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告归”“告老”“致仕”，是我国古代官员的辞官退休制度。中国古代建立了完善的官员退休制度，并在不同朝代有着各自的特征和发展。在商周春秋时期的世官世禄制度下，告归官员具有推荐子孙继任的权利，他们返回采邑后管理地方事务，这成为后世退休官员参与社会建设的历史渊源。战国变法后官员任期制建立，汉唐间逐步形成七十岁致仕的规定。致仕程序是，由官员提出告归，朝廷批准后，给予半禄的退休待遇。致仕官员返回乡里或寄居他地，他们以言行为表率，推行教化。汉魏六朝官员归乡后的人际关系主要为宗族、乡党。宋明科举时代的致仕官员则以士林为交际对象，发挥着教化人心、澄清吏治的作用。
【关键词】古代官员 退休 致仕 社会治理 【中图分类号】K237.1 【文献标识码】A
世官世禄制度下的告归
有关古人退休的记载，最早见于《尚书·咸有一德》，“伊尹既复政厥辟，将告归，乃陈戒于德”。伊尹是协助商汤灭夏的功臣，商汤死后，他又相继辅佐了三任君主。对于伊尹的“告归”，唐代人孔颖达解释说：“告老，致政事于君，欲归私邑以自安。”“告归”便是以年老为由提出退休，将所承担的政事交还君主，回到自己的私邑安度晚年。
告归时，君主会询问其继任者的人选。据《左传》“襄公三年”记载，春秋时期祁奚请老，晋国国君征询他有关继承人的意见，祁奚推荐了仇人解狐，但解狐来不及任职便去世了，晋国国君又让他再推荐人选，这次祁奚推荐了羊舌赤与自己的儿子祁午。对于祁奚举贤，《左传》引君子之言赞誉其公正：“祁奚于是能举善矣。称其仇，不为谄。立其子，不为比。举其偏，不为党。”无论祁奚举仇人还是举亲人，晋国国君均予以支持，可见官员告归后仍然有着巨大的影响力。
尽管祁奚这样举贤不避仇的举动受到赞誉，但在商周春秋时期的世官世禄制度下，推荐子孙出仕才是致仕官员通常的选择。世官世禄是指同一家族世代出任某类官职，《左传》“僖公九年”记载：宋襄公“以公子目夷为仁，使为左师以听政，于是宋治，故鱼氏世为左师。”同一官职在家族内可以转让，如《左传》“文公十六年”记载，荡担任宋国司城，他死后本该由儿子公孙寿继任，但公孙寿却转而将职位让给自己的儿子荡意诸。他说：“君无道，吾官近，惧及焉。弃官则族无所庇。子，身之贰也，姑纾死焉。虽亡子，犹不亡族。”公孙寿将本该继承的官职转让出去，这件事的性质与官员退休将政务交还的性质相近，公孙寿的请辞属于提前退休。在当时的伦理中，儿子被视作父亲的分身，故而公孙寿作为儿子具有继承父亲官职的权利，作为父亲具有指定儿子继任的权力。
世官世禄制度下，告归的官员之所以还能拥有影响朝堂、控制地方社会的权力，归根结底是基于采邑制度。采邑是王朝支付官员俸禄的一种形式，与命官、封爵相配套。先秦铜器铭文中有不少是关于授予采邑与赏赐土地邑里的记载。孔颖达认为伊尹告归后是回到私邑以自安，所言的“私邑”便指因其受命、封爵所领受的采邑。采邑授予后属于官员私有，官员全族以之为聚居地，官员告归后返回采邑。官员去世后，子孙即便无官无爵，也拥有对采邑的合法继承权，甚至可以将采邑分割继承。
商周春秋时期的地方社会便是控制在大大小小的采邑主手中，即便他们不再担任朝廷官员，但采邑制度仍然为他们提供了各项权势，使之有能力影响王朝政策。在采邑的范围内，身为采邑主的告归官员委任家臣进行经济、社会等各项事务的管理，甚至在必要时动员采邑的人力、物力来组建军队。在采邑中生活的族人也在其领导之下。按照《礼记·丧服小记》的描述，在“五世则迁”的宗法制度中，作为嫡系的大宗世代相继，五服之内的小宗与之合族。继承告归官员官职的一般是其大宗的嫡子嫡孙。尚在五服之内的族人子弟，因分享贵族身份而能获不同层级的爵位，故而也有入仕的资格。在政治实践中，从宗族的层面来看，族人入仕被视作宗族势力的扩张；从地方社会的层面来看，则是当地势力能够持续地参与到国家建构中去的一种手段。商周春秋制度中告归官员所具有的采邑控制权，使他们返回采邑后能够更加直接地掌控地方社会，这成为后世王朝退休官员塑造自身地方影响力的重要历史渊源。
官员任期制下的致仕规定
战国秦汉时期，随着官员任期制的建立，对官员告归的年纪也开始有所规定。《礼记·曲礼上》记述：“大夫七十而致事。”东汉经学家郑玄作注：“致其所掌之事于君而告老。”“致仕”是“告老”的正式称呼。七十岁致仕是两汉的一般情况，但七十岁是一个参考值，而非硬性规定。《唐六典》卷二《尚书吏部》规定：“年七十以上应致仕，若齿力未衰，亦听厘务。”可见到了唐代，七十岁致仕被视作是应该的，但倘若官员身体尚好，也愿意承担政务的话，也可以继续任职。汉唐时期，官员致仕有了固定的程序：由官员先主动提出“乞骸骨”，皇帝会礼节性地予以挽留，然后以赏赐财物或给予俸禄而使其荣归。唐代官员以五品为界，五品以上由官员向皇帝上表请求致仕，由皇帝批准；六品以下向尚书省提起申请，再由尚书省向皇帝奏闻。
宋代继承唐代的致仕规定，文官七十岁致仕，但武官的退休年龄可以延长至八十岁。金代官员致仕年龄有所提前，通常在六十岁致仕，但也存在七十致仕的情况。元世祖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规定：“诸职事官年及七十，精力衰耗，例应致仕。”为了鼓励官员按时退休，大德七年（1303年）、大德十年（1306年）相继出台三品以下致仕加散官一等或遥授职事的政策。明初沿袭元朝制度，以七十岁为致仕年龄。洪武十三年（1380年）曾下降为六十岁致仕，永乐十九年（1421年）又改回七十岁致仕，从此成为明代通例。
与官员任期制、考核制相配合的是实物与货币俸禄制。汉代官员的俸禄主要由朝廷按时发放的谷物等实物及货币构成。官员致仕后，仍然能够获得稳定的退休收入，只是数额上会较之在职时有所减少。汉平帝元始元年（公元元年）下诏规定，秩比二千石以上的官员致仕，享有原来俸禄的三分之一。东汉时期，给致仕官员发放俸禄的范围扩大，秩六百石以上的官员致仕也可获得俸禄。
到了唐代，致仕官员的俸禄有了明确的规定，五品以上给予在职俸禄的一半，六品以下的情况则史籍记载不明。宋代的情况，按照淳化元年（990年）五月颁行的《致仕官给半俸诏》，文武职事官致仕后皆可按照寄禄官阶领取半禄。倘若致仕时还带有职名，则可领取全禄。金熙宗天眷三年（1140年）七月下诏：“诏文武官五品以上致仕，给俸禄之半，职三品者仍给傔人。”元代沿袭宋、金制度，致仕官员领取半禄。明代三品以上致仕依照官品给予俸禄，四品以下各升一等。弘治十一年（1498年）规定，如考满不称职，则不能享受升等致仕，只能按照原职致仕。这便以退休待遇为筹码，约束官员在任期间须恪尽职守。清代的致仕制度完善于乾隆三年（1738年），规定到达致仕年龄而乞休，恩准以原品致仕，可领全俸；未到退休年龄而因京察考核不佳而着令致仕者，也是恩准以原品致仕，但只能食半禄；勒令致仕者，则没有食禄的待遇。
除了朝廷给予的致仕俸禄，地方官致仕还可获得地方民众筹集的“还资”。汉宣帝时，名臣黄霸曾说，当时更换地方官会产生“送故迎新”的费用，即地方筹集物资或货币赠送给新来的地方官与离任的地方官。东汉、三国时期都有此类记载。到了东晋南朝，获取“还资”被视作离任地方官应有的权利，各地甚至为此设置了专门的官职“送故主簿”，并将若干郡县民户划定为送故吏卒，安排他们为离任的地方官服役一段时间。“还资”包括米、布匹，也包括送故吏卒提供的劳动力。由此一来，只要担任过地方官，便会积累大量的“还资”。“还资”中的相当部分会随官员致仕而带至其故乡或寄居地。
致仕官员的居乡生活与社会贡献
经过战国变法后，地方行政制度与商周春秋时期有了很大的不同，地方社会被纳入郡、县、乡、里的行政层级中。致仕官员无论返回故土，还是寄居他地，都被纳入乡里的行政管辖之下，这与商周春秋致仕官员在采邑中的情况完全不同。《史记·万石张叔列传》描述了万石君石奋归老后的生活状况。石奋原为河内人，其姊被刘邦纳为美人，故徙其家长安中戚里。中戚里在长安城内，居民为与皇帝结有姻亲的人家，故而里名为“戚里”。石奋以上大夫禄归老于家，后迁出长安城，徙居右扶风郡茂陵县陵里。石奋致仕后，以岁时为朝臣，仍然具有参与朝会礼仪的资格。但石奋谨守退休官员的本分，经过宫廷门阙必下车趋行，见路马必手扶车轼以示敬意。石奋的子孙为小吏，归家拜谒他，石奋也一定穿着朝服见他们，并且不称呼他们的名，以表达国家公职高于家人关系之意。同时，对于已任官员的家人之不当行为，石奋也会严厉地矫正。石奋居住茂陵县陵里时，他的儿子石庆担任内史，有一次石庆醉归，入外门不下车。石奋听闻后以不进食表达批评的态度。如果按照官员身份，石庆可以坐车进入闾里，里中长老都应该避让，但石奋认为居乡则应该照应邻里关系，石庆入外门不下车是非常不恰当的。经由这次批评教育后，石庆及诸子弟进入里门，都得趋行至家，以表对邻里的尊敬。司马迁赞誉石奋：“万石君家以孝谨闻乎郡国，虽齐鲁诸儒质行，皆自以为不及也。”
官员致仕后负有德行教化之则，他们的言行常常成为乡里表率，这是司马迁赞誉石奋的缘由。汉宣帝时，大儒疏广与侄子疏受分别担任太子太傅与太子少傅，二人同日称病，满三个月后上疏乞骸骨。回归乡里后，疏广每日设置酒食宴请族人故旧宾客，一年多后，疏广的子孙托人劝谏，认为疏广应该将皇帝、太子赏赐的黄金用来买田宅，而不要花费在饮食上。疏广回复说：“吾岂老悖不念子孙哉？顾自有旧田庐，令子孙勤力其中，足以共衣食，与凡人齐。今复增益之以为赢余，但教子孙怠惰耳。贤而多财，则损其志；愚而多财，则益其过。且夫富者，众人之怨也；吾既亡以教化子孙，不欲益其过而生怨。”疏广认为留给子孙过多财富会令其怠惰丧志，并处于受人怨恨的位置上，莫不如让他们像普通人一样自谋衣食。
对于汉代致仕官员的居乡生活，南朝人沈约归纳道：“罢公卿牧守，并还乡里，小人瞻仰，以成风俗。且黉校棋布，传经授业，学优而仕，始自乡邑。”即认为致仕官员以乡里为养老之所，并对乡里负有教化之责。魏晋南北朝时期，门阀士族以其深厚的乡里基础为其政治根基，因而除留居京邑者之外，致仕乡居的情况大体与两汉类似。隋唐颁行科举制，至宋代科举士人成为官员的主要来源之一，他们致仕后未必返乡，选择他地居住者不乏其人。熙宁四年（1071年）六月十一日，文坛领袖欧阳修致仕，他选择曾担任过太守的颖州居住。在此期间，欧阳修与儿子等人编撰了自己的著作《居士集》五十卷，并与文人名士写诗唱和，描述致仕后的生活，所作诗句“一生勤苦书千卷，万事销磨酒百分，放浪岂无方外士，尚思亲友念离群”，回顾过往，总结人生。
明代官员致仕多返回故里，他们推行教化的角色与汉代相似。但二者也有不同，汉代官员归乡后人际关系主要在宗族、乡党的范围内，明代致仕官员则以府、县内的士林为交际对象，他们与留居乡里的举人、生员结成了师生、同志，并以书院为活动场所。晚明著名的书院有东林书院、明道书院、文学书院、经正堂、志矩堂等，其中东林书院由削籍归家的官员顾宪成与弟顾允成发起，常州知府欧阳东凤与无锡知县林宰所营构，选址于宋人杨时讲学旧址。致仕官员是士林的核心，东林名士讲学，“士大夫抱道忤时者，率退处林野，闻风响附，学舍至不能容”。依托士林社会，致仕官员承担着教化人心、澄清吏治的功能。古代致仕制度及致仕官员的社会作用，当今社会建设仍然可以予以借鉴。
（作者为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博导）
【参考文献】
②《史记》，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
②《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
③《明史》，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
④《唐六典》，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
⑤黄惠贤、陈锋：《中国俸禄制度史》，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年。
责编/谷漩 美编/杨玲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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