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 科技创新是驱动经济社会发展的核心动力，是增强经济韧性、释放发展潜力的关键支撑。在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下，中国始终把科技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通过持续加大基础研究投入、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完善创新生态体系，推动科技创新不断取得新突破。
· 从基础研究到应用创新，从体制机制到政策保障，一系列扎实有效的举措正在转化为看得见、摸得着的创新成果。
· 站在2025年的新起点上，中国科技创新正迎来新的发展机遇，必将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更强劲的动力，为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开辟更广阔的前景。
关键词:科技创新 经济韧性 新型举国体制 高质量发展
【中图分类号】 F124.3 【文献标识码】A
《国家治理》：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我们要正视困难、坚定信心，努力把各方面积极因素转化为发展实绩，应该如何理解这句话？在您看来，科技创新在增强经济韧性、释放发展潜力方面发挥了怎样的作用？
刘志迎：2024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指出，必须统筹好培育新动能和更新旧动能的关系，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会议将“以科技创新引领新质生产力发展，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列为2025年重点工作任务之一，这一部署为当前和未来的经济社会发展指明了方向，也将科技创新的重要性提升到了新的战略高度。如何通过科技创新增强经济韧性、释放发展潜力、提振发展信心，已成为新时代背景下必须深入探讨的重大课题。
全球正处于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历史交汇期，科技创新已成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引擎，也是国家核心竞争力的重要体现。近年来，我国在基础研究投入、科研体制改革、产学研融合等方面取得显著成就，但在关键核心技术、原始创新能力等方面仍面临挑战。面对新形势新任务，如何进一步完善科技创新体系，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紧迫任务。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到的“正视困难、坚定信心”是我们面对挑战、克服困难的必然态度。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科技发展已经从“跟跑”到“并跑”，部分领域实现了“领跑”。这种进步充分证明了中国有能力完成科学技术现代化。当然，科技发展依然面临诸多短板，我们需要正视问题，冷静分析不足，找准方向持续发力。正视困难是解决问题的前提，而坚定信心则是突破挑战、实现跨越的力量源泉。只有在面对问题时保持清醒头脑、看到希望，才能真正实现发展。
在人类历史进程中，科技创新始终是突破发展瓶颈、驱动社会进步的根本力量。1789年，马尔萨斯提出的人口理论认为人口增长必然超过粮食生产能力，从而导致生存危机。然而，200多年后的今天，全球人口接近80亿，不仅人均寿命大幅延长，生活质量也显著提升。这一理论的“破产”充分证明了科技创新的强大作用。科技进步推动了生产率的飞跃性增长，成为人类实现非零和博弈的重要支撑点，也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了持续动力。
科技创新在增强经济韧性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经济韧性是指一个经济体面对外部干扰和风险冲击时，能够保持稳定并实现可持续发展的能力。美国近年来对中国采取技术封锁和“长臂管辖”的限制措施，试图通过外部风险干扰来削弱中国经济的竞争力。在这种情况下，唯有加强科技研发，加速科研成果的商业化转化，攻克关键核心技术，才能突破关键技术瓶颈，守护国家的生产力安全。这不仅是应对外部风险的迫切需要，也是保障中国经济稳定和发展的必然选择。
同时，科技创新是释放发展潜力的重要动力。中国已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劳动力成本明显上升，传统的低成本优势正在减弱。在这样的背景下，科技创新成为推动经济结构转型升级、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手段。通过提升科技进步速度、前瞻性布局创新链、瞄准未来前沿技术研发，推动科研成果转化为产业化应用，中国可以培育新兴产业、扩大经济发展的空间，从而为国家未来的发展潜力注入源源不断的新动力。
科技创新还具有提振发展信心的独特优势。科技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核心阶梯，每一次技术突破和进步都为人类社会注入强大的信心和动力。在当前经济转型的关键时期，科技创新更是转型升级的根本动力，为中国突破发展瓶颈提供了重要支撑。同时，面对一些国家对中国的技术封锁和限制，科技创新为摆脱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的难题提供了解法，极大提振了国民信心。更重要的是，科技创新是一个需要长期积累的过程，急不得，也等不得。坚持尊重科技发展的内在规律，稳中求进，才能不断推动技术突破，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持续动力。
总之，科技创新不仅是增强经济韧性、释放发展潜力的重要手段，更是提振发展信心的坚实依托。只要我们坚持科技创新的道路，保持定力、迎难而上，就一定能够实现经济社会的高质量发展，赢得更广阔的未来。
《国家治理》：我国基础研究经费投入持续增长。您如何看待基础研究在整个科技创新体系中的战略地位？在完善基础研究体制机制方面，还需要突破哪些关键环节？
刘志迎：近年来，我国基础研究经费投入持续增长，为提升原始创新能力提供了重要保障。2022年我国基础研究经费已突破2000亿元，连续4年保持6%以上的增速，我国基础研究经费规模继续稳居全球第2位，但与美国相比仍有明显差距。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发布的《美国研发趋势与国际对比分析》显示，2022财年美国联邦政府在科学与工程（S&E）领域的研究经费总额达到938亿美元，而我国基础研究经费总量仅为其三分之一左右。这一现实提醒我们，在基础研究领域尚需持续加大投入，努力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
要理解基础研究的战略地位，首先要认识到科技创新是一个从科学到技术再到商业化的完整体系，而基础研究正是这个体系的“根基”。科学研究致力于揭示自然规律，为技术开发提供理论基础；技术开发则依托科学发现，将自然规律转化为实用方法和工具；最后通过创新实现技术成果的市场化，为经济发展创造价值。自科学革命以来，技术发明与科学发现的关系日益密切，基础研究的重要性愈发突出。可以说，基础研究越扎实，“技术枝干”才能越发繁茂，最终结出更多、更优质的创新“果实”。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美国的发展历程很好地印证了基础研究的关键作用。二战前，美国虽然在产业领域领先全球，但其科研体系却存在明显的功利主义倾向，基础研究和教育相对薄弱，对欧洲基础研究成果依赖度较高。转机出现在《科学：无尽的前沿》报告发布之后，美国政府开始大力推动基础研究发展，使之成为创新的源头活水。从20世纪后半叶至今，美国的基础科学研究推动了一系列革命性技术进步，在诺贝尔奖获奖成果和高科技产品方面持续领跑世界。我国尽管制造业发展已位居世界前列，但基础研究仍存在部分功利化倾向，对发达国家的基础科学成果仍有较强依赖。要改变这一局面，必须进一步强化对基础研究的重视和投入，确保“基础牢固，发展稳健”。正如一句老话所言：“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基础扎实，心里踏实。”
在推动基础研究发展时，我们需要同时关注两个重要方向：国家战略需求和个人兴趣探索。就国家战略需求而言，应充分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通过建制化科研机构和高校大团队开展有组织的基础研究，集中力量攻克重大科技难题。在个人兴趣探索方面，则需要建立更为灵活的机制，通过体制改革和政策完善，支持高校教授和社会科研爱好者进行自由探索。例如，可以适当向自由研究者开放自然科学基金，激发更广泛的创新活力。这种“集中力量”与“广泛动员”相结合的方式，既能满足国家发展需求，又为科学进步开辟了多元路径。
从全球视野观察，我国科技创新体系在过去40年间取得了显著成就：支撑基础科学研究的体系日趋完善，一批高水平科研成果获得国际认可，高水平学术论文和国际专利数量逐年增长。然而，我们也要清醒地认识到，原创理论贡献和原创性高技术产品的不足仍是短板。作为科技追赶型国家，我国虽然培养了大量具有前沿科研能力的博士研究生，但一些急功近利现象仍然存在。“帽子工程”导致的浮躁风气，以及学术界“圈子文化”造成的资源分配不均，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科研生态的健康发展。
另一个值得关注的是，我国的科学研究与技术应用之间存在着“知识鸿沟”。一方面，产业一线的工程师缺乏便捷获取科学研究成果的渠道，难以将基础研究转化为技术创新；另一方面，众多前沿科学研究成果未能有效转化，难以为技术开发和产业应用提供有力支撑。要打通这条“断层”，亟需建立高效的知识共享机制，比如降低外文期刊获取门槛、促进国内外学术资源共享，为产业发展提供更充分的科学支撑。
总的来说，我国科技创新体系正在不断完善，基础研究的地位得到空前重视，但若干关键环节仍需突破。未来，我们应在持续加大基础研究投入的同时，着力优化体制机制，推动“科学—技术—创新”的有机联动，加强科研成果转化应用。唯有夯实基础研究根基，构建高效知识市场，才能充分释放科技创新潜力，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持久动力。
《国家治理》：在科技创新体系完善方面，各地都在积极推行“揭榜挂帅”“赛马制”等新型科研组织方式，这些措施效果如何？在促进科技创新方面有哪些突出优势？
刘志迎：“揭榜挂帅”的显著优势在于将科研任务与产业实际需求深度结合，开创了“市场出题、科研答题”的创新模式。这一机制有效破解了长期以来科研与生产脱节的“两张皮”问题，真正实现了科研与经济主战场的紧密衔接。企业作为市场主体，能够精准识别生产实践中的技术需求，并以榜单内容提出具体难题，而科研单位则充分发挥自身的专业能力和创新优势进行攻关。这种机制不仅使科研活动更加贴近实际生产，还有效弥补了产业中生产制造企业技术力量薄弱的短板，为技术瓶颈的突破提供了重要支撑，加速了科技成果的产业化应用。
“赛马制”这一创新机制的核心优势体现在其竞争性攻关的形式上。通过遴选多个团队围绕同一科研任务开展并行攻关，并引入阶段性考核和竞争性淘汰机制，激励团队充分发挥潜力，让真正干得好的主体脱颖而出。这种竞争机制允许不同技术路线同时展开探索，从而增加获得颠覆性或创新性解决方案的可能性。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DARPA）的“赛马式”资助机制可以作为一个参照案例：多个团队围绕相同目标展开竞争性研发，不仅加速了技术扩散和升级，也通过不同路径的平行探索有效提高了科研成功率。这种分阶段、分散化的资助方式逐步将资源集中于最优方向，既优化了资源配置，又为科研项目成果的多样性和突破性提供了保障。
除了上述两种创新机制，联合科研组织模式在推动重大科研任务攻关方面也展现出独特的组织优势。通过整合科研机构、高校、企业等多方资源，形成高度协同的科研合作体，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极大地提升创新能力和科研效率。产学研合作是这一模式中最为典型且国际通行的形式，通过高校、科研机构与企业的深度合作，推动科技成果的快速转化和产业技术升级，如斯坦福周边的硅谷和中科大周边的“科大硅谷”即为典范。此外，在国家战略需求和关键技术领域，政府主导的“大兵团作战”模式通过整合全国乃至全球范围内的优质资源，集中攻克重大科研难题，以实现关键技术的突破和国家综合实力的提升。中国的“两弹一星”工程便是这一模式的经典案例。同时，行业联盟和以龙头企业为核心的集群化攻关组织模式，通过资源共享、联合研发和优势互补，为应对行业共性难题和提升整体技术水平提供了重要支持。
“揭榜挂帅”“赛马制”以及联合科研组织模式为新时代的科研创新提供了更加高效、多元的组织方式。这些机制通过优化资源配置、促进协同合作和强化目标导向，不仅突破了传统科研组织方式的局限，还在解决产业技术瓶颈、推动科技成果转化和提升国家技术竞争力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国家治理》：您谈到了新型科研组织方式，目前我国在推动高校、科研院所、企业产学研深度融合、协同创新方面有哪些有效机制？还存在哪些堵点？
刘志迎：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科技兴则民族兴，科技强则国家强。产学研用深度融合作为科技创新的重要模式，对推动科技成果转化、促进产业升级和培养高素质人才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我国一直在探索“科教融合”“产学研合作”等模式，近年又提出“产教融合”“科教融汇”等理念，核心就是推动高校、科研院所、企业的协同创新。近十年来，我国产学研用政策体系不断完善，协同创新内涵持续丰富，以企业为主体的技术创新体系日趋成熟，高校在产学研用协同创新联盟与共同体构建方面也取得显著进展。
在产教融合方面，已形成多项有效机制。首先是人才培养协同机制，企业深度参与高校和科研院所的专业课程体系建设，根据产业实际需求和技术发展趋势共同确定课程内容，并为学生和科研人员提供丰富的实习实训基地。其次是科研合作与成果转化机制，高校、科研院所发挥理论研究优势，与企业的实践应用及市场洞察优势相结合，围绕产业发展中的关键技术难题开展联合攻关，并通过专门的成果转化平台推动科研成果产业化。第三是人员双向流动机制，鼓励高校教师到企业挂职锻炼，了解行业动态和企业需求，培养“双师型”教师；同时支持企业人才通过在职研究生项目等途径提升理论水平。第四是资源共享与共建机制，各方共同投入建设多功能实训基地，企业在符合保密规定前提下与高校、科研院所共享相关数据。第五是产业学院与创新平台构建机制，通过校企联合组建产业学院，搭建协同创新平台，整合各方资源开展全方位合作。
在科教融汇方面，也建立了多层次的融合机制。首先是教育与科研目标融合机制，高校和科研院所在人才培养中紧密围绕科研前沿及产业需求，将关键知识、技能和创新思维培养融入课程体系。其次是课程体系与科研内容融汇机制，及时将最新科研成果转化为教学内容，通过案例分析、专题讲座等形式充实专业课程。第三是教学方法与科研手段融合机制，在课堂中引入探究式、问题导向式教学方法，开放科研实验室作为教学实践场所。第四是教师科研与教学能力融合机制，建立教学能力与科研能力共同发展的培养体系，促进科研团队和教学团队的深度融合。第五是学生培养与科研参与融合机制，将科研实践作为必要环节，搭建多元化的科研育人平台。
然而，产学研协同创新仍面临多个方面的堵点。首先是观念与目标差异，高校和科研院所注重学术前沿性，而企业侧重成果应用性和短期收益，双方在合作预期上存在冲突。其次是利益分配与风险分担问题，各方对智力投入、资金投入、市场推广成本的价值认定不一，且在多重风险的承担比例上缺乏明确界定。第三是资源共享障碍，高校和科研院所的设备多为前沿科研所用，企业的设备则侧重具体产品开发，双方难以实现有效共享。第四是人才流动受限，尚未形成真正的双向流动机制，且各方在合作过程中常出现沟通不畅、信息失真等问题。第五是成果转化困难，许多科研成果缺乏成熟的中试环节和产业化技术，知识产权的归属和分配也存在模糊地带。第六是政策落实不够到位，部分支持政策缺乏细化措施，各地区、各行业在获取政策支持方面差异较大，影响了协同创新水平的整体提升。
《国家治理》：在创新机制方面我们看到，近年来，我国在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新型举国体制与市场机制相结合方面进行了诸多探索，取得了一系列重要突破。未来在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中，还应该如何更好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
刘志迎：明确主攻方向和突破口是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的关键。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用好国家科技重大专项和重大工程等抓手，集中力量抢占制高点。”这表明，党对科技事业的全面领导是形成高效组织动员体系和统筹协调科技资源配置的根本保障。要观大势、谋全局、抓根本，明确主攻方向和突破口，确保创新资源的有效统筹和合理布局。在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方面，需要瞄准事关我国产业、经济和国家安全的重点领域及重大任务，集中力量实现突破。
首先，要立足国家战略需求。国家安全保障是首要的战略需求。在国防安全方面，要分析现代战争形态演变及潜在军事威胁，将对武器装备性能起关键支撑作用的技术领域作为主攻方向，避免受制于人而影响国家军事主权和战略威慑力。在网络安全领域，要重点突破高性能加密算法、网络攻防关键技术等，确保国家信息基础设施安全。在经济安全方面，要考虑产业升级的关键需求，防范重点制造业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的风险，增强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同时，在新兴产业中要突破传统重制造思维，以前沿技术为突破口，助力我国抢占新兴产业发展制高点，推动经济向创新驱动转型。
其次，要密切跟踪全球科技前沿趋势。作为科技追赶型国家，中国需要建立专业的科技情报团队或借助外部专业机构，开展前沿技术监测，密切关注国际顶尖科研成果发布和大型科技企业研发动态，发掘有望改变未来产业格局、具备巨大发展潜力的技术，将其纳入重点关注范围。要鼓励科研机构、高校和企业积极参与国际科研项目合作和标准制定，深入了解国际同行的技术优势和短板，找准差异化突破领域，实现弯道超车。
第三，要健全科技普查制度。我国现有的科技统计制度存在“报喜不报忧”的倾向。虽然科技系统曾有完整的科技情报机构，但经过改革开放以来的多轮改革，这些机构逐渐演变为各级科技政府部门的文件起草、工作方案制定和短期研究机构，未能发挥原有的科技情报功能。建议将其改造为科技普查机构，通过及时掌握产业关键核心技术缺失动态，深入调研产业技术现状，全面梳理各产业技术，分析产业链上下游环节的技术短板，明确关键核心技术的主攻方向，从而补齐产业链短板，提升产业自主可控能力。
第四，要科学考量资源与能力基础。要全面盘点国内科研资源，包括科研人才的数量、质量及专业分布，科研设备的先进程度和配套情况等。通过对创新链实施强链、补链、延链，完善各学科领域和技术领域的创新链资源，充分利用现有资源优势开展攻关。同时要评估国内科研团队在各技术领域已具备的理论研究和技术转化能力，合理调配和高效利用人力、物力、财力等科研要素，以现有能力为依托稳步拓展技术边界。
最后，要始终尊重科技发展规律和市场规律。科技创新有其固有规律，从基础研究到应用基础研究，再到技术开发和商业化，直至形成新产业，都需要遵循客观规律，既不能揠苗助长，也不能消极等待，要善于运用新兴研究方法（如面向研发的人工智能）加快研发进程。同时，技术创新必须遵循市场经济规律，强化企业的技术创新主体地位，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新型举国体制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举国体制，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有机结合，充分发挥市场主体作用，通过竞争增强科技创新活力。推动科技型中小微企业成为创新生力军，支持“链主”企业带动产业链上中下游协同创新，引导全社会共同参与，形成推动科技创新的强大合力。
《国家治理》：能否请您谈谈如何看待当前全球科技创新格局的演变趋势？在推进国际科技合作方面，应该遵循怎样的原则？重点关注哪些领域？中国在其中扮演着怎样的角色？
刘志迎：当前全球科技创新格局呈现出多个显著趋势。首先，多极化发展态势日益明显。传统科技强国不断巩固和提升其优势地位：美国通过《创新与竞争法案》等一系列政策和投资，持续强化其在数字技术等领域的领导地位；欧盟作为传统创新高地，通过《新欧洲创新议程》等政策工具，加速推进尖端前沿技术的发展。同时，新兴经济体快速崛起：中国在专利申请、科技出版物和研发支出等方面表现卓越，在多个技术领域取得显著进展；韩国在创新质量、知识产权、研发支出和高科技出口等方面展现出强劲竞争力；印度等国家在信息技术服务等领域也呈现快速发展态势。这些变化推动全球创新版图朝着更加多元、平衡的方向发展。
其次，科技领域的交叉融合不断加速。跨学科研究已成为主流，物理学、化学、生物学、信息科学等学科间的界限日益模糊，不同领域的交叉融合持续催生新的研究方向和创新成果，进而推动新产业新业态的形成。同时，创新集群效应日益凸显。创新集群不再局限于传统科技强国，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也开始形成各具特色的创新集群，这些集群正发展成为融合孵化器、加速器、风险投资和专业服务的完整生态系统。
第三，科技创新与产业变革的联动愈发紧密。新兴技术正在深刻改变传统产业发展模式，催生新的产业形态和商业模式；反过来，产业发展需求也在持续推动科技创新，形成了创新与发展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值得注意的是，国际科技竞争与合作呈现并存态势。一方面，全球科技制高点之争空前激烈，科技创新已成为大国博弈的主战场，各国在前沿科技领域的竞争持续加剧；另一方面，面对气候变化、公共卫生、粮食安全等全球性挑战，国际科技合作的需求也日益迫切。
在推进国际科技合作时，应坚持“共建共享，互利共赢”的基本原则。这要求我们践行开放、公平、公正、非歧视的国际科技合作理念。在科学研究合作方面，要秉持“科学无国界、惠及全人类”的理念，携手构建全球科学共同体。在技术合作领域，要妥善处理知识产权问题，遵循平等互利、尊重协议、信守承诺的原则，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和国际公约。在“一带一路”科技创新合作框架下，加强绿色发展、数字经济、人工智能、能源、金融等领域的多边合作平台建设，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合作机制。
在具体实施层面，主管部门应采取有效措施，引导和支持企业、科研院所、高等院校参与国际科技合作。合作项目承担单位则需加强知识产权管理，建立健全相关制度，开展知识产权教育和能力培训，提升处理国际科技合作项目的专业能力，有效维护各方合法权益。通过这些务实举措，推动构建开放包容、互利共赢的全球科技创新网络。
《国家治理》：基于对国内外科技创新形势的分析，您认为我国科技创新的下一个突破口在哪里？最大的机遇和挑战是什么？
刘志迎：我认为我国科技创新的下一个突破口将集中在一个核心基础和三大关键领域。这个基础是“基础科学研究”。基础研究是推动科技长远发展的根基，是实现持久科技竞争力的关键。从世界科技发展史来看，基础研究成果在推动人类生产力进步和技术革新中始终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许多科技强国早已将基础研究提升至国家战略高度，持续加大投入、完善体系建设。基础科学研究致力于探索自然界的基本规律、物质的本质特性以及宇宙万物的运行原理，其产出的新理论、新知识为其他学科发展和技术应用突破提供了坚实支撑，是整个科技创新体系的根基，也是众多技术发明的源泉。
三大关键领域——人工智能技术群、生命科学技术群和新能源技术群——是未来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的核心驱动力，也是塑造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支柱。在人工智能技术群方面，我国在机器学习、计算机视觉、自然语言处理等领域已取得显著进展，特别是在智能制造、智慧城市、数字经济等应用场景中展现出强大潜力。但在基础算法、高端芯片等核心环节仍需突破。预计未来五年，随着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的成熟，将在医疗诊断、药物研发、工业优化等领域带来革命性变革。
生命科学技术群是另一个重要突破口。在基因编辑、干细胞研究、脑科学等前沿领域，我国虽已具备一定研究基础，但与国际领先水平仍有差距。近几年，生物医药、精准医疗、健康养老等领域的创新需求快速增长，这为我国生命科学技术发展提供了难得的机遇。特别是在合成生物学、再生医学等新兴方向，我国有望通过持续投入和布局实现突破性进展。
新能源技术群是第三个关键领域。我国在光伏、风电等可再生能源技术方面已处于全球领先地位，但在氢能、储能、智能电网等前沿领域仍需加强研发。随着全球加速向低碳经济转型，新能源技术的重要性将进一步提升。我国需要把握这一战略机遇，在新一代光伏材料、高效储能系统、氢能利用等方向持续发力，巩固技术优势。
展望未来，我国科技创新面临重要机遇。首先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带来的历史机遇，颠覆性技术不断涌现，为我国实现弯道超车创造了条件。其次是国内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可以为科技创新提供丰富的应用场景和充足的试错空间。第三是我国完整的产业体系和不断提升的创新能力，为技术突破和产业化奠定了坚实基础。
同时，我们也面临着严峻挑战。首先是全球科技竞争日趋激烈，发达国家在核心技术领域的垄断地位短期内难以打破，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的问题仍然存在。其次是科技创新生态系统还需完善，产学研深度融合、科技成果转化、创新人才培养等方面仍存在短板。第三是在复杂的国际环境下，如何构建自主可控的科技创新体系，实现关键核心技术的突破，是我们必须直面的挑战。
为此，我们需要坚持战略定力，继续加大基础研究投入，完善科技创新体系，优化创新生态环境。要充分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集中力量突破技术瓶颈，同时深化国际科技合作，在开放创新中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只有保持战略定力，持续推进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才能抓住机遇、应对挑战，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中赢得主动。
参考文献略
【本文作者为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管理学院教授，安徽省发展战略研究会会长；采访人：《国家治理》杂志编辑 冯一帆】
美编：王嘉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