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冷战后，全球化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打破了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单向作用过程，形成多主体的推动；打破了“中心-边缘”的结构，边缘地带国家崛起；打破了国家中心主义，非国家主体作用得到发挥，这些结构变化带来了明显的结构效应，表现在世界整体性发展的大趋势难以改变，全球化进程中的资本主义固有矛盾仍然存在，全球化结构的动态性和多样性凸显，国内治理问题突出等方面。与全球化的结构效应相对照，新型全球化的发展方向：一是需要有更广泛的力量来推动；二是以发展逻辑取代资本逻辑；三是需要国家治理与全球治理相结合；四是需要数字技术对新型全球化赋能。中国等新兴市场国家和全球南方成为全球化的主要推动力量，也将是全球化的变革力量，构建平等、包容、普惠的新型全球化已经成为大势所趋；中国式现代化不仅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更是新型全球化结构多样化的典范；中国的发展不是与美国争夺霸权，而是要与其他新兴市场国家和广大发展中国家一道，为建设美好世界而努力。
【关键词】新型全球化 全球化结构 结构效应 逆全球化
【中图分类号】F125/F114.41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5.01.007
【作者简介】刘雪莲，吉林大学行政学院教授、博导，吉林大学东北亚地缘政治经济研究所所长。研究方向为全球治理、地缘政治理论、东北亚国家关系。主要著作有《政治与全球化》《全球化时代的地缘政治研究》《整体视角的东北亚——地缘政治的分析》等。
随着特朗普再次当选，人们对“逆全球化”的焦虑逐渐增加，毕竟特朗普第一个任期内的中美贸易摩擦、科技战，以及美国的贸易保护主义、“脱钩断链”等政策，依然让人记忆犹新，而且有些政策在拜登执政时期仍然得到了延续。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动荡”与“变革”并存，以此来思考全球化，可以看到：尽管全球化在“逆全球化”的潮流中存在着动荡，但在全球化的结构变迁中孕育着更多变革的因素，值得我们关注。
全球化的体系结构是由主体以及主体之间的互动关系所构成的，从施动者和结构之间的相互关系来看，施动者推动并塑造了结构，而结构形成后，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和延续性，会反作用于施动者。在全球化的不同发展阶段，有不同的推动力量和反对力量，它们作为施动者共同促成了全球化结构的形成，并在全球化结构延续的过程中产生结构效应，推动全球化的变革。实际上，在全球化进程中，一直存在着两种不同的认知和行动选择。一是对全球化的支持和推动。在全球化的不同发展阶段，有不同的推动力量，这是全球化得以持续发展的动力，虽然总是蕴含着诸多的矛盾性，但是总有一股力量将全球化推向前进。二是对全球化的质疑和反对。从全球化开始就有反全球化的力量相伴随，只是这种反对的力量在不同时期以不同主体和不同形式展现出来，或者促进全球化的变革，或者对全球化带来冲击。
本文从全球化的推进力量和反对力量及其结构关系入手，分析全球化的结构特征以及所带来的结构效应，以此为基础探讨新型全球化的发展方向。
全球化的结构变迁
本文主要探讨和关注的是后冷战时期的全球化结构及其效应问题，但是，对全球化结构的简单历史回顾，可以使我们了解全球化进程，及其为现今全球化发展留下的历史痕迹。
后冷战之前的全球化结构及其特征。有学者将全球化看成一种纯粹自然的发展过程。实际上，全球化在发展中始终包含着国家、公司以及一些集团力量的积极推动，全球化的推动力量往往来自在世界经济发展中处于上升地位的国家和集团等。
可以说，全球化的发展始于大航海时代的开启，这是世界从分裂走向整合的开始。[1]15世纪到17世纪的地理大发现，极大地刺激了欧洲一些国家向海外攫取财富和更大利润的兴趣，并最终使欧洲的经济联系从狭隘的区域走向更广阔的世界，这为全球化的发展奠定了重要的空间基础。“美洲的发现、绕过非洲的航行，给新兴的资产阶级开辟了新的活动场所”，[2]在率先发展的欧洲资本主义国家，自由主义经济学战胜了重商主义，提倡自由贸易，并得到了国家政治上的支持，这就使人员、物资、资本超越了地域限制而延伸到世界范围，其中虽然经历了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世界范围的争夺，以及血与火的殖民过程，但全球的联系性已经被整体推进，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逐渐形成了资本主义主导的全球化结构。从全球化的推进力量来看，这一时期体现的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单向性的推动，而广大落后国家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则被动地纳入体系之中。正像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描述的那样，“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的商品的低廉价格，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文明制度，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3]因此，对于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等落后地区来说，全球化完全是单向的被动的过程，在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霸权和殖民战争的双重压力下，落后地区自然成为全球化的抵抗力量。这种状况也就自然决定了全球化结构的极其不平等性：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处于绝对的主导和支配地位，而广大落后国家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则处于被压迫的依附性地位。虽然在1917年诞生了苏维埃政权，打破了资本主义一统天下的世界格局，但总的来说，二战前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都占据着主导地位，它们书写着世界的历史，并且“正像它使乡村从属于城市一样，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4]
二战后，伴随着殖民地国家的纷纷独立，民族独立国家的自主性增强，全球化进程中的主体结构变成了主权国家之间的关系。然而，政治的独立并不等于经济地位的提升，对宗主国的经济依赖使独立后的原殖民地国家在经济上仍然处于依附状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为了使一些发展中国家继续作为其原料、资源的供应国，改变了过去以军事和政治手段来维护垄断资本的做法，转而利用资本和技术的优势形成了以经济相制约的“新殖民主义”；同时，西方发达国家在与发展中国家进行自由贸易的过程中，极力推行西方文化与价值观念，从而在政治和文化领域保证发达国家在全球化进程中的支配地位。这种状况使全球化呈现出沃勒斯坦所描述的“中心-边缘”结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仍然处于世界体系的支配地位，而广大发展中国家和落后国家处于体系的边缘位置，仍然要为经济主权的独立和现代化的实现而斗争。这种“中心-边缘”结构的世界体系最为根本的特征就是它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为基础，以资本积累为主要的推动力，从而形成发达的核心地位（core）和欠发达的边缘地区（periphery），[5]这一经济结构在某种程度上被文化联系及政治结构所加强。在这种体系结构中，按照西方发达国家的认知逻辑，发展似乎就是边缘国家的发展问题，而边缘国家要想发展，要想实现工业化、现代化，就只有走西方的道路。
在冷战时期，资本主义全球化的最主要抵制力量是社会主义国家。二战后所形成的雅尔塔体系造成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军事政治集团的长期对立，严重影响了不同社会制度国家间的经济交流，世界经济被人为地分割成计划和市场两个平行而对立的体系，真正的全球化很难实现。美苏大规模的军事争霸不断给世界带来恐慌，也不可避免地阻碍了世界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因此，这一时期的全球化是不完整的、分裂的，经济全球化实际上只是“半球化”。[6]
总体来讲，在冷战结束之前，全球化本质上是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主导的、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为基础的，因而，西方发达国家始终是全球化的主要推进力量，而广大发展中国家对全球化或者依附或者抵制。还应该看到，在全球化进程中，经济全球化如果得不到国家力量的支持是很难推进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往往将经济上的优势和政治上的强权相结合，为跨国公司的海外利益拓展服务。同时，为排除竞争者，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也采取高关税或限制与保护政策等违背全球化自身规律的政策行为，以确保其利益实现和主导地位。
冷战后的全球化结构及其特征。20世纪80年代后，全球化的推进力量发生了重大变化，社会主义国家和广大发展中国家普遍认识到，单纯抵制全球化是无济于事的，实现国家富强才是最根本的目的，这就需要利用全球化为本国的经济发展服务。尤其是在苏联解体之后，社会主义国家和广大发展中国家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通过制度改革和对外开放不断引进发达国家的资金和技术，以及一些先进的管理经验，来带动本国经济的迅速发展，从而极大推动了全球化进程。如果说在此之前全球化进程主要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单向作用过程，那么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随着社会主义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加入，全球化已经变成一种双向的作用过程，社会主义国家和一些发展中国家改变了对全球化的反对和依附状态而成为全球化的主要推动力量，国家的主体能动性得到充分发挥。更重要的是，世界经济的分裂状态被改变，统一的世界市场逐渐形成。正因如此，1992年联合国秘书长加利在纪念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500周年的大会上宣称：“第一个真正的全球性的时代已经到来”。这句话不仅包含着政治上的冷战结束，政治壁垒的消除，而且也包含着经济上世界性交流和发展的进一步拓展，[7]从而，全球化进入了发展的黄金期。
冷战后，全球化由于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加入而得到迅猛发展，同时，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资本积累又进一步找到了空间，跨国资本逐渐占领全球经济的制高点，跨国资本家阶级的成员成为世界主要生产资源的所有者，以及全球生产体系的所有者，[8]这使大卫·哈维（David Harvey）的“空间修复”成为可能。由此，全球化得到了极大推动，呈现出“超级全球化”的景象。那么，谁在反全球化呢？反全球化运动得到世界的普遍关注是源于1999年的“西雅图风暴”，而在此之前的反全球化运动基本属于区域性的、零星的、没有组织的。“西雅图风暴”有来自世界各地约5万名反全球化人士和约7百个非政府组织参与，并且打出了“不要WTO”等明确反对全球化的标语，提醒人们去关注全球化发展中的消极影响，关注全球化中的弱势群体，此次抗议活动成为反全球化运动的标志性事件。[9]这一时期的反全球化力量更主要集中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阶层，他们是西方发达国家在海外追求高额利润、转移制造业、引用外来移民等全球化政策中受冲击的群体，还有一些反对力量是工会组织、环保组织、人权组织、妇女组织和宗教组织等非政府组织，他们都在各自所关心的领域内提出反全球化的主张。此后，反全球化运动蔓延到其他国家和地区，并组织了“世界社会论坛”，在很大程度上，反全球化运动也已经“全球化”了。但是，应该看到，这一时期以国家为主体的反对力量已经大大减少了，而更多地表现为国家内部的社会阶层的反对力量，这也反映出全球化结构的重大变化。
从冷战后全球化结构来看，有以下几个方面的重大变化。一是发达国家的中心主义和绝对的主导地位被一定程度地打破，一些发展中国家成为全球化的推动力量，并借助全球化从边缘地带开始崛起，成为新兴市场国家；二是国家本身为了适应全球化，出现权力流散，向上转移给国际组织、向下转移给地方政府、向外转移给社会。国家的领土界限被打破，国家成为国内和国际之间流动的主要承接者；三是国家间打破了以往的零和博弈关系，建构起全球化发展中的正和相互依赖关系，使国家体系向全球体系转变。
具体来说，全球化推动力量的变化，带来了全球化结构的复杂化。一是多元性。首先是打破了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单向作用，社会主义国家、发展中国家等许多非西方国家也成为全球化的推动者，并影响着全球化的进程；其次是打破了世界体系“中心-边缘”的结构，边缘国家利用全球化带来的机遇也能够获得发展，出现了一批新兴市场国家，被认为是挑战中心的力量。二是差序性。全球化打破了国家主体的中心性，非国家主体的力量也逐渐成为全球化的重要推动力量。跨国公司作为实物经济的载体，是世界经济向全球化发展的主要手段，是把全球经济网络联结在一起的媒介；政府间国际组织是适应全球化联系的相互协调和合作的平台，尤其是联合国以及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各种区域性合作组织等，是推动全球化发展的主要力量；国际非政府组织以其跨国性、民间性、非营利性等特点，主要关注全球化发展中与人类生活密切相关的领域，如环境保护、人权等问题。有些非国家主体经常以反全球化的力量出现，实质上是从另一个方面规范着全球化的发展。在全球化的发展中，这些非国家主体成为国家主体的重要补充，在各自层面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共同构成了全球化的网络结构，就像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所描述的一样：把一块石头扔到湖水里，就会以这块石头为中心点形成一圈圈波纹，波纹的远近可以标示关系的亲疏。在冷战后形成的以国家、企业、组织甚至个人为主体的全球化结构中，各个主体之间形成了错综复杂的关系网络，而在不同的关系环境中，有些主体的角色会发生转换，可能以推动力量出现，也可能以抵制力量呈现。三是相互依赖性，打破了零和博弈的关系模式。“相互依赖指的是一种条件，事物的一种状态”“相互依赖的程度可以增加”。[10]实际上，自西方资本主义向全球扩张开始，就产生了相互依赖关系。“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11]但是，那时候的相互依赖主要是指资本主义国家之间，而广大发展中国家是单向的依附关系，且国家之间主要是零和关系。冷战后，在国家能动性的助推下，全球化进程中的国际分工越来越细，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不断增长，科技进步越来越将世界联系在一起，世界的整体性增强；同时，国家之间的界限被打破，各国间利益相互融合、相互渗透，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正和依赖关系，这种依赖关系使任何国家都不可能是“孤立的存在”，国家成为世界中的国家，成为世界整体中的组成部分。四是不均衡性。全球化发展的不均衡性是全球化进程中始终存在并延续的一种结构特征，冷战后这种不均衡性不只表现在国际层面，带来国家之间贫富差距的拉大，更主要的是表现在国内层面收入差距的变化，特别是发达国家工人阶层权益的弱化，诱发了反全球化运动的兴起，这种不均衡性结构凸显了国家层面治理的重要性。
因此，冷战后的全球化结构已经发生了深刻变化，在一定程度上解构了原有的国家体系，使全球体系和全球主义观念开始出现，它使任何国家包括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都深陷在全球化所编织的网络结构之中，并承受结构所带来的效应。
全球化的结构效应
在全球化结构发生重大改变的同时，世界历史也在发生着翻转。作为全球化主要推动力量，并且在全球化结构中仍然处于主导地位的西方发达国家，无视全球化所建立起来的世界经济的普遍联系，开始实行贸易保护主义，从而成为全球化的反对力量。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丢弃了新自由主义的原则，而重新回到现实主义的圭臬中。“逆全球化”、国家主义的回归让人们对全球化一度产生悲观情绪，全球化还能延续吗？
根据施动者-结构理论，在结构形成后会有一定的延续性，并反作用于施动者。冷战后，由各国共同推动和塑造的全球化结构，其延续性会带来结构效应，并对各国产生影响。
世界整体性发展的大趋势很难改变。当美国学者罗伯特·基欧汉和约瑟夫·奈在20世纪70年代提出“我们生活在一个相互依赖的时代”的时候，世界的整体性联系可能还没有现在这么紧密。2012年，两位学者在《权力与相互依赖》一书的第四版中根据国际社会的变化，进一步强调了世界整体性联系的加强，他们提出全球主义的概念，即“需要有关各方付出代价的、跨国或国家间相互联系的、空间广阔的网络”，而“全球化是全球主义变得越来越强烈的进程”。他们从三种不同程度的变化来强调全球主义强度的影响，即网络密度（density of netwoks）的增强、制度转化率（institutional veloeity）的提高和跨国参与的加强。[12]这些都是全球化所助推的相互依赖状态所产生的效应，不仅表现在经济领域，而且延伸到社会、文化甚至军事领域，在这些领域呈现出“强全球主义”的特征。
从现实发展来看，首先，无论国家间的竞争如何加剧，全球化发展中的差序结构仍然存在，各社会之间的联系渠道在增加，尤其是在数字化时代，不同行为主体之间的相互联系和影响越发紧密，无论距离如何，实时的联系、广泛的参与、同时空下的共情都成为可能。其次，虽然存在着国家主义的回归，但是，应该认识到，现在回归的国家已经不可能是原来意义上的独立性和自主性很强的国家了，已经是被全球化“洗刷”过的国家了，国家的生存和发展方式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国家利益更多在国际关系中实现，这是相互依赖结构给国家带来的效应，国家回不到从前了，已经成为整体中的一部分。最后，全球化的相互依赖结构也显示出全球化趋势的不可逆转。随着资本、物资、技术等的全球流动所形成的全球产业链和全球价值链，已经是全球化结构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使每一件产品从研发、到生产、再到物流都包含着不同国家的参与和贡献，完全不是一国政策所能左右的。正如习近平主席所说：“世界经济的大海，你要还是不要，都在那儿，是回避不了的。想人为切断各国经济的资金流、技术流、产品流、产业流、人员流，让世界经济的大海退回到一个一个孤立的小湖泊、小河流，是不可能的，也是不符合历史潮流的。”[13]
因此，全球化的结构效应带来的核心趋势就是全球整体性联系的增强，全球化发展打破了国家的界限而渗透到了国家的内部，使整个世界进入日益“社会化”的进程，人类的命运被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全球化中的资本主义固有矛盾仍然存在。全球化从历史中走来，一直伴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调整，以及周期性的危机，虽然冷战后有社会主义国家和一些发展中国家的积极融入，但并没有根本改变全球化的资本主义性质。总的来讲，当今的全球化仍然保留着资本主义的底色，西方发达国家在全球化结构中仍然占据着主导地位，全球化发展所遵循的制度和规范大多是西方发达国家所制定的，资本的逻辑仍然在起作用。因而，在全球化的结构效应中，资本主义固有的内在矛盾仍然存在，并有引发危机的风险。
通过对资本主义固有矛盾的分析，可以找到美西方国家在全球化结构中的态度反转，主张“逆全球化”，成为全球化反对力量的根源。几百年来，资本主义国家主导了全球化，也使资本主义的固有矛盾成为全球化进程中的普遍矛盾。资本主义全球化经历了商业资本（荷兰时期）、工业资本（英国时期）和金融资本（美国时期）三个历史发展阶段，在金融资本追求高额利润本能的驱动下，其主导的全球化最终会表现为资本过度积累而导致的结构性危机，这种危机的突出表现就是劳动盈余和资本盈余的出现，造成不断上升的失业率、闲置的商品、生产能力以及缺少生产性和盈利性的货币资本等。[14]而冷战后的全球化正是解决金融资本过度积累并产生盈余的有效途径，发展中国家廉价的劳动力、资源以及对资本、技术的需求，为资本主义的资本盈余提供了增长空间，全球化成为“资本的盛宴”，[15]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自然成为全球化的主要赢家。但是，这种依靠“空间修复”来解决资本过度积累矛盾的做法不可能长期持续，当发展中国家不断发展并联合自强之后，发达国家的资本就很难找到更好的投资场所和价值洼地，而其纾解危机的方式就是其惯用的贸易保护主义、增加关税壁垒等手段，因而，所谓“逆全球化”实质上是资本主义全球化穷途末路的体现，西方发达国家不仅要通过“逆全球化”来纾解危机，而且要用“逆全球化”的手段来迎合国内反对全球化的力量，缓和劳资矛盾，这也是西方发达国家民粹主义、国家主义沉渣泛起的原因。
资本主义所固有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在全球化发展中表现为周期性的危机，2008年的金融危机就是其典型的表现。金融危机之后，资本主义的世界经济出现下滑，“逆全球化”成为其救命稻草。因此，西方发达国家的“逆全球化”不是反对全球化本身，更不是要消灭全球化，而是缓解危机的权宜之计。
全球化结构的动态性和多样性凸显。世界体系的“中心-边缘”结构是在资本主义向世界扩张的进程中所形成、并在二战之后又长期延续的结构。这个结构所带来的效应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不平等结构的固化。处于中心地位的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由于占据着资本和技术的优势，越来越“中心化”，而处于边缘地位的国家始终位于产业链的最低端，承受着来自中心地带发达国家的剥削和掠夺，成为发达国家原材料和劳动力的供应地。一些边缘国家可能也会有发展，但很难接近中心，甚至冲击中心国家的主导地位，大多数边缘国家在体系结构中则越来越“边缘化”。长期以来，这种“中心-边缘”结构被固化，形成了世界经济体系中的支配与被支配、剥削与被剥削的不平等关系结构，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心安理得地坐拥体系的中心位置。二是西方的现代化道路成为普遍的发展模式。在“中心-边缘”结构中，“发展”似乎只是边缘地带国家的发展问题，而中心地位国家的发展模式自然成为边缘地带国家发展的模板，由此，现代化就等于西方化，边缘国家要想实现现代化，走西方的路是其唯一选择。
冷战后，全球化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打破了以往世界体系“中心-边缘”的结构效应，表现在处于边缘地带的非西方国家的群体性崛起，极大地冲击了以往世界体系的固化结构。同时，中国等新兴市场国家在全球化发展中并没有遵循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现代化路径，而走出了一条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突破了西方发展模式的垄断。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后，积极融入世界经济的发展大潮之中，成为全球化的推动力量。在不断融入全球化的进程中，中国始终秉持了“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灵活性原则，坚持对外开放的大方向，充分发挥自身的市场优势，积极改革国内体制以适应全球化需求，从而实现了经济的快速增长，2010年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占主导地位的全球化中，始终坚持自己的国家韧性，不仅在全球化进程中保持灵活力、适应力、创新力，更重要的是坚持了国家韧性的底线——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不动摇，从而走出了一条中国式现代化道路。
全球化结构的变动性也带来了世界局势的重大变化，比较突出的是全球化进程中的主导国家与新兴市场国家之间呈现出结构性矛盾，在中国等新兴市场国家发展的情势下，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为维护既得利益的“锁定效应”，重新关注国家间“相对利益”的获取，将新兴市场国家的发展视为威胁，特别是2016年美国特朗普上台之后，将中国确定为“战略对手”并进行遏制，使全球化的推动力量出现分化，世界主要大国间的竞争和对抗成为全球化结构的核心，并将这种竞争上升到世界体系的主导权竞争方面。
国内治理问题突出。冷战后，全球化发展出现了不均衡的结构。以往，人们普遍关注的是全球化发展所带来的国际层面的贫富差距拉大，是以国家为着眼点的分配不均问题。但是，冷战后的全球化一定程度地打破了国家界限，将不均衡的问题辐射到国家内部，使国内治理的问题凸显。
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世界经济陷入“结构性低迷”状态，其后又受到新冠疫情的冲击，世界各国都面临着经济复苏的问题。但是，近年来，西方发达国家内部频频爆出危机，政治上两极分化，右翼崛起；经济上复苏乏力，保护主义盛行；社会上中产阶级收入下降、失业率上升，以及愈演愈烈的难民潮等。而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不可能从资本主义制度的根本性矛盾去寻找问题产生的根源，为了缓和矛盾，它们往往将这些国内治理失灵的问题归咎于外部因素的作用。于是，西方国家将国内问题与全球化连结在一起，认为是发展中国家的廉价劳动力冲击了发达国家的国内产业，以“血汗工厂”的低廉成本挤压了发达国家相关产业的生存空间，而全球化所带来的制造业转移和外来移民的增加，则直接导致了发达国家工人的失业和福利的下降。然而，这些问题都和发达国家的国内治理相关，在西方国家推进全球化的进程中，它们主要关注的是追求高额利润的问题，而不是国内社会的发展和公平问题。西方国家内部产业的“空心化”，是其积极向海外进行产业转移的结果，而在海外设厂并将产品倾销到国内，是跨国公司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结果。可以说，全球化在生产端推动了世界经济繁荣发展，而发达国家却未能在分配端持稳天平，为民粹主义和保护主义思潮的滋生提供了土壤。[16]从本质上来说，西方国家面临的问题就是资本主义国家长期在海外为资本寻求价值洼地而带来的困扰。[17]
同样地，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主导的全球化进程中，发展中国家在融入全球化进程中所遇到的挑战要比发达国家大得多，不仅是面临经济转型和变革的冲击，而且还有社会观念、收入差距的冲击，甚至是社会的基本体制制度的冲击，有些国家经受不了这些冲击，可能就会出现危机。例如，在新自由主义模式推广下的墨西哥、阿根廷、巴西、智利等拉美国家，都曾忠实地实践着“华盛顿共识”，还有实行新自由主义“休克疗法”的俄罗斯、东欧部分转型国家，都没有在全球化改革方案下获得成功，反而带来了社会两极分化、经济危机等许多消极后果，最终成为“抵制新自由主义”的力量。中国则顶住了新自由主义的冲击，坚持了自己国家的基本制度，并且在社会主义制度的约束下，践行了“以人民为中心”“和谐社会”“共同富裕”等政策宗旨，从而实现了有效的国内治理。
应该说，每一个国家在融入全球化进程的过程中都面临着全球化给国家发展和国家治理带来的各种矛盾和挑战，关键是如何应对，而不是推卸责任。全球化本身就是一把“双刃剑”，它可以给各国带来前所未有的机遇，也会带来意想不到的消极影响，能否抓住机遇、有效规避风险，取决于国家治理能力。习近平主席指出：“人类历史告诉我们，有问题不可怕，可怕的是不敢直面问题，找不到解决问题的思路。面对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机遇和挑战，正确的选择是，充分利用一切机遇，合作应对一切挑战，引导好经济全球化走向。”[18]
新型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方向
全球化结构的变化以及所带来的结构效应，将深刻地影响人类社会的发展方向。全球化仍然处于演进过程中，单纯的肯定或否定都不能反映全球化的现实。中国是全球化坚定的支持者，在美西方国家采取贸易保护主义、主张国家利益至上的“逆全球化”情势下，中国致力于引领全球化走上正确的轨道，创造新型全球化的未来。
从全球化结构角度来看，新型全球化的未来需要有更广泛的力量来推动，以顺应世界共同发展的大趋势；要用发展逻辑逐渐取代资本逻辑，以淡化乃至改变全球化的资本主义底色；要从思维观念上彻底改变“中心-边缘”结构所带来的影响效应，建立平等、包容的全球化；新型全球化需要全球治理，同时需要国家治理有效性的基础；着眼未来，新型全球化要在数字技术发展的基础上，展现新的样貌。
新型全球化需要有更广泛的力量来推动。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中国等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迅速发展，成为全球化的主要推动力量。金砖合作机制诞生于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群体性崛起的历史大潮中，牵动着世界格局演变和国际力量对比。成立以来，金砖不断发展壮大，人口占全球近一半，经济总量占世界比重超过三成，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超过50%，已经成为当今世界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团结合作的金字招牌和最重要平台。[19]近年来，作为全球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代表，金砖国家始终将发展置于政策协调的突出位置，并以贸易投资大市场、货币金融大流通、基础设施大联通、人文大交流为目标，不断推进经贸、财金、科教、文卫等数十个领域务实合作，用实际行动和务实成果为经济全球化持续注入新动能。[20]同时，金砖国家通过扩员和“金砖＋”，带动更多国家加入务实合作的队伍中，实现共同发展。在世界经济面临结构性低迷的情况下，金砖国家可以为世界提供更多的发展机遇，提振各国对未来的信心。此外，作为全球化的推动力量，金砖国家为全球化进程中的多样化发展树立了典范。金砖国家之间倡导不同文明的和平共处、和合共生，尊重各国自主选择的现代化道路。在2023年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五次会晤上，习近平主席强调：“金砖国家是塑造国际格局的重要力量。”习近平主席指出：“我们自主选择发展道路，共同捍卫发展权利，共同走向现代化，代表着人类社会前进方向，必将深刻影响世界发展进程。”[21]
2024年10月24日，在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六次会晤期间，举办了主题为“金砖和全球南方：共建更美好世界”的金砖外围对话，来自非洲、亚洲、欧洲、拉丁美洲和中东的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领导人或代表参会，体现出新兴市场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合作传统，也凸显了全球南方在未来新型全球化建设进程中的作用。从经济上来看，发展中国家群体已经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在总量上，2008年发展中国家在全球经济中的份额就已超越发达国家；在增速上，世界银行数据显示，2023年发达国家实际GDP增长率为1.5%（2022年为2.2%），而新兴市场国家与新兴经济体国家GDP增长率则达到了4.2%（2022年为3.5%）。[22]从政治上来看，全球南方摆脱了以往在全球化结构中的被动和依附的地位，越来越成为一股独立的力量，不仅在乌克兰危机、巴以冲突等世界事务中独立发声，而且在全球化结构的稳定和变革中发挥影响力。2023年9月，在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第十八次峰会上，非洲联盟成为二十国集团的正式成员，成为世界事务中的重要参与者。习近平主席指出：“全球南方群体性崛起，是世界大变局的鲜明标志。”[23]
当然，全球化不断推进也离不开西方发达国家。虽然西方发达国家采取“逆全球化”的政策，但在世界整体性趋势不断加强的形势下，发达国家也不可能孤立发展，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需要与西方发达国家加强协调，使发达国家正视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崛起，放弃霸权思维，以更加平等的身份参与全球化的合作。总之，新型全球化需要更广泛的力量来推动，这里不仅包括新兴市场国家、广大的发展中国家，也包括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以及众多的非国家主体，这是全球化的发展趋势，也是世界的发展趋势。
新型全球化将以发展逻辑取代资本逻辑。以往的全球化由于资本逻辑的作用，充满了不可调和的矛盾。新型全球化倡导发展逻辑和人本逻辑，逐渐淡化乃至改变资本逻辑，以消除全球化发展中的内在矛盾性。
全球化的推进过程实质上就是资本主义在全球范围的扩张过程，是资本逻辑无限逐利的过程。在资本逻辑下，由于资本占有者的主导性地位，必然带来社会结构的两极分化，使国家内部的劳资之间、国际社会的“中心”与“边缘”之间处于发展失衡的不平等状态。这种发展的不平等反映在政治方面，就是霸权逻辑和利益至上的逻辑。冷战后，西方国家主导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全球化，同样是“一种有利于中心统治边缘和资本统治劳动的新规则，即在中心与边缘、资本与劳动关系方面有利于前者驾驭后者，后者的财富与资源向前者流动”的全球化。[24]这种全球化一方面服务于资本积累，另一方面也以资本逻辑遮蔽了国家间竞争和霸权的逻辑。[25]从国家层面来看，在贸易和投资自由化的背后，“隐含的是竞争取胜逻辑，即各个国家为了在全球化浪潮中占据有利位置，必须争先恐后的竞争，集中自己的资源来扩大自身利益范围，而不用去考虑对别国以及区域利益的影响”，[26]以自我为中心的发展、竞争取胜的逻辑如果遭遇失败，就会退回到保护主义和民族主义的窠臼之中。
中国的发展遵循的既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也不是西方资本主义的范式，而是中国根据本国的国情以及经济发展的规律而发展的逻辑。首先，这种发展逻辑不是闭关自守的孤立发展，而是融入世界经济发展大潮之中的开放式发展，中国将对外开放确定为基本国策，将中国的发展与世界的发展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其次，这种发展逻辑是遵循经济规律的发展，中国在自己国情的基础上，实行渐进式改革，将改革与稳定相结合；改革从广大农村开始，延伸到城市；从局部试点开始，扩展到全国。中国走的不是西方国家现代化的“同质化”道路，而是中国式现代化的“个性化”道路。再次，中国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以满足人民群众的生活需要、提升人民福祉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中国利用全球化产业转移的契机，让人民共享全球化的成果。最后，中国倡导的是互利共赢、共同发展的逻辑。在中国经济快速腾飞之后，中国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以共商共建共享为原则，向周边国家释放中国发展红利，促进共建国家之间的经济合作，从而搭建起共同繁荣的平台。
新型全球化要改变资本逻辑所带来的不平等、不公正、霸权竞争的状态，要以平等开放、多样化、人民性以及互利共赢的发展逻辑来取代它，世界各国要在这种发展逻辑基础上，共同繁荣，共同进步，创造人类共生的全球化新体系。
新型全球化需要国家治理与全球治理相结合。实际上，国家治理与全球治理存在着很大的差异性，首先是两者的逻辑起点不同，国家治理的逻辑起点是政府以及公共权力的存在，而全球治理的逻辑起点则是国际社会“无政府状态”的基本假定；其次是两者的治理方式不同，国家治理依据国家能力，采取“自主性”治理方式，而全球治理依靠不同行为体之间的合作程度，采取“协同式”治理；最后，国家治理更具有特殊性，而全球治理更具有普遍性。但是，国家治理与全球治理又不是完全割裂的，两者存在着相通性。国家治理的效果会影响全球治理目标的实现，“失效的国家治理，在全球化的扩散效应下，会很快蔓延为全球治理的危机。因此提高国家治理能力是全球治理目标实现的基础。反之，国家治理的效果也将制约全球治理目标的实现”。[27]
全球化与全球治理紧密相连。一是全球化发展形成了很多跨国家、跨地区以及超国家、超地区的事务，不是哪一个国家能够单独解决的，需要全球协作。二是随着全球化的发展，一些威胁人类生存的全球性问题需要各国共同面对。关于全球治理的必要性问题，各国是有共识的，但由于国家利益与全球利益的矛盾性、国家之间的竞争性，以及规则制度的复杂性等问题，全球治理实践效能的充分释放始终受到制约，引起人们对全球治理困境的关注。近年来，大国竞争和国家主义回归，直接冲击着全球主义观念，使全球治理的效能进一步削弱，全球治理呼唤大国责任。相应地，国家治理问题的频繁出现，尤其是发达国家的国内治理问题令世人瞩目。美国国内的政治极化严重，种族冲突问题、外来移民问题、收入差距问题等凸显，特朗普重新执政之后，在对外可能采取“新孤立主义”政策的情势下，国内问题的治理应是其优先选项。而欧洲国家虽然有联合机制，但各国的国内危机也频繁发生，从债务危机、难民危机到英国脱欧、民粹主义盛行，再到最近德国和法国等国家的政治危机。通过观察，我们可以发现，发达国家的很多问题都不是个案，是存在共性的，与资本主义的固有矛盾和国家治理的制度理念不无关系。
新型全球化需要全球治理和国家治理的结合。因为全球化结构已经打破了国家的界限，带来了国内与国际的相互渗透，国内问题国际化，国际问题国内化，已经成为普遍的现象，而国家在全球化的不断“洗刷”之下，其生存和发展方式已经发生变化，其敏感性和脆弱性增强。没有全球治理的相互协作，国家治理目标很难实现；而没有国家治理的成效，全球治理目标也很难达成。国家是全球化的推动力量，同时也是国家治理与全球治理的连接者，以全球气候治理为例，如果没有国家的自觉减排，气候治理难以取得成效，而没有全球的合作机制，气候治理也同样是空谈。
全球治理的需求是全球化推进的内在驱动力，国家治理会使全球化发展成果有效呈现。因而，新型全球化将承载着全球治理和国家治理的期望，将国家利益与全球利益有机结合，在全球主义的“人类意识”引导下，做好国家发展和世界发展的双课题。
新型全球化离不开数字技术的赋能。从全球化发展历程来看，全球化每一次的“排忧解困”都有科技的伴随。当全球化早期资本受困于狭隘的领土范围内时，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以“船坚炮利”为手段打开了世界各国的大门，将资本推向了全球。当全球化的发展需要向一体化推进的时候，美国推动的“信息高速公路”加速了国家之间的相互联系和相互沟通，极大地助推了一体化的进展。当“逆全球化”潮流涌动、新冠疫情使全球化面临碎片化风险之时，数字技术成为促进全球互联互通的推动力量，[28]人们甚至期待用数字技术去缝合全球断裂的产业链、价值链。
数字技术的发展可能会为处于全球化低端的小公司和弱小国家提供机遇，詹姆斯·马尼卡指出，全球数字化为发展中国家、小公司和初创企业和数10亿人打开了大门。即使是小公司也能与最大的跨国公司相竞争；人们使用数字平台进行学习和工作；大公司可以采用更加精简高效的方式管理国际业务；落后国家获得了追赶的机会，正缓慢缩小着与领先国家的差距。[29]
然而，数字技术也会给全球化带来风险和挑战。首先，数字技术可能会使全球化因加速而变得难以控制。“旧全球化的进程以年为计量单位，关税削减和运输方式改进需要一年或数年的时间。新全球化则来得更加迅猛，因为新全球化的驱动力——传输、存储和计算能力每一到两年就得以翻番。”[30]其次，数字并没有与资本相脱离，在数字全球化中仍然具有资本属性和资本逻辑，本质上呈现出资本与数字技术的内嵌融合。[31]因而，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以数字技术为基础，可以进一步维护其在全球化中的主导地位，也可能引发国家之间新的竞争态势。最后，数字技术可能会加剧全球“数字鸿沟”，带来全球化中新的不平等。由于数字技术指数级增长的特性，“数字鸿沟”可能会迅速扩大。而在一些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内部，也存在着这样的“数字鸿沟”，给国家的稳定和治理带来挑战。
新型全球化必然与数字技术相连接，一方面，需要抓住机遇，赋能全球化的发展；另一方面，也需要认清风险和挑战，把握好全球化的发展方向。未来，数字全球化可能会是一种脱离了原有全球化发展轨道的新式全球化，它完全由数字构成，超越现实并指导现实，那将是我们另外要研究的全球化课题。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为新型全球化提供选择。2013年，习近平主席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发表重要演讲时指出：“这个世界，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加深，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里，生活在历史和现实交汇的同一个时空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32]此后，习近平主席在很多场合不断完善了这一理念。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我们呼吁，各国人民同心协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当前，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已成为全球共识，获得全球认同。
随着全球化的深入，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孤立存在，也不可能孤立发展，国家之间不仅互联而且共生，每一个国家、每一个民族的命运都被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反映了全球化发展的这种现实，它不仅蕴含着个体之间的平等关系以及个体与整体之间的相互依赖性，而且体现了世界整体的发展性和进步性。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对未来世界的愿景，也是中国推进全球化的实践目标。
如果说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为新型全球化指明了方向和目标，那么，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则为新型全球化提供了推进的路径。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本着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为共建国家搭建共同发展的平台，展现了极大的灵活性和包容性，同时，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也创新了区域公共产品的供给方式和新型的合作模式，为共建国家的发展创造了前提。习近平主席指出，中国在推动构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方面，“取得实打实、沉甸甸的成就。通过共建‘一带一路’，提高了国内各区域开放水平，拓展了对外开放领域，推动了制度型开放，构建了广泛的朋友圈，探索了促进共同发展的新路子，实现了同共建国家互利共赢”。[33]
结语
回望历史，全球化一直是在矛盾交织中向前推进的，但是，全球化总的历史趋势并没有改变，“逆全球化”也将是历史长河中的一个漩涡，不能阻挡世界发展的大趋势。在冷战结束后，全球化结构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而且存在着延续性，显现出结构效应，这是我们探讨新型全球化的基础。王正毅老师在其《世界体系论与中国（修订本）》中对世界体系的变化进行了四个方面的概括。第一，世界体系所涵盖的国家范围更为广泛，有西方发达国家，有二战后脱离西方殖民体系的发展中国家，还有冷战后崛起的新兴经济体。第二，世界体系中各国的制度选择更为多样，呈现出“混合主义”特征。第三，世界体系中国家之间的相互竞争更为激烈，最突出的是世界体系的主导权之争。第四，世界体系的时间转折点更不确定，这不但源于对“美国世纪”是否终结的争论，更主要源于对中国发展的世界意义的讨论。[34]这些概括与我们所讨论的全球化结构效应不谋而合，对新型全球化发展方向的探讨实际上就是基于对现实变化的回答：中国等新兴市场国家和全球南方成为全球化的主要推动力量，也将是全球化的变革力量，构建平等、包容、普惠的新型全球化已经成为大势所趋；中国式现代化不仅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更是新型全球化结构多样化的典范，现代化不是西方化，更不是美国化，而是不同国家的自主选择；中国的发展不是要与美国争夺霸权，而是要与其他新兴市场国家，以及广大发展中国家一起，建设面向美好社会的世界秩序，这也是新型全球化要追求的目标。
注释
[1]参见俞可平、黄卫平主编：《全球化的悖论》，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第13页。
[2][3][4][1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252、255、255、254页。
[5][34]王正毅：《世界体系论与中国》（修订本），北京：商务印书馆，2024年，第95、342～343页。
[6][9]刘雪莲：《政治与全球化》，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第24、35页。
[7]刘雪莲：《关于全球化的推进与抵制》，《社会科学战线》，2002年第3期。
[8]威廉·罗宾逊：《全球资本主义论——跨国世界中的生产、阶级与国家》，高明秀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60页。
[10]罗伯特·基欧汉、约瑟夫·奈：《权力与相互依赖》（第四版），门洪华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253页。
[12]罗伯特·基欧汉、约瑟夫·奈：《权力与相互依赖》（第四版），门洪华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261、266页。
[13]《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年，第478页。
[14]参见田行健、江涌：《资本积累视角中的“逆全球化”问题》，《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8年第6期。
[15]盛玮：《“逆全球化”：新自由主义泛滥的恶果》，《红旗文稿》，2017年第11期。
[16]任琳：《新的动荡变革期全球治理的特征、趋势与变革之路》，《人民论坛》，2024年第14期。
[17]陈金晓：《试论逆全球化思潮的本质与生发之源》，《西南石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4期。
[18]《习近平谈“一带一路”》，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年，第152页。
[19]《大金砖大团结大作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谈习近平主席赴俄罗斯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六次会晤》，2024年10月22日，http://www.news.cn/20241025/17037f7e92474507ab6ac3b0659592fa/c.html。
[20]徐秀军：《金砖国家合作：推动经济全球化持续前行》，《世界知识》，2022年第14期。
[21]《习近平在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五次会晤上的讲话（全文）》，2023年8月23日，http://cpc.people.com.cn/n1/2023/0823/c64094-40062542.html。
[22]World Bank, Global Economic Prospects, June 2024,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p. 4.
[23]习近平：《汇聚“全球南方”磅礴力量 共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金砖”领导人对话会上的讲话》，2024年10月24日，https://www.gov.cn/gongbao/2024/issue_11686/202411/content_6985163.html。
[24]阿尔弗雷多·萨德-费洛、黛博拉·约翰斯顿：《新自由主义：批判读本》，陈刚等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4页。
[25]李晓霞：《“一带一路”倡议推动全球经济治理变革的逻辑根源——基于发展逻辑和资本逻辑的比较分析》，《东北亚论坛》，2021年第1期。
[26]王栋、曹德军：《中国引领世界进入“再全球化”进程》，《人民论坛》，2017年第32期。
[27]刘雪莲、姚璐：《国家治理的全球治理意义》，《中国社会科学》，2016年第6期。
[28]刘雪莲：《数字全球化的价值与局限》，《世界社会科学》，2023年第1期。
[29]转引自薛晓源：《数字全球化与新型全球化》，《世界社会科学》，2023年第1期。
[30]理查德·鲍德温：《大合流：信息技术和新全球化》，李志远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年，第11页。
[31]姜英华：《论数字资本主义的全球化逻辑》，《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22年第3期。
[32]《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年，第272页。
[33]《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四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2年，第495页。
The Structural Effect of Economic Globalization and the Development Direction
of New Economic Globalization
Liu Xuelian
Abstract: After the Cold War, the structure of globalization has undergone dramatic changes, breaking the unidirectional process of Western developed capitalist countries and forming the promotion driven by multi subjects; The "center-periphery" structure is broken, and the periphery countries rise. These structural changes have brought about obvious structural effects which are reflected in the general trend of the overall development of the world, the inherent contradictions of capitalism in the process of globalization still exist, the dynamic nature and diversity of the globalization structure are prominent, and domestic governance problems still persist. In contrast to the structural effects of globalization, the development direction of the new economic globalization is as follows: First, it needs to be promoted by a wider range of forces; Second, development logic replaces capital logic; Third, national governance should be combined with global governance; Fourth, digital technologies are needed to empower the new globalization. China and other emerging markets and the Global South have become the main driving force of globalization and will also be the transformative force of globalization. Building a new type of globalization that is equal, inclusive and beneficial to all has become the general trend of the times.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is not only the only way for the country to realize the great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but also a model for the diversification of the new globalization structure. China's development is not to compete with the United States for hegemony, but to work with other emerging markets and developing countries to build a better world.
Keywords: new globalization, structure of globalization, structural effect, de-globalization
责 编∕李思琪 美 编∕周群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