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新一波全球化的浪潮已经兴起，全球化之所以能在中国成功落地并取得全面成效，与中国文化将其“本土化”的实践密不可分。作为全球化的积极参与者，中国应勇于承担使命和责任，在新一轮全球化中扮演关键角色，为全球化理论的发展和完善作出贡献。同时，将中国在全球化进程中所取得的经验和成就应用于当下的文化和理论建设，实现中国道路和中国文化的本土全球化走向，向世界分享中国经验，并构建“全球人文”以推进全球文明的互鉴互证。
【关键词】新型经济全球化 全球本土化 本土全球化 中国式现代化 全球人文
【中图分类号】F114.41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5.01.003
【作者简介】王宁，上海交通大学人文艺术研究院院长、人文社会科学资深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研究方向为现当代西方文论、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主要著作有《“后理论时代”的文学和文化研究》《比较文学、世界文学与翻译研究》《当代中国外国文学批评史》等。
从20世纪末至今，全球化问题一直是国际学界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最受关注的话题之一，包括中国学者在内的世界各地研究者在这方面发表了大量著述。[1]尽管进入21世纪第二个十年以来，“逆全球化”“反全球化”或“后全球化”等噪声不绝于耳，但这反而凸显了全球化这一话题的重要性和可持续研究价值。当前，学者们关心的焦点在于，既然美国对全球化的态度从支持转向反对，那么作为全球化受益者之一的中国，[2]应该如何应对？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推动中国和世界合作共赢、促进全球化理论发展和完善作出了重要贡献。作为全球化的积极参与者，中国应勇于承担使命和责任，在新一轮全球化中扮演关键角色，将在全球化进程中取得的成就和经验积极应用于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探索实践。有鉴于此，本文将延续我以往的研究，进一步阐释中国式现代化的本土和全球意义。[3]
中国式现代化：“全球本土化”的产物
尽管全球人文社会科学界有众多学者参与关于全球化问题的研究和讨论，但是人们依然会问这样一个问题：为何全球化能在不同国家和地区实施并取得不同的效果？这显然与它在不同文化语境中的“本土化”密切相关。已故英美社会学家罗兰·罗伯逊（Roland Robertson）作为从社会和文化角度切入研究全球化最具影响力的学者之一，提出了“全球本土化”的核心理念，认为全球化只有在特定的文化背景下才能实现，即全球化使得具有“普遍意义的东西”融入特定的文化语境进而实现本土化；同时它也能使具有“特殊意义和价值的东西”通过全球化这一平台实现国际化。就此而言，全球化在中国的成功实践为这一理念提供了有效支撑，并推动了全球化研究向“一带一路”共建国家拓展。罗伯逊在阐述“全球本土化”的概念时这样写道：全球化的概念实际上表达了我近年来关于全球化的大部分内容。在我看来，全球化的概念涉及传统上所谓的全球和局部，或者更一般地说，普遍和特殊的同时性和相互渗透。严格地说，就我自己在当前关于全球化的辩论和话语中的立场而言，我（和其他人）甚至可能有必要偶尔用“全球本土化”（glocalisation）一词代替颇有争议的“全球化”（globalisation）一词。[4]
应该承认，全球化在中国的成功实施及其取得的举世瞩目成就证明了“全球本土化”策略的正确性和有效性。实际上，这也在国外理论思潮成功着落中国并长足发展的事实中有过先例。例如，马克思主义就是通过翻译和带有主体建构性的阐释进入中国，并形成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5]因此，中国在经济和文化领域的高质量发展，可以视为全球化及全球本土化在中国实践的独特成效和成功案例。这进一步证实，具有普适意义的全球化理论只有与中国特定的社会、经济和文化实践相结合，并经过实践者的调整和改造才能取得成功。中国的成功经验为正在探索现代化道路的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宝贵参考与启示。中国革命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党的历代中央领导集体对马克思主义的本土化和创新性发展，而非机械照搬或应用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词句、理论和著述。至于全球化如何适应中国的文化土壤并成为中国版本，我们则可以说，全球化进入中国之后，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的一些学说进行了深入对话与融合，进而形成了一种新的变体。[6]
在政府的支持和学者们的努力下，中国文化逐步走向世界，全球化理念应用于人文学术研究，推动着中国文化和人文学术的国际化进程。当前我们正在推进的中国式现代化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发展和延伸，其核心特征在于全球本土化和全球文明的互鉴互证。因此，当新一波全球化浪潮兴起时，其发源地已经不再局限于西方，而是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非西方国家，并将经历一个从这些国家走向全球的过程。“全球南方”（global south）这一概念的提出，在一定程度上是对“全球北方”（global north）长期主导全球化研究的一种反拨。这种研究范式的转变，在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中得到了充分体现。[7]习近平主席向世界传达了一个核心信息：全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上，处于一个利益攸关的共同体中，既有共同的利益，又共同面对并承担风险和挑战。
在深入探讨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性与全球本土化实践之前，我想再次强调中国式现代化对中国及全球的重要意义。[8]全球化之所以能在中国成功落地并取得全面成效，与中国文化将其“本土化”的实践密不可分。儒家学说在全球具有广泛影响，其核心在于通过自我修养实现“治国平天下”，即通过个人修养来影响国家治理和世界事务。道家学说则提供了一种平衡视角，强调阴阳的相互依存和制衡。20世纪以来，受西方现代性的启发，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们发起了一场大规模的文化翻译活动，将对中国现代性发展有益的西方理论和文化思想翻译成中文。例如，阿瑟·叔本华的悲观主义哲学、亨利·柏格森的生机论、弗里德里希·尼采的价值观重估以及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等理论，这些理论进入中国后，经过中国文化的本土化吸收和改造生根发芽。而经过“中国化”的西方理论，也能以本土化的创新形式返回西方学界，促进东西方学术交流。[9]有鉴于此，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的中国式现代化，也可以遵循这种“双向”模式，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时代特征与中国式现代化的世界意义相辅相成，体现了中国语境下的全球化“中国化”或“全球本土化”实践。正是由于中国式现代化具有世界意义，因此能够推广到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受到重视并被效仿。[10]中国式现代化与西方国家现代化的主要区别在于其内涵：它不仅包含物质文明的现代化，也包含精神文明的现代化，即强调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具体而言，中国式现代化应该以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为特征。此外，中国式现代化不仅要保持其独特性，还要与世界各国人民，特别是反对帝国主义霸权主义的发展中国家人民分享其成功经验。在文学和文化研究领域，这种独特的发展模式具体表现为：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西方理论激活了中国的文化思想，推动了中国文学和人文学术的创作与理论批评实践。“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经过研究宣传阐释，不仅进入了国际理论界和思想界，激励和影响了发展中的第三世界国家，同时也解构了西方中心主义“整体化”的现代性大一统模式。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和现代性等普适性理论在进入中国之前，都应经过“本土化”或“中国化”适应。中国的现代性虽然受西方影响，但融入了更多本土元素，是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性，其特征在于包含了追求和谐、保留差异的中国传统文化因素，并融入了多样化和去总体性的后现代因素，这些已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显现出指导作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11]这是中国式现代化的5个中国特色。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切实把握好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
从文化和文学的视角出发，我将进一步探讨在新一轮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内涵，特别是其对自然资源和文化文明综合发展的重视。这种模式不仅适用于中国，也为全球探索现代化道路的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可借鉴的范例。欧美发达国家的现代化历程往往伴随着能源的过度消耗和环境的破坏，这一点在美国生态主义者雷切尔·卡森（Rachel Carson）的《寂静的春天》一书中得到了深刻揭示，该书的出版标志着美国文学生态批评的兴起。虽然中国的文学生态批评是从西方引进的，但中国传统文化本身蕴含着丰富的生态智慧，尤其是儒家的中庸思想在平衡发展与保护的关系上发挥了重要作用。[12]中庸是儒家的道德标准，植根于人性，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即保持人与物的平衡，适应不同的时代、事物、事件和地点。
“征服自然”“人定胜天”等口号加剧了人与自然的对立，破坏了生态自然结构。因此，我们必须从根本上反思人与自然的对立，从自然生态学的角度出发，摒弃人类中心主义，认识到自然资源对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性。作为文学生态批评和环境研究的人文学者，我们实际上已经在多个层面上对此作出回应。[13]但我仍然认为，在这种情况下，积极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对于构建新型的人与自然关系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式现代化的“本土全球化”意义
全球化时代最显著的特征之一是其双向性：它既能将具有普适性和全球性特征的概念落实到特定的民族和地区，实现所谓的“本土化”；也能将独具民族地方特色的本土文化推向世界，实现其“全球化”。西方学者罗伯逊用自创的英文术语“glocalization”来描述前者，而我尝试用“lobalization”（本土全球化）来表达后者，尽管这一概念仍有待国际学界的广泛认可。关于全球化的起源，学界观点不一，但我始终认为，如果经济全球化是从发达国家和地区向欠发达国家和地区辐射扩散的过程，那么1492年意大利航海家克里斯托弗·哥伦布发现美洲新大陆可以视为全球化的起点之一。在此之前，欧洲人以“欧洲中心主义”的思维定式自居，认为欧洲文化和工业化水平天然优越。哥伦布的发现打破了这种狭隘的思维定式，揭示了地球的广阔和多样性。从经济角度看，将哥伦布的发现视为全球化的起点之一是恰当的。
然而，全球化不仅仅是一个经济现象。从文化角度看，中国古代丝绸之路可以被视为文化全球化的源头之一。丝绸之路不仅跨越了海洋（海上丝绸之路），也贯通了陆地（陆上丝绸之路），起点城市包括广州、泉州、宁波以及长安（今西安）。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涵盖了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如果说经济全球化是从西方扩散到东方的过程，那么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则代表了一种新的经济全球化：不仅从东方到西方，更确切地说，是从中国到整个世界。这不仅是全球化在当代的中国版本，也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学者对全球化理论的重要贡献。由此可见，在当前新一波全球化浪潮中，中国担任领军角色是可行且必要的。
现代化这一概念及其内涵最初源自西方发达国家，但进入中国以后与中国本土元素发生了交互，最终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形态。对于那些抵抗帝国主义霸权的发展中国家来说，这种后发的现代化具有直接的示范作用。中国迅速融入全球化后，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率先在发展中国家中解决了贫困问题，缩小了城乡差距，并通过提高高收入人群的税率及提高低收入人员的个税起征点缩小贫富差距，一些中国大城市的人口和GDP已超过一些欧洲中小发达国家。更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在现代化建设中较早地意识到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要性，城市环境得到了初步治理和改善，自然景观也逐步得到恢复和修建，这些都是确保中国式现代化沿着一条可持续发展道路前行的必要基础。
文化全球化不仅促进了国际理论思潮在中国传播，也助力中国文化和理论走向世界。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创造性运用与发展，这一“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也随着全球化浪潮传播至全球各地。毛泽东思想对西方思想家的启迪和影响，我在其他场合已作过探讨，此处不再赘述。[14]根据现有的研究，在所有中国外译的文学作品和人文学术著作中，毛泽东同志著作的外译数量最大，所译介和传播的语种也最多。全球多个国家已成立了近百家机构，专门研究毛泽东同志及其思想。国际社会之所以关注毛泽东同志及其著作，主要是为了深入了解其学说，以此观察社会主义中国的发展，并从中洞察全球普遍存在的问题。李君如指出，“在目前经济全球化格局愈来愈明显的趋势下，毛泽东同志及其思想的研究也愈来愈超越国界而具有了国际化特征”。[15]另外根据早先的不完全统计，自新中国成立到1967年10月，毛泽东同志著作已被翻译成65种语言，共计853种版本，其中《毛泽东选集》有48种，单篇本、文集、汇编本、语录等达805种，[16]而今日的数据已远远超过了这个数字。这一现象不仅值得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研究者引以为豪，也应引起他们的重视和认真研究。[17]
近年来，国际学界对习近平总书记的治国理念，尤其是“构建人类共同体”和共建“一带一路”倡议表现出日益增长的关注，学者们贡献了自己的见解。[18]尽管部分西方学者对相关理论的阐释存在一些误读和误解，但这反映出国际学界对中国在全球事务中所持观点的浓厚兴趣，并认为这些观点有助于其深入了解中国。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基于中国独特的国情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视角，对全球化理论进行的创新和发展，为中国在全球舞台上发挥关键作用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和实践支撑。这一理念依托于中国式现代化的成功实践，在国际理论界和学术界产生了深远影响，是全球化时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重要成果，彰显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学者的国际视野和广阔胸襟。全球化时代的到来打破了传统时空限制，互联网和移动通信技术的发展使全球各地的人们紧密相连，生活在一个互联互通的“地球村”，共同面对着利益和责任。因此，构建一个既代表全人类共同利益又具有“全球本土化”特征的命运共同体是可能且必要的。
全球文明互鉴与“全球人文”的建构
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全面融入全球化体系，并迅速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为全球化的发展贡献了中国经验和成功实践。全球化不仅是一个跨国界的现象和理念，还应包含双向发展的路径：既从西方传播到东方，同时也从东方扩散到世界其他地区。关于这一观点，我已在一些国际场合作过阐释。[19]全球化无疑为一些发展中国家带来了宝贵的发展机遇，并且极大地推动了中国文化和人文学术的国际传播。
自全球化于世纪之交进入中国以来，一些人文学者就担心其会导致中国文化的“殖民化”或“西方化”。但实践证明，中国文化正在稳步走向世界。全球化在中国的成功实践不仅推动了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也为中国文化和人文学术的国际化铺平了道路，促进了全球文明的互鉴和互证。在过去的十多年中，得益于中华学术外译项目的资助和国际出版机构的努力，一些中国的人文学者在劳特利奇、德古意特和施普林格等国际知名出版机构出版了大量讲述和传播中国故事和思想的人文学术著作。斯坦福-爱思唯尔联合发布的全球人文学术研究影响最大的2%顶尖学者名单中，也出现了中国人文学者的名字。[20]这表明中国的人文学术正逐渐获得国际认可，也必将为跨文化和跨文明对话铺平道路，中西文化交流中的文明互鉴和互补性日益明显，这为超越民族界限的文化理论和话语提供了形成全球伦理秩序共同原则的可能。尽管西方与中国的文化和文明存在许多差异，但也有一些相似之处。例如，西方哲学中的二元对立思维模式与中国儒家的中庸思想存在明显差异；而后现代主义的思维方式则与中国文化的兼收并蓄、求同存异和互利共赢的理念更为接近。因此，中西文化和文明之间的交流和互补是可能的，两者不应处于对立状态。
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的文化和人文自然会获得世界的认可。然而，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似乎引起了以美国为首的部分西方国家的警觉，这一点从近十年的两届美国政府不断加强对中国的经济制裁就可以看出端倪。作为人文学者，我们有责任加强与西方人文学界的对话和交流，以影响欧美的政治和文化精英，让他们认识到单边制裁最终会导致双输结果。如果他们能将这种利害关系转达给政策制定者，或许至少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当前的对抗性竞争，进而最终实现双赢。不同文化和文明之间不应该对立，而应致力于相互学习借鉴、理解尊重、交流融合、增进了解，从而共同促进人类文明新形态发展。经济硬实力是各国追求的目标，而文化软实力因其蕴含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而具有独特性。在中西文化交流中，我们曾期望西方的汉学家能承担起推广中国文化和人文学术成果的重任，但实践证明这种依赖是不现实的。因此，我们应更积极地在国际舞台上发出中国声音，为人类面临的普遍问题提供体现中国智慧的解决方案。
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一些国内人文学者提出了在国际学术交流中发出中国声音的愿望，旨在构建世界文明秩序、深化文明交流互鉴。在过去十年中，得益于中华学术外译项目的资助，季羡林、梁漱溟、张岱年等人文学术大师的著作开始进入国际视野，尽管其长远影响仍需时间来评估。新一代的人文学者凭借其丰富的国际经验、严格的学术训练和精湛的外语能力，必将在国际舞台上发挥更大的作用，并取得更显著的成就。尽管反全球化声音不断，但全球化的趋势不可阻挡。近年来，我在不同的场合提出了“全球人文”的概念，[21]主张积极推动中国文化和人文学术的海外传播，科学无国界，人文学科也不应有国界。外国文化能够进入中国，中国文化也应为世界人民共享。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而文艺是最好的交流方式，在这方面可以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一部小说，一篇散文，一首诗，一幅画，一张照片，一部电影，一部电视剧，一曲音乐，都能给外国人了解中国提供一个独特的视角，都能以各自的魅力去吸引人、感染人、打动人”“京剧、民乐、书法、国画等都是我国文化瑰宝，都是外国人了解中国的重要途径。文艺工作者要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阐发中国精神、展现中国风貌，让外国民众通过欣赏中国作家艺术家的作品来深化对中国的认识、增进对中国的了解。要向世界宣传推介我国优秀文化艺术，让国外民众在审美过程中感受魅力，加深对中华文化的认识和理解”。[22]
在全球国家和民族特定的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之上，存在着一种全人类共同的价值观念，这构成了全球人文概念的基础，并为全球人文研究提供了广阔视野。作为中国的人文学者，我们不仅要就中国问题发声，同时还要在全球人文的广阔语境下探讨全人类共同面对的、具有普遍意义的问题。人文学术交流能够促进不同民族之间的交流互鉴，而文明的发展则涵盖艺术、文学、健康、教育、生活水平、社会意识以及全社会和全人类共同关注的多个方面，因此，中外人文交流应被视为人文外交的一部分。当然，深入探讨全球化文化层面的问题依然是中国全球化研究者面临的长期课题。我们必须立足于全球视角，超越狭隘的民族主义，包容有利于人文学术交流和研究的因素，从而在国际人文学界更有效地传播中国声音、提出中国方案。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艺术学重大项目“新时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艺术理论与实践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23ZD03）
注释
[1]R. Robertson et al., Globalization: The Critical Concepts in Sociology (Six Volumes), New York and London: Routledge, 2003; R. Robertson et al., Encyclopedia of Globalization, New York and London: Routledge, 2006; I. Rossi et al., Challenges of Globalization and Prospects for an Inter-Civilizational World Order, Springer Nature Switzerland AG, 2020.
[2]《俞可平、福山对话：中国发展模式目前面临的最大挑战》，《北京日报》，2011年3月28日，第5版。
[3][8]王宁：《文学现代性与中国式现代化理论建构》，《南方文坛》，2023年第4期；王宁：《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建设的理论路径》，《江海学刊》，2023年第5期。
[4]R. Robertson, "Globalisation or Glocalisatio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2012, 18(2).
[5]王宁：《翻译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文学和文化的纬度》，《上海翻译》，2021年第6期。
[6]N. Wang, "(Re)Constructing Neo-Confucianism in a 'Glocalized' Context," In I. Rossi et al., Challenges of Globalization and Prospects for an Inter-Civilizational World Order, Springer Nature Switzerland AG, 2020.
[7][18]I. Rossi et al., Challenges of Globalization and Prospects for an Inter-Civilizational World Order, Springer Nature Switzerland AG, 2020.
[9]N. Wang, After Postmodernism,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23; N. Wang, The Cultural Turn in Translation Studies,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24; N. Wang, "The Mapping of Chinese Postmodernity," Boundary 2: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Literature and Culture, 1997, 24(3); N. Wang, "'Weltliteratur': From a Utopian Imagination to Diversified Forms of World Literatures," Neohelicon, 2011, 38(2); N. Wang, "French Theories in China and the Chinese Theoretical (Re)construction," Modern Language Quarterly, 2018, 79(3).
[10]实际上，拉丁美洲的知识界一直十分关注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早在2010年11月，我和童世骏教授就应邀赴巴西里约热内卢并在拉丁美洲科学院第23次学术研讨会上发表主旨演讲，我的演讲题目是《中国的现代化和后现代化：历史的经验与当代的情形》。
[11]《新时代新征程中国共产党的使命任务》，《人民日报》，2024年7月1日，第1版。
[12]W. Tu, "The Ecological Turn in New Confucian Humanism: Implications for China and the World," Daedalus, 2001, 130(3).
[13]N. Wang, "Introduction: The COVID-19 Epidemic and Its Control: Reports and Reflections From China," European Review, 2021, 29(6).
[14]N. Wang, "French Theories in China and the Chinese Theoretical (Re)construction," Modern Language Quarterly, 2018, 79(3); "Maoism in Culture: A 'Glocalized' or 'Sinicized' Marxist Literary Theory," CLCWeb: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nd Culture, 2018, 20(3).
[15]李君如：《毛泽东是属于中国的，也是属于世界的——〈国外学者评毛泽东〉（修订版）序》，《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3期。
[16]方厚枢：《毛泽东著作出版纪事（1949-1982 年）》，《出版史料》，2001年第1期。
[17]邓海丽：《毛泽东文艺思想的英译及其影响研究》，博士学位论文，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2022年。
[19]N. Wang, "The Impact of Globalization on Chinese Culture and 'Glocalized Practices' in China," In I. Rossi et al., Challenges of Globalization and Prospects for an Inter-Civilizational World Order, Springer Nature Switzerland AG, 2020.
[20]尽管西方中心主义长期以来一直影响国际人文学术界，但大数据依然客观地反映了中国学者的国际影响力。我本人多年来一直蝉联爱思唯尔中国高被引学者，并且近五年一直名列斯坦福大学-爱思唯尔传媒集团发布的全球2%顶尖科学家（文学研究）年度影响力和终身影响力两个榜单，从其影响力排名来看已经跻身全球前1%。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恰恰是：在中国语境中广为人们热议的欧美学者爱德华·萨义德（Edward Said）、佛朗哥·莫瑞提（Franco Moretti）、帕斯卡尔·卡萨诺瓦（Pascale Casanova）等人却不在欧美大学和传媒集团发布的这两个榜单中。详情可参阅董健鑫：《上海交大王宁教授再度入选全球前2%顶尖科学家榜单》，2024年9月21日，https://news.sina.cn/2024-09-21/detail-incpwvfr0188373.d.html。
[21]王宁：《全球人文视野下的中外文论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22年。
[22]《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2014年10月15日）》，《人民日报》，2015年10月15日，第2版。
The Rise of the New Type of Economic Globalization and
the Worldwide Significance of the Chinese Modernization
Wang Ning
Abstract: The new wave of globalization has emerged, and the reason why globalization has been successfully implemented and achieved comprehensive results in China is that, the practice of Chinese culture's localizing it is inseparable. As an active participant in globalization, China should be courageous enough to take on responsibilities to play a key role in the new round of globalization, and contribute to the development and improvement of globalization theory. At the same time, we should apply China's experience and achievements in the process of globalization to current cultural and theoretical construction, thus achieving the "lobalizing" orientation of the Chinese road and Chinese culture, sharing Chinese experience with the world, and building a "global humanities" to promote mutual learning and verification of global civilizations.
Keywords: the new economic globalization, glocalization, lobalization, Chinese modernization, global humanities
责 编∕杨 柳 美 编∕梁丽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