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多次引导产业从东部向中西部、从中心城市向腹地有序转移，推进区域协调发展。新一轮产业向中西部转移，不能简单地理解为淘汰东部地区的落后产能，而是在新的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期内推动中西部地区对其进行接棒升级，从而成为承载更多就业、提升人民群众收入的产业载体。新时代新征程，引导产业有序转移促进区域协调发展，需要建立有利于产业跨区域有序转移的体制机制，加强跨区域基础设施联通和物流体系畅通，加大对产业升级和科技研发的投入力度，持续保护修复生态环境和改善营商环境，不断创造产业转移的良好环境，使资金、技术、劳动力密集型产业“转得出、留得下、能长久”。
【关键词】产业有序转移 区域协调发展 国家战略腹地
【中图分类号】F127 【文献标识码】A
2024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的意见》，明确要求提升区域协调发展就业承载力，引导资金、技术、劳动密集型产业从东部向中西部、从中心城市向腹地有序转移，加大对革命老区、边境地区、资源枯竭地区等政策倾斜，促进区域间就业均衡发展。2023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进一步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座谈会时首次提出：“统筹抓好沿江产业布局和转移，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引导资金、技术、劳动密集型产业从东部向中西部、从中心城市向腹地有序转移。”引导资金、技术、劳动密集型产业从东部向中西部、从中心城市向腹地有序转移是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打通国内大循环、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举措，对于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形成优势互补的区域经济布局和国土空间体系、加快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先后在“一五时期”“三线建设时期”和2000年后西部大开发等时期，引导产业从东部向中西部、从中心城市向腹地有序转移，推进区域协调发展。特别是新时代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统筹国内国外两个大局，创造性地提出“一带一路”倡议，推动中西部地区从开放“末梢”向开放前沿转变，国内外资金对中西部地区的投入明显增加，现代农业、现代装备制造、电子信息、新能源、现代物流商贸等一大批项目纷纷落地，现代制造业集群体系加快形成，有效增强了中西部地区的整体实力，有力提升了中西部地区产业发展水平，奠定了中西部地区承接东部地区资金、技术、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的坚实基础。但不可否认，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内生动力仍不牢靠，中西部地区发展还面临科技创新能力不强、产业支撑能力不足、对外开放水平不高等困难和挑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区域间的发展不平衡和中西部的发展不充分是其中的重要体现，亟需为中西部地区打造可持续的产业优势，打破空间维度上的总体不平衡状态。
新中国成立以来产业向西转移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主要历程
通过产业向中西转移和布局来调整生产力布局、推动区域协调发展，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就有的传统，前后经历过四个主要时期，分别是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一五”时期，三线建设的“三五”“四五”时期，西部大开发战略提出后的二十世纪头十年，以及“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多次产业向西转移，为中西部地区产业发展填补了空白、夯实了基础、增强了实力、提升了质量，有效推动了区域协调发展。
填补空白：“一五”时期的产业向中西部转移和布局。新中国成立以后，面对国际社会的封锁和孤立，如何快速恢复国民经济，走上相对平衡发展的道路，是亟待解决的根本性问题。考虑到当时70%的工业集中在易遭受攻击的东部沿海地区，为了规避战争破坏的风险，党中央选择以京广铁路以西为新设城市和工业项目的目标区域，加速要素和资源从沿海向内陆转移集聚。以苏联援建的156项重点工程为例，东北、西北、华北和中南分别占37.3%、22.0%、18.0%和12.0%，合计为89.3%。再以限额以上的694个项目为例，有472个项目布局在中西部地区，占全部项目的68.01%。新中国成立初期对中西部地区的第一次大规模投资，填补了中西部地区产业发展空白，极大地改变了中西部地区的落后面貌，奠定了其后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基础。
夯实基础：“三线建设”时期的产业向中西部转移和布局。20世纪60年代后期，随着国际形势的严峻复杂和周边冲突升级，我国面临战争的风险陡升。与此同时，我国的人口、工业、基础设施等过于集中在14个人口超过百万的城市周围，极端条件下国家安全难以得到有效保障。基于此，我国决定在“三线”地区（即甘肃省乌鞘岭以东，山西省雁门关以南，京广铁路以西和广东省韶关以北的广大地区）展开大规模工业建设和边疆地区的工业内迁工作，掀起了新一轮向西推进的经济布局大调整，中西部地区各省区的工业总产值有了突飞猛进，平均增加了5倍以上，中西部很多省份第一次形成了门类比较齐全的工业体系。“三线建设”有效推动了东部地区人才、资金、资源等向中西部地区的转移，在夯实其产业发展基础的同时，塑造了初步的竞争优势。
增强实力：西部大开发战略提出以来中西部地区产业发展。改革开放以来，东部地区依托优势区位和先行开放政策率先发展，东中西部发展差距逐渐加大。1999年，党中央决定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加快西部地区发展，逐步缩小区域间发展差距，实现区域协调发展。中央财政对西部地区转移支付超过3万亿元，累计新开工建设120个重点工程，青藏铁路、西气东输、西电东送等一批重点工程相继建成，能源及化学工业、优势矿产资源开采及加工业、特色农牧产品加工业等六大产业获得显著发展，将西部地区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从2000年至2009年，西部地区GDP年均增长11.9%，高于全国同期增速，占各地区GDP加总数比重从17.1%上升至18.5%。在这一过程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和工业发展实力得到显著增强，建立起了在国内大循环中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体系，以基础设施建设、人才培养引进、特色产业扶持的综合措施形成了西部地区现代化的发展框架。
提升质量：“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中西部地区产业发展。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统筹国内国外两个大局，创造性地提出“一带一路”倡议，推动中西部地区从开放“末梢”向开放前沿的转变，使国内外资金对中西部地区的投入明显增加，中西部地区产业发展质量明显提升。在与沿线国家的互联互通中，西部地区的地缘优势得到充分发挥，而且亚欧大市场开发所激发的经贸潜力为西部地区的全面发展提供了全新的战略机遇。以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为抓手，西部地区向外借助中欧班列开辟了亚欧陆路运输新通道，向内开通西部陆海新通道打通了内陆地区南向出海通道。同时，西部地区大力推动新能源、新材料、生物技术、航空航天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新能源汽车、光伏电池等正成为西部产业新名片，光子、氢能、低空经济、人工智能等领域成为投资蓝海，一大批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正蓄势待发。近5年来，西部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长4.9%，增速居东部、中部、西部、东北四大板块之首。2023年地区生产总值达26.9万亿元，占全国的21.5%。2024年上半年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实现地区生产总值达到40365.7亿元，同比增长5.8%，加速接近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新时代以来，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成就斐然，受益于以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高质量发展的多项举措，取得了历史性成就并发生了历史性变革，在内外良性互动的格局中形成了发展的新动能新优势。
新一轮产业向中西部转移布局的战略考量
党的二十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多次区域协调发展座谈会上强调，要引导资金、技术、劳动密集型产业从东部向中西部、从中心城市向腹地有序转移。新一轮产业向中西部转移布局，不仅是着眼于区域协调发展一以贯之的总体目标，更是统筹发展和安全、优化生产力布局、强化高水平开放、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的主动求变、应变、化变的战略举措，对于建设国家战略腹地和关键产业备份、推动形成优势互补的区域经济布局和国土空间体系具有重要价值。
统筹发展和安全，应对多重风险挑战的主动作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今后一个时期，我们将面对更多逆风逆水的外部环境，必须做好应对一系列新的风险挑战的准备。”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乌克兰危机、巴以冲突等地区冲突加剧世界局势动荡，地区乃至全球安全形势恶化趋势加剧。未来大国博弈和角力将进一步加剧，中美之间的对抗风险持续增加，尤其是特朗普重新当选美国总统之后，极为可能延续其之前对我国贸易、科技等领域进行封锁的政策。当前，我国优势产业体系及其优质生产要素仍高度集中于以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等城市群为代表的东部地区和以重庆、成都、武汉、郑州、西安等中心城市为代表的中西部都市圈，在极端条件下往往容易造成关键产业链断链，进而对整个国民经济循环造成冲击。2023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首次提出建设国家战略腹地，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则进一步强调要“建设国家战略腹地和关键产业备份”。西部地区以其地理特征、资源优势，以及部分省份在历史中形成的产业优势，成为了国家战略的保障之所和关键产业的承接之地。
新一轮产业向中西部转移布局，是在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的基本原则下，着眼于提升国内大循环的产业链供应链韧性水平，在中西部地区布局建设一批国家战略腹地，充分发挥战略腹地区域的地理区位的枢纽性、产业基础的完备性、创新发展的支撑性、城市文化的凝聚性，推动关键产业、重要产能、重要战略物资备份和当地产业转型升级，为经济主体应对外部冲击提供有效的替代选择，从而减轻经济主体的潜在损失，增强应对各种突发极端情况冲击的能力水平，更好服务国家经济安全和战略安全。
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关键举措。优化生产力布局是调整制约生产力发挥效能的空间配置和组合的过程，是生产要素在空间上高效组合和迭代的过程。1956年，毛泽东同志曾提出“新的工业大部分应当摆在内地，使工业布局逐步平衡”，但同时“好好地利用和发展沿海的工业老底子，可以使我们更有力量来发展和支持内地工业”。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基本形成了沿海和沿长江两大地带的T字型生产力布局框架，沿海地带涌现了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三大世界级城市群，沿长江地带涌现了长江中游、成渝等重要城市群，构成了我国经济发展的主要增长极。但不可否认，生产力布局的高度集中，不仅加重了增长极区域严重的人口资源环境压力，无法腾出空间来配置和布局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也使得广袤的中西部区域生产要素被过分吸取，加剧了区域间发展不平衡风险。
新一轮产业向中西部转移布局，是在超越了传统钢铁、化工、冶金、机械装备等工业领域，更偏重新一代信息技术、新材料、新能源、航空航天、集成电路、重大工程设备等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的时代背景下，利用新时代重大生产力布局更依赖新能源、新型基础设施、高素质人力资本、良好生态环境和营商环境等高水平要素组合配置的重大机遇，充分发挥中西部地区大型新能源基地广布、“东数西算”协同配合、生态环境日趋良好的优势，引导资金、技术、劳动密集型产业有序转移，在中西部地区配置一批具有地方特色的战略性新兴产业特色集群，积极培育和发展中西部地区城市群都市圈，加强现代化重大基础设施体系支撑作用，以重大设施互联互通带动全国大市场建设，进一步打通国内大循环堵点卡点，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
以高水平开放促进高质量发展，推动全面开放的必然选择。高质量发展是高水平开放的基础，高水平开放是高质量发展的条件。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开放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标识。必须坚持对外开放基本国策，坚持以开放促改革，依托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在扩大国际合作中提升开放能力，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要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深化外贸体制改革，深化外商投资和对外投资管理体制改革，优化区域开放布局，完善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机制。”近年来，中西部地区借助共建“一带一路”契机，加速从开放的“大后方”走向“大前沿”，集聚吸引产业要素向中西部转移，有效提升了经济发展水平。2023年西部地区生产总值达26.9万亿元，同比增长5.5%，居四大区域板块之首，占全国GDP比重达21.4%，比2012年提高了1.6个百分点。然而，随着欧美等国加速和我国“脱钩断链”、我国相对发展中国家的成本优势不再明显等多重因素叠加，许多资金、技术、劳动力密集型产业纷纷向越南、印度、墨西哥等国家转移，导致我国中西部地区承接产业转移受到挑战。同时，我国中西部地区产业发展基础仍然相对薄弱，产业发展水平总体上处于价值链中低端，产业关联度不高、产业集聚效应偏弱、产业链较短，对东部地区和先进国家的产业投资吸引力不足，难以对当地和周边国家产业发展形成辐射带动，制约了共建“一带一路”和扩大高水平开放的推进。
新一轮产业向中西部转移布局，就是通过引导资金、技术、劳动密集型产业从东部向中西部、从中心城市向腹地有序转移，进一步织密中西部和东部、中心城市和腹地城市之间的产业链、创新链、人才链网络，夯实中西部地区和腹地城市在国内大循环中的产业支撑作用，提升中西部地区和腹地城市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对冲全球供应链“去中国化”的不利影响，形成对全球先进产业的持续吸引力和周边国家辐射带动能力，提升“一带一路”产业合作的高度，推动我国加快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全面开放格局。
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拓展经济增长新空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各地要坚持从实际出发，先立后破、因地制宜、分类指导，根据本地的资源禀赋、产业基础、科研条件等，有选择地推动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发展，用新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积极促进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要防止一哄而上、泡沫化，也不要搞一种模式。对于西部地区而言，“先立后破”要求各省市立足于自身产业基础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超前布局未来产业；“因地制宜”要求各地找准比较优势，高效利用资源禀赋、协同打牢产业基础、合理优化科研条件；“分类指导”则需要各地积极探索先进的生产要素组合方式，落实全国层面的顶层设计并有选择地推动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发展。当前，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进入纵深发展的机遇期，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虚拟现实等新技术快速向各个产业领域渗透，产业数字化、数字产业化进程不断加快，低空经济、元宇宙、无人驾驶等新业态不断涌现，推动了全球科技创新版图重塑和经济产业结构重构，也推动各国各地区比较优势重新洗牌、科技竞争优势重构。2024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重庆主持召开新时代推动西部大开发座谈会时强调：“坚持把发展特色优势产业作为主攻方向，因地制宜发展新兴产业，加快西部地区产业转型升级。”近年来，我国持续加大对中西部科技创新支持力度，在合肥、成渝和西安设立全国综合性科学中心，在成渝、武汉、西安设立全国科技创新中心，2023年中西部地区的科技研发投入增速达到9.2%和10.0%，均快于东部地区。
新一轮产业向中西部转移布局，就是要充分利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期，一方面鼓励东部地区“腾笼换鸟”，加快集聚全球创新要素，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另一方面发挥好中西部全国综合性科学中心和科技创新中心的引擎作用，持续推动中西部地区优势产业链拓链、传统产业延链、新兴产业建链，在新技术强化优势产业前沿水平、改造提升传统产业绿色水平、丰富新兴产业业态的诸多场景中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不断发展经济增长的新动能，拓展经济增长的新空间。
引导产业有序转移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路径和举措
引导产业有序转移促进区域协调发展，需要建立有利于产业跨区域有序转移的体制机制，加强区域间的基础设施联通和物流体系畅通，进一步降低产业跨区域有序转移的成本，加大对产业升级和科技研发的投入力度，降低产业转移的“落差”，持续保护修复生态环境和改善营商环境，不断创造产业转移的良好环境，使得东部地区和中心城市的资金、技术、劳动力密集型产业“转得出、留得下、能长久”。
第一，建立健全有利于产业跨区域有序转移的体制机制。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完善产业在国内梯度有序转移的协作机制，推动转出地和承接地利益共享。”推动产业跨区域有序转移，要通过建立相应的政策制度、健全产业协作机制、搭建承接产业转移平台、创新多种实现机制来破解制约产业转移的堵点卡点，实现转出地和承接地互利共赢。
一是探索建立产业转出地和承接地之间成本共担利益共享机制。产业“转不出”的重要原因是产业转移带走了经济指标和财政税收使得产业转出地既不愿意，也不配合，造成了大量早应向中西部和腹地城市转移的产业仍然集中在东部地区和中心城市，但已不具备生产的成本优势或经济安全的保障能力。因此，要加快探索在转出地和转入地之间合理分配经济核算指标和财政税收的政策制度，使得双方都能从产业转移中获益。
二是健全东西部协作、对口支援帮扶等既有产业协作机制。例如，持续发挥闽宁协作、苏陕协作、京蒙协作、沪云协作等东西部协作和对口支援帮扶机制的重要作用，将其与产业在国内梯度有序转移紧密结合起来，进一步拓展产业协作的内容和深度。
三是加快建设一批承接产业转移平台。发挥国家级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的牵引作用，在中西部交通便利、人口资源承载力好、工业基础扎实的地区抓紧再建设一批承接产业转移平台，为东部地区和中心城市产业转移创造空间和载体。
四是创新实施产业转移“飞地”“反向飞地”模式。在中西部地区和腹地城市设立一批由东部地区和中心城市直接管理运营的“飞地园区”，一些中西部产业基础好但高端化前沿化不足的产业可以在东部地区设立“反向飞地园区”，集聚高层次要素集中攻关产业链关键技术和核心环节。
第二，加强跨区域基础设施联通和物流体系畅通。产业在国内梯度有序转移需要高水平的跨区域基础设施建设和低成本的物流体系，只有保障生产要素和商品服务在国内低价高效流通，方能实现转移到中西部和腹地的产业有效融入国内大循环。只有通过优质生产要素的低成本流动，才能实现其高产出效率的聚集。当前，我国跨区域的基础设施建设还有短板，东西向的大通道和西部的南北大通道建设还有待加强，物流体系成本居高不下，2023年社会物流总费用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达到14.4%，高于欧美等发达国家。因此，要通过跨区域基础设施联通和物流体系畅通，进一步降低产业跨区域有序转移的成本，破除资源流动障碍。
一是加快推进跨区域大通道建设。以八横八纵高速铁路网为依托加快建设连接东部和中西部主要城市群和都市圈之间的高铁网络，织密中西部地区中心城市和腹地城市之间路网密度，补齐中西部地区接入跨区域大通道的短板。
二是着力推进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新一轮产业向中西部转移，是伴随着信息化、数字化、智能化浪潮风起云涌的过程，必然对中西部地区的算力、存力、运力、数据中心等新型基础设施提出更高要求。因此，要充分利用中西部地区大型新能源基地广布的优势，加快布局5G基站、工业互联网、城市基础网络完善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进一步提升中西部地区数字基础设施密度。
三是以多式联运为核心加快畅通物流体系。加快在中西部地区布局一批国家物流枢纽，完善铁路、港口、空港等枢纽节点集疏运体系，大力推动集装箱公铁联运、铁水联运、江海联运等多式联运，加快融入“通道+枢纽+网络”现代物流运行体系。
第三，加大科技研发和产业转型升级支持力度。资金、技术、劳动密集型产业从东部向中西部、从中心城市向腹地有序转移需要中西部地区和腹地城市有相应的产业基础和一定的产业高度才能“接得住”，而只有通过追加科技研发投入来延伸拓展转移来的产业“扩点成链”，才能真正把转移来的产业内化成区域长期发展的动力，形成新的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创造更多发展和培育新质生产力的条件。因此，新一轮产业向中西部转移，不能简单地理解为淘汰东部地区的落后产能，而是在新的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期内中西部地区对其进行接棒升级，从而成为承载更多就业、提升人民群众收入的产业载体。
一是布局建设一批科技创新平台。依托中西部高等院校、科研院所、企事业单位的国家重点实验室、国家工程研究中心等国家科技创新基地，加快布局建设一批工程研究中心、中试基地、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推动建设制造业创新中心、企业技术中心等创新平台。
二是建立多渠道东西部科技合作机制。利用人才交流、访问学习、互派挂职、联合研究等多种方式，建立东西部地区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大中型企业之间的科技合作机制，推动新知识新技能加速溢出传播。
三是以绿色化数字化为方向加快推动产业转型升级。中西部地区资源型产业、劳动密集产业占比高，要利用产业转移的机会，聚焦重点行业深入实施产业转型“绿色+数字”升级工程，深入推进能源绿色低碳转型，不断提升产业高度。
近几十年来，由于部分地区的盲目规划与对标建设，我国区域间产业趋同度有所增加，不仅中部与东部产业结构差异已经较小，西部地区也有相同的发展趋势，仅在具体行业中有所不同而已。同质化的产业体系虽然能利用先进地区的经验并有益于承接产业转移，但无法开展高效的分工协作和均衡的协同进步，使得中西部地区容易陷入投资及要素驱动的陷阱。各地区在加快科技研发和产业转型以培育新质生产力的过程中没有统一的模板和步骤。禀赋的差异和发展的差距使得西部各省市具有不同的后发优势，因而具有不同的产业结构发展方向和在国家发展大局中的战略定位。因此，各地区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机遇不尽相同，西部地区尤其要结合自身特点规划创新路径，畅通本地区特色的教育、科技、人才的良性循环模式，推动我国整体科研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
第四，持续保护修复生态环境和改善营商环境。优美的生态环境和良好的营商环境是产业持续发展的重要条件，不仅能够加强对于人才和资源的吸引能力，更能保护长期发展的自然与社会基础。中西部地区生态环境脆弱，资源承载能力较弱，营商环境相比东部地区薄弱，要在承接东部地区产业转移过程中持续做好生态环境保护和修复，加快改善营商环境，不断为产业转移创造良好“软硬”环境。
一方面，以建设美丽中国为抓手持续开展生态环境保护。遵照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等国家区域重大战略“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共同抓好大保护，协同推进大治理”的要求，深入开展生态环境保护修复，更加重视对秦岭、祁连山等重要生态屏障的保护，持续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推进以绿色低碳、环境优美、生态宜居、安全健康、智慧高效为导向的美丽城市建设。
另一方面，对标国际一流加快改善营商环境。按照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原则，为加快转变政府职能，以政务数字化、智能化为核心不断提升公共服务水平，形成法治化、信息化、市场化的长效机制，加快打造贸易投资便利、政策公开透明、机制协调联动、政务服务规范、法治保障完善的营商环境。
（作者为北京大学经济学院院长、教授、博导）
【注：本文系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路径与策略研究”（项目编号：18JZD029）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
①习近平：《进一步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 更好支撑和服务中国式现代化》，中国政府网，2023年10月12日。
②《中国共产党第二十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文件汇编》，北京：人民出版社，2024年。
③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的意见》，中国政府网，2024年9月15日。
④王一军、刘帆：《深度融入共建“一带一路”更好助力西部大开发》，《中国发展观察》，2024年第6期。
⑤窦红涛、贾若祥：《推动西部大开发形成大保护大开放高质量发展新格局研究》，《区域经济评论》，2024年第6期。
⑥蒲清平、马睿：《国家战略腹地建设的内涵特征、重大意义和推进策略》，《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4期。
⑦张辉、唐琦：《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原则研究》，《教学与研究》，2024年第9期。
⑧《进一步形成大保护大开放高质量发展新格局 奋力谱写西部大开发新篇章》，《人民日报》，2024年4月24日。
⑨《毛泽东文集》（第七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
责编/孙垚 美编/杨玲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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