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全球化包含了两重结构，即作为自然历史进程的全球化和西方主导的资本主义全球化。前者是客观趋势和历史必然性的体现；后者是西方国家强加的结果，具有历史偶然性。几百年来，由于欧美国家始终主导并塑造世界体系，西方主导的资本主义全球化成为主流。这种资本主义全球化导致等级性经济秩序、全球贫富分化、安全局势动荡等一系列问题，使得“逆全球化”潮流不断涌现。人类社会应该抵制的是西方主导的资本主义全球化，而不是全球化本身。人类历史是一个否定之否定的发展历程，各国唯有积极参与体现自然历史进程的新型全球化，才能实现共存共荣、和平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关键词】全球化 双重结构 新型全球化 人类命运共同体
【中图分类号】D50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5.01.005
【作者简介】田文林，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区域国别研究院中东研究所所长。研究方向为中东政治、民族宗教和国际战略问题。主要著作有《国际政治社会学》《困顿与突围：变化世界中的中东政治》《走出依附性陷阱：第三世界的发展困境与道路选择》等。
全球化是当前世界最重要的特征之一。自1967年加拿大传播学家麦克卢汉在其著作《理解媒介：人的延伸》中最初提出“全球村”概念[1]，国内外有关全球化问题的研究成果便日渐丰富，但对全球化的认识始终充满争议。一般来说，对全球化的理解有广义与狭义之分。狭义全球化是从经济角度来界定全球化。广义全球化则是指除了经济全球化，还包括政治、文化等其他领域的全球化。例如，罗宾·科恩和保罗·肯尼迪在《全球社会学》一书中，就把全球化看作人类社会“全方位的一体化”[2]。本文侧重从狭义角度分析探讨经济全球化的问题。
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一方面使整个世界日益相互依存和共同发展，但同时也带来了前所未有的问题与挑战，并最终导致逆全球化思潮兴起。当前，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人类社会正处在历史发展的十字路口。在此背景下，重新探讨全球化问题甚为必要。
经济全球化的双重结构
全球化是由多重动力和逻辑共同推动的结果，既是客观历史过程，也存在较强的人为因素。有学者指出，当前的全球体系是一个由资本主义、半资本主义和前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共同组成的综合体，这些生产方式由资本主义的交换关系而彼此联系在一起，同时也是由资本主义世界市场支配的。[3]从总体结构看，全球化大体包括两个层次的内容：一个是作为自然历史进程的全球化，另一个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全球化。正是这两种不同性质的全球化逻辑相互交织，导致了全球化内在构成上的复杂性以及影响效果的两重性。
全球化的客观属性：作为自然历史进程的全球化。很多人将15世纪末哥伦布发现新大陆视为全球化的开端。实则不然，经济全球化的出现是一个持续的过程。自人类社会产生，世界各地的居民就通过人口迁移、商品交换、宗教传播等方式，日渐将整个世界连接成相互依赖的整体。“在公元前2500年以后的一千年期间或更早时期，一些民族即在地中海周围地区及地中海到黎凡特、安纳托利亚、美索不达米亚、（重要的是）直至波斯高地及其印度河流域之间的地区建立了相互间的关系，并同许多中亚‘游牧部落’建立了关系。”[4]
在西方主导世界经济体系之前，就曾存在一个以亚洲为中心的世界经济体系。德国学者贡德·弗兰克认为，世界经济原来主要是以亚洲为基础的，欧洲对亚洲的这种仰望直到19世纪欧洲开始工业化和推行殖民主义之后才发生变化。[5]直到1750年，亚洲人口仍占世界总人口的66%，亚洲的产值占世界的80%。也就是说，占世界人口2／3的亚洲人生产出世界4／5的产值，占世界人口1／5的欧洲人仅生产出其中1／5的产值中的一部分。[6]
人类社会的这种人员与物资交流，不完全是被动性的，很大程度上受到好奇心的驱使。每个时代都有探险家或旅行爱好者，他们到各地游历，认识各地风物，体验不同人情；宗教也是全球化重要的驱动力，具有虔诚信仰的人克服交通不便、信息不全、语言不通等各种困难，长途跋涉、不远万里去“朝圣”，在漫长的旅途中增长见识、寻求精神上的慰藉。在这样的旅途中，他们也会发现这些地区的物产特色，甚至会发现商机，从而通过不同地区物资的交换来获利。
从影响范畴看，作为自然历史进程的全球化对推动人类社会进步发挥了积极作用，其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人类社会物质文明成果的共享，以及精神文明成果的互鉴。例如，通过沟通古代东西方的“丝绸之路”，来自西域的菠菜、扁桃、莴苣、丝瓜、葡萄等农作物传入中国。来自中国的茶叶、小麦等食物也传播到“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后，新大陆与旧大陆之间也出现了“物种大交换”：欧洲人为新大陆带来了马、牛、绵羊、鸡和蜜蜂等动物，以及小麦、大麦、水稻、萝卜、白菜、香蕉、咖啡、甘蔗等植物；同时新大陆也给欧亚大陆带去红薯、南瓜、蚕豆、马铃薯和玉米等农作物。据统计，全世界种植的块茎作物中有94%源自新大陆。在加勒比群岛，过去甚至没有一只大过狐狸的四足动物。西班牙人带来了马、牛、猪，还引进了香蕉、柠檬、橘子、石榴、无花果、红枣，还有后来在菲律宾发现的椰子。[7]另外，人类早期的宗教信仰，如基督教、佛教、伊斯兰教等同样是伴随着作为客观历史进程的早期全球化，最终传播到整个世界。
早期全球化同样存在暴力和征服。自然资源的有限性，决定了早期人类为争夺有限资源往往诉诸暴力与征服。商人和拥有强大军事权力的国家也有对外扩张的内生动力。不过，恶劣的自然条件限制了不同区域间的交往。欧亚大陆在地理上是一个整体，但陆地交通受到喜马拉雅山系阻隔，海上交通则受洋流、季风等各种自然条件制约，不同地区间往返贸易耗时漫长，高昂的时间成本消磨了人们跨越空间进行交往的需求。由于受到空间阻隔，即使是征服与战争也只发生在特定的空间之内。就算那些偶然跨越辽阔的空间的征服与战争（如蒙古西征），由于当地民众的反抗以及有限的运输能力，对被征服地区的控制时间往往较为短暂，危害也极其有限。人们的消费和生产更多还是本地化的食物与产品，而不是全球化的产品。另外，战争与征服客观上促进了不同地区间经济、文化的交流与融合。“商人、士兵和传教士在与他们自己的语言和文化传统完全不同的异乡人中间从事活动。其结果是，相互间的接触有时就导致欧洲范围一方或双方均改变自己的行为，根据新风尚改变旧习俗，一些真正有益的革新也是在旧世界的所有商业、军事和传统活动圈内得以很快地传开。”[8]
从时间维度看，这种自然历史过程的全球化是个由缓到急、从慢到快的客观过程。在全球化早期，不够便利的交通和通信条件、遥远的距离、朝代的变迁或政策的改变，甚至自然界的瘟疫，都会极大限制遥远区域间的人员、物资及文化交流，甚至可能导致全球化进程的中断。在全球化后期，交通与通信技术的发展，使人类社会的全球化进程明显加快。例如，蒸汽轮船的出现极大推动了全球贸易的发展和文化的交流。货物运载能力从19世纪30年代每平方英寸5英镑，增至19世纪70年代末每平方英寸30英镑，19世纪末达到每平方英寸200英镑。海运运费在19世纪整体下降80%。铁路的出现开创了人员和货物能够高速且低成本流通的时代。1850年横穿美国大陆需三个星期，1869年洲际铁路建成后将其缩短至5天。而人造卫星、光纤电缆的出现则使长途通信的成本急剧下降。20世纪20年代，普通美国工人必须工作三个星期才能付得起从纽约到伦敦的5分钟电话费。1970年，同样的长途电话只花工人8小时工资，到2000年大约只花15分钟的工资。[9]正是借助突飞猛进的技术进步，世界各地的人员往来、信息流动、物资交换变得越来越便利，由此使原本只是涓涓细流的全球化运动，最终变成滚滚而来的时代大潮。
全球化的人为属性：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全球化。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或简单商品经济不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一种社会化大生产，这种生产方式不是以满足自身需要为目标，而是以实现产品价值（出售产品并从中获利）为目标。这一特性决定了这种生产方式是一个无限循环过程，先天具有外向扩张属性。从生产关系角度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之上，企业从事生产经营不是为满足人类的物质和精神需要，而是为了实现资本增殖。与自然历史过程的全球化相比，资本利益最大化驱动下的全球化影响范围更广，破坏力也更强。谋求资本利益的动力生生不息，因而资本积累驱动下的资本主义全球化，其范围更广、时间更长，正负两方面的作用力也更大。
资本主义全球化始于15世纪末期。1453年君士坦丁堡陷落后，东罗马帝国灭亡，西班牙与奥斯曼帝国爆发战争，由此阻断了东西方贸易的陆路商道。为寻找通往亚洲贸易之路，从东方获得优质廉价商品，西班牙、葡萄牙等大西洋沿岸国家，借助指南针和造船技术的发展，大力开展远洋航海，并使欧洲人首次来到人口众多、资源丰富的亚洲地区，同时发现了盛产金银等各类资源、地广人稀的美洲，获得了未来进行资本积累所需要的廉价原材料、劳动力及可以获得更多利润的市场。正是在“地理大发现”之后，空间和时间不再成为资本发展的障碍，资本力量可以在更广阔的空间内获得更廉价的劳动力、原材料和市场，由此获得更加可观的利润。
需要指出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存在一个基本矛盾，那就是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有制之间的矛盾。在私有制基础上，资本主义企业生产的商品不断增加，种类越来越丰富，但资本家为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却尽可能压低支付给工人的工资，由此导致社会大众的消费能力非常有限。这种生产无限扩大与有效需求不足的矛盾，最终导致资本主义国家在特定区域内出现过度积累的危机，也就是周期性经济危机。为缓解生产相对过剩危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需要通过推动全球化，在世界其他地区和国家寻找市场和消费者，以缓解国内有效需求不足的经济危机以及日益尖锐的阶级矛盾。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另一大痼疾，就是平均利润率持续下降。随着资本有机构成不断提高，企业平均利润率会呈现不断下降的趋势。而平均利润下降又驱使资本深入、加大甚至独占对另一个地域的控制。因为只有独占才能对这一地区的资源、劳动力以及购买力具有控制力及影响力，才能拥有对原材料、商品定价的权力，使其成为利润最稳定的来源。“这便使资本家所偏好的垄断控制，而非公开竞争在空间经济的流动性成为可能。”[10]体现在全球化进程中，这种对原料产地和产品市场的垄断和控制，在政策上就是形形色色的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其最终目标都是建立有利于资本增殖的世界经济体系。
资本主导的全球化带来的多重负面影响
全球化进程既包含作为自然历史进程的全球化，也包括资本主义全球化，但二者的比重和影响并不相同。近代以来，由于世界秩序的主导权始终控制在欧美国家手中，这些国家又都是资本主义国家，这种重叠和巧合客观上使资本主义全球化在整个全球化进程中的比重和地位越来越显著。换句话说，资本主义全球化对现实世界的塑造，远远大于自然历史进程的全球化对世界的影响。马克思指出：“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的商品的低廉价格，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的文明，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11]
理论上说，无论自然历史进程的全球化，还是资本主义全球化，都会带来正反两方面的影响。相对而言，自然历史进程的全球化带来的正面效应更明显。而且，由于受自然环境和交通条件制约，自然历史进程的全球化的负面影响仅限于部分区域。相比之下，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存在痼疾，因此资本主义全球化带来的负面效应和影响范围都远大于自然历史进程的全球化。这是因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资本利益最大化为主要驱动力，这实际是颠倒了人类创造财富的目标与手段，由此决定了这种生产方式迟早会走向反面，并给自身乃至整个世界带来无尽灾难。资本主义全球化越是深入扩展，其带来的负面影响越是明显。
第一，资本主义全球化塑造“中心—边缘”式的等级性经济秩序。正如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少数人的现代化”一样，资本主义全球化体系同样是少数人／国家获益、多数人／国家受损的“中心—边缘”结构。这是因为，在利益最大化动机的驱使下，资本主义强国为保持经济优势地位，常见做法就是不择手段地打压那些有可能威胁其经济优势地位的国家或行为体，由此造成“我花开后百花杀”的“中心—边缘”结构。这与自然历史进程中的“百花齐放”的全球化场景迥然不同。
在资本主义全球化早期，商业资本主义的扩张就开始塑造“中心—边缘”的全球结构。16世纪，当葡萄牙在亚洲开启贸易扩张后，其为了控制利润丰厚的香料（胡椒、豆蔻）贸易，采取各种办法垄断香料贸易。其主要做法就是接连夺取亚洲沿岸的主要据点，包括果阿（1510年）、霍尔木兹（1515年）和马六甲（1519年）。之后，葡萄牙人便在从东南非洲的索法拉到摩鹿加群岛一线沿岸地区修筑要塞和贸易据点。在控制了海洋运输业后，葡萄牙人便强制船长们必须持有葡萄牙许可证，必须向葡萄牙的城堡纳税。[12]
17世纪，荷兰取代葡萄牙成为亚洲贸易的主宰者。荷兰人在1602年成立东印度公司（VOC），该公司与葡萄牙公司的显著不同在于，荷兰东印度公司不仅取得了荷兰的贸易垄断权，还有权向当地君主宣战、议和，有权修筑要塞，在当地组建行政机构。在此之后，荷兰人凭借强大武力进行贸易扩张：1605年攻陷摩鹿加群岛的提多列岛和安汶岛，并在当地修筑要塞；1606年试图攻占马六甲失败，但成功从当地苏丹人手中夺取了爪哇岛上的雅加达，并建造巴达维亚作为盘踞点；1638～1658年从葡萄牙人手中夺取锡兰岛，进而控制了桂皮生产；1641年，从葡萄牙人手中夺取马六甲；1677年打败马塔兰王国；1684征服爪哇的苏丹王国。通过一系列海上征服（尤其是占领摩鹿加群岛），荷兰人最终控制了丁香和豆蔻的生产。为确保对香料的控制权，严格限制外来竞争者，荷兰人在1621年对盛产豆蔻的班达岛上的居民实施了大规模的驱逐。同时，为垄断丁香生产，除安汶岛和几个邻近小岛外，荷兰人销毁了所有岛屿上的丁香树。[13]
荷兰人在亚洲的贸易活动，扰乱并破坏了该区域原本存在的作为自然历史进程的全球化：爪哇岛上的马塔兰王国本来为马六甲供应大米，结果却与这种海岛贸易断了联系。爪哇岛东北部的万丹曾是巨大的贸易中心，向爪哇岛和马来亚的各通商口岸以及生产香料的各岛屿供应大米和奴隶，现在只好转而与巴达维亚开展贸易。渐渐地，这里的海港公国都走向衰弱，生产水稻的各王国都沦为东印度公司的卫星国。[14]
18世纪以来，英国成为继荷兰之后兴起的世界经济霸主。作为依托工业资本主义兴起的欧洲列强，英国等欧洲工业国要想维系和扩大工业规模，需要不断扩大对原料产地和产品市场的控制和争夺，以此实现工业利润最大化。这种诉求体现到政策层面，就是尽可能控制和争夺海外殖民，由此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扩展到世界所有地区。经过多年殖民扩张，英帝国占据了世界上1／4的陆地面积和近1／4的全球人口，是其竞争对手法国的三倍多。到19世纪初，英国就已超越了俄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帝国。[15]
殖民体系成为英国维系全球霸主地位的坚实基础。但那些处于殖民统治下的亚非拉国家则陷入前所未有的灾难之中。有学者根据基尼系数来计算剥削率，即扣除那些为了确保人口基本生存而必要的产品之后带给精英的剩余比例。在30个前工业社会的样本中，6个出现了100%的剥削率，也就是说，精英拿走了所有的经济剩余。这些样本都是出现在各帝国的殖民地，包括印度和肯尼亚。这些样本中有三个殖民地的剥削率大约是70%，一个是英国的比哈尔邦，两个在荷兰帝国的爪哇岛。这些研究证明，殖民帝国存在的理由是剥削。帝国年代最突出的特点是出现人类历史上最大的全球性不平等，即所谓“大分流”。[16]
二战后，美国取代英国成为世界霸主。美国主导的全球化体系不同于英国之处在于，它反对殖民主义、倡导民族解放，因而被很多人视为“仁慈的帝国”。实际上，美国建构的所谓“自由国际秩序”，仍是要建立以美国为中心的世界秩序。一方面，美国通过建立关税及贸易总协定、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布雷顿森林体系、联合国等国际机制，创建一套看似是公共产品，实则有利于美国的制度体系；另一方面，美国大力倡导新自由主义，把全世界不同类型的民族国家整合进美国主导的全球经济体系。由此，美国最终建立起一套以美国为中心的“自由国际秩序”。
然而，美国建构的所谓“自由国际秩序”实际是个“自由帝国秩序”。自二战结束至今，美国经常通过各种手段，打压任何敢于反抗“美式全球化”进程的国家。由于超强的经济实力（尤其是美元霸权），美国客观上掌握了用经济武器打压亚非拉国家的能力，以制度霸权不断扩大“长臂管辖权”范围；相互依存的不对称性促使美国将相互依存“武器化”。所有这些表明，美国本质上仍是帝国主义国家，其最终目标仍是建立和巩固以美国为中心的“中心—边缘”结构。
总之，资本主导的全球体系始终是等级结构。在英国称霸时期，英国位于中心；它是主要的贸易大国、世界资本的主要来源、市场规则的主要执行者，还是军事平衡的维系者。欧洲的法国、德国以及荷比卢三个低地国家紧紧围绕着英国，组成工业扩张和贸易扩张运动的核心集团。[17]二战后，美国主导的全球治理模式，同样是以美国为核心的“轴心—辐条”结构。
第二，资本主义全球化导致国内和国际范围的劳资矛盾日趋激化。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社会财富主要按资本分配，而不是按劳动量分配，由此导致“财富积累与贫困积累两极分化”“贫者愈贫，富者愈富”的现象日趋明显。在资本主义全球化时代，资本更是成为劳资矛盾中的赢家。这是因为，资本可以在全球范围内寻找投资洼地，剥削廉价劳动力，由此在全球范围内再现资本家与劳动者之间的贫富分化。而资本力量很容易实现阶级联合，相比之下，劳工阶层在劳资矛盾中的议价能力越来越弱，日趋处于弱势地位。
在资本主义全球化早期阶段，工业资本主义的发展主要是依靠在母国的生产和对本国的工业保护而发展起来的。同时，从海外掠夺的原材料及大量利润也回归母国，由此缓和了国内资本家和劳动者的尖锐矛盾。但随着资本主义的不断发展，生产过剩导致产业资本的投入回报率逐渐降低，特别是20世纪70年代以后西方国家普遍陷入滞胀，投入实体经济的资金回报率逐渐降低，发达国家的制造业纷纷外流到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西方的金融资本也随着产业资本外流逐渐走向海外——追逐价值洼地是资本一直以来最主要的特点。过去，资本力量主要依靠深耕国内市场来获得利润（包括建立福利制度进行收入再分配来推动经济发展），但资本主义全球化使资本可以在全球范围内组合生产要素，而不再局限于国内。由此，资本主义全球化使原本局限于国内的劳资矛盾，升级为全球层面的劳资矛盾；原本局限于国内的贫富分化，同样扩大为全球层面的贫富分化。
在这种背景下，无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均出现日趋严重的贫富悬殊问题。截至2010年，全球约有9.42亿贫困劳动者（占全世界劳动者的近三分之一）生活在生活费不足2美元的贫困线以下。根据世界银行的报告，如果将中国排除在外，1981～2004年每个发展中地区的极端贫困（每天生活费不足1.25美元）人数都在增加。皮尤研究中心的一项研究发现，尽管全球中产阶级正在兴起，但如果以美国贫困线为衡量标准，2011年84%的世界人口是穷人（每天生活费不足20美元）。此外，在过去三十年中，大多数国家工资的GDP占比都在下降。这表明，劳动力相对于资本的状况正在恶化。[18]
第三，资本主义全球化扩张动辄诉诸武力，导致整个世界日趋动荡。西方国家治理世界的理念始终与掠夺、剥削、扩张相伴而生。古希腊就是标准的奴隶社会，其高度的物质和精神文明是建立在大量奴隶无偿劳动的制度上。此后的罗马帝国同样是奴隶社会，富有的奴隶主拥有数以万计的奴隶。近代的英国则是靠贩卖奴隶获得了实现工业革命的“第一桶金”。霸权延续至今的美国，同样是以奴隶制立国，美国的开国者大多是大地主、大奴隶主。这种无偿攫取他人劳动成果和财富的思维方式，体现到对外政策中就是恃强凌弱，热衷于通过发动战争来获取原料、市场和发展机会，为此不惜牺牲他国的生存权和发展权。
与此同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建立和维护“中心—边缘”的全球经济体系为目标，这种体系的建立与维护都要依靠武力和强制。在自然历史进程的全球化中也存在为争夺稀缺资源而引发战争的现象，但这种征服和战争并不包含深层的战略动机。而资本主义全球化时代的战争则不然。资本驱动下的对外战争，其最终目标是获得高额利润，因此其最终目标是彻底控制这些国家的市场和原料，将资本的控制力推广到所有资本进入的地方。列宁指出：“资本家瓜分世界，并不是因为他们的心肠特别毒辣，而是因为集中已经达到这样的阶段，使他们不得不走上这条获取利润的道路。”[19]
英国建立的全球体系就是以“坚船利炮”为手段和后盾。英国在扩张时期打败西班牙“无敌舰队”，后来与荷兰进行了四次英荷战争，19世纪又击败欧洲陆上的强国法国，最终建立起所谓“英国治下的和平”。历史学家斯图尔特·莱科克（Stuart Laycock）研究发现，在不同时期，英国曾侵略了地球上几乎90%的国家。1689～1815年是英国工业革命和农业革命的高潮期，在这126年间，英国有73年在打仗。还有统计称，1100～1900年，英国有一半以上时间在打仗。[20]英国通过殖民战争大量建立殖民地，并在当地建立国家权力机构，推行法律制度，最终建立起“日不落帝国”。英国维系该体系同样是依靠空前强大的军事能力和“该出手时就出手”的国家干预。“英国为促进资本主义扩张所采取的方法多种多样，但有一个共同点：在必要的情况下进行正式的干预和控制，但如有可能，则做出非正式的、代价较小的安排，由可靠的地方政府负责执行规定。”[21]
19世纪后期，随着以电力的广泛使用为标志的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推进，美国、德国先后超越英国。由于国际市场所剩空间有限，资本主义国家原来重点针对亚非拉地区的殖民扩张，最终演变为帝国主义国家间的战争。尤其是欧洲新兴工业大国德国迫切需要争夺“阳光下的空间”，最终引发了两次世界大战。宗主国控制的势力范围越广，其发动战争可动员的资源则越多，战争对世界的破坏力则越大。20世纪之前爆发的大国战争大多发生在有限区域的民族国家之间，而两次世界大战则是宗主国凭借其在世界各殖民地掠夺来的战略资源进行的世界性大战。从最终结果看，自“地理大发现”以来资本主义全球化400多年积累的财富在短短几年内化为灰烬。这从侧面表明，资本主义全球化的负面影响可谓“登峰造极”。
二战后，美国作为资本主义全球化的新代表，其全球战略的基本政策就是对新兴社会主义阵营全面遏制：经济上推行“马歇尔计划”扶植资本主义世界经济重建，军事上建立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对抗苏联，技术上通过巴黎统筹委员会遏制社会主义阵营发展。几个世纪以来一直深入推进的全球化进程被人为分裂。与此同时，双方军备竞赛不断升级，尤其是竞相扩充核武库，最终形成“核恐怖下的平衡”。换言之，只有战争的武器发展到足以摧毁整个人类社会的程度时，战争步伐才得以暂时停下来。这恰恰是资本主义全球化中出现的最令人绝望的局面：不是人类主动终止了自己发动的战争，而是人类被自己想独占全球资源的贪欲而制造出来的武器束缚住了手脚。核武器遏制了人类疯狂扩张的冲动，以战止战在全球化进程中具有了令人惊悚和可悲的含义——“核武器的使用可以成为最极端的全球化形态。在世界大部分地区出现的国际和平，是一个突然发生在我们身上的历史性世界变迁。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核武器对世界造成的威胁。这使得大国之间的战争变成彻头彻尾的非理性行为。”[22]
冷战结束后，美国成为唯一超级大国，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近乎一统世界。正是在这种背景下，福山在1992年提出“历史终结论”，认为“自由民主制将成为所有国家政府的唯一形式，而且是最后的形式。所有事情都趋向于市场资本主义和自由民主占主导地位的全球秩序”。[23]然而，历史并未终结，恰恰是资本主义全球化重新主导世界之后，它所包含的内在矛盾才暴露得越发充分。从经济角度看，这种资本主义全球化不仅祸害发展中国家，同时也使发达国家深受其害。有学者指出，新自由主义没有成功地兑现其承诺，它没有产生经济增长，反而带来经济停滞、不平等、贫困以及公司对政治民主的侵蚀，并导致了2008年的新自由主义大衰退。[24]从军事角度看，美国维系“美国治下的和平”仍是以频频发动战争的方式进行的。据统计，从二战结束到2001年，全球153个国家共发生248次武装冲突，其中由美国主动发起的就有201次。2018年的一项研究表明，二战结束以来，美国至少要对37个受害国2000万人的死亡负责，其中包括对1000万至1500万人的死亡直接负责。
时至今日，西方主导的资本主义全球化已无法适应时代发展带来的新变化和新要求，也难以从根本上解决当前世界面临的新问题和新挑战。正是在资本主义全球化弊端丛生的背景下，世界各地出现了形形色色的“逆全球化”和反全球化潮流。甚至连美国也出现了以特朗普为代表的、公开质疑乃至谋求推翻其一手建立并主导多年的“自由国际秩序”的趋势。许多发展中国家因移植西方发展道路效果不彰，也开始质疑西方式现代化和资本主义全球化。世界正处于新旧交替的战略调整期和历史的十字路口。
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的新型经济全球化
历史发展是“否定之否定”的螺旋式上升过程。全球化在初始阶段原本是自然历史进程，而近代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兴起使全球化很大程度变成了资本主义全球化。时至今日，随着资本主义全球化弊端日显，回归作为自然历史进程的全球化，即“新型全球化”，被重新提上日程。
转向新型全球化的条件：权力转移导致资本主义全球化根基动摇。历史向来是由胜利者来书写的。现行国际体系是西方国家主导的，因此西方国家的国力兴衰直接影响这套国际体系的有效性和权威性。过去相当长时期，世界权力的接力棒始终在西方国家内部传递（从早期的葡萄牙、西班牙到荷兰，再从荷兰到英国，最终又从英国转到美国），由此使西方国家的经济、政治、文化意识，以及其所推行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长期主宰世界，乃至一度被认为是“历史的终结者”。
现行国际体系主要由权力角逐的胜利者制定和运行，由此决定了这套国际秩序本质上仍是“赢者通吃”的旧秩序，充满了胜利者的逻辑和思维体系，因此该体系更多是为西方国家和公民服务，多数发展中国家和弱势群体则处在该体系的外围和被剥夺的位置。当前的世界秩序是由自由主义秩序下的精英以及拥有强大权力的强国建立起来的，因而其享有的权利也是沿着有利于“强国精英—强国大众—弱国精英—弱国大众”的路径，从中心向外围扩散。正如罗伯特·考克斯所言，规制理论对七国集团及其他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集团间在经济合作中普遍面临的问题论述甚多。相应地，它对于改变世界经济结构的做法少有涉猎，比如第三世界对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的需求。
世界经济体系更替的基本条件，就是大国权力转移以及伴随而来的长期冲突。意大利历史学家阿瑞吉深入考察了资本累积与战争爆发的关系后，提出了“系统性资本累积周期，必定以大规模战争作结”的观点。在他看来，资本主义兴起以来，最少经历了三个累积周期：一是14世纪末至17世纪中叶，资本累积中心是意大利北部的城邦（威尼斯、佛罗伦萨、热那亚）；二是17世纪至18世纪末，资本主义累积中心是荷兰的阿姆斯特丹；三是18世纪末至20世纪初，资本累积中心是大英帝国的伦敦；四是第一次世界大战至今，资本累积中心是美国的纽约。按照阿瑞吉的分析，每一次周期的完结和更替，都是由“资本过度集中”和“过度累积”所导致的过度投资、生产过剩和利润率下降等现象所引发，其结果是经济迅速金融化和泡沫化。而彻底解决的方法，是通过大规模的战争来消灭过剩的资本（包括人口、厂房、机器、信贷），以使资本累积过程可以重新出发。与上述累积周期相对应，第一个周期结束于“三十年战争”（1618～1648年），结果是荷兰霸权的建立；第二个周期的完结是拿破仑战争（1792～1815年），结果是大英帝国的崛起；第三个周期完结则是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1914～1945年），结果是美国霸权的崛起。[25]
当前，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种大变局体现在经济领域，就是“全球南方”的崛起。一方面，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整体影响力持续下降；另一方面，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发展迅速，推动世界步入第四个周期。这一时期，大国矛盾的重新激化导致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所谓“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就是对这一时期世界政治特征的典型描述。一般来说，“各霸权时期的典型特征是‘良性循环’，社会安定、贸易和生产扩张一波接一波。而各霸权转移时期则相反，它表现为‘恶性循环’。国家间和企业间竞争激化，社会机能失调，冲突不断增加，直至整个体系动乱，国家崩溃和社会革命”[26]。尤其在美国频频“退群”，转而奉行“新孤立主义”的背景下，全球化进程已经到了动能转换、模式更新的十字路口。
从“以资本为中心”转向“以人民为中心”。当前，数字技术和信息革命的到来为实现新型全球化提供了技术条件，但作用总体有限。近现代以来，人类社会至少爆发了四次技术革命。每次技术革命的爆发，都会推动生产力出现跃进式发展，同时也使资本主义国家在这种“创造性毁灭”中浴火重生，获得新的生命力。然而，技术进步虽可以促进生产力发展，但对解决贫富分化问题则效果有限。一般来说，技术进步带来的设备更新，必然会使资本有机构成中不变资本（购买机器设备）占比日趋增大，而可变资本（工人工资）占比越来越小，由此导致资本有机构成日趋提高。这一方面导致资本家利润率持续下降，另一方面导致资本对劳动者的剥削程度日趋加剧，普通劳动者生存处境日趋恶化。列宁指出：“机器的使用把劳动效率提高了许多倍，但是资本家把所有这些好处用来对付工人，他们利用机器需要工人极少这种情况，延长了工作时间，剥夺工人夜里休息的时间，把工人变成了机器的单纯附属品。”[27]
技术进步使得机器日趋取代劳动者，由此造成劳动者失业人数日趋增加。第一次工业革命爆发后的几十年中，其替代的劳动者数量比他所接纳的要多得多。第一次工业革命的主要内容是用机器动力来代替人的体力，第二次工业革命的特点是把操作机器设备的劳动力“合理化”或者近乎变成机器人。第三次工业革命的首要特征就只能是使生产过程中的人类劳动力完全成为多余，通过受控制的自动化设备和信息系统，对劳动者进行合理化削减。据国际劳工组织预测，到2040年，机器人可以提供的产品和服务，将从目前的16%增加到42%，这意味着仅西方国家就会有约8600万人失业。布雷弗曼认为：“技术的进步非但没有改变无产阶级的命运，反而成为限制无产阶级的新枷锁。”因此，仅仅依靠新技术革命来推动新型全球化，显然是找错了方向。
笔者认为，要想真正实现新型全球化，关键是要将发展理念从“以资本为中心”转向“以人民为中心”，只有通过实行更多有利于增进人民福祉的内外政策，才能实现各国共存共荣的新型全球化。如前所述，当前世界普遍存在的国家内部贫富分化及国家间发展不平衡问题，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资本主义全球化。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最大驱动力就是资本增殖。这种以资本逐利为中心的模式将发展目标与发展手段相互颠倒，因此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充满不确定性。只有个人收益与社会效果一致时，市场机制才能运作良好；如果二者不一致，便会出现个人利益损害社会整体利益的“市场失灵”问题。资本贪婪逐利造成的最大问题，就是贫富分化日益拉大，由此导致严重经济危机乃至政局动荡。例如，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最终导致法西斯主义上台和爆发第二次世界大战；2008年金融危机导致“占领华尔街”运动和“阿拉伯之春”。
破解这一难题，必须改变“资本至上”、市场万能的迷思，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进一步说，就是在全球化治理中更多注入社会主义的发展理念。社会主义道路是在对资本主义“扬弃”基础上产生的，其优点在于其是一种“多数人的现代化”。社会主义生产的主要目的不是为了资本增殖，而是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最终目标是“共同富裕”。2021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出席第七十六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时提出“全球发展倡议”的新概念。该倡议主要内容是“六个坚持”：坚持发展优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普惠包容、坚持创新驱动、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坚持行动导向。在笔者看来，“以人民为中心”是“全球发展倡议”的核心要义，也是解决当前全球发展失衡、实现新型全球化的根本价值取向。
结语
当前，西方主导的全球化进程弊端丛生，由此导致形形色色的“逆全球化”潮流。与此同时，大国权力消涨带来的大国矛盾激增，引发世界产业链、价值链、供应链的断裂与重组。在此背景下，全球化运动何去何从，已经成为亟待破解的时代课题。本文认为，全球化进程中原本存在两套体系和两种逻辑：一个是作为自然历史进程的平等体系，另一个是资本主导下的全球化。前者是客观趋势，是历史必然性的体现；而后者则是西方国家人为强加的结果，是历史偶然性的体现。从结果角度看，正是由于西方主导的资本主义全球化弊端丛生，才导致贫富分化、危机频发等一系列问题，并由此产生“逆全球化”潮流。然而，我们不能因资本主义全球化产生了种种弊端，而将所有弊病都归咎于全球化进程，进而否定全球化本身。正确做法是摒弃西方主导的资本主义全球化，而不是摒弃全球化本身。相反，只有最大限度地推动作为自然历史进程的新型全球化，各国才能实现共存共荣、和平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注释
[1]和磊：《反全球化》，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6年，第1～2页。
[2]罗宾·科恩、保罗·肯尼迪：《全球社会学》，文军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第49页。
[3][12][13][14]埃里克·沃尔夫：《欧洲与没有历史的人民》，赵丙祥、刘传珠、杨玉静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394、278～280、281～282、283～284页。
[4][8]安德烈·冈德·弗兰克等：《世界体系：500年还是1000年》，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21、5页。
[5][6]贡德·弗兰克：《白银资本》，刘北成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年，第36、240页。
[7]乔伊斯·阿普尔比：《无情的革命》，宋非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60～64页。
[9]杰弗里·弗里登：《20世纪全球资本主义的兴衰》，杨宇光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22年，第363页。
[10]大卫·哈维：《新帝国主义》，初立忠、沈晓雷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79页。
[1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404页。
[15]克里尚·库马尔：《千年帝国史》，石伟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9年，第288页。
[16]迈克尔·曼：《社会权力的来源》第3卷，郭台辉、茅根红、余宜斌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58页。
[17][21]罗伯特·W.考克斯，《生产、权力和世界秩序：社会力量在缔造历史中的作用》，林华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4年，第101、100页。
[18]L. Pradella, The Global Race to the Bottom, https://www.jacobinmag.com/2015/09/merkel-austerity-globalization-eu-poverty/.
[19]《列宁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705页。
[20]艾伦·麦克法兰：《现代世界的诞生》，管可秾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24页。
[22][24]迈克尔·曼：《社会权力的来源》第4卷，郭忠华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453、503页。
[23]Maximillian Alvarez, "The End of the End of History," Boston Review, 25 March 2019.
[25]转引自李逆熵：《资本的冲动：世界深层矛盾根源》，香港：经济日报出版社，2014年，第247～248页。
[26]乔万尼·阿瑞吉、贝弗里·J.西尔弗等：《现代世界体系的混沌与治理》，王宇洁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第164页。
[27]《列宁专题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8页。
The Dual Structure of Economic Globalization and the New Economic Globalization amid the Profound Changes Unseen in a Century
Tian Wenlin
Abstract: Globalization consists of two structures: globalization as a process of natural history and Western-led capitalist globalization. The former is the embodiment of objective trend and historical necessity; and the latter is a result imposed by Western countries and has a historical contingency. For hundreds of years, as European and American countries have always dominated and shaped the world system, Western-led capitalist globalization has become the mainstream. This kind of capitalist globalization has led to a series of problems such as hierarchical economic order, global polarization of the rich and the poor, and unstable security situation, making the trend of "anti-globalization" constantly emerging. What human society should resist is the Western-led capitalist globalization, not globalization itself. Human history is a process of negation-of-the-negation development. Only by actively participating in a new type of globalization that reflects the process of natural history can countries achieve common survival and prosperity, and peaceful development, and promote the building of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Keywords: globalization, dual structure, new globalization, community of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责 编∕韩 拓 美 编∕周群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