协同发展，并构建广覆盖的智慧农业体系。
优化农业结构，提升资源配置效率。提高农业综合效益的前提是树立大农业观、大食物观。一方面，以拓宽的食物供给渠道为对象全面认识农业效益。另一方面，按增加食物供给种类要求完善农业资源配置。当前，我国城乡居民食物消费需求加速转型，但是农业生产结构调整仍滞后于需求结构转变，导致食物供需偏离、过剩与短缺并存的结构性失衡。这是农产品高产出、高进口、高库存“三高”并存的内在原因，并会降低农业综合效益和竞争力。结构性失衡的一个主要问题是口粮过剩与饲料粮短缺并存，目前稻谷、小麦按食用量的自给率都超过130%，过剩部分大量转为饲用，与此同时饲料粮大量进口。一些地区实际作物种植结构与其最优势品种偏离，尤其是与饲用蛋白产出的最优势作物偏离，资源错配会导致显著的效率损失。在保证口粮绝对安全的基础上以饲用价值产出为标准适度调整粮饲结构，重点在非粮食主产区、畜牧养殖大县继续推进粮改饲、发展青贮玉米等饲料粮种植，不仅有利于提高土地产出效率，也有利于提高我国粮食和重要农产品供给能力。
完善利益联结机制，提高农业产业联农带农作用。在提高农业产出效率、促进农业产业链延伸增值的同时，如何让增值收益更多留在农业农村，更多留在粮食和重要农产品产区，更多惠及农民，是提高农业社会效益的关键问题。为此，关键是加强农业产业链、价值链、供应链在农产品产区的集聚和协同发展，通过“三链协同”完善利益联结机制。在产业链上，着力加强农户组织建设，发挥农户组织在农产品购销与价格形成中的作用，提高农户的议价能力。以土地和资本等要素为纽带，通过股份合作等形式构建产业链纵向一体化的利益共同体。在空间上，综合利用财税、金融等手段鼓励粮食等农产品加工业向农产品产区集聚，在农产品产区加强与农产品加工产业发展相关的基础设施、产业配套及专业交易市场等建设，着力培育收、储、运等各类市场化主体。另外，在完善农业支持政策与加快构建粮食产销区横向利益补偿机制的过程中，要综合考虑政治、经济、社会与生态效益，合理确定补偿标准、优化补偿机制。
创新农业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方式，构建多方主体协同发力格局。多方主体协同发力是提高农业生态效益的社会基础，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的紧密联系是提高农业生态效益的激励基础，强化农业生态产品的补偿和价值实现是激发内生动力、完善“两个基础”的关键路径。为此，要构建多元化的农业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首先要建立农业生态产品价值评价体系与核算规范，为生态保护补偿、生态环境损害赔偿以及市场化的价值实现提供定价依据。其次要探索各种市场化价值实现机制，重点包括：为农业生态产品赋权，以农业生态产品认证为基础发展农业生态产品产权交易；利用农业生态产品为农业经营主体赋能，发展以农业生态产品价值为基础的绿色金融；加快发展以农业生态产品与旅游、医疗、康养等深度融合为特征的乡村产业。最后要促进农业生态保护补偿与农业生态产品市场化价值实现机制的有效衔接，不断加强农业生态产品产权认定、产权交易平台及相关社会化服务建设。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
【参考文献】
①习近平：《开创我国高质量发展新局面》，《求是》，2024年第12期。
②《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在京召开》，《人民日报》，2024年12月19日。
③刘长全、韩磊等：《大食物观下中国饲料粮供给安全问题研究》，《中国农村经济》，2023年第1期。
④谭淑豪：《以新质生产力拓展农业多功能性》，《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24年第10期。
⑤章家恩、饶卫民：《农业生态系统的服务功能与可持续利用对策探讨》，《生态学杂志》，2004年第4期。
责编/赵橙涔 美编/李祥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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