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新时代人文经济学强调其在物质与精神、文明与文化、“第二个结合”和中国式现代化语境下的重要性。人文经济学是对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发展，进一步探究了精神生产与物质生产之间如何实现平衡发展的路径。人文经济学是“第二个结合” 的生动体现，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实现了创新发展。人文经济学以创新的人文动能开辟高质量发展的新范式，为中国式现代化指明了方向。
【关键词】人文经济学 中国式现代化 马克思主义 精神文化 物质生产
【中图分类号】F124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5.03.004
【作者简介】李向民，南京艺术学院党委副书记、教授、博导，紫金文创研究院院长，江苏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南艺基地研究员。研究方向为文化经济学、人文经济学、文化产业。主要著作有《精神经济》《文化经济学》《文化产业管理概论》《人文经济学研究》等。
在学术语境下，对“人文经济学”概念的探讨，关键在于对“人文”内涵的精准把握。部分学者聚焦“人”的维度，强调以人为核心，关注人的需求、价值与全面发展；另一些学者则从“人民性”层面切入，将其视作共享发展理念在经济领域的延伸与具象化表达；还有一些学者将目光投向“文”的要素，将人文经济学与文化经济学等同视之，侧重于研究文化要素在经济活动中的作用与影响；更有学者提出，人文经济学应加速向独立的一级学科迈进，以构建更为系统、完备的学科体系。
习近平同志在浙江工作期间便已使用“文化经济学”这一概念，并在《之江新语》中指出：“所谓文化经济是对文化经济化和经济文化化的统称，其实质是文化与经济的交融互动、融合发展。”[1]这一观点为后续相关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文经济学”研究的指示，更多地体现为一种具有深远政治意涵的话语表达，而非纯粹的学术话语范畴。若仅局限于学术层面，尤其是仅从经济学或文化产业单一视角进行解读，无疑将偏离人文经济学的本真意蕴与核心要义。从本质上讲，人文经济学是在物质与精神、文明与文化、“第二个结合”以及中国式现代化语境下应运而生的重要命题，其内涵丰富、外延宽广，需从多维度、多层次进行深入剖析，方能精准把握其学术价值与实践意义。
人文经济学是对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发展
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提出了“异化劳动”这一关键概念，旨在揭示私有制经济体制下劳动者与其劳动产品以及劳动过程本身所呈现出的复杂关系，从而为剩余价值理论的构建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在马克思的论述中，异化劳动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首先，劳动者与劳动活动相异化。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劳动不再是一种劳动者自由自觉投身其中的活动，而是沦为一种被迫执行的强制性行为。劳动者无法自由支配自己的劳动，原本蕴含于劳动之中的乐趣与满足感被痛苦所取代。其次，劳动者与自身的类本质相异化。自由自觉的劳动是人的类本质，但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却遭受了严重的异化。劳动不再是为了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与自我实现，而是沦为维持劳动者肉体生存的手段，人的类本质在这一过程中变成了异己的本质。再次，劳动者与自己的劳动产品相异化。劳动者生产的产品不再是为了满足其自身的需求，而是完全变成资本家追逐利润的工具。劳动者失去了对自己劳动产品的控制权，劳动产品在资本主义商品交换体系中沦为单纯的交换媒介。最后，人与人相异化。工人和资本家之间的对立体现了人与人之间的异化关系，资本家与劳动者之间的关系不再是基于平等、合作的伙伴关系，而是一种剥削者和被剥削者的经济关系。
通过对上述四重异化的深入剖析，马克思深刻揭示了私有制条件下雇佣劳动的本质及其对人的异化影响。因而从一般劳动的角度而言，异化是对人的本质需要的背离与反动，具有强烈的批判性价值。此外，马克思还专门对精神生产领域的劳动异化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明确指出，“人的类本质，无论是自然界，还是人的精神的类能力，都变成了对人来说是异己的本质，变成了维持他的个人生存的手段”。[2]马克思所说的“人的精神的类能力”，即是指人在精神领域所独具的自由自在的创造性能力。然而，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这种创造性能力也遭受了异化，沦为了外在于人的、仅仅用于维持人生存的最基本的手段。马克思进一步指出，“演员对观众说来，是艺术家，但是对自己的企业主说来，是生产工人”。[3]这一生动的例证深刻地揭示了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即使是看似充满艺术性与创造性的精神生产领域，也无法逃脱劳动异化的命运。
西方马克思主义流派之一法兰克福学派进一步发展了文化异化理论。该学派认为，文化在所谓的“文化工业化”进程中加速异化。文化工业以一种异化的方式丰富了文化产品的内容和种类，也加速了文化生产和交换的进程。在这种情况下，文化生产不再以社会价值、精神价值为衡量标准，而是以市场需求为导向，受到资本的控制。阿多诺曾指出：“受制于人类消费行为的文化商品，都具有为他者存在的抽象性。但是，因为被迫迎合消费者的爱好，文化商品必然会欺骗消费者。”[4]19世纪的欧洲“文化史观”主张理性是构成人类文化的核心要素，而文化发展则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其中所蕴含的唯心史观与马克思所秉持的唯物史观相悖。因此，马克思对“文化”概念的使用十分谨慎，更倾向于运用艺术、道德、精神、科学、宗教等概念展开论述。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提出了艺术发展与物质生产发展的不平衡关系，指出“物质生产的发展例如同艺术发展的不平衡关系”，“关于艺术，大家知道，它的一定的繁盛时期决不是同社会的一般发展成比例的，因而也决不是同仿佛是社会组织的骨骼的物质基础的一般发展成比例的”。[5]马克思、恩格斯通过对欧洲发展历史的研究，指出在同一历史时期，不同国家在精神生产和物质生产上存在不平衡关系。例如，经济相对落后的国家在哲学领域可能处于领先地位，18世纪的法国相较于英国便是如此，后来的德国相较于英法两国也是如此。从一个国家的历史发展脉络看，精神生产和物质生产之间同样存在不平衡关系。以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为例，当时该地区出现了空前的艺术繁荣盛况，然而此后这种繁荣再未重现。
从全球视角审视当下，诸多历史上经济文化繁荣的地区或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逐渐落后于其他地区文明。诸如尼罗河畔的埃及、两河流域的巴比伦，以及印度和希腊等文明古国，这些曾经辉煌一时的文明，如今在经济发展上相对滞后。与此同时，曾经被视为“蛮族”的国家，如德国、英国、法国等，以及立国仅200多年的新大陆国家，如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却已然成为当今世界上的发达国家。从国内视角看，众多曾经辉煌的历史文化名城在经济排行榜上鲜少露面，而上海、天津、青岛、深圳等新兴城市却成为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新锐力量。在这样的背景下，苏州、杭州等江南城市显得格外引人瞩目。苏杭地处江南福地，自古便享有“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的美誉，从唐宋时期起，这里一直是人文荟萃、经济繁荣的重镇。更为关键的是，历经千年沧桑巨变，这一地区始终保持着相对稳定的繁荣态势，没有像中原地区的历史名城那样逐渐走向衰落，甚至在改革开放的浪潮中，一直是全国经济发展速度最快的地区之一。
2023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江苏代表团审议时指出：“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苏杭都是在经济发展上走在前列的城市。文化很发达的地方，经济照样走在前面。可以研究一下这里面的人文经济学。”[6]人文经济学的提出，彰显了习近平总书记深邃的思考与洞察力。这一命题不仅是对马克思关于精神生产与物质生产存在不平衡性话题的延续与深化，更是对精神生产与物质生产之间如何实现平衡发展的进一步探究与拓展。马克思曾指出：“在再生产的行为本身中，不但客观条件改变着……而且生产者也改变着，他炼出新的品质，通过生产而发展和改造着自身，造成新的力量和新的观念，造成新的交往方式，新的需要和新的语言。”[7]换言之，人文经济的发展不仅生产出更多物质产品，也在塑造生产者本身。不同的生产方式孕育出不同的生产者特质，文化不仅是生产要素之一，也在改变作为生产要素的劳动。恩格斯曾将文化与自由紧密联系起来，指出：“文化上的每一个进步，都是迈向自由的一步。”[8]这正是人文经济学的核心宗旨，即劳动不仅是生产物质的手段，更是劳动者自身成长与发展的必要途径。
人文经济学是“第二个结合”的生动体现
2014年2月2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十八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体学习时深刻指出：“要认真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精华和道德精髓，大力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深入挖掘和阐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时代价值，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9]“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这六个方面，正是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总结提炼出的精髓要义，亦是中华人文精神、中华文明最突出的内涵。人文经济学正是将这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与现代经济发展相结合的理论创新，体现了“第二个结合”的深刻内涵。2022年10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党的二十大广西代表团讨论时强调：“随着改革开放一路走过来，随着正确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社会主义道路的建立，随着我们在实践中真正证明这条道路是正确的，文化自信随之而来”，“中国走上这条道路，跟中国文化密不可分，我们走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它内在的基因密码就在这里，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个基因。所以我们现在就是要理直气壮、很自豪地去做这件事，去挖掘、去结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真正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10]从这一意义层面而言，人文经济学正是将人文精神应用于经济发展之中的理论创新，是“第二个结合”在经济领域的生动体现，即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在经济领域的具体体现。人文经济学也是习近平文化思想与习近平经济思想的交汇点，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在经济领域的理论创新。从本质上讲，人文经济学阐述了物质与精神相互转化的辩证关系。具体而言，人文经济学旨在借助独特的中华人文精神来引领和推动经济发展。
西方经济学以“经济人假设”为基础，即假定人的思考和行为皆具有目标理性，其唯一追求的经济利益便是物质性补偿的最大化。亚当·斯密曾言：“我们每天所需的食料和饮料，不是出自屠户、酿酒家或烙面师的恩惠，而是出于他们自利的打算。我们不说唤起他们利他心的话，而说对他们有好处。”[11]此后，西尼耳定量地确立了个人经济利益最大化公理，约翰·穆勒在此基础上总结出“经济人假设”，最后，帕累托将“经济人”这一名词正式引入经济学领域。与“经济人”相对的概念是“道德人”或“社会人”。尽管在《道德情操论》中，亚当·斯密似乎更倾向于人类的共情与利他，但从其整个理论体系来看，西方经济学仍然是建立在“经济人假设”基础之上的。而中国传统人文精神从价值观层面强调“义利观”，几乎所有的“义利观”都秉持了“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12]“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13]的文化传统。《礼记·乐记》中提及：“人化物也者，灭天理而穷人欲者也。”至于宋明理学衍生出的“存天理，灭人欲”则走向了极端。中国传统的人文精神倡导人们成为有益于他人和社会的“社会人”，注重社会秩序与道德规范。人文经济学摒弃了单纯追求物质利益的“经济人假设”，转而推崇中国传统的人文精神，强调物质与精神的相互转化和协调发展。
苏州社会经济的发展不仅得益于文化的力量，更得益于文明的力量。“崇文重教”是苏州的显著特征，成就了苏州自古以来的文教昌盛，成为苏州城市发展的重要支点；“善治良俗”塑造了苏州人民自身的道德素养与伦理文明，营造了公正守信的营商环境；“务实创新”的精神追求推动着苏州人形成独具特色的价值观和行为模式；“家国情怀”则是千百年来苏州人对国家的忠诚与担当以及对社会和他人的责任意识，这为经济发展提供了持续而强劲的动力，是文明的力量，更是苏州高高飘扬的人文旗帜。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引领下，苏州经济形成了相对和谐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从而实现了持续繁荣。此种人文精神，实际上是生产关系对生产力反作用的生动体现。不同于西方经济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明确其研究对象是生产关系，其中暗含“人是社会的人”这一前提，所有的经济活动都是对生产关系的显性表达。因此，人文经济学和文化经济学有着本质的区别。如果说文化经济学关注的是文化与经济的互动关系，具体体现为文化经济化与经济文化化，那么人文经济学则更多体现为精神文化对物质生产的反作用。此种人文精神实际上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动诠释，亦是“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理念的生动体现。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强盛，总是以文化兴盛为支撑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以中华文化发展繁荣为条件。”[14]
人文经济学为中国式现代化指明了方向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15]这不仅揭示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本质特征，更是对百余年来中国历代仁人志士探索民族自强道路经验的深刻总结。中国式现代化具有深远的全球意义。一方面，作为全球性大国和发展中国家，中国发展道路的选择对世界格局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另一方面，中国也是全球较早思考现代化道路的国家之一。英国工业革命后，部分西方国家率先实现工业化，由此形成了工业国与农业国的发展格局。工业国常被视为文明、先进和发达的象征，而农业国则往往被贴上贫穷、愚昧和落后的标签。由于资本主义的趋利性和扩张性，欧洲资本主义国家一度成为全球殖民的主导力量，凭借坚船利炮在短时间内粗暴地打开了亚非拉国家和新大陆的大门，对原住民实施驱逐、残害和奴役，将新大陆转变为工业原料产地和工业品倾销地，致使非工业国在残酷的殖民统治下丧失了政治和经济主权，甚至面临着文化灭绝的严峻危机。
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历史背景下，中国如何通过自立自强在经济领域赶上先进国家，实现工业化与现代化，进而跻身强国之列成为关键问题。在此历史语境下，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相继开展了“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器物文明探索、学习西方政治制度的制度文明探索以及提倡民主和科学的思想文化探索，依次催生了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和新文化运动。这些救国自强的主张围绕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展开，对于当时的世界来说，这种声音是孤独且微弱的。然而，这些经济发展学说所蕴含的理论思考，经由张培刚先生博士论文《农业国的工业化》的发表，逐渐引起了世界的关注。一方面，这些思考精准地切中了发展中国家的时弊；另一方面，随着亚非拉国家的民族独立运动蓬勃兴起，人们迫切渴望找到迅速追赶发达工业国、实现现代化的有效路径。在此背景下，发展经济学成为二战后的“显学”，涌现出刘易斯、舒尔茨等多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可以说，发展经济学理论是中国早期致力于现代化研究的经济学者对世界现代化进程的重要贡献。
在当今时代，中国正积极构建发展经济学的现代版本。习近平总书记在擘画中国式现代化的宏伟蓝图时，深入考量了中国当前的意识形态、国际形势以及丰富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涵，为中国式现代化指明了人文经济学这一重要方向。人文经济学是发展经济学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背景下的具体体现，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理论支撑。从这一层面而言，人文经济学并非仅仅是一个普通的学术领域，而是具有深远意义的宏大的政治构思，将成为认识中国式现代化的一把钥匙。不仅如此，人文经济学亦可视为一种世界性的贡献。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仅是我们中国人思想和精神的内核，对解决人类问题也有重要价值”。[16]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现代化技术深度融合，一方面能够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探索与实践提供有力支撑，另一方面也为推动全球现代化进程贡献了独具中国特色的智慧与方案。这一理念与传统西方经济学的发展模式存在显著差异，开辟出一条具有东方特色的全新发展道路。
正如恩格斯所言，“文明是实践的事情，是社会的素质”。[17]发展人文经济并非简单地发展文旅产业，而是推动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的融合发展、良性互动。人文经济的基础并非单纯的历史文脉，而在于教化、教育和涵养。以苏州的发展经验为例，文明亦可被视为一种生产力。马克思曾言，“一切生产力即物质生产力和精神生产力”，[18]并把艺术、科学等文化因素包含在精神生产力之中。这样一来，物质生产领域和精神生产领域就构成了社会两大基本领域，物质生产力和精神生产力构成了社会发展的两种基本动力，精神文化因而成为社会及其生产不可或缺的必然要素。因此，我们应深刻认识到人文经济学中蕴含的价值内涵，将精神文明建设融入物质文明发展的全过程，充分挖掘和培育精神生产力，使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互促进、相得益彰，从而推动社会全面进步。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研究专项“大运河历史文化研究”和苏州市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人文经济学’理论与苏州实践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分别为：24VWBN007、Z2023LX002）
注释
[1]习近平：《之江新语》，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232页。
[2][1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63、97页。
[3][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17、34页。
[4]T. W. Adorno, Aesthetic Theory, London: Routledge Kegan & Paul, 1984, p. 25.
[6]何聪、郑海鸥、王伟健：《一座城，创新实践人文经济学》，《人民日报》，2023年9月8日，第1版。
[7][1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494、173页。
[8]《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20页。
[9]黄玥、董博婷、齐琪：《着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系列述评之六》，2024年1月29日，http://www.ncha.gov.cn/art/2024/1/29/art_1027_186797.html。
[10]杜尚泽：《“就是要理直气壮、很自豪地去做这件事”》，《人民日报》，2022年10月19日，第1版。
[11]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13页。
[12]司马迁：《史记》卷一百二十九，《货殖列传第六十九》，引先秦《六韬引谚》。
[13]戴圣：《礼记·礼运篇》。
[14]《江山就是人民 人民就是江山：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论述综述（2020—2021）》，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2022年，第59页。
[15]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日报》，2022年10月26日，第1版。
[16]《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年，第314页。
Humanistic Economics Under the Perspective of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Li Xiangmin
Abstract: New era humanistic economics emphasizes its significance in the contexts of material and spiritual development, civilization and culture, the "second combination", and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Humanistic economics represents a major advancement of Marxism, further exploring pathways to achieve balanced development between spiritual production and material production. Humanistic economics is a vivid embodiment of the "second combination", integrating the basic principles of Marxism with the excellent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to achieve innovative development. By leveraging innovative humanistic momentum to pioneer a new paradigm of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humanistic economics provides guidance for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Keywords: humanistic economics,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Marxism, spiritual culture, material production
责 编∕杨 柳 美 编∕周群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