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人文经济学是文化-经济一体学，是文化-经济生态学，也是建构现代化的“中国式”的文明学。人文经济学的话语形态不是“＋思维”而是“‘化’思维”。人文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可概括为“一体三维两概念”，其以“文化-人-经济”一体贯通为逻辑构架，以文化、人、经济建构三维坐标，以“人文力”和“人化”为体系的两大基本概念。人文经济学的内涵有狭义、广义和实践三重意蕴。狭义上是经济文化化、文化经济化；广义上是文化-经济一体化，是文化-经济的辩证生态；实践上是现代化的中国式的“文明学”。人文经济学的理论有三个基本原理：“人文力”原理、“人化”原理、现代化的“中国式”原理。总之，人文经济学是基于文化与经济关系的关于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话语和中国理论。
【关键词】人文经济学 中国话语 中国理论 现代化的“中国式”
【中图分类号】F12/G05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5.03.002
【作者简介】樊浩，本名樊和平，东南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部主任、道德发展研究院院长，资深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研究方向为道德哲学理论、中国传统伦理、当代中国道德发展、中西方哲学与文化等。主要著作有《伦理道德的精神哲学形态》《中国伦理精神的历史建构》《伦理精神的价值生态》《道德形而上学体系的精神哲学基础》等。
“人文经济学”是学术发展中一个少有的使经济学家、人文科学家和文化学者都感到鼓舞和兴奋的概念话语。人文科学家和文化学者似乎在经济学的强势话语中获得了一次具有毋庸置疑的合法性与合理性的出场在场的重大机遇；经济学家则开拓了一种新视界和新领域。然而，无论是人文科学家的诠释还是经济学家的论证，似乎都无法使人文经济学走出某种听之不闻、视之不见的希夷之境，因而其至今在理论和实践上仍是一个小众话语，其研究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意识形态的推动才得以不断向前迈进。关于人文经济的研究和人文经济学的建构，必须超越意识形态的初始动力，进行学术理论的自觉建构。在方法论维度，只有在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意义上，将人文经济学作为中国话语和中国理论具有原创意义的探索，才能真正理解人文经济学的理论和实践意义。概言之，人文经济学是超越经济学和文化学，使文化与经济一体化的文化-经济生态学；是基于中国经验、中国问题，探索和建构现代化的“中国式”的文明学；是借鉴西方理论和西方经验，但又走出西方学术依赖的中国话语和中国理论，是在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中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重大创新。
人文经济学的理论和实践建构的基础性工程，是对其进行话语形态和理论体系的研究。为此必须探讨一个问题：人文经济学如何是一种中国话语和中国理论？是何种中国话语与中国理论？
人文经济学的话语形态：“＋思维”还是“‘化’思维”？
文化与经济如何一体？人文经济学如何建构？在话语体系的建构方面，必须超越“＋思维”，达到“‘化’思维”。
理解人文经济学，首先必须超越“＋思维”。这种思维将人文经济学理解为“人文＋经济”或“经济＋人文”。“＋思维”是伴随电子媒介产生而形成的一种话语方式，其要义是电子媒介作为一种新兴科技在生活世界中的运用，如互联网＋教育、互联网＋金融等。然而由于新兴科技对现代生活无所不在的广泛渗透，它已经从一种话语方式逐渐演变为思维方式，形成“＋思维”。其实，即便在科技领域，“＋”无论在话语方式还是思维方式方面都有其深刻缺陷。电子媒介对现代世界的意义，不只是科技的运用或所谓的科技赋能，而是创造了一种新的信息方式，使人类世界从口头交流的第一种信息传播方式、以印刷媒介为标志的第二种信息传播方式，进入以电子媒介为代表的第三种信息传播方式，开启了电子信息时代。电子信息传播方式从根本上改变了世界的交往方式，产生了与客观世界同行的另一个世界即虚拟世界，宣告一种文明新形态的到来。从元宇宙到信息鸿沟，都是电子信息时代人类面临的深刻挑战。“＋”的话语方式只是在电子信息传播方式的工具价值方面有合理性，一旦演绎为思维方式，则会因表达力的缺陷陷入对新兴科技的认识论盲区，进而可能异化为文明自身的缺陷。
以“＋思维”理解人文经济学有两种典型表达。一是将其理解为“文化＋”，即“文化＋经济”，它的典型话语是“文化产业”；二是将其理解为“经济＋”，它的重要论证之一是所谓现代西方经济学的人文转向。在一定意义上，文化产业具有某种人文经济的要素，然而如果将它等同于人文经济或人文经济学，将产生深刻的误读与误导。“文化产业”作为从西方引进的概念，其原意为“文化工业”（cultural industry）。作为工业文明时代的话语，它在文化生产方面具有一定合理性，但因其遵循工业逻辑进行文化生产，并且以市场为导向，因而这一概念自诞生就受到人文科学家尤其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们的激烈批判。一个简单的道理是：工业生产与市场机制遵循“需要-满足”的消费逻辑，而文化对社会的满足方式，不仅是基于生活需要的消费，更具有提升人性、移风易俗，为人提供安身立命基地的意义。“文化工业”的概念在界定文化产业化的同时也内含将文化工具化的深刻缺陷，因而以“文化＋”的思维理解文化与经济的关系，潜藏着深刻的文明风险。
人文经济学的话语令经济学家们兴奋的重要佐证和重要背景之一，是西方现代经济学的人文转向。这种人文转向有两种基本轨迹。一是由数理经济学向人文经济学的转向；二是经济学研究中人文科学方法的运用，以及对人文问题的关切。数理经济即以数学模型的建构为基本方法的经济学研究，是现代西方经济学的主流，这种方法作为独特的话语形态与理论形态具有深刻的西方文化背景。马克思认为，一种科学只有在成功地运用数学时，才算达到了真正完善的地步。[1]应该说，这种经济学方法具有相当的合理性，否则难以在漫长的历史时期在西方学术丛林中占据主导地位，但其中也内含定量与定性、思想性与数据技巧之间的矛盾。它在成为经济学家们的独特话语方式与理论范式的同时，也存在思想贫乏和对关乎文明发展的重大问题关切不够的缺陷。由此，现代西方经济学逐步实现了人文转向，可以看到，近年来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中人文经济学家占据相当的比重。这一转向在两个方面得以体现。一是人文科学方法在经济学研究中的运用，如心理学、伦理学方法等；二是经济学研究中对重大人文问题的深度关切，如公平问题等。但是，人文转向的这两种轨迹，都不能被称为“人文经济学”。中国经济学界超越西方数理经济学的探索其实早已开始，北京大学早在二十多年前就建立了“人文经济学研究中心”，但它只是经济学的一个分支或学派，并不是当下话语所指谓的“人文经济学”。其实，现代西方意义上的数理经济学在中国并未成为主流甚至并未真正形成，其基本原因有两方面。首先是教育，西方经济学家大多有数学至少是自然科学的背景，很多著名经济学家是数学专业出身，而中国的经济学在学科分类中属于社会科学，数学仅仅是研究工具而不是经济学专业的核心素养。其次是文化传统与历史境遇。改革开放以来，纷至沓来的国计民生重大问题亟待破解，经济学的本务是“经世济国”，因而经济思想的创造是经济学家最重要的课题。因此，作为一种中国话语和中国理论，不能将“人文经济学”理解为“经济＋人文”，也不能将其简单理解为经济学的人文觉悟和人文转向。
如果以中国哲学的话语表达，“＋思维”是一种“同思维”，那么人文经济学的思维方式则是一种“和思维”。“同”与“和”的根本区别是什么？“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国语·郑语》）所以孔子才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子路》）“和”能产生超越文化与经济二者的第三“物”，即“人文经济”或“人文经济学”，而“同”则最多产生某种“附加值”，不能建构人文经济学的新形态。人文经济学的“和思维”，用习近平同志在《之江新语》中的话语表达就是：“经济文化化”，“文化经济化”。[2]
文化与经济互“化”的真谛是什么？虽然有转化、变化之说，但不能局限于这种简单解读，必须将其置于中国传统哲学中予以理解。“化”在中国文化中是一种哲学境界，在老庄哲学中得到充分体现。中国哲学有“化育”“化境”之说。《中庸》认为宇宙人生的最高境界是“赞天地之化育”，化即是育，育即是化。老子《道德经》认为，“道”化生万物的境界是“自化”，道的本性也是宇宙万物本性。庄子《齐物论》以“物化”阐释“道通为一”的本性，庄周梦蝶、蝶梦庄周，就是“齐万物”的互化之境。物化、大化、造化、化境，“化”是中国哲学的标志性概念之一，只有从整体上把握，才能真正理解。《淮南子》云：“察一曲者，不可与言化。”“经济文化化”“文化经济化”的“化”思维，就是从整体上理解文化与经济关系的一种哲学理念；而“＋思维”一方面是中国哲学所要扬弃的“不继”的“同”而不是“生物”的“和”；另一方面，无论如何表达，“＋”的潜意识总是以某一方为主导，另一方为附加，其在经济与文化关系的价值取向方面，潜藏着某种“价值霸权”。
要之，在中国话语中，人文经济学的思维，不是“经济＋文化”或“文化＋经济”的“＋思维”的“同”，而是文化与经济互“化”的“化思维”的“和”。文化经济化、经济文化化，是庄周梦蝶、蝶梦庄周式的自化、互化与大化；人文经济学，是文化与经济“和则生物”的理论和实践正果。
人文经济学的理论体系：“文化-人-经济”的逻辑结构
“一体三维两概念”的体系。人文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基本要义是文化-经济一体化。但这个一体化不是“＋思维”止步于“文化产业”或“经济文化”的简单叠加或直接转化，而是“‘化’思维”以人为主体、以人为目的、以人为中介的一体。文化、人、经济是人文经济学理论体系的三维结构，其逻辑体系是：“文化-人-经济”。文化-经济生态是经济文化化与文化经济化之“和”，文化与经济的互“化”及其辩证生态有两个相对应的基本概念：“人文力”与“人化”。
在人文经济学的理论体系中，人不仅是文化与经济一体互动的中介，是跨越文化与经济“天堑”的桥梁，更是文化与经济的共同主体和共同旨归。文化与经济的互动点和一体之“体”就是“人”。“人”是文化与经济的终极目的和共同主体，人文是人与文化的统一体。在人文中，文化已经不是对象化的存在，而是以文化武装人所形成的超越于人的自然存在的文化主体。文化学家们发现，人与动物的最大区别，就在于披着一件文化的铠甲，人是文化的动物。所谓“人文化成”，即是以文“化”人，以文“化”育人类世界的文明。文化是人的精神世界建构的基础，经济是人的生活世界建构的基础。文化武装人，与人合一，生成“人文”，人文作用于经济，与经济辩证互动，以人的主体性活动创造人类世界的文明。文化-人-人文-经济-人类文明，是人文经济的运行轨迹，也是人文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基本原理。
两个基本概念：“人文力”与“人化”。文化与经济如何透过“人”的主体与目的，在理论和实践上建构人文经济学？根据“化”的思维方式和话语逻辑，经济文化化的核心概念是“人文力”，文化经济化的核心概念是“人化”。
“人文力”是经济文化化的核心概念。人与文化的结合生成“人文”，人及其文化对经济发展最深刻的影响，并不是文化直接转化为经济即所谓文化产业，而是透过文化武装人所建构的文化力量即“文化力”，因为它是人与文化结合所形成的人及其共同体的主体性力量，因而准确地说是“人文力”。文化如何作用于经济？即通过其所积蓄、激发的“力”即人文力作用于经济发展，人类世界的这种人文力与自然界的自然力有某些相通之处。文化力或人文力是一个复杂的学术概念，需要专文论述，关键在于必须将文化力理解为人文力，并将它作为人文经济学中文化与经济一体化尤其是文化作用于经济的中介，人文力就是文化影响经济的特殊的作用“力”。[3]在经济文化化维度，人文力对于人文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建构有三方面作用表现。第一，人文力直接表现为经济发展的文化积蓄力、激发力、引导力，更深层的还有推动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人文后力”，韦伯关于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市场的“理想类型”，所揭示和呈现的就是这几大文化力量。第二，人文力表现为经济发展的人文气质、人文体质、人文素质，经过人文力的中介，经济学实现了自我超越，发展为“人文”经济学。传统经济与现代经济、当今世界诸文明形态所体现的经济发展的最深刻的殊异，就在于人文气质、人文体质和人文素质。第三，人文力是透过人及其活动所体现的文化力量，人类世界的人文力遵循与自然世界的自然力相似的规律，文化对经济的作用同样具有三要素：大小、方向、作用点。由此可以得出一个关于文化与经济关系的理论假设：文化传统越悠久，积蓄的人文力越为深厚巨大；中国式现代化旨在建立新的文化-经济生态，传承弘扬中华优秀文化传统，通过调整人文力的作用点和作用方向，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文化经济化的核心概念是“人化”，它是超越“文化产业”的概念话语与体系结构。文化的本性是什么？简言之，人化。人从自然界走来，有其自然本性；通过文化，人超越自然存在而成为文化存在。“文化”话语具有名词和动词的双重解读。作为名词，它是对象化了的存在，呈现为文学艺术以及风俗习惯等诸文化形态；作为动词，它是“以文化人”“人文化成”，体现文化的主体性与目的性。归根到底，文化就是通过“文”使人超越自然本性，实现“化”，从自然人成为文化人。在中国文化中，“文”与“质”相对应，“质”是人的自然状态，“文”是人的开化或教化状态，自然状态与文化状态关系的理想境界如孔子所言：“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论语·雍也篇》）在这个意义上，所谓“文化水平”，就是人与自然状态或动物性本能的差距。因为这个距离难以客观呈现，因而通常以受教育水平为尺度来衡量。教育的本质是教化，是对自然本性的超越，这是中国“大学”“小学”之分的原初之意，“养其小者为小人，养其大者为大人”（《孟子·告子上》），也是当今中国教育在德智体中以德育为先的文化根据。
在文明体系中，经济与文化履行不同的文明使命。经济发展满足人的物质生活需要，文化发展满足人的精神生活需要；经济创造事实世界，文化创造意义世界。物质生活需要与精神生活需要遵循两种不同的逻辑，即事实逻辑与意义逻辑。人首先具有吃喝住穿的需要，有需要就有满足需要的经济活动，于是市场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机制。文化则不同，因为它所满足的不是人出自本能的自然需要，而是超越本能、提升人性的精神世界建构的需要，在文化与人的自然本能之间存在某种紧张，正是这种紧张体现人及其文化的崇高。诚然，文化生产必须尊重人的自然需要，这是人道主义和人文主义的基本出发点，但它并不停滞于也不迁就人的自然需要，否则便会流于自然主义甚至纵欲主义。孟子描述了文化在人面临需要的两难时的崇高坚守：“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孟子·告子上》）正因为如此，按照工业逻辑和市场逻辑进行文化生产，将违反文化的本性，虽然文化生产的方式可以遵循市场机制。
同时，文化还承载另一个重大使命，即为人提供安身立命的基地。哈佛大学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曾说：“文化本身是为人类生命过程提供解释系统，帮助他们应对生存困境的一种努力。”[4]文化满足人的需要的表现之一，是帮助他们超越生存困境；其满足需要的方式是提供“解释系统”，这个解释系统即意义世界。人生最大的困境就是生死，人也许是宇宙间唯一知道自己必死的动物，向死而生是生命的真谛。为了超越这一生存困境，人类创造了一个重要的文化解释系统，就是人生观。永恒不朽是人的终极追求和终极关怀，于是有宗教与伦理两种文化形态，以及宗教型文化与伦理型文化两种文化类型。前者实现永恒不朽的路径是“永远活在上帝手中”，这是宗教型文化的智慧；后者的路径是“永远活在人们心中”，这是中国伦理型文化的智慧。经济通过事实世界的建构满足人的需要，文化通过意义世界的建构满足人的需要；它们形成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两大内核；二者的共生互动，推动人类文明的协调发展。然而，经济与文化遵循不同的生产逻辑，文化经济化的灵魂是“人化”，偏离了这一根本使命，将不是文化的新生，而是文化的失身或异化。
两个案例。文化经济化不仅具有巨大的经济意义，更具有深远的文明意义，它与文化传承、民族精神的建构、国家文化安全的维护，也与在世界民族之林中保持中华文明的独特精神气质深度相关。文化经济化的要义是文化以物质载体的方式进行演绎与获得接受，使文化从理念理论走向日常生活，从而建构人的精神世界和民族精神。文化有多种传承、传播和接受方式。国家意识形态的顶层设计、文化精英的思想创作、文化的顶层设计与文化精英的作品通过文化生产和生活方式成为日常生活，是三个基本维度。这三个维度中，影响最深入细致的是文化在日常生活中的演绎和建构，“百姓日用即是道”，明代思想家王艮如是说。“道”并不只存在于形而上的思想中，更体现为日常生活。文化的顶层设计和文化精品成为日常生活的基本路径就是文化经济化。文化经济化绝不是像复制民间工艺品并走向市场进而走向生活那么简单，它不仅是二次创作，犹如演员对剧本演绎的二次创作，更重要的是它涉及生产什么、如何以物化方式演绎和传承文化等重大价值选择问题。在某种意义上，意识形态设计和文化精英的创作，都是理念或理论的存在，只有通过文化经济化的路径走向日常生活，才能使其真正得以实现。文化经济化不仅关乎文化繁荣，而且关乎文化精神和文化传承实现的广度和深度。文化走向日常生活，成为生活方式，某种程度上可以被称为意识形态的底层设计。市场经济与文化市场带来的巨大挑战之一，是顶层设计与底层设计的脱节甚至矛盾。文化精品在市场化中被庸俗化，产生低俗媚俗的文化；而一旦顶层设计与底层设计脱节、产生矛盾，将危及国家文化安全。如何实现顶层设计与作为日常生活的底层设计的一致，是中国式现代化必须破解的重大课题。
从以下两个案例可以看出文化经济化的重要意义。其一是服装文化。服装是日常生活中最具渗透力和表现力的文化演绎。人与动物的基本区别之一就是服装。穿什么服装，不仅表达文化理念，也传承和建构文化精神，演绎着不同民族关于“人”的文化信念和文化理解。西方文化的基本理念是“人是理性的动物”，因而“露”与“透”是其服装文化的基本元素，它们是“崇力”的西方文化基因的演绎。西装以其开敞式的“露”展现男性的征服力，是“秀肌肉”的文化表达；女性服装以其“透”展现所谓夺人“魅力”。与之相对应，中国服装以孟子所说的“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的“人兽之别”为文化理念，于是传统服装从男性到女性都是遮盖式的。孙中山实行服装改革，其创新在于“适于卫生，便于动作，宜于经济，壮于观瞻”，而服装演绎的文化精神则被完整传承下来。与西装相比，在中山装众多的纽扣中，颇具表达力的是硬硬的领口之间那个不可或缺的风纪扣，这是伦理型文化的生动体现，演绎了中国文化对自然欲望的伦理主宰。然而，在走向现代化的进程中，人们产生了一种文化联想，准确说是文化错觉：西方现代化是人的现代化，人的现代化的重要表现是生活方式的现代化，生活方式现代化的日常演绎就是西装。于是，不仅在服装时尚，而且在服装的生产中，西装逐渐“婢作夫人”般地成为中国人的正装。而中山装和传统服装则被当作保守的文化体现而日渐式微，它们与长袍马褂一起，在不恰当的文化联想中成为“文化遗存”。可以说，近百年来中国人“西装革履”地走上了现代化之路。今天，在迈向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征程中，我们日益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央，“西装革履”无疑难以充分表达现代化的中华气质。服装作为最具文化表达力的文化演绎，是文化经济化必须重视和破解的重要议题，也是在文化自信自强中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大课题。
另一个文化案例是春节。民族节日的多寡及其文化表现力的深度，历来是一个国家人文力的重要体现。若干年来，社会大众普遍感到，春节的文化内涵日趋淡出，相当程度上已经成为一个经济的狂欢节。其实，春节具有十分深厚的文化底蕴和价值意涵。正如黑格尔所说，家庭与民族是伦理世界的两个基本元素，两大元素的璧合造就伦理世界的完美；然而二者又存在矛盾，它们分别遵循黑夜的规律与白日的规律。人类世界化解这一矛盾的基本智慧是：个体在白日属于社会或民族，黑夜回归和属于家庭。日常生活中的上班下班，其实都是这种文化智慧的繁复演绎。中国文化有着与西方“country”不同的“国家”文化，家国一体、由家及国是其基本规律，家庭在文化的顶层设计和底层设计中具有更为重要的地位。所以，中国许多重大的传统节日都以家庭或“回家”为主题，从中秋节、中元节、清明节到春节，都是这一主题的演绎。春节是最为重要也是最为漫长的家庭大团圆，其文化功能是在开放的社会生活中重温和巩固家庭的血缘纽带，从而巩固“国家”文明的自然根基。然而，在日常生活的现代变迁中，春节的文化意义、伦理意义逐渐让位于市场运作和经济意义。文化的底层设计经过市场化操作，对文化安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中一个现象就是圣诞节似乎比春节更受年轻人的青睐。文化经济化，必须让日常生活回归文化的初心，使之演绎并成为文化的底层设计。道理很简单，文化安全面临的最大风险，不只是顶层设计遭遇挑战，而是底层设计失守。当今中国文化安全的最大挑战之一，是意识形态的顶层设计与日常生活的底层设计如何协调，而这正是文化经济化必须完成的课题。
总之，人文经济学以“文化-人-经济”的一体贯通为理论体系：其核心是人；基本结构是经济文化化，文化经济化；“人文力”和“人化”是这两个基本结构的核心概念。习近平同志在《之江新语》中指出：“发展不能脱离‘人’这个根本。”[5]“人，本质上就是文化的人，而不是‘物化’的人”[6]。“‘文化经济’的本质在于文化与经济的融合发展，说到底要突出一个‘人’字。”[7]以“文化-人-经济”为价值逻辑的人文经济学的理论体系，是以人为核心的文化-经济一体化的体系，这个理论体系根植于中国现代化的实践，一言蔽之就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市场经济培育和释放了人们“点石成金”的能力，文化应当也必须培育和释放“点石成‘精’”的能力，即造就人的健全精神，传承弘扬民族精神的能力。“点石成金”与“点石成‘精’”，是人文经济学必须完成也能够完成的双重任务，二者璧合的文明正果，就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
人文经济学与现代化的“中国式”
对于人文经济学不能局限于学科思维的理解，乃至不能在文化与经济的一般关系意义上理解，因为它指向人类文明的基本问题，即文化与经济、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的关系问题。人文经济学的理解和建构不能是学科论，而必须是文明论的。具体而言，必须在既超越文化、经济，也超越文化与经济关系的维度，从人类文明的基本问题和核心构造的意义上理解，从以人为主体和目的的文化与经济之“和”的意义上，进行人文经济学的理论建构与实践探索，在文明形态的意义上进行把握。
人文经济学的三重意蕴。英国古典经济学家马歇尔断言：“世界的历史是由宗教和经济的力量所形成的。”[8]显而易见，马歇尔的论断是西方中心论的话语，它将对于宗教型文化的判断泛化为整个“世界历史”，其实只对宗教文明具有解释力，但他将广义上的精神世界与生活世界建构的两大文明内核作为世界的两种基本力量的思维方式，有其合理内核。对此，中国文化有另一种表达。北宋理学家程颢曾说：“天下之事，惟义利而已。”（《河南程氏遗书》卷十一）南宋理学家朱熹认为：“义利之说乃儒者第一义。”（《与延平李先生书》）显然，这是伦理型文化对于世界历史的解释。“天下事”即马歇尔所说的世界历史；“义利”是伦理型文化对人类文明和世界历史理解和把握的话语，“义”是伦理道德，“利”狭义上是与“义”相对应的个人利益，在广义和实践的意义上可以诠释为经济，或以谋利为目的的经济活动；“惟义利而已”，实际上将道德与利益、伦理与经济当作人类文明的基本问题或马歇尔所说的世界历史的基本力量。以上对于人类文明或世界历史的基本问题的中西方两大传统理解中，经济或谋利的客观活动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被当作共同元素，不同的是宗教或伦理两种文化气质。在文明对话中，宗教与伦理是中西方文明具有基因显示度和辨别力的标志性的两种文化形态和人文构造。文化与经济，可以被当作两种在文明对话中具有更大普遍性和接受度的关于人类文明的基本问题或基本力量。在这个意义上，人文经济学是在更广泛的或形而上的意义上对于人类文明的基本问题和基本力量进行研究的理论体系。
在概念内涵和研究对象方面，人文经济学具有广义、狭义和实践三重意蕴。在理论上，人文经济学有广义与狭义两种内涵。狭义的人文经济学是以人为核心的经济文化化与文化经济化，是文化经济一体化的理论体系；广义的人文经济学是以文化与经济（它们是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的内核）研究人类文明的基本问题和基本力量，以文化-经济的生态互动奠基和建构现代文明形态的理论。由于它植根于中国传统和现代文明的中国问题，也由于文化与经济两大元素、人与文化一体所生成的“人文”所内在的强烈的民族性，人文经济学在实践上是关于现代化的“中国式”的理论，准确地说，是为现代化的“中国式”奠基的理论。在理论和实践上，人文经济学不仅在文化与经济的相互关系，而且在文化与经济的生态互动所建构的中华文明的意义上，为现代化的“中国式”奠基。可以作这样的表达：在狭义上，人文经济是文化经济一体学，是以人为核心的文化-经济生态学；在广义上，人文经济学是文明学，是以人类文明的两大基本力量的生态互动建构现代文明的理论体系。在实践上，人文经济学是为现代化的“中国式”奠基的中国话语和中国理论。
文化与经济关系的三个现代化命题。20世纪以来，以文化与经济的关系为核心，出现了关于东西方现代化的三大命题：新教资本主义、儒家资本主义、人文经济学所建构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以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所孕生的新的伦理精神为中介，建构了现代资本主义文明的“理想类型”，其逻辑构架即“新教伦理-资本主义精神-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发展”。这一“理想类型”的基本原理，是新教伦理如何通过造就“资本主义精神”推动欧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进而缔造现代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其理论合理性在于发现并揭示了宗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之间辩证互动的规律，进而演绎这两大核心构造对资本主义文明的决定性影响。不难发现，韦伯的“理想类型”与马歇尔的两大基本力量有学术上的基因传承关系，区别在于马歇尔将其抽象地表达为宗教与经济，韦伯具体地研究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经济。“理想类型”的学术创新在于，它在二者之间发现了“资本主义精神”的中介，新教伦理培育了西方社会一种崭新的资本主义精神，赋予西方资本主义经济以独特的精神气质和精神动力。这种理论体系在抽象意义上其实即“文化-精神-经济”的逻辑构造。同样，韦伯的“理想类型”也内含西方文化中心论的基因，并且将这种基因推进为现代文明体系中西方文明的价值霸权。韦伯反复论证的问题是：现代资本主义只能在新教国家诞生，并由此对儒教、佛教、伊斯兰教进行了排他性的论证。可以说，“理想类型”的话语体系与理论体系从学术上完成了现代西方文明的价值霸权的建构，世界接受了韦伯的“理想类型”，也就从学术上认同和接受了西方中心主义。
为应对韦伯“理想类型”的挑战，以杜维明为代表的海外新儒家研究者提出“儒家资本主义”的概念话语及其理论体系。这一理论从20世纪末21世纪初的儒家文化圈的所谓“亚洲四小龙”，即新加坡、韩国以及中国的香港、台湾的经济奇迹，揭示儒家伦理对经济繁荣的现代意义，建构儒家伦理与东亚经济奇迹之间的生态关联。“儒家资本主义”的话语方式与理论体系，试图冲破以“理想类型”为表征的西方学术的话语霸权和文明霸权，在一定意义上也是建立以儒家伦理为历史源流的中国话语与中国理论的一种努力。在抽象意义上，这一话语和理论的逻辑结构也是“文化-精神-经济”，它以儒家伦理精神为文化与经济之间的中介，也以儒家伦理精神为东亚经济奇迹的精神气质。然而，“儒家资本主义”的命题总体上是防御性的，在学术策略和文化态度上是辩护性的解释和解释性的辩护。在命题的话语方式上，“儒教资本主义”事实上也是“新教资本主义”的反绎甚至“接着讲”。
广义的“人文经济学”可以诠释为对东西方现代化进程中“新教资本主义”“儒教资本主义”两大话语范式与理论范式的学术突破，也是建构现代化和现代文明的中国话语和中国理论的一种奠基性努力。在话语体系方面，它将“新教伦理”“儒教伦理”扩展为“文化”，将“新教伦理精神”（或“资本主义精神”）“儒教伦理精神”主体化为“人”，形成“人文经济学”的话语体系和以“文化-人-经济”为逻辑结构的理论体系。在这种话语体系与理论体系中，人既是主体也是目的，“人文”是人与文化的结合所造就的精神生活、精神世界和民族精神。在“人文经济学”的话语中，“人文”与“经济”之间不可用“与”字，因为二者不是彼此孤立的结构。就像王阳明所说，“知行合一”之间不应用“一”字，否则“恐免有二”。人文经济学是人文-经济一体学，是人文经济生态学。如果说“新教资本主义”的“理想类型”“儒教资本主义”的命题指向西方资本主义文明与东亚资本主义文明，那么，“人文经济学”的话语与理论则指向中国式现代化，指向中华文明在现代的传承创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与新教资本主义、儒家资本主义不同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人文经济学是这一命题和理论的重要内核。
人文经济学的三大基本原理。基于以上三重意蕴、三个命题，人文经济学有三大基本原理：“人文力”原理、“人化”原理、以文化传统的创新发展建构现代化的“中国式”原理。
“人文力”是经济文化化的原理。其哲学理念是将文化及其传统作为经济发展的文化气质、文化体质、文化素质；其要义是发现、揭示并赋予经济发展以文化力量，这种文化力量，不仅有经济发展的文化导向力、文化推动力，还有可持续发展的“文化后力”。导向力体现经济发展的目的性，“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就是经济发展最重要的文化导向力。正如习近平同志在《之江新语》中指出，“经济发展以社会发展为目的，社会发展以人的发展为归宿，人的发展以精神文化为内核”[9]。人类不仅要追求物质条件、经济发展，还要追求“幸福指数”。经济发展有一些最基本的文化动力，比如任何经济发展都需要三大基本伦理动力，这就是勤、俭与公正。“勤”作为一种劳动伦理，创造财富；“俭”作为一种消费伦理，积累财富；“公正”作为一种分配伦理，推进创造财富的经济活动的可持续发展。现代经济学的重要误区之一，是将经济学尤其是市场经济理论作为价值中立的科学，然而马歇尔早就指出，经济学不是教人如何赚钱的学问，而是研究如何创造财富的学问。
分期付款的市场机制就是丹尼尔·贝尔所揭示的“资本主义文化矛盾”的典型体现。在任何文化传统中，“俭”都是积累财富的必要伦理条件，没有一种文化鼓励人们无节制地消费，历史上的节欲、寡欲、导欲、纵欲之争，本质上就是诸消费伦理之争。人的消费的最后底线和防线是可支配财富的消费能力，然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所创造的分期付款机制，让消费突破了这最后的防线。正如丹尼尔·贝尔所说，西方世界中人的消费的合理性受两个要素的限制：一是宗教伦理对消费品尤其是奢侈品消费的约束；二是对消费能力的限制。宗教伦理与经济的分离以及分期付款制度的诞生，让人们从这两大约束下解放出来，于是资本主义的发展就剩下一个动力，这就是“贪婪的攫取性”，由此现代资本主义便陷入难以摆脱的“文化矛盾”。“资本主义文化矛盾”就是对经济与文化、经济冲动力与文化冲动力分离的学术诊断，这一命题将“文化矛盾”视为现代资本主义文明和资本主义经济发展遭遇的最深刻的矛盾。分期付款作为一种市场机制，对经济发展有一定推动力，然而在文化层面，它却可能导致深远而复杂的后果，2008年的世界金融危机，就是这种矛盾所导致的文明危机的演绎；房地产市场对整个经济发展的牵扯，相当程度上也是这种文化矛盾的体现。
可持续发展是现代经济社会面临的严峻挑战，然而如果离开“人”的主体与目的，不可能真正实现经济发展的可持续。因为可持续不仅有生态保护、分配公正等环境和制度方面的因素，更有人的经济活动的文化动力的赋予。“中等收入陷阱”是西方经济学对现代经济的重要诊断之一，然而这一诊断的前提是“需要-满足”理论。中等收入经济体之所以遭遇“陷阱”，根本上是因为“吃饱的耗子不想动”的心理学逻辑的作用。这一逻辑的人性基础是将人当作经济人，遵循经济理性而行动。然而如果有文化“赋能”，赋予人的经济活动的目的以超越性动力，比如中国伦理文化中的“义务”观念（如“为人民服务”的观念），西方宗教文化中为上帝尽“天职”的观念，那么，人的经济活动包括谋利活动的动力，将超越满足自然需要的初始推动，获得永无止境的动力源泉。这是摆脱“中等收入陷阱”的必由之路。经济文化化的基本要求，就是走出经济学价值中立的误区，赋予经济发展以人文动力和人文后力。人们已经习惯于将文化当作“软实力”，其实“软实力”的话语只是在比喻或与经济力相区分的意义上有合理性；实际上，文化是地地道道的“硬实力”，是国家发展、国家竞争最深层的力量。
“人化”是文化经济化的原理。文化经济化的“人化”原理有两大要义：一是以经济为载体推进文化理念、理论走向现实，塑造社会的生活方式，丰富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生活需要；二是超越西方“文化工业”理论，走出将文化经济化理解为以文化达到经济目的、使文化沦为经济发展手段的工具化的误读与误区。它将文化经济化作为“人化”的底层设计，并且与国家意识形态的顶层设计呼应与匹合，使之成为国家文化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化经济化过程中文化成为甚至沦为工具的倾向已经不同程度存在，其重要表现不仅在于各种媚俗低俗文化的存在，更在于大量伪文化的出现，从旅游文化中的伪故事、伪景点，到文化遗产保护中对古文物的“糟蹋”改造，等等。文化经济化的底线是以文化的真诚发展文化，更高境界是使其履行文化作为底层设计的使命，在使文化成为生活方式的同时实现“人化”目标，以此传承、创新和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对于国家意识形态的顶层设计，文化经济化是一种“无为而无不为”的文化战略。
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建构现代化的“中国式”，是人文经济学的第三原理，也是其现实目标。20世纪是文化大发现的世纪，中西方从不同维度发现了文化的意义。20世纪20年代韦伯出版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将新教伦理视为现代资本主义文明的文化动力甚至根本动力；20世纪70年代丹尼尔·贝尔出版的《资本主义文化矛盾》，将现代资本主义世界的根本矛盾诊断为宗教冲动力与经济冲动力分离的文化矛盾，从肯定与否定两个方面揭示了文化尤其是宗教伦理对于现代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意义。20世纪90年代，萨缪尔·亨廷顿出版的《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将文化推进为文明，将文化从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内部推扩到整个世界体系，指出文化冲突成为当今世界的根本冲突。三本书、三大命题呈现了20世纪西方世界文化大发现的“正—反—合”的历史轨迹。20世纪的中国从另一个维度、另一条路径发现了文化的意义，这就是对传统文化的深刻反思和激烈批判。从“五四运动”提出“打倒孔家店”的口号，到后来一波一波的反传统思潮，表面上演绎了对传统文化的态度，实质上是将传统文化当作经济发展、社会发展的归因，从批判的维度发掘文化对经济发展的深层意义。当今中国提出“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不仅是一种文化发展战略，更是现代化的建构战略。
根据“人文力”和“人化”的人文经济学原理，文化是经济发展的主体性动力，体现经济发展的根本目的，通过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现代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体化，是建构现代化的“中国式”的最重要的标识和课题之一。理由很简单，不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体现现代经济发展和现代化的中国气质和中国体质，而且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本身就是中国式现代化也是人文经济必须创造性地破解的重大难题之一。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在世界范围内存在文化-经济悖论。历史上的文明古国，如四大文明古国，经济发展都处于相对滞后的位置，中国改革开放40多年虽然创造了巨大的经济奇迹，但依然为发展中国家，正迈向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而引领世界经济潮流的美国，从发表《独立宣言》到现在还不到三百年。在中国，河南、陕西、山西等历史文化悠久的文明发源地，经济发展也相对滞后，中国城市中发展最迅速的是改革开放后不断创造经济发展奇迹的深圳。诚然，这是一种文化-经济悖论。如何破解这一难题？根据“人文力”的人文经济学原理，走出悖论之路，不是激烈地反思和批判传统，更不是否定，否则将导致人文力的枯竭，陷入自我否定的文明虚无主义与文化虚无主义；要根据“力”的大小、方向、作用点三要素原理，调整传统文化对于经济发展的作用点和作用方向，重建文化经济一体的辩证生态，实现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韦伯关于新教伦理对于传统基督教伦理转化从而建构“资本主义精神”的分析，已经为这种转化创新提供了某种借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一个研究命题：“文化很发达的地方，经济照样走在前面。可以研究一下这里面的人文经济学。”[10]文化传统悠久深厚的中国，如何“经济照样走在前面”，这是人文经济学的课题，解决这一课题的重要原理就是人文力。以人文力的调整实现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是一个复杂课题。这里只是试图指证，它是人文经济学基于“人文力”和“人化”的原理，在经济文化化、文化经济化中，探索和建构现代化的“中国式”的基本原理，是人文经济学的第三原理。
结语
综上，人文经济学是文化-经济一体学，是文化-经济生态学，也是建构现代化的“中国式”的文明学。人文经济学的话语形态不是“＋思维”而是“‘化’思维”。人文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可概括为“一体三维两概念”，其以“文化-人-经济”一体贯通为逻辑构架，以文化、人、经济建构三维坐标，以“人文力”和“人化”为体系的两大基本概念。人文经济学的内涵有狭义、广义和实践三重意蕴。狭义上是经济文化化、文化经济化；广义上是文化-经济一体化，是文化-经济的辩证生态；实践上是现代化的中国式的“文明学”。人文经济学的理论有三个基本原理：“人文力”原理、“人化”原理、现代化的“中国式”原理。总之，人文经济学是基于文化与经济关系的关于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话语和中国理论。
（本文系江苏省道德发展智库、江苏省公民道德与社会风尚协同创新中心承担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华民族共同体伦理道德的话语体系与理论体系建构”和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人文经济学内涵与价值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分别为：24&ZD192、24ZD003）
注释
[1]保尔·拉法格、威廉·李卜克内西：《忆马克思恩格斯》，杨启潾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3年，第8页。
[2][5][6][7][9]习近平：《之江新语》，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232、116、150、232、150页。
[3]关于“人文力”或“文化力”的概念，参见樊浩：《经济与人文力》，《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4年第4期；樊浩：《论文化力》，《哲学与文化》，1996年第263期。
[4]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赵一凡、蒲隆、任晓晋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2年，第24页。
[8]马歇尔：《经济学原理》上卷，朱志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年，第3页。
[10]《拓展文化经济研究的广度和深度》，《人民日报》，2023年9月4日，第9版。
How is "Humanistic Economics" a Chinese Discourse and a
Chinese Theory?
Fan Hao
Abstract: Humanistic economics is the integrated science of culture and economy, the ecology of culture and economy, and also the civilization science of constructing modernization in a "Chinese style". The discourse form of humanistic economics is not "+ thinking" but "transformative thinking". The theoretical system of humanistic economics can be summarized as "one integration, three-dimensional, two concepts", which takes the integration of "culture, people and economy" as the logical framework, constructs the three-dimensional coordinates with culture, people and economy, and takes "humanistic power" and "humanization" as the two basic concepts of the system. The connotation of humanistic economics has three meanings: narrow sense, broad sense and practice. In the narrow sense, it is economic culture and cultural economy; in a broad sense, it is the integration of culture and economy and the dialectical ecology of culture and economy; and in practice, it is a modern Chinese "civilization science". The theory of humanistic economics has three basic principles: the principle of "humanistic power", the principle of "humanization" and the principle of "Chinese style" of modernization. In short, humanistic economics is Chinese discourse and Chinese theory about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based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ulture and economy.
Keywords: humanistic economics, Chinese discourse, Chinese theory, "Chinese style" of modernization
责 编∕张 贝 美 编∕梁丽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