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 进一步激发经济发展潜力和活力，稳定社会预期，增强经济增长信心，有利于全面推动我国经济社会高质量增长。
· 我们需要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进一步解放思想、提高思想认识水平，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
· 一方面，优化市场环境，充分激发和调动各类经营主体的投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真正发挥决定性作用，真正让企业家想干敢干能干成事业。
· 另一方面，增强领导干部干事本领，更好地发挥政府在市场经济发展中引导、调节和规范的作用，进一步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推动中国经济社会稳定持续健康发展。
关键词:市场经济 政府职能 高质量发展 新质生产力
【中图分类号】F20 【文献标识码】A
《国家治理》：2024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2025年经济工作进行系统部署，如何看待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释放的积极信号？
黄恒学：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国际贸易受阻，消费市场低迷。我国的经济下行压力有所加大，其中，有效需求不足、社会预期偏弱、经济面临增长放缓压力等是当前宏观调控需要关注的问题。居民消费意愿和能力有待提升，固定资产投资增长放缓等问题影响经济增长。尽管全球经济增长预计将保持稳定，但也存在诸多不确定因素。消费者的消费预期相对谨慎，造成消费市场低迷。消费者信心下降和收入减少导致市场需求疲软，企业对未来的市场需求和盈利能力缺乏信心导致就业岗位减少，这些情况均不利于市场发展。我国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措施积极应对这些困难和挑战，力求于变局中开新局，努力实现经济稳定与可持续发展。
2024年12月11日至12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阐明了2025年经济工作坚持“稳中求进、以进促稳，守正创新、先立后破，系统集成、协同配合”，并宣布了多项积极的政策措施，旨在稳定社会预期并增强经济增长信心。政策包括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持续推进“两重”和“两新”项目，强调增进民生福祉、促进消费和增强经济持久力。此外，政策还着力提振消费，通过增加中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并减轻其负担，同时通过吸引更多社会资本参与创业和投资，并着重于解决资金流入市场的障碍，释放住房需求潜力，针对重点领域、关键行业、城乡基层及中小微企业实施就业扶持专项计划。关于货币政策的调整，会议将基调由“稳健”调整为“适度宽松”，向市场传达了积极的信号。这样能确保市场流动性充足，并通过“适时降准降息”降低社会综合融资成本，有助于解决企业的融资难题和高成本问题，同时促进信贷增长和扩大国内需求。此外，应用创新金融工具将增强中央银行的宏观审慎管理和金融稳定性。会议还强调引导和支持金融机构重点做好“五篇大文章”，尤其是在科技创新、绿色发展、消费金融等领域加大支持力度，提升政策针对性与精准度。
《国家治理》：您认为我国经济长期持续稳定发展的基础和条件有哪些？
黄恒学：第一，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我国作为全球重要的经济体拥有庞大的国内市场，较大规模的消费群体和不断增长的消费需求，具备强大的内需潜力。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国积累了丰富经验，形成了完备的产业链和基础设施，为经济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我国经济增速相较于以往有所放缓，但横向对比世界主要经济体，其增长速度与发展质量依然位居前列。在推动经济转型和升级过程中，尽管不同国家采取的策略和方法各不相同，但都强调要正确处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这包括优化市场资源配置，明确政府边界，减少政府对市场的直接干预。同时，调整政府职能更好地弥补市场缺陷，以及加大对教育和科技领域的资金投入，加强宏观经济调控等方式。
第二，政策制度保障有力。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对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作出战略部署，推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更好结合，为经济中长期健康发展提供了制度保障。近年来，新质生产力稳步发展，关键领域风险得到有效控制和预防，社会整体保持稳定。2024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要求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和打好政策“组合拳”。从政策目标来看，各项政策要将稳和进统筹结合，只求稳或只求进都将导致政策的片面性。从政策内容来看，每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都针对适时的经济状况提出相应的政策要点，为了提高政策的整体效果，需要加强财政、货币、就业、产业、区域、贸易、环保和监管等领域的政策协同。完善跨部门之间的沟通与反馈机制，确保政策协同发挥最大效能。同时，将经济与非经济政策纳入宏观政策一致性的评估体系，确保政策制定与执行统一协调。
第三，科技创新驱动产业创新。根据国家统计局和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数据，2024年11月份我国经济运行延续回升态势，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4%，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3%；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升至50.3%，物流业景气指数升至52.8%。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整合科技创新资源，引领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数字经济与传统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对新质生产力发展起关键作用。通过整合数据价值，优化产业布局和结构，推动产业数字化和智能化进程，从而提高生产效率。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加快发展数字经济，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数实融合不仅加快传统生产力向更先进生产力转变，而且还对各个生产要素，即劳动者、生产材料和生产对象产生深刻影响。
第四，改革开放持续推进。一方面，积极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稳定外贸和吸引外资。有序推进自主开放和单边开放，逐步增强制度型开放的范围，切实提高自由贸易试验区效率，增加改革任务授权范围。例如，加快实施海南自由贸易港核心政策。另一方面，积极拓展服务贸易、绿色贸易和数字贸易，深化外商投资促进体制机制改革，逐步推动服务行业开放，并在电信、医疗、教育等领域扩大开放试点，不断优化“投资中国”品牌建设。推动“一带一路”高质量共建项目深入实施，完善海外综合服务体系。
第五，社会大局稳定。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对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做出系统部署，健全保障和改善民生制度体系。政府始终将人民的幸福安康视为发展的根本出发点与落脚点，通过强化民生保障，提升公众满意度、幸福感及安全感。实行针对关键领域、主要行业、城乡基层及中小微企业的就业支持策略，以促进特定群体的就业机会，充分保障灵活就业及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确保产业和就业扶持政策得到有效执行，防止大规模返贫现象，确保困难群众的基本生活需求得到满足。同时，促进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并大力扩展优质本科教育容量。推进医疗卫生基础设施建设，制定鼓励生育政策措施。此外，发展以社区为支撑的居家养老服务，拓展普惠养老服务范围；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加强公共安全的系统管理。
《国家治理》：就您本人观察，在哪些方面对我国经济长期稳定向好有底气和信心？
黄恒学：第一，我国改革开放四十多年的发展态势不变。在改革方面，我国深入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高效配置劳动、资本、土地、知识、技术、管理、数据等生产要素资源，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削减行政审批流程，降低企业运营成本，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提升政务服务效能与透明度，全面激发各类经营主体活力，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在开放方面，我国深度融入全球化，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大力促进沿线国家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同时，不断优化对外贸易产品结构，创新贸易方式，着力提升出口产品的技术含量与附加值，不断发展跨境电商等新兴贸易模式。
第二，支撑我国经济持续增长的良好基础和条件不变。我国40多年改革开放的成就和基础，为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条件，在尊重市场规律的基础上，用改革激发市场活力，用政策引导市场预期，用规划明确投资方向，用法治规范市场行为。我国坚持全面深化改革和高水平对外开放，发展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截至2024年9月，我国实有民营经济主体总量超过1.8亿户，占经营主体总量的96.37%，同比增长3.93%，10余年间增长超4倍。其中，新的商业模式、产品和服务不断呈现，极大丰富了市场供给，同时满足了消费者日益多样化、个性化需求，显著激发经济体系的创造力，助力经济多元化发展。这其中涵盖劳动密集型制造业、服务业以及新兴科技创业企业，有效缓解社会就业压力，促进劳动力资源合理配置。当前，众多民营科技企业崛起显著提升了我国整体科技创新能力，加速传统产业数字化、智能化转型，实现创新驱动发展。
第三，中国追求和平发展的梦想没变。我国人民艰苦奋斗作为长期发展的条件和基础不变，需要进一步激发社会发展的活力和动力，将潜力变为动力。我国始终坚定地走和平发展道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以合作共赢促进世界共同繁荣。为了更好适应新时代要求，需要进一步解放思想，坚定改革的信心和勇气，攻坚克难，破除一切束缚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体制弊端和思想障碍，加快推进和全面深化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和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强化各项体制的系统协同和动态适应的顶层设计，激发社会发展的活力。
《国家治理》：您认为进一步促进经济增长的主要路径有哪些？
黄恒学：第一，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进一步解放思想、提高思想认识水平，从而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充分认识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发展的重要性，激发干事创业的内生动力。尽管我国拥有庞大的经营主体，但是各个地区之间的发展水平较大差距。因此，要充分激发地方主动性，鼓励地方根据自身特点，积极探索适合自己的发展模式和路径。例如，“后备箱市场”能为一些新兴、小型的品牌或者手工艺人提供展示和销售平台，既能丰富市场商品供给，又能促进消费市场多元化。同时，发挥地方政府和企业的主观能动性，形成多元化、特色化的发展格局，借鉴其他地区成功经验，保持自身特色，形成互补互助的发展关系，共同推动区域经济多元化发展。
第二，正确处理政府和市场之间的关系。一方面，有效发挥政府和市场的作用。政府在相关政策制定和法律法规建设方面为社会经济增长提供方向性指导。同时，市场通过价格机制和竞争环境促进创新，有效激发经营主体积极性。在此过程中，政府应起到关键的引导作用，通过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保障宏观经济稳定运行。市场职能在于通过自身利益最大化激励经营主体积极参与市场竞争，并对市场价格信号做出灵敏的反应，调整自己的生产或消费行为，实现政府引导和市场配置有效协同。另一方面，充分利用政府与市场各自的优势。在推动科技创新的过程中，政府能够发挥其在组织协调和资源分配上的优势，增强国家的科技能力。鉴于高风险和需要长期投资的科技项目面临多种挑战，如溢出效应、专利问题及发展的滞后性，政府介入变得至关重要。特别是在新兴科技领域和产业路径探索中，由于巨大的不确定性和投资风险，这些领域常常超出私营企业的承受力。因此，政府应通过直接支持和策略引导，促进关键技术项目研发，以确保科技创新不仅响应市场需求，还能在政府支持下克服起始阶段的不确定性和风险。企业（包括生产企业、商业和金融企业）可以根据市场的价格信号以及供求关系变化自主进行经济决策、独立核算、自负盈亏和自我约束，在经济运作中担当独立的利益主体角色，以实现利润最大化为核心目标，遵循市场价值规律和竞争机制的调节，从而激发微观主体活力。
第三，进一步发展国内资本和国内市场。充分培育、发展和保护国内资本和经营主体，优化市场环境，充分激发和调动各类经营主体的投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真正发挥决定性作用。建立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际国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关键在于发展和保护国内资本及经营主体，通过全面深化改革，消除阻碍生产要素市场化流动的障碍，有效促进土地、金融、人力、技术、管理等资源的市场化配置。同时，根据市场环境针对性制定措施，改善营商环境，从而更好地激发市场活力。此外，开展全民投资教育，增强公众对投资和市场运作的理解和认识，激发民间投资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进一步扩大国内资本规模，为经济发展打下坚实的市场基础。进一步发展国内市场，要激发消费活力，坚持以扩大内需为经济发展核心，同时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并加强需求侧结构性改革。通过创新驱动和高质量供给进一步引领并满足国内市场的新需求。如发展低空经济，低空经济区别于传统产业，具备产业链完整、技术含量高和创新要素密集等优势，能够显著提升生产效率，提高生活质量、增强交通便利性，不仅催生了新的经济增长点，也为公共服务提供了新手段。此外，切实提升我国市场的消费活力和潜力至关重要，包括提高居民消费水平，推广国民消费教育，倡导科学、健康、绿色、适度以及文明的现代消费观念。这不仅需要制定并实施有效的消费政策，还要营造良好的现代消费文化，既能引导和激励市场消费，也能避免过度消费和浪费。通过这些措施逐步建立一个强大而健康的国内市场，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导的新格局，并推动国内外市场相互促进，在更高层面实现中国市场与世界市场一体化。
第四，让企业家想干敢干能干成事业。企业家既是创新的驱动者，也是供给侧的核心参与者。在供给侧结构调整过程中，各级政府需要切实转变政府职能，为创新提供有利的制度和政策支持，积极构建创新文化氛围。各级企业应持续改善科技创新人才的发展环境，形成以“市场为导向、技术为核心、正向激励为策略”的科技创新架构，确保企业真正成为创新的核心角色。充分利用研发资助、税务减免、信贷支持等科技创新政策，加强对创新成果的知识产权保障，并在联合研发项目中明确创新成果的权益归属，进一步完善创新激励措施，提升科研团队的创新积极性。同时，建立系统性支持框架，为更好激发国有企业家创新精神和增强其自主性，在指定政策上应为其提供一定的试错空间，包括允许企业家在探索创新过程中承受失败的风险，为他们提供必要的保护，在非故意或非恶意错误的情况下，企业家能够得到合理的容错待遇，确保企业家们承担有限责任，防止因过度追责而导致创新精神受挫。此外，引入相应的“修正”制度，确保即使在错误发生时，也能迅速采取措施减少损失，避免国有资产大幅减值。该体系不仅需要明确错误界定的标准和责任承担的范围，还需要建立一套完整的监督和评估体系，从而及时发现问题并进行调整。通过这种动态的调整和优化，既保护国有资产安全，又为企业家提供更广阔的创新空间。
第五，增强领导干部干事本领。领导干部应秉持正确政绩观并增强大局意识，以发展的视角分析问题，从政治层面对经济问题提出有效解决路径。政府的行动和决策应以增进民生福祉为核心，全力推进高质量发展。在政策制定与权力运用方面保持审慎态度，把握客观规律，力求每一项决策和每一次行使权力都能为人民群众创造更为美好的生活环境与发展机遇。高质量发展依托科技创新进步，面对外部风险，特别是金融风暴，领导干部需具备敏锐的洞察力和前瞻性思维，准确预判各类潜在风险，并及时制定切实有效的应对策略。根据当前的经济周期，将稳定增长和保障就业作为宏观政策的主要目标。通过优化政策协调，充分释放政策的正向叠加效应，在合理提升信贷增长速度的同时适度降低企业的融资成本，助力实体经济发展。
【本文作者为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北京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研究员；采访人：《国家治理》杂志编辑 张 凡。本文系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正确处理政府和市场关系研究”（项目编号：19ZDA15）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参考文献略
美编：王嘉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