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国际货币基金体系已经走过80年的历史。国际货币制度服务于国际贸易、国际收支平衡，促进各国经济发展，该制度从“制度约束”逐步走向“市场约束”，美元也经受了多种形式的冲击，从而使国际社会日趋选择国际货币的“多元化”。与此相适应，国际贸易体系，即世界贸易组织也正经历着一个变革的过程。面对严峻复杂的世界经济形势，我们要保持定力，谋求发展，凝聚国际共识，促进国际合作，推动形成开放、多元、稳定的世界经济秩序，为世界经济开辟更广阔的发展空间。
关键词:国际贸易 经济全球化 国际货币体系 贸易博弈
【中图分类号】F752.7 【文献标识码】A
服务于国际贸易体系的国际金融体系
1944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就开始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国际经济秩序和国际政治秩序。为防止“以邻为壑”的贸易政策重演，导致世界大战的再次发生，逐步建立发展了国际贸易组织（ITO），为了解决国际收支平衡和世界货币的问题，建立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WBG），以便国际贸易的顺利展开，促进世界经济的增长和发展。世界银行的建立主要是解决发展中国家可能出现的资金不足和难以平衡自己的国际收支等问题。应该说，这些机制为战后国际经济贸易秩序、国际金融秩序、国际政治秩序的建立奠定了良好的基础。这一点从战后至2008年全球经济的发展，全球贸易以年均6%的速度增长，经济全球化水平的不断提升得以证明。尽管以美元为中心的布雷顿森林体系经历了黄金与美元脱钩，其它货币与美元脱钩的动荡过程，但是，美元作为中心货币仍然没有根本的改变。2008年以后，美国在反思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发现，中国在融入全球化的过程中迅速发展，经过40多年的改革开放，充分发挥自身的比较优势，融入全球价值链。对外贸易和引进外资迅速发展，一跃成为全球第一大出口国和GDP总量位居世界第二位的国家。
总的来讲，中国经济发展得益于参与经济全球化，具体表现在，中国在2001年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WTO）和2016年加入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特别提款权（SDR）货币篮子。加入WTO意味着中国享受成员国给予的正常贸易关系待遇，从此，中国的国际贸易环境走向确定性的道路。中国庄严承诺，继续深入落实改革开放，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从而，中国要进行与国际贸易相关的一系列政策和制度的“合规性调整”。从2016年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开始，人民币成为国际货币基金中拥有特别提款权货币篮子的五大货币之一，在金融领域认可了中国经济的重要地位。同时，也意味着，中国要承担起国际责任，约束自身国际收支平衡水平在相对比较合理的范围。至于世界银行，中国早已作为发展中国家享受来自世界银行的优惠贷款，获得额外的发展资金。
美国的政策转向使国际货币“多元化”成为共识
美国前总统奥巴马曾别有用心地讲，假设中国过上美国那样的生活，对世界资源的威胁是不可想象的。由此，从奥巴马政府开始，借助《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和《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议》（TTIP），将中国排除在两大区域一体化组织之外，试图抑制中国的发展。在所谓“认真评估中国的情况”后，2017年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明确了，俄罗斯和中国是美国的两大竞争对手。2018年3月，美国开启了中美之间的战略性贸易摩擦。美国对中国的贸易压制尽管短期内是为了平衡中美之间的贸易不平衡，但从战略上是针对中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新冠疫情打乱了不断强化的战略性贸易争端，但是，拜登执政并没有终止这种打压，相反，他联合部分西方国家，将世界贸易组织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旨在维护贸易自由和金融便利的追求引向大国博弈，特别是美国与中国的大国博弈的轨道。实际上，从2016年开始，美国就迫使WTO争端解决机制停止运转，以美国国内法代替WTO自由贸易的规定，采取单边保护主义、高关税，选择性战略脱钩。以“杀敌一千，自损八百”的策略实现守成国对崛起国的打压。而且，这种打压不仅在贸易领域采取了选择性战略脱钩，还通过长期高利率“割”发展中国家和经济脆弱国家的“韭菜”，进而在技术上通过“小院高墙”阻挡在信息技术领域的交流。因此，尽管拜登执政时期没有宣扬“美国优先”，但实际上，通过打压全球贸易，借助重组价值链、生产链，形成“友岸价值链”和生产链，特别是形成美国、日本、荷兰等国家在芯片生产和交易的联盟，打压中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在此期间，无论是谁执政，都没有按照国际贸易秩序的基本原则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规定的原则行事，而是以打压中国为目标，发动贸易战、金融战、科技战。
美国的一系列背离当初所建立的国际贸易秩序、国际金融秩序的行动，不仅损害了国际贸易和国际金融秩序的正常运行，也对全球经济和贸易带来了诸多负面影响。动摇了美国国际贸易秩序维护者的地位，更损害了美元的世界霸权地位。尽管各国改革国际贸易制度和国际金融制度的内容有所不同，但是，探讨贸易体制多元化、国际金融体制的去美元化，至少是多种货币共同扮演国际货币角色的诉求成为共识。核心问题是，美国不愿意承担维护国际经济秩序的责任，又想借助现有的霸权地位获得“维护”国际经济秩序的回报，是各国所不能容忍的。因而，当今国际经济秩序的改革方向必定是国际贸易秩序多元利益基础上的新秩序和国际金融领域多元化包容的方向。在这个过渡期，国际经济秩序受到各种因素冲击。守成的美国成为阻止改革，又希望改革的“矛盾体”。美国希望，一方面，改革能够有利于维护和反映自身的经济利益和霸权利益；另一方面，改革的实施不能动摇美元霸权地位，即不能“去美元化”，不能出现替代美元的新货币，否则就会实施打压。对欧元如此，对可能的人民币国际化也是如此。但是，美元的威信是建立在美国在战后近70年的时间里作为国际经济秩序开创者、维护者、建设者发挥作用的基础上的，因此，当美国抛弃这些责任，转而实施“美国优先”的单边主义、民粹主义、保护主义的时候，美元霸权的基础将深受质疑。
美国政策的内部矛盾性及其可能的结果
面对美国的高关税，我们在认真分析的基础上，通过利用商品价格弹性迫使美国消费者承担，通过转口贸易，避开针对中国的贸易壁垒，通过人民币贬值抵消美国的高关税的负面影响，特别是通过技术创新，打破美国技术封锁，通过新能源技术开发形成我们新的比较优势，通过共建“一带一路”开拓新的国际贸易市场，在相当程度上战胜了美国的一系列打压。美国的学术界也认同美国在贸易战、金融战和科技战上的失败。美国即将离任的政客也在反思他们的失误。因此，摆在美国面前的问题，不是与中国的贸易战是否要继续打下去，而是该怎样走下去。
首先，中国作为经济实力位居全球第二位的大国，不可能也不会停止自身的科技创新和经济发展。中国深知，在参与全球化的过程中，尽管我们有了长足的经济发展和技术进步，但也尝到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后起国家的打压，从而一度出现特定产品生产萎缩，甚至停滞的局面。因此，在全球价值链中不断攀升、不断创新，才是建设现代化强国的出路。因此，中美之间的谈判是艰难的，也是我们必须警惕的。其中，我国制造业的实力和高科技产业发展必须的原材料是我们近期的谈判筹码，国内经济发展的巨大市场是我们高科技产业形成规模经济的重要基础。因此，不能设想，在美国试图发展高科技产业中获得中国的让步，合作共赢、公平竞争才是可取的。
其次，美国保护就业的政策也是令人怀疑的。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发达国家制造业的空心化不是发展中国家造成的，更多是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出于利润最大化的追求将生产链和价值链布局于全球生产成本最低的地方所致。因此，从比较成本的角度看，除非这种成本差异在各国之间逆转，否则，改变这种状况的基础途径是制造技术创新所带来的生产效率的提高，以致主要产品或产业的竞争优势、成本优势转向发达国家或科学技术先进的国家。从目前看，这些还很难实现。个别产业的发展，数字经济及其传统产业数字化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会改变比较成本的程度。但是，新技术的最大特点不仅是代替人的体力劳动，更是延伸、强化、甚至替代人的脑力劳动。从这个意义上说，保护或增强就业、创造劳动者就业机会的努力可能效果并不明显。更可能的是，经过不断学习和对人力资本的投资带来劳动力整体素质的提高，以致他们与高科技的发展、人工智能技术的不断发展携手并进。
第三，出于服务美国经济发展而采取的维护美元霸权的努力看起来与国际货币体系的稳定是一致的。但是，国际货币体系初期的目标是建立在美元要充当国际贸易交易手段、世界货币的角色之上的。它假定，美元在世界各国手里作为交易的媒介是足够的，不能太多，也不能太少。如果太多，就会出现“特里芬两难”问题，如果太少，则会出现美元荒，引起世界物价的急剧上升。尽管历史上我们都经历过。但是，美国近15年来以振兴美国经济，反周期运作所导致的一系列量化宽松、紧缩银根，高利率的政策，实质上造成了对经济脆弱国家“割韭菜”式的冲击，当然会引起对美元信任的不断弱化。当美国的公债发行额已经累计到36万亿美元时，特别是当前美国可能采取宽松的货币和财政政策刺激经济“再次伟大”时，人们对美元的信任丧失，不可避免地带来国际货币的多元化，进而，对美元霸权构成威胁。这不是由美国实力绝对下降带来的，而是因为美国不再情愿担当起国际经济秩序维护者、领导者的责任使然。因为在美国，无论是政府还是不少美国人都认为，目前，美国只有回过头来再次伟大，才有实力重新担当此任。
推动形成更加开放、多元、稳定的世界经济秩序
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们必须关注国际货币制度的改革，这种改革确实要避免盯住单独一个大国货币可能产生的“特里芬难题”，同时，又要考虑国际经济交易的发展可能带来的国际货币供应量的不足。在没有找到更符合经济发展需要出路的情况下，可能多元化、协作化、开放化才是我们应该采取的务实选择。否则，世界经济，特别是作为商品经济循环系统关键要素的货币体系将陷入混乱之中，世界经济难有平稳而快速的增长。同时，我们也要从更加复杂的情况出发，丢掉幻想。为此，我们需要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事情。
首先，抓住第四次科技革命给中国经济发展、科技创新带来的重要机遇，集聚各方面的力量调动高科技研发、应用的积极性，在与欧美的激烈竞争中奋力发展，实现从0-1的创新，从1-N的应用，形成广泛的创新型产品，充分利用中国巨大市场的优势，形成规模经济和新的比较优势、形成由传统比较优势向高科技产业比较优势、新能源比较优势、新材料比较优势的转变。
其次，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指出：“到二〇三五年，全面建成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面对外部环境的深刻变化，要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体制机制，形成能够适应和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调动民营企业、国有企业、三资企业等经营主体的积极性，形成积极发展经济、创新科技的良好体制和氛围。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充分发挥有为政府的调节作用。使“看不见的手”和“看的见的手”协同配合，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平稳运行和高质量发展。
第三，既准备好与美国政府打赢贸易战、科技战、金融战，又准备好与之展开谈判，应对复杂博弈的争夺战。既准备好在我们取消某些产品不退增值税政策并将税负转嫁给美国市场时国内市场可以有效调节，又要准备好保持人民币相对稳定下的适度宽松，减少美元动荡可能带来的“外部冲击”。
第四，我们坚持改革开放的道路，与周边国家、与“一带一路”共建国家、与欧洲国家、与俄罗斯、与东盟各国开展好正常的贸易与经济合作，多元化永远是我们发展经济合作的重要途经。改革开放40多年的历史证明，不开放是没有出路的。
第五，中国要积极参与国际货币制度改革，在国际货币制度多元化、开放化的探索中贡献中国力量。目标是促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发展。
通过“一带一路”倡议向共建国家提供国际公共产品，打造国际贸易新秩序
当前在世界经济下行的大背景下，各国需要形成的共识是，必须以合作的方式来化解贸易分歧及其带来的政策不确定性，而不是进一步提高贸易壁垒，破坏正在放缓的世界经济。因此，在逆全球化中我们应当通过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传递中国方案，为国际贸易新秩序的塑造贡献中国力量。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开放性、包容性、灵活性等特点使之显著区别于西方“以规则导向”为立足点的合作模式，是一种新型的国际经济合作模式。以往的多边、区域合作对于参与成员国都有一定的限制，或是对区域的限制，如APEC只限定在亚洲区域，或是对标准与资格的限制，如欧盟将民主、法治、人权等作为合作前提，亦或是对规则与标准的限制，如WTO只有通过谈判达成投资或贸易协定才有准入的资格。而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始终坚持和谐包容的理念，求同存异，对于参与方不设任何的门槛和准入条件，可以极大地推动地区合作。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框架下，共建国家在基础设施、资金融通、贸易畅通等方面都能享受到中国提供的公共产品。基础设施方面，中吉乌铁路、中泰铁路、金港高速公路、雅万高铁等重大工程项目有效提升了当地国家的互联互通水平；资金融通方面，在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丝路基金等融资平台的服务下，公共金融产品正为一大批基础设施、资源开发、产能合作等项目解决资金短缺困境。当前我国正通过提供国际公共产品来努力推进国际秩序向平等发展和公正开放的方向变革。
通过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打造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正是应对逆全球化的理论突围。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对原有旧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批判，继承了马克思“真正共同体”的价值意蕴，是深刻总结国内外历史实践，统筹国内和国外大局，为解决人类发展问题提出的中国方案，必将成为新型国际关系的标杆，推动国际经济秩序的变革。在旧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中，资本主义凭借科技和经济上的优势，占据产业链最高端，占用落后国家的资源，污染他国环境，干涉他国内政，资本扩张与恃强凌弱的特性给全球的和平发展带来了很大威胁，特别是2008年的金融危机给全球各国敲响了警钟。在这样的背景下，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既是对原有秩序的批判，也是国际政治经济走向新阶段必经的路径。2017年3月，联合国安理会通过第2344号决议，首次载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表明该理念已经得到国际上的认可与肯定。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框架中，合作共赢是重要原则，“人类命运共同体”也是利益共同体，以追求利益最大化为诉求，只有以共赢为诉求点，相互间的合作才能经久不息。以经济利益为主要驱动点，寻找利益最大化公约数，才能有效化解利益冲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强调责任共担是前提，利益共享与责任共担相互依存，责任共同体侧重于解决共同面对的问题，即在风险与困境前面，要做到同舟共济、风险与共。全球200多个国家都有各自的民族文化、文明以及发展历程，这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各种不同文化之间的矛盾。人类命运共同体倡导不同文明之间的求同存异、和谐共生；人类命运共同体秉承命运与共是归宿，本质在于解决人类可持续发展问题，实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共同体。因此，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所要打造的是真正“地球村”，推动形成新的更加公平合理的国际关系。
总之，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迎难而上，保持定力，谋求发展，继续沿着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前进是我们坚定不移的选择。
【本文作者为南开大学经济学院讲席教授；南开大学博士生鞠昕对本文亦有贡献】
责编：程静静／美编：石 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