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严格意义上的留守儿童大多处于隔代监护状态。无论为单亲教养还是隔代教养，留守儿童都面临某些方面的发展挑战，其中又以心理健康与社会适应方面的挑战最为突出。隔代教养下的留守儿童同时面对亲子隔离与隔代亲合的正负面影响，其发展结果是多维和多样的，除了心理韧性、社会适应能力的相对欠缺外，也可能发展出更为独立的人格并减少心理抑郁风险。在传统家庭功能削弱、社会流动程度加深的背景下，宜充分挖掘和发挥儿童主任制度的功能，以儿童主任为枢纽，链接政府、社会及社区资源，为留守儿童营造良好发展环境。
【关键词】留守儿童 隔代教养 心理健康 社会适应 留守经历 祖辈监护 【中图分类号】C915 【文献标识码】A
留守儿童是我国大规模人口流动背景下，因城乡户籍及劳动力市场分割等因素而催生的社会群体。2016年2月发布的《国务院关于加强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工作的意见》将留守儿童定义为“父母双方外出务工或一方外出务工另一方无监护能力、不满十六周岁的未成年人”，将单亲监护及父母间断性外出的儿童及高中学龄段的儿童排除在外。学界常用的留守儿童定义大多指向那些“单亲或双亲外出半年以上的在老家生活的未成年人”。本文也将采用这一定义进行阐述分析。此外，值得说明的是，学界通常所称的“留守儿童”大多默认为来自农村的留守儿童，只有在近十多年来才更多地将城镇留守儿童纳入研究范畴。考虑到本文引述的相关研究成果及本研究团队所作的分析基本上围绕农村留守儿童展开，如无特别说明，后文的“留守儿童”一般指来自农村的留守儿童。
留守儿童的监护教养情况以及留守经历对儿童的影响
由于单亲或双亲的外出，留守儿童处于非“双亲监护”的状态。为便于分类，学界一般将留守儿童的监护类型划分为“单亲监护”（与父亲或母亲一方生活）、“祖辈监护”（与爷爷奶奶或外公外婆生活）、“亲友监护”（与父母的亲友生活）等类型。上述监护类型分别对应不同的教养模式，其中“祖辈监护”即对应“隔代教养”。
虽然不同时代、不同地方的数据存在差异，但一般而言，留守儿童以“单亲监护”及“祖辈监护”居多。这与我国的文化传统密不可分。按照“祖带孙”“隔代亲”的习俗，我国儿童养育中的父母缺位往往由祖辈填补，传统上“男主外、女主内”的家庭模式在生计变迁的过程中策略性地转化为“父辈主外、祖辈主内”的隔代教养模式。有学者在综合1%人口抽样结果和几项多地区调查的数据分析结果后发现，大约有半数留守儿童与父母一方（多为母亲）一起生活，父母都外出的则多数由祖辈照料，只有少数被托付给亲戚朋友或兄弟姐妹相互照料，另有极个别留守儿童自己独立生活。①《中国儿童福利与保护政策报告2019》显示，那些双亲外出的16岁以下农村留守儿童，有96%由祖父母或外祖父母隔代教养。笔者团队利用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LDS2018）的数据所作的分析结果也大抵相似。由此可见，双亲外出的留守儿童基本上处于祖辈监护下的隔代教养状态。因此，探讨隔代教养与留守儿童发展的关系，是留守儿童问题研究中的一个突出议题。
留守经历即曾经是留守儿童的经历。综合前人的调查发现及笔者团队这些年来的定量和定性分析结果，留守经历对于儿童的影响是全方位的，涉及身体发育、认知发展、心理健康、社会适应等多个方面。由于父母外出务工经商带来的经济收益往往不抵亲子分离造成的消极效应，这种影响总体上偏向于负面，且这种影响往往延伸到成年以后，甚至终其一生都难以磨灭。有研究指出，与非留守儿童相比，留守儿童抑郁、焦虑的风险和得分都更高②。2021年，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国民心理健康评估发展中心发布的《乡村儿童心理健康调查报告》显示，留守儿童的心理健康风险更大，其抑郁检出率为28.5%、过度焦虑检出率为27.7%，均高于非留守儿童。学界对大学生、外来务工及其他劳动力的研究还进一步发现，曾经的留守经历对于个体的心理健康有着长期的不良影响。
心理健康与社会适应密切相关。早期教养经历通过作用于个体发育进程和关系发展进程，影响整个生命周期。对于留守儿童来说，非双亲照料的经历也往往引发依恋关系、社会发展和社会适应之间的串联效应和相互作用。例如，有研究发现，留守儿童的社会适应性低于非留守儿童，而且随着留守时间的增加，他们的社会适应功能有进一步下滑的趋势③。留守经历可能导致个人在成年后的职场中表现出更为保守退让的心理④。
隔代教养与留守儿童发展的研究现状
隔代教养指主要由祖辈担任监护人的状态，留守经历并不等同于隔代教养经历，但对于双亲外出的留守儿童而言，两者高度重合。因此，关于留守经历对于留守儿童影响的探讨，也在一定程度上与隔代教养相重叠。考虑到我国留守儿童大多处于单亲监护或祖辈监护状态，本文主要基于这两种监护状态下的留守儿童对比及留守儿童与非留守儿童的对比作相应分析。
纵览已有的关于留守经历对于儿童影响的研究，主要采用了两种比较框架。一是留守儿童与非留守儿童的对比，其中的非留守儿童包括流动儿童、返乡儿童、从未流动过的儿童等。二是不同类型留守儿童的对比，其中的类型划分又有诸多口径，包括双亲外出数量、监护类型、开始留守时间、留守所处人生阶段、留守时长等。相关研究结论虽有抵牾之处，但大多认为越早开始留守、长期留守、双亲外出的留守儿童受到负面影响的可能性更大。具体到监护类型，多数研究认为，祖辈监护下的隔代教养对留守儿童的心理健康和社会适应的负面影响更大，而单亲监护产生的负面影响则相对较小甚至无影响。但也有研究认为，由祖辈监护和单亲监护所产生的留守内部差异不大，对儿童产生不利影响的原因主要是留守经历。当然，祖辈监护下的隔代教养也具有多方面的积极意义，其积极影响包括形成独立、自主、尊老等优良品质。
关于祖辈监护下的隔代教养如何影响留守儿童的发展，已有众多实证研究和理论分析。一般认为，祖辈对孙辈的隔代教养是农村留守家庭可以获得的最重要的社会支持，这种支持往往呈现“重养轻教”的特征，但也会使得隔代互动变得更加频繁，形成紧密的情感联结，即隔代亲合。其中孙辈能够感受到祖辈的“爱”，这种积极情感体验可以为留守儿童提供稳定的依恋客体，但祖辈也会带给孙辈一些“烦”的消极情感体验，从而不利于孙辈的健康成长。其中的影响机制，依恋理论、压力理论及亲代社会化理论等已各有阐述。依恋理论认为，由双亲共同监护养育最有利于个体形成安全型依恋，而双亲一方或双方外出都将影响留守儿童安全型依恋关系的形成，形成“情感真空”，进而影响心理健康。亲代社会化理论进一步指出，与父母分离的孩子将因日常亲子互动的减少而妨碍其社会化进程。对于隔代教养的留守儿童来说，由于祖孙代沟及“重养轻教”的存在，容易形成“引导真空”，进而影响其社会适应。
隔代教养对留守儿童心理健康的影响
由于测量工具、调查对象和抽样方法各不相同，隔代教养对留守儿童心理健康影响的评价结果存在一定差异。当然，这种差异也在很大程度上与隔代教养的“双刃剑效应”密切相关。一方面，祖辈可以为留守儿童提供无条件的关怀指导及物质精神方面的支持，从而提高孙辈的生活信心、生活满意度和心理健康水平⑤。另一方面，由于一些祖辈对孙辈溺爱迁就，双方缺乏思想层面的沟通，对留守儿童心理健康具有消极影响，且这种消极影响具有长期性，会延伸到留守儿童成年以后。来自父母的支持仍是留守儿童心理健康最直接的促进因素。
笔者团队曾分别采用2010年外来工调查数据⑥及2018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作了定量分析，发现无论是采用一般健康量表（GHQ-12）、流行病学研究中心抑郁量表（CES-D）还是心理韧性来测量，其总体影响及不同监护类型的影响都具有一定差别。2010年外来工调查数据涉及珠三角和长三角地区19个城市的2385名“80后”外来工，在倾向值匹配的基础上分析了这些外来工的留守经历对精神健康（以GHQ-12为测量工具）的影响，发现在学前、小学或初中的某个阶段有过留守经历的“80后”农民工更有可能处于精神健康高危状态。区分监护类型来看，留守期间的同辈监护经历对外来工的精神健康有着相对显著的调节作用，而祖辈监护、亲友监护等的影响不那么显著。由于同辈监护基本上是由未成年的哥哥姐姐照顾弟弟妹妹，这种结果也在情理之中。
考虑到上述结果是基于对部分地区外来工的调查数据所得，可能存在样本偏差，笔者团队也利用2018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同样选取其中的“80后”群体作模型分析。该数据覆盖28个省市的15岁—64岁劳动人口和64岁以上仍在工作的群体，共有4093个有效“80后”样本进入分析。问卷采用了流行病学研究中心抑郁量表（CES-D）的数据，这是测量心理健康的常用变量。考虑到心理健康是一个包含多维度信息的变量，利用三道题目⑦建构了“心理韧性”指标来反映另一层面的心理健康。分析结果表明，是否留守在抑郁的比例上的差异显著。有留守经历组的抑郁发生率为10.87%，远高于非留守经历组的6.37%，其中从学前阶段就开始留守的个体被评定为抑郁的概率更是非留守个体的2倍多。从监护类型来看，不论是由单亲监护，还是由祖辈监护，均会显著增加个体成年后心理抑郁的可能性，不过单亲监护的个体在成年后产生心理抑郁的可能性要高于祖辈监护的个体。在心理韧性上，有过留守经历的个体相对更差，但这一差异并不显著。然而，留守时间越长，个体当前的心理韧性显著更差。分监护类型来看，祖辈监护对个体成年后的心理韧性有显著负面影响，而单亲监护的影响则不显著。
以上分析结果表明，留守经历总体上对于儿童的心理健康发展具有偏向负面的影响。如果仅在留守儿童群体内部作比较，则祖辈监护的隔代教养对于留守儿童心理健康的影响并不完全是负面的。与单亲监护相比，隔代教养有利于减少留守儿童心理抑郁的可能性，但却不利于心理韧性的培养。这可能与普遍存在的祖辈对孙辈的溺爱、放任做法有关，因为较少受到监护人的约束，其心理受压抑的可能性相对减少，但同时缺乏严格管束下的忍耐、吃苦和坚持等习惯的培养，从而导致心理韧性不足。
隔代教养对留守儿童社会适应的影响
社会适应指个体在与环境相互作用过程中达到人们期望的与其年龄和所处文化群体相适应的发展标准的程度，目前尚无公认统一的评估工具，研究者主要根据社会适应的“领域—功能”理论模型以及研究群体特点，对社会适应的结构内涵进行不同的操作界定⑧。以往相关测量涉及积极情绪、消极情绪与问题行为三个方面，也有学者选取抑郁、幸福感、问题行为与积极行为四个指标进行较全面的评估。一般认为，留守经历对于社会适应的影响主要通过对认知水平、社交倾向、价值观和心态等方面的冲击发挥作用。一方面，父母外出尤其是从相对欠发达地区向发达地区的迁移，有助于见识的增长及价值观念的嬗变，这些都可以通过言传身教、社会资本的直接使用和转介等方式作用于子女，有助于子女在父母的引导下开阔眼界和心胸，更乐于接受新的生活方式与价值理念，从而对社会适应具有积极作用。另一方面，与父母双方或单方的亲子分离，将直接影响留守儿童的安全型依恋的形成及正常的社会化进程，进而影响其社交技能、自我认知、性格倾向等，导致某些方面的社会适应能力不足。而诸多实证研究也已证明了留守经历对于社会适应的负面作用，涉及抗压能力弱、难以发展深入的社会关系、学习适应得分低、社交焦虑、社会适应能力整体偏低等。一些关注不同监护类型留守儿童的研究发现，隔代教养留守儿童的人际交往能力较差，容易产生社交退缩的现象⑨，对其生活技能、行为规范、生活目标等方面的社会化都会产生一定的消极影响。
留守经历的影响是持久而深远的。笔者团队使用CLDS 2018所作的数据分析表明，童年期留守对个体成年后的社会适应具有显著负面效应，且隔代教养的负面影响更大。根据问卷提供的变量，分别以社会信任、社区融入为社会适应的测量指标作了定量分析。
首先是社会信任。社会信任包含特殊信任和一般信任。其中的特殊信任采用个体对亲戚朋友、邻居、同学、同乡信任状况的评价来测量，使用主成分法对这几个题目作因子分析，其克朗巴哈系数为0.8356，使用最大方差法旋转后，提取特征值大于1的一个公因子，该公因子可以解释原有题目的66.34%，用于代表“特殊信任”。其中的普遍信任，使用“总的来说，您是否同意大多数人是可以信任的这种看法”这一题目来测量。两个测量指标的数值都被转化成0—10的得分并作了中心化处理。采用似不相关回归模型（SUR）所作的分析发现，留守经历对社会信任的影响存在“监护”效应，留守时由祖辈监护者，其特殊和一般信任均更低。无论是在学前、小学还是初中阶段留守，祖辈监护对个体成年后的特殊信任和一般信任均有显著负面影响，单亲监护的负面影响主要体现在初中阶段，且无论哪个阶段，祖辈监护的负面影响都大于单亲监护。
其次是社区融入。以被访者对所在社区的熟悉度、信任度及邻里互助程度为指标来测量其社会适应情况。结果显示，有过童年期留守经历的个体，其成年后对社区的熟悉度显著更差、对社区居民的信任度显著更低、邻里间互助程度显著更弱。进一步比较不同监护类型的留守经历的影响，发现与留守时由单亲监护者相比较，隔代教养的留守儿童在成年后的社会适应情况显著更差。具体来看，不论是在学前、小学还是中学阶段留守，祖辈监护均会对个体成年后的社会适应产生负面影响；而由单亲监护的留守者，成年后社会适应受到的负面影响较小，仅有那些在小学或中学阶段由单亲监护者会在邻里互助程度方面受到负面影响。
除了上述定量分析以外，曾经留守者的自我讲述也可以为我们提供隔代教养对社会适应带来负面影响的一些线索。祖辈隔代教养的留守儿童，由于父母双方的离开，在很小的时候就会认为人际关系是不安全的、不值得的，这种对人际关系的感知会对他们与同伴互动的意愿和能力产生长期的负面影响。笔者访谈过的诸多有过留守经历的成年人都表示，他们难以与父母建立良好的亲子关系，对于应该如何为人处世以适应这个社会，也往往迷茫彷徨。正如一位被访者所说的那样，“有些同龄人早就从父母那里得到的经验，我直到很晚才知道。我很没有自信，在人际交往方面有一点困难，就是有些事没人教你，只能自己看着学，但心里总没什么底气”。
隔代教养留守儿童的社会支持策略
隔代教养在我国有着悠久历史，也是留守儿童中常见的家庭教养模式。对于留守儿童来说，在父母都缺位的背景之下，由最亲近的祖辈来照料是最自然也最愿意接受的选择。但祖辈对待孙辈的隔代教养，也会面临溺爱和宽容、价值理念滞后、教育能力不足、代沟较为突出等问题，对留守儿童的身心发展产生不良影响。综合前人及笔者团队的研究结果可见，与单亲监护相比，祖辈监护下的隔代教养对留守儿童产生的负面影响更大。虽然隔代教养有利于减少留守儿童心理抑郁的可能性，但在心理韧性培养及社会适应能力培养等方面都处于明显劣势。这说明，虽然单亲监护意味着核心家庭结构被拆分，但父母一方尤其是母亲一方在家的监护模式仍可以为留守儿童提供较好的生活照料和关心抚育，满足留守儿童对亲密感和联结感的需要。而祖辈监护下的隔代教养却可能使留守儿童面临更多的发展挑战。
如何应对隔代教养为留守儿童发展带来的这些挑战，前人已作过多方面的探讨，提出了包括借助家校互动优化祖辈教养方式、提升隔代亲合质量、完善农村社会支持体系、父母祖辈勤沟通、教师学校多关怀、充分发挥短视频APP对留守儿童社会化的积极作用等在内的多种主张。不过，说易行难，要将学者们提出的对策建议落实为行动，还需要找到可持续、有保障、能见效的抓手。改进提升现已在全国基层社区铺开的儿童主任制度，做实做好儿童福利服务，为留守儿童及所有儿童营造良好的发展生态系统，将是一个比较可行的路径。
儿童主任制度肇始于2010年的“中国儿童福利示范项目”。2019年，民政部等十部门印发《关于进一步健全农村留守儿童和困境儿童关爱服务体系的意见》，明确了儿童主任的工作职责。在各社区设立儿童主任，负责收集村居社区所有儿童信息，对不同类型儿童进行分类建档，并开展后续的针对性服务，以确保所有儿童都能获得必要的关爱保护。其宗旨是为儿童尤其是困境儿童提供制度化保护。而在广大农村，留守儿童是最为主要的困境儿童，本文聚焦的隔代教养留守儿童，则又是留守儿童中需要特别关注的人群。《2023年民政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截至2023年底，全国共有儿童主任58.2万人。虽然儿童主任制度在实施中面临执行碎片化等现实困境，但由于其覆盖全面、嵌入基层、亲近儿童等特点，依然是我国可以依靠的重要制度性力量。倘若今后能从专业赋能、技术赋能、职业赋能等方面入手，对现行的儿童主任制度改进提升，为广大留守儿童尤其是处于隔代教养下的留守儿童提供制度化的社会支持，将在一定程度上消减隔代教养对个体心理健康及社会适应带来的不利影响。社会支持可以减轻个体的心理应激反应、缓解精神紧张状态、提高社会适应能力。儿童主任制度的有效实施，既可以通过链接资源、日常探访、家庭指导及平台服务，为隔代教养的留守儿童提供客观实际的支持，还可以通过宣传倡导、空间营造和集体活动等，让他们感到在社会中被关注、被理解、被支持，提供主观的、能被体验到的情绪上的支持。
外出务工或许可以改善家庭的经济状况，提高留守儿童的物质生活水平，但父母外出务工，尤其是父母同时外出务工、在孩子年幼阶段外出及超长时间的外出会对孩子的成长发展造成难以弥补和消除的伤害。对此，家庭、社区、学校和政府需各自从不同的层面采取行动。对于家庭而言，当外出务工不可避免时，父母宜在情况允许的条件下尽可能单亲外出、晚外出和短外出，以避免交由祖辈监护的隔代教养及过早和过长地处于隔代教养状态的诸多负面影响。对于社区而言，要贯彻落实儿童主任制度的各项任务，做好日常性的儿童信息监测、亲子教育指导、儿童活动组织及公共空间管理服务等工作。对于学校而言，需重点针对在校的由祖辈监护的留守儿童开展心理韧性及社会适应等方面的教育和引导。对于政府而言，则需要进一步改进社会福利政策、城乡发展规划等，减少农村家庭的“离散化”现象，从根源上减少隔代教养留守儿童的数量。
（作者为浙江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浙江大学社会调查研究中心副主任）
【注释】
①谭深：《中国农村留守儿童研究述评》，《中国社会科学》，2011年第1期。
②Gracia Fellmeth, Kelly Rose-Clarke,et al, Health Impacts of Parental Migration on Left-Behind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 A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Analysis,Lancet,2018 Dec 15,392(10164):2567-2582.
③郝振、崔丽娟：《自尊和心理控制源对留守儿童社会适应的影响研究》，《心理科学》，2007年第5期。
④刘志军：《能力还是心理？——对留守经历长期影响的一项实证检验》，《浙江社会科学》，2021年第3期。
⑤卢富荣、宋煜静等：《隔代教育对孙辈和祖辈的影响：双刃剑效应》，《心理科学进展》，2020年第10期。
⑥刘林平等：《劳动权益与精神健康——基于对长三角和珠三角外来工的问卷调查》，《社会学研究》，2011年第4期。
⑦这三道题目是：a.就算身体有点不舒服，或者有其他理由可以休息，我也会努力完成每日应该做的事（包括所有工作、学业及日常生活事务等）；b.就算是我不喜欢的事，我也会尽全力去做（包括所有工作、学业及日常生活事务等）；c.就算一件事需要花好长时间才能有结果，我仍然会不断地尽力去做。每道题的选项从1到4，表示同意程度逐渐增强。通过主成分因子分析的方式，提取了一个表征“心理韧性”的因子。
⑧刘文、于增艳、林丹华：《新时代背景下留守儿童社会适应促进:特点、挑战与应对》，《苏州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21年第4期。
⑨江采玉、贾勇宏：《隔代抚育对农村留守儿童社会化的影响研究——基于中国教育追踪调查2013—2014学年基线数据》，《云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2022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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