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 随着近年来中国经济发展步入结构调整期，加上个别西方国家对中国经济的贸易、技术、投资的限制与制裁，中国经济发展遇到了一些困难。但是这些困难无法改变中国经济持续向好、长期向好的事实。
· 中国经济找到了适合自身发展条件的体制机制，找到了适合自身的发展方式，正在形成有效的宏观经济治理方式，并且已经寻找到应对国外经济技术制裁封堵的有效策略。
· 中国经济的信心和前景，得到了中国政治体制机制强有力的保障。
关键词:中国经济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宏观调控 稳中求进
【中图分类号】F20 【文献标识码】A
《国家治理》：为什么说中国经济拥有光明的前景？可否从中国经济体制和发展机制层面给我们谈谈，您对中国经济发展的信心来自哪里？
刘瑞：新中国成立70多年以来，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中国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创造出世所罕见的快速发展奇迹。这个曾经因贫穷落后而被称之为“东亚病夫”的大国，已经发展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一个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大国。
当下，在中国经济朝着自己的目标坚定前行时，对中国经济前景的负面言论也不时出现。随着近年来中国经济进入新发展阶段，加上一些西方发达国家对中国在贸易、技术、投资等方面的限制与制裁，中国经济也遇到了一些麻烦。面对外部压力加大、内部困难增多的复杂严峻形势，有人对中国经济未来做出了比较悲观的预期。其实，无论主观预期是乐观还是悲观，都无法改变中国经济持续向好、长期向好的事实，也抹黑不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光明前景。尽管如此，仍然需要对一些错误的或者糊涂的认识花一定功夫予以澄清，以利于形成良好的舆论氛围，引导人们形成对未来中国经济发展的合理预期。
中国经济找到了适合自身发展条件的体制机制。
新中国成立之初，受历史条件的限制，苏联式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成为中国经济体制和发展机制的必然选择。直到今天，中国依然保留了计划经济时代的一些做法，比如实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国家主导型经济体制；连续编制了十四个五年规划，引导国民经济发展；在一些重要领域推行强有力的产业政策，实现产业结构优化。进入新时代，我们更进一步加强了党对经济工作的全面领导。
回顾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史可以看到，社会主义经济存在着三种现实的经济发展机制。一种是苏联计划经济模式（新中国前三十年模仿的是这种发展模式），一种是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自治经济模式（西方舆论界称其为市场社会主义），第三种是中国共产党人开创出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苏联和南斯拉夫的国家解体已经宣告了前两种经济模式的失败，而中国却取得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这个事实本身就是中国经济发展机制成功的有力证据。
其实，社会主义建立之初心，就是要在社会化大生产基础上彻底克服当时资本主义经济如马克思所说的“对生产自始就不存在有意识的社会调节”[1]的弊端。但是如何才能做到这一点，各国社会主义者作了种种探索。列宁曾经做过两种不同实验，一种是军事共产主义，一种是所谓“新经济政策”。军事共产主义实验具有应急性质，是挽救苏维埃政权的极端方式。而“新经济政策”则是迅速恢复和重建国民经济的可行方式。可惜这种可行实验后来由于种种原因中止了。斯大林指令性计划经济体制虽然成功应对了严重的经济和战争危机，却无法推进和平时期的国民经济健康发展。最终戈尔巴乔夫鲁莽的改革直接葬送了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在南斯拉夫，铁托力图摆脱斯大林模式僵化弊端，以“自由劳动联合体”为目标，从基层到高层逐层建立自治共同体。可是在各区域、民族、集团和阶层存在尖锐利益冲突的条件下，依靠自治协议维系的经济体制很脆弱。铁托去世后，南斯拉夫就逐渐四分五裂了。
吸取这些经验教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少走了许多弯路。中国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并不是要选择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方式，而是基于社会主义经济仍然处于商品经济阶段的现实情况判断，认识到唯有市场机制才能够实现资源优化配置和提升经济效率，从而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而针对市场机制自身的固有缺陷，必须实行国家调节。“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互相配合，才能保障社会主义经济健康协调发展。
中国一方面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防止了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方式对广大劳动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伤害，保障了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有序发展；另一方面采用市场机制来激发经济主体的积极性和创造力，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迄今为止，这种发展机制是最实用和最有效的。不仅中国自身受益，一些发展中国家也开始取经仿效。就连美国一些政治家和学者也承认中国的发展机制是有效的，具有竞争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体制机制始终在优化完善中，但其基本框架已经搭建定型，概括言之，就是计划与市场结合，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结合，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未来的中国经济必将继续沿着这个体制机制所设定的发展路径持续发展下去，创造出一个又一个经济奇迹。
《国家治理》：我们看到，“冷战”结束后，经济全球化迅速发展，很多发展中国家从中受益，但是拉美和东南亚一些国家经历快速发展后落入了“中等收入陷阱”，经济增长出现大幅波动或陷入停滞。中国为什么能够保持经济长期增长呢？
刘瑞：中国经济已经找到了适合自身的发展方式。
大国经济，其资源禀赋、市场规模、居民消费和生产能力等，一般要优于小国经济。关键的问题是要将这些经济潜力发挥出来，需要找到释放这些经济潜力的合理发展方式。进一步说，曾经的经济小国发展成现在的经济大国，绝不可能只按一种方式发展。事实上，在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利用自身所具有的资源禀赋相对充裕、资源发展成本相对低廉，消费与投资的边际收益率相对较高的状况，制定对外开放政策，积极加入到国际分工体系，通过招商引资，大力引进西方先进技术，充分利用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发展机遇，取得了巨大的经济发展成就。在这个时期，经济发展遵循比较经济优势原则，采取了要素驱动增长的方式。当时只要是采用了这个发展方式，包括中国在内的几乎所有发展中国家都获得了比较亮眼的经济发展成绩。只不过当时很少有人意识到，采取要素驱动发展方式是有条件限制的：主要是要遵循美西方发达国家已经建立起来的国际经贸游戏规则，才能加入到国际分工体系，获得比较利益。
这个游戏规则是西方发达国家事先达成并出于维护其主导地位而制定的。尽管国家间实力对比会发生动态性变化，此消彼长，国际规则也会实时调整、与时俱进，但西方发达国家并不甘心放弃其主导地位和经济利益。如果发展中国家始终遵循这个游戏规则，一直奉行要素驱动型发展方式，发展好的会与发达国家经济结构升级同频共振共同成长，从二三流国家发展成一流国家，但始终保持与老牌发达国家的经济技术附庸关系。发展差的会因为无法与发达国家一道进行经济结构升级，经济发展会长期停滞，从而跌入“中等收入陷阱”。所谓“中等收入陷阱”看似国内原因导致，实际上也是国际分工体系使然。因为这些发展中国家始终不能打破现有的国际分工体系对自身比较优势的利用格局，不能将比较优势收益所积攒起来的经济势能转化为竞争优势，因此被锁定在国际分工体系中的中低端位置，经济收入也就始终停留在一个较低水平上。这种“陷阱”不能说是老牌发达国家故意设置的，但至少是它们乐见其成的。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十分明智地选择了从要素驱动型发展方式转变为创新驱动型发展方式，从而避免了陷入比较优势分工体系路径依赖、被锁定在中低端地位的命运。这个发展方式的巨大转型是必须的，有效的，也是有风险的。中国经济的全要素生产率贡献份额有所下降、经济面临下行压力，这是许多实行要素驱动型发展方式的国家或地区都面临的局面。中国需要大力增加研发投入，大力推动科技创新和技术进步，大力调整产业结构，推动围绕创新驱动型发展方式的全面改革。现在来看，这个发展方式转型非常重要，转型成效也非常显著。
正是在这十几年中，中国经济发生了许多历史性的变革。但是从要素驱动到创新驱动的发展方式转型，也给中国经济带来了一定的风险。国内的风险是传统产业的调整导致传统利益格局被打破，引起经济、区域、社会的复杂反应与后果。比如，发展方式转变过程中，传统就业岗位减少或消失，新就业岗位日益增加，但是知识技能的培养培训没有及时更新跟进，就会导致短期内失业率上升。再比如，各个产业在结构优化升级过程中先后不一，也会出现产业结构问题。房地产曾经与汽车产业一起被列为中国经济发展的主导产业。但是到今天，汽车产业已经从燃油车型为主发展到电动车型为主，进入软件定义汽车的智能网联时代，实现了全面的技术创新突破。而房地产业的发展遇到了结构性困难：一方面，市场边际需求逐步下降，供给水平趋于饱和，技术进步率偏低；另一方面，部分地区房地产偏离居住属性，成为投资品和炒作对象。中央所提“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实际上就是要求房地产业转变发展方式，将居民住房消费作为耐用消费品纳入到常态化需求管理之中，最重要的就是防止楼市泡沫破裂引发系统性金融风险。国际上的风险是老牌发达国家对中国经济科技实力迅速增长的担忧与恐惧，并从过去对华友好的经贸科技政策转变为对华警惕、“小院高墙”乃至“脱钩断链”的经贸科技政策，寻找机会制裁中国。有风险就需要认真应对，避免风险造成对发展方式转型的威胁与破坏，但这丝毫不影响中国经济坚定不移地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迄今为止，我国的创新驱动型发展方式还在不断增加新的富有创意和时代性的内容。习近平总书记围绕发展新质生产力发表一系列重要讲话。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成为创新驱动型发展方式的新内容。
《国家治理》：您近些年一直在研究宏观经济治理体系，可否从宏观经济治理体系方面，谈谈您对中国经济发展前景的看法？
刘瑞：中国经济正在形成有效的宏观经济治理方式。
中国古语讲：“治大国如烹小鲜”（《道德经·第六十章》）。关于宏观经济治理，中国改革开放前后都学习借鉴了国外经验。其一是学习苏联为主的经验，实行计划经济；其二是学习西方经验，实行市场经济。历史表明，这些学习既有益处也有局限。更重要的是，要在扬弃国外宏观经济治理经验中，寻找到适合中国国情的宏观经济治理方式。党的二十大报告首次提出“健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2]。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对“健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进行系统改革部署，指出：“科学的宏观调控、有效的政府治理是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优势的内在要求。必须完善宏观调控制度体系，统筹推进财税、金融等重点领域改革，增强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3]我国宏观经济治理体系还在探索和完善之中，尚未完全定型，但其中一些基本认识和做法，经历了实践的检验，值得肯定和坚持。
宏观调控的总基调是稳中求进
党的十八大以来，几乎每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都会提及“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这反映出中央奉行沉着稳健务实的态度，力求避免历史上出现的国民经济运行大起大落情况，给经营主体提供稳定的发展预期。事实上，每当经济遇到不利情况时，总有过度悲观和极度乐观的舆论出现。悲观与乐观本身并不改变经济内在运行趋势，但是会在舆情上形成一种预期，可能会干扰正确的宏观调控政策部署实施。稳中求进，以进促稳，先立后破，是适合当下中国经济发展实际的。中国经济从2021年到2035年实现基本现代化，十五年期间国内生产总值需要翻一番，与此前基本实现小康社会十年期间国内生产总值翻一番相比，部署更稳妥。经济规模每十年翻一番的年均增长率需要保持在7.2%以上，而每十五年翻一番的年均增长率只需要保持在4.7%以上。实际上，我国1980—2000年期间实际经济增长率达到9%以上，提前完成了基本实现小康社会的任务，在各个方面都产生了良好的效果。因此在后续每十五年翻一番期间完成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任务，只需要经济增长率保持在5%左右水平就能提前完成预定任务。在此期间，只需要运用短期宏观调控手段力争每年经济增长率维持在5%左右就是合理的操作。不寻求经济过高增长而是合理增长，是进入经济高质量发展阶段的基本思路，因此也就不需要出台任何过激扩张政策，或者推出任何过激改革方案。除非经济运行出现极端的情况，发生严重的危机。这种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其实建立在已经寻找到合理的发展机制和发展方式基础之上。如果合理发展机制和发展方式都没有形成，合理的调控基调也就很难提出并坚持。
战略与规划引领经济发展
经济发展战略是宏观经济治理的顶层设计，经济发展规划则是经济发展战略的实施工具，尤其是中期发展规划已经成为我们党治国理政的重要形式。在这个领域，中国无疑积累起丰富的经验。在计划经济时期，中国制定过至少六个关乎全局的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编制了五个五年发展计划。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又至少制定了十个关乎全局的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编制了九个五年发展规划，从而一步步引导国内生产总值（GDP）从人均250美元增长到12000美元，发展成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已经形成了有效的战略与规划体系，解决了困扰多年的战略与规划脱节、计划与市场脱节等问题。由此中国堪称世界上的战略规划大国，引来无数国家的效仿。今后更为重要的是如何适应外部环境不确定性，凝聚共识，制定和实施更加全面精准的发展战略，编制和实施更加灵活有效的中期发展规划，协调好各种战略和规划之间的关系，进一步发挥规划的前瞻性和有效指导作用。
宏观经济政策协调配合
西方市场经济治理的短期手段是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中国也学习和运用了这些经验。不同的是，除了财政和货币两大手段外，中国还开发出更加多样化的宏观经济政策工具，如产业政策、价格政策、区域政策、土地政策，以及重要战略物资储备制度等。政策工具多了之后，保持政策工具之间的协调配合就非常重要了。没有这种政策工具协调配合，宏观经济治理的效果就将大打折扣。目前来看，实现宏观经济政策协调配合还需要继续在实践中摸索，在各方面不断总结经验加以改革改进，包括对实施宏观经济政策的机制和环境的改革完善。然而，这并不影响人们对中国经济持有的信心。如果把股市、汇市、楼市等受到市场以及政策的综合影响出现波动都看成是信心不足，实际上是不了解中国经济运行的底层逻辑。不是中国经济出了什么大问题，很大程度上是政策工具的协调配合度没有做好。对此，投资者和消费者是有基本判断的。
宏观经济治理与社会治理统筹协调
理论上，区分宏观经济治理和社会治理是必要的，便于分工实行专业化操作。然而在实践上，由于经济事务与社会事务、经济问题与社会问题往往交织在一起，关系错综复杂，因此推进宏观经济治理和社会治理，需要用系统思维将二者关系统筹协调起来。目前在二者的治理目标取向一致性、手段的综合配套运用、发挥综合效能方面还有改进的空间。比如近年来教育部门落实“双减”政策、清理规范教培市场与稳定就业之间关系处理不到位，众多教培人员一下失去了生计但没有得到妥善安置，影响稳就业目标。社会治理所面对的情况往往要比宏观经济治理更加复杂，却又不能单纯依靠社会自身手段加以解决，需要经济治理手段和方式的帮助。因此加强宏观经济治理与社会治理的统筹协调是十分必要的。
《国家治理》：近年来，西方国家对中国进行的包括科技围堵、滥用制裁、金融遏制、贸易争端等在内的经济技术封锁，中国怎样保持自己的节奏、应对国际封锁，实现科技自立自强，为经济发展提供强大动力？
刘瑞：中国已经寻找到应对国外经济技术制裁封堵的有效策略。
近十年来，中国再次遭到了某些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攻击”。有了前面几年的应对经验，中国完全有信心继续维护好国家核心利益，继续保持中国经济发展。
首先，中国应对美西方遏制封锁的基本战略思路和做法是务实和有效的。中国保持自己经济发展节奏，完成自己提出的发展任务，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加快推进自主核心技术研发，构建自主可控的产业链供应链，积极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都是培育自身经济实力和国际竞争力，破解美西方技术封锁和经济制裁的重要举措。作为守成大国，美国发起对华贸易战、科技战是源自其将中国视为最大的战略竞争对手、对中国挑战其霸权地位的担忧。我们一方面要据理力争，但也要保持自己的发展节奏，实现综合国力的全面提升。要继续保持“发展是第一要务”的信念，保持战略定力，不为各种居心叵测的挑衅言行所动，一心一意谋发展，向着中国式现代化目标一步一个脚印坚定推进下去。
其次，采取灵活措施应对美西方的经济技术封锁。美国发起对华贸易战以来，中美贸易并没有发生大规模变化，我方对美方的贸易顺差还从贸易战之前的两千多亿美元扩大为三千多亿美元。尽管由于其他贸易伙伴加速扩大对华贸易使得中美贸易地位有所下降，但实践足以证明，中美经贸存在着“剪不断理还乱”的相互依存关系；在双方工商界、科技界和基层普通民众之间，存在着紧密的合作交流关系。因此，中方不主动放弃与美国的交流与合作关系，符合双方利益和实际。实际上，美国提出的以科技战为核心，以“小院高墙”为策略，也是在承认中美关系不可能彻底“脱钩断链”现实下做出的现实政策调整。我们也需要采取机动灵活的应对策略，审时度势，及时把握。
再次，坚持自立自强，实现科技全面突破。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科技发展长期采用了“两条腿”走路的策略：一方面“以市场换技术”，大力引进美西方先进技术谋发展；另一方面积极推进关键核心技术自主研发，培育自身科技实力。然而，当时受到按比较优势划分的国际分工体系格局限制，以及受经济全球化趋势影响，出现了“‘第一条腿’长‘第二条腿’短”的情况，自主技术发展没有取得预期的成效。现在，美西方对中国科技领域进行全方面围堵打压，使我们不得不自力更生，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发展自主可控的关键核心技术。如果通过谈判和交易可以消除这个打压，中国与美西方恢复正常技术经济交流，按照比较优势原则还可以继续进行技术合作。但经此一遭，我们已认识到，关键核心技术是要不来、买不来、讨不来的，唯有自力更生、唯有自立自强，才能把发展的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国家治理》：关于中国经济发展的体制机制优势，您有哪些看法？
刘瑞：中国经济的信心和前景得到了政治体制机制强有力的保障。
经过长达70多年的探索过程，中国已经形成了高效稳固合理的政体及其治理机制。但是对此，美西方社会还没有完全理解和认同，因为美西方习惯于按照18世纪由孟德斯鸠首创的概念来认知当今不同的政治及其治理机制。孟德斯鸠划分了世界上三种政治体制：民主的、专制的、君主共和的政体。[4]然而在18世纪，世界上还没有出现国家级的社会主义政治体制。所以当20世纪诞生了国家级的社会主义政体后，需要改写这个传统划分，或者建立第四种类型的政体概念。中国比起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从实践到理论，已经完成了对第四种政体及其治理机制的贡献，形成了一个知行合一、基本成熟的政治体制及其治理机制。事实上，中国经济所发生的一切都与这个政治体制紧密相关。对中国经济未来有信心，是因为中国政治体制及其治理机制符合中国社会国情，得到中国人民拥护，也受到世界各国的普遍尊重和赏识。这种政治体制和治理机制与经济发展机制相辅相成，必将给中国及世界带来更加美好的明天。
注释略
【本文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应用经济学院教授，采访人：《国家治理》杂志编辑 周素丽】
美编：王嘉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