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中国当下正经历着深刻的融入全球化并深化制度型开放的历史进程，更加深刻地参与到全球金融治理和经济治理之中，成为全球经济金融体系中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中国在维护全球金融秩序、积极融入全球金融体系的同时，不断争取全球金融治理话语权和规则制定权，从而为全球金融稳定和中国金融发展创造有利条件。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应遵循制度型、审慎型、渐进主义金融开放路径，在积极参与全球金融治理中坚持“五大自决”，即汇率自决、利率自决、资产定价自决、人民币基础货币发行自决和人民币国际化自决。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要不断完善金融治理体系，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为中国式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坚实基础。
关键词:全球金融治理 制度型开放 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 金融自决
【中图分类号】F8 【文献标识码】A
改革开放以来，金融体系始终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探索和建设中扮演着重要的支持者角色，也始终是支撑中国经济和产业结构不断转型升级的重要力量。不论是新中国成立后前30年的大一统金融体制，还是在改革开放之后经过长期市场化转型而形成的新型金融体制，都为中国的工业化和现代化做出了历史性贡献。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随着中国逐步深入参与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我国金融体系的市场化和全球化程度也逐步提升。中国的金融体系，始终服务于国家发展战略，始终服务于实体经济，始终服务于国家体制创新，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的金融发展和金融治理之路。清晰而一以贯之的战略目标、系统动态平衡的思维模式、稳中求进的推进策略、弹性灵活的制度体系，构成了中国式金融发展和金融治理的基本方法论特征。在学术上系统总结中国式金融发展和金融治理的基本理念和实现路径，从而建构金融发展和金融治理的中国学派，这是中国学者有能力承担也必须承担的历史使命。我们既要有“接着讲”的勇气和担当，也要有“对着讲”的学术自信。
而今，中国金融发展和金融治理面临着崭新的时代背景。从世界范围来看，全球金融治理体系正处于二战之后最大的变局之中，以美元为核心的全球支付和结算体系正在发生深刻的转折性变化，全球金融治理规则的重构正在以前所未有的急迫感提上议事日程。而这一重构的过程，又交叠着世界政治格局、军事格局、工业产业格局和经济贸易格局的重大变化。看似一团乱局，实则转机已现。当下中国正经历着最为深刻的融入全球化并深化制度型开放的历史进程，更深刻地参与到全球金融治理和经济治理之中，成为全球经济金融体系中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2024年11月18日，习近平主席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出席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第十九次峰会第二阶段会议并发重要讲话，指出：“应该结合二十国集团职能，在经济、金融、贸易、数字、生态环境等领域进一步凝聚国际共识，完善全球治理，促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这一重要讲话为我国积极参与全球治理指明了方向。本文从积极参与全球金融治理的角度，探讨在制度型开放条件下走出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的基本思路。
维护全球金融秩序，追求积极融入全球金融体系与争取全球金融治理话语权的统一
当一个国家的经济体系逐步融入全球化体系，构成一个开放经济形态，其金融体系的全球化程度必将逐步提升，其参与全球金融治理的必要性也必将逐步提升。中国近年来提出实行制度型开放[1]，其基本理念不是仅推进一般意义上的金融开放和经济开放（即在本国的经济体系中引入外国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而是要推进制度型开放，即在金融开放的同时积极参与全球金融治理，积极参与全球金融治理规则的制定，争取更多的全球金融治理话语权，从而在更积极的意义上创建一种更为公平、更为合理的全球金融新秩序。制度型开放着重于制度的建构，而不仅仅是本国金融资本的全球化运作。在后布雷顿森林体系时代，中国要维护本国金融安全、金融利益，要在全球金融治理中获得平等、公正的话语权，就必须从规则的层面上参与全球金融治理，有对不公正的旧规则说“不”的勇气，如此才能真正维护本国金融和经济利益，同时也能以金融和经济大国的地位为构建公正平等的国际金融新秩序做出贡献。二战之后形成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金融秩序，从而决定了今天的国际金融交易秩序和外汇市场秩序。这一国际金融秩序，实际上是以美元霸权为中心、为了维护美元霸权而设计的一整套金融制度和金融交易规则，这些规则和制度对一般发展中国家（全球南方国家）存在许多不公正之处。1999年欧元的产生对这一体制构成了一定的挑战，但是近年来美国通过对欧洲政治体系和军事体系的强有力的干预（尤其是俄乌冲突以来，美国更是牢牢把握了欧洲经济政治的主导权），使得欧元对美国货币霸权的威胁变得越来越小，欧元挑战美元国际货币地位的可能性变得越来越渺茫。在这种情况下，国际货币体系（主要是国际货币支付体系和交易体系）的重构和全球金融规则的重构就显得极为重要。全球南方国家试图建构新型全球支付体系，这些努力意味着后布雷顿森林体系时代美元霸权的逐步改变，也意味着一种新型的、更为公正合理的全球金融秩序正在形成。
现代化金融治理追求积极融入全球金融体系与争取全球金融治理话语权的统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积极融入全球化的过程中，经历了几个不同的发展阶段。第一阶段，被动接受现存全球化制度、不断适应现存制度并按照所谓国际“惯例”调整本国相关政策法规体系的阶段。第二阶段，与现存全球化制度不断磨合、博弈的阶段。这个阶段，中国和西方国家必然出现很多贸易和金融领域的摩擦。第三阶段，主动与相关国家进行协调协商、沟通交流，并积极寻求在现有全球法律框架内争取自我合法权益的阶段。第四阶段，积极参与全球化规则制定，努力争取自己在全球金融和经济治理中话语权的阶段。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尤其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的二十多年来，中国从被动接受现有国际经济、贸易和货币金融制度、逐步强制性地适应现有制度，不断地向主动参与制度制定、争取规则制定权和话语权转变。这个转变过程是十分艰难的，其中既包含着为了融入全球化、为了完善自己的制度体系而主动学习和适应全球规则的过程，也包含着与不公平的国际金融和贸易制度进行艰苦博弈斗争，并努力争取构建全球经济金融秩序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学会以积极的、稳健的、从容的心态参与国际金融治理与合作，学会博弈的艺术，学会在现有规则框架内争取自己的合法利益，同时也学会利用合作机制，争取可以争取的力量，共同协作，努力建构有利于全球金融治理公平化的全新制度体系。最近央行提出要依托二十国集团、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国际清算银行等平台深度参与国际金融治理，推进全球宏观经济金融政策协调，并做好中美以及中欧金融工作组工作，在扩大国际合作中提升中国的金融开放能力。这种充分利用多边机制、渐进积极参与全球金融规则制定的包容性策略，是我国当前应该采取的最佳策略。全球金融治理新秩序的建构，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中国与全球金融霸权国家之间的持续博弈和艰苦周旋将是漫长的，中国必须以历史耐心完成这场伟大的博弈，不能急于求成。
遵循制度型、审慎型、渐进主义金融开放路径，实现“金融自决”并积极参与全球金融治理
中国金融开放的基本原则是实现“战略自主”，即由中国来决定金融开放的次序和金融开放的深度。中国的金融开放，是中国金融现代化的内在需求，是中国经济和金融体系走向全球化的内生性的战略要求，而不是屈从于外国压力的被动的金融开放，更不是接受外国不平等条件从而损害中国金融安全的消极的金融开放。中国的金融开放，目标是通过开放实现金融体系的顺利市场化转型，实现金融机构的多样化和市场竞争的充分性，改善中国金融体系的竞争格局，增强中国实体经济获得完善金融服务的能力，从而促进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和金融体系的健康稳定发展。在一个全球化的金融体系中，一国保持“战略自主”、切实维护本国金融安全、有效防止一些发达国家通过金融霸权收割本国的金融资产并保障本国的产业安全（尤其是像能源和粮食等战略领域的安全），对本国的总体经济安全极为重要。一些发展中国家在金融开放的过程中正是因为不能始终坚持“战略自主”，从而丧失了对本国战略产业的控制能力，使本国资产轻易被金融霸权国家所掠夺，这是巨大的历史教训。在金融开放的过程中，认识到“战略自主”的重要性并对金融霸权所导致的严重后果有清醒的判断，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是生命攸关的大事。在金融开放的过程中，整个学术界都要认识到“战略自主”的重要性，从而破除美西方所主导的“虚假金融观”的误导。金融开放的“战略自主”，其前提是一个国家具备政治独立的基本条件，而更深刻的基础，是一个国家在文化上具有独立性，这就是中国一直在强调的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这种文化上的“战略自主”，才是金融开放的战略自主的最坚实根基。关于这一点，赫德森曾提醒道：“如今华盛顿共识的趋势一方面是通过美元标价的债务，使几乎各国经济都不堪重负，从而阻碍世界的发展；另一方面要求以美国的美元债务作为结算各地区国际收支平衡的手段，其结果是耗尽了整个国际体系，各地区经济体迟早会声张其主权……这是一个不可持续的国际体系。但是，取代它的将是什么？如果外国经济体要取得金融独立，它们必须建立属于自己的管制机制。……金融独立是以政治自主，甚至文化自主为前提的。经济课程需要抛弃芝加哥学派的货币主义理论和哈佛式经济学，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紧缩计划就是建立于前者之上，而后者使俄罗斯的私有化灾难合理化。”[2]政治自主和文化自主，以及整个金融学和经济学教育的自主，乃是金融独立和金融业战略自主的重要基础。赫德森的这一见地，是振聋发聩、发人深省的。如果我们在大学的金融学和经济学教育中仍然不能摆脱芝加哥学派和哈佛式经济学的教条控制和束缚，仍然接受这些为金融霸权服务的经济学和金融学教条的灌输，中国就永远不能实现在建设现代化金融治理和金融行业战略自主上的“自觉”与“自决”。
中国基于战略自主的金融开放始终坚持审慎开放、渐进开放和制度型开放。中国不仅通过金融开放不断完善自己的金融制度和金融管制法规，使之不断与国际规则接轨，同时也积极参与全球金融治理，参与全球金融规则制定，积极改变那些对中国和其他全球南方国家不合理和不公平的金融制度，这就不可避免地与那些执行金融霸权的国家产生激烈博弈。这一博弈自然是长期的。在金融开放的过程中，中国既要接受通行的国际规则（所谓“接轨”），同时也要勇于对不平等、不合理的全球金融游戏规则说“不”，要积极通过参与全球金融治理，通过参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以及由中国参与倡导建立的金融组织（如金砖国家、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来实现对全球金融规则的重构。
在积极参与全球金融治理过程中坚持“五大自决”
具体来说，中国在积极参与全球金融治理过程中，要始终坚持“五大自决”，即汇率自决、利率自决、资产定价自决、人民币基础货币发行自决和人民币国际化自决。
第一，汇率自决。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外汇市场交易逐步放开，汇率的形成机制逐步市场化，但是汇率市场化的过程是渐进的，有控制的。因此，中国执行的是“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并不是完全由市场决定的自由浮动汇率制度。中国政府保持对外汇市场的一定控制权，这是由本国外汇市场的发育程度决定的，也是有利于本国外汇市场的基本稳定的正确做法。在汇率机制的市场化领域急于求成，就会使居于弱势地位的货币丧失定价权，从而难以保障外汇市场的稳定。这一点在1986年日元汇率被美西方操纵而被迫升值以及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时期东南亚各国汇率被国际投机金融资本所操纵而大幅度贬值的惨痛事实中，就可以看得很清楚。中国始终保障国家对人民币汇率的一定控制权，既基本依靠市场机制决定汇率的形成，也不迷信市场，不放纵市场，使国家具备汇率市场的基本控制力。中国人民币汇率的形成基本是联系一揽子货币的，其中主要是锚定美元，这种联系汇率制（尤其是深度锚定一种主要货币）是有很大局限性的，对于中国人民币汇率的基本稳定以及汇率自决是不利的，未来应该进一步改善人民币的锚定物，使人民币汇率的形成机制更加具有自主性，更加科学化和稳定化。
第二，利率自决。利率自决也就是一国货币政策的自决。中国始终执行独立的货币政策，避免货币政策被其他国家所控制，尤其是避免落入美元利率政策的陷阱。中国制定利率政策的基准点始终是根据中国自身的宏观经济发展状况和需求而制定，这一战略定力使得中国在与美国的金融博弈中始终把握主动权，而不被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的货币和利率政策所掣肘。美国通过操纵利率，来影响全世界的资本流动，同时操纵全世界的资产定价，以利于美国金融垄断资本在全世界的资产收割。因此，坚持利率自决，是保障我国货币政策独立性和保护我国资产价值稳定的重要政策前提。
第三，资产定价自决。资产定价自决既跟利率政策的独立性密切相关，又跟一国在这些资产市场交易中的独立地位密切相关。一国若放弃本国重要的战略资产的定价权，就会被国际垄断资本所控制，其产业也最终沦为其他国家的财富机器。尤其是房地产定价权、股票市场定价权、贵金属定价权、重要能源定价权、粮食定价权，是一个国家最重要的资产定价权，必须始终掌握在本国手中。在一个全球化的市场环境中，所有资产价格都会受到国际市场交易的严重影响，正因如此，一国控制本国资产定价权尤为重要。中国的中央银行、证监会、金融监管总局要始终保持对我国关键资产的定价权，这就需要不断完善和增强我国政府干预市场的机制和能力，完善相关的期货交易市场（比如粮食期货、石油期货等）的定价机制，夺取全球期货市场的定价权。国家对关键行业的控制力不能削弱，防止外国垄断金融资本控制我国关键行业。比如近二十年来，西方垄断资本在我国粮食市场上大举布局，一些对我国国计民生影响重大的粮食产业，很大程度上已经被西方垄断资本所掌控，大豆产业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3]。几十年间，我国由一个大豆的净出口国，变成一个巨量进口大豆的国家，大豆产业遭遇严峻打击，其根源在于我国众多主要的大豆压榨企业都已经被跨国粮食资本所收购或者控股，这就导致一段时间以来，外国大豆基本完全取代中国国产大豆而成为大豆压榨企业的唯一原料来源。大豆的定价和大豆油的定价已经基本落入跨国粮食垄断资本之手。目前这一局面得到改变。从大豆的例子就可以看出，我国在对外开放的过程中，必须对关键行业的产业安全高度重视，要牢牢控制关键资产的定价权。2024年9月以来，房地产市场和股票市场的价格保卫战，就生动地说明了这一点，央行、证监会和金融监管总局在价格保卫战中运用多样化的工具，对房地产市场和股票市场进行有效、有力、有序的干预，实践证明，我国央行和金融监管部门具备控制资产定价权的基本能力。
第四，人民币基础货币发行自决。货币发行跟利率政策一样，都要保持必要的独立性，以避免被其他国家牵着鼻子走。要逐步改变通过结售汇体系而被动增加货币供给的机制，从而形成我国自己的科学的货币供给机制。近十几年来，中国积累了巨额的外汇储备，这些外汇储备主要是以美元债券（美国国库券）为基本存在形态。中国通过结售汇体制来发行人民币基础货币，进而使得外汇储备与人民币基础货币发行量之间甚至形成了相当固定的对应关系，这就造成了一个对于我国基础货币发行存在风险的现象，也就是结售汇规模或美元计价的外汇储备成为决定人民币基础货币发行量的最重要变量。因此，学术界不断警醒我国货币发行部门注意调整我国的人民币基础货币发行机制。因为在原来的人民币基础货币形成机理下，我国的央行事实上面临着有可能成为美联储的分支机构的风险，而央行主要应根据本国经济发展的战略需求来决定基础货币发行量，从而使人民币不致于成为美元影子货币。因此，实现人民币基础货币发行自决，科学调整我国基础货币形成机制，对于我国货币发行安全、产业安全、资产安全极为重要。
第五，人民币国际化自决。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不断上升，中国在国际贸易和全球产业链中的重要性不断提升，人民币的国际地位也在不断上升，人民币国际化已经成为不可逆转的历史趋势。人民币的国际化是随着我国产业的走出去、随着我国对外贸易的拓展而逐步展开的，因此人民币国际化有着坚实的产业和贸易基础，而不是中国政府一厢情愿地去推动人民币国际化。中国人民银行《2024年人民币国际化报告》中指出，2023年以来，中国人民银行坚持市场驱动、互利共赢，以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促进贸易投资便利化为导向，统筹好发展和安全，稳慎扎实推进人民币国际化，为境内外主体持有、使用人民币营造更加良好的政策环境和市场环境。人民币在跨境交易中被更广泛地使用，人民币国际地位和全球影响力进一步提升。跨境人民币业务服务实体经济能力持续提高。2023年，银行代客人民币跨境收付金额合计为52.3万亿元，同比增长24.1%，其中，经常项目尤其是货物贸易人民币跨境收付金额增长较快。货物贸易人民币跨境收付金额占同期货物贸易本外币跨境收付金额的比例为24.8%，同比提高6.6个百分点。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SWIFT）数据显示，2024年8月，人民币在全球支付中占比为4.69%，2023年11月以来，人民币连续十个月成为全球第四位支付货币。中国人民银行深化金融市场改革，扩大金融高水平双向开放，人民币投融资功能进一步深化。SWIFT数据显示，2024年8月，人民币在全球贸易融资中的占比为5.95%，是全球第二位贸易融资货币。中国人民银行不断深化与境外央行间货币合作，货币互换安排成为全球金融安全网的重要组成部分。2023年以来中国央行与沙特阿拉伯、毛里求斯央行签署双边本币互换协议，进一步促进贸易和投资便利化。海外人民币清算网络持续优化，2023年以来在巴西、柬埔寨、塞尔维亚新设人民币清算行。截至2023年末，主要离岸市场人民币存款余额约1.5万亿元。报告指出，央行将进一步完善人民币跨境使用基础性制度安排，更好满足各类主体人民币交易结算、投融资、风险管理等需求，深化金融市场开放，统筹好金融开放和金融安全。从央行这份详实的报告可以看出，人民币的国际化没有脱离实体经济，没有脱离贸易和投资，是紧紧围绕产业和贸易而进行的实实在在的人民币国际化，人民币国际化也不是为了形成人民币在国际上的垄断地位，而是为了服务实体经济，服务于企业走出去。因此，中国在全球支付货币、清算货币、储备货币和投融资货币中的比重不断上升，是基于实实在在的国际贸易和产业发展需求。人民币的国际化，绝不能简单追随美元霸权模式，而是以实际货物贸易和产业投融资为基础，稳步实施人民币国际化战略。
坚持走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和参与全球化深度的不断提升，我国金融治理体系的市场化、全球化和开放化的程度也越来越高，中国的金融安全也越来越受到国际金融市场和国际金融制度的深刻影响。这要求我们必须把现代化、市场化、开放化和安全化高度统一起来。在中国现代化金融治理体系建设和完善的过程中，始终抓住实体经济这个牛鼻子，始终抓住产业升级这个重要抓手，以金融手段大力支持科技创新和实体经济发展，推动五大金融体系的完善，从而助力我国的国家金融竞争力不断提升。同时，中国还要以积极主动的心态，深度参与全球金融治理，推动制度型金融开放。中国要循序渐进稳步推行金融开放和人民币国际化，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中始终以增进贸易投资便利为主要目标，坚持稳健和务实的人民币国际化路径。积极参与全球金融治理的同时，还要强调金融自主和“金融自决”。中国深知，在一个全球化的金融体系中，坚持本国的金融自决对于金融安全异常重要，中国在金融开放的过程中坚持维护国家金融主权，努力实现汇率自决、利率自决、资产定价自决、基础货币发行自决和人民币国际化自决，警惕金融帝国主义的“金融殖民”。当然，中国的金融开放政策同时也意味着中国金融业更多地“走出去”，融入全球金融体系，推动中国银行业国际化发展，而中国银行业国际化发展的历史进程也同样要遵循渐进主义原则，将内向国际化（国内金融市场向外资的开放）与外向国际化（中资金融机构走向国际金融市场）紧密结合起来，将推动跨国银行本土化经营和充分实现内外联动结合起来[4]。
今天，全球政治经济局势纷繁复杂，大国博弈进入关键周期，中国面临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在这样一个全球背景下，我国现代化金融治理体系的不断完善，不仅对于我国金融体系健康稳定发展和建设现代化金融强国意义重大，更事关中国式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大业。紧紧围绕五大金融建设，密切服务国家产业升级与转型，聚焦科技创新与可持续发展，构建以人民为中心的现代化金融治理体系，审慎、渐进而不失时机地深化中国金融体系的市场化、国际化和多元化改革，中国金融业才能真正走上康庄大道。
【本文作者为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北京大学产业与文化研究所常务副所长；本文系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与理论研究工程重大项目《新中国工业化进程与举国体制研究》（2021mgczd008）阶段性成果】
注释略
责编：李 懿／美编：石 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