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农村留守儿童教育和成长过程中呈现出的“亲子分离”和“隔代教养”特征，对其心理发展、行为养成等社会化过程产生了较大影响，而学校和社会对留守儿童家庭的支持赋能不足、家校社的协作互动流于形式以及共同育儿机制尚未形成等进一步加剧了留守儿童的问题。留守儿童呈现出来的诸多问题需要国家、社会、学校等多方主体发力，协调好留守儿童的物质养育与精神赋能、学业培养与品德塑造。
【关键词】留守儿童 家庭养育 法治保障 心理健康 【中图分类号】D432.7 【文献标识码】A
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尤其随着新型城镇化建设、脱贫攻坚、户籍制度改革、随迁子女就地入学、返乡创业等系列政策和工作的实施，农村留守儿童的数量呈现逐步下降趋势。2013年，根据全国妇联的研究报告显示，全国有6102万留守儿童，超过全国儿童总数五分之一。2023年8月，教育部根据入学儿童情况进行的调研显示，我国有农村留守儿童1550.56万。尽管留守儿童的绝对数量在减少，但在一些经济相对落后的地区，农村留守儿童仍较为集中，他们的监护状况不尽如人意，呈现出来的问题令人担忧。本文从监护体系完善的视角对留守儿童的法治保障进行梳理和研究，以期为留守儿童的关爱保护提供参考。
农村留守儿童家庭监护状况概览
据统计，在2018年的697万农村留守儿童中，96%由祖父母或者外祖父母照顾，4%由其他亲戚朋友监护。笔者2023年暑假利用给村、社区儿童主任轮训的机会，对江苏苏北某设区市（H市）及部分县区进行了调研，笔者在H市L县的调研也显示出相类似的留守儿童照护状况，截至2023年6月，该县2342名留守儿童中，由祖父母或者外祖父母照顾的占比也高达95%，5%由其他亲戚朋友照顾。
从父母与未成年子女的团聚和日常联系看，2019年《中国留守儿童心灵状况白皮书》显示，农村留守儿童家庭中普遍存在亲子关系疏离问题。笔者在L县的调研中也发现，该县留守儿童中大约52%每年能与父母团聚2-5次，主要是在春节、暑假或者其他小长假，还有相当一部分只能在春节期间才能见到父母。在日常联系方面，多数父母与留守儿童通过电话或视频不定期进行联系，有86%以上的外出打工父母每周与留守儿童联系一次，10%的父母半个月或者一个月联系一次，极少数父母每天都与留守儿童联系，联系的内容主要是询问了解学习情况、身体状况、兄弟姐妹相处情况等。除了例行询问，分隔两地的父母与留守儿童之间似乎没有太多的交流内容，情感的表达极少呈现或者流露。
上述情形折射出当代农村留守家庭对孩子养育与家庭教育的困境与矛盾。一方面，父母为了尽可能给孩子提供一个相对有保障的物质支持，所以即便忍受长期分离也要外出打工；另一方面，一些留守孩子并非如父母期许的那样用心学业或者取得满意的好成绩，这令在外打工的父母焦虑和失望。在亲情方面，父母与留守在家的儿童之间的情感连接日渐薄弱，双方都有一种陌生感。而留守儿童与祖辈之间尽管感情连接较为深刻，但基于祖辈们文化水平有限、认知差异、代际鸿沟，加之年岁渐长精力不济等因素，祖辈们通常无法展开有效的家庭教育和情感互动，祖辈之间主要是生活照料关系，导致难以对留守儿童形成深刻的价值引领和行为示范。留守儿童教育和成长过程中呈现出的“亲子分离”和“隔代教养”特征，对其心理发展、行为养成等社会化过程产生了较大影响。
农村留守儿童家庭监护缺失引发的现实难题
农村留守儿童的心理健康状况堪忧。留守儿童正处在心理成长的关键时期，却长期缺少父母的陪伴、关爱与引导，而作为照护人的祖辈文化水平较低、教养方式不当、监管不力，留守儿童精神需求常常得不到满足，加之农村地区的学校教育对心理健康重视程度不够等原因极易造成农村留守儿童产生敏感、孤独、自卑、抑郁、自我封闭、感情脆弱、消极孤僻、缺乏安全感等心理问题，而处于义务教育阶段的中、小学生更是有学习焦虑、态度不端正、注意力不集中、学习成绩下降等学业问题。此外，伴随着父母外出务工时间的增长，“分离效应”会对留守儿童心理产生作用，会引发一系列的认知、情绪、行为等问题。而作为委托监护主体的隔代长辈，其健康状况、消极情绪等会对农村留守儿童心理异常产生间接促进作用。农村留守儿童更容易出现抑郁症状、更容易发展成抑郁障碍。相关针对农村留守儿童抑郁症状和社交焦虑的meta分析表明，他们的抑郁症检出率为 29%、社交焦虑检出率为36.1%，这两个数值不仅高于城市儿童，也高于农村非留守儿童以及流动儿童的检出数值。
农村留守儿童极易遭受各种侵害。留守儿童由于长期缺少父母的陪伴和教育保护，他们在成长过程中极易受到同伴的欺负或攻击，近些年来发生的一系列未成年人被欺凌、被性侵等事件归根结底都是缘于留守儿童在家庭监护缺失下产生的心理异常的外部化表现。
一是遭受校园欺凌。调研显示，农村留守儿童在校发生被欺凌事件在实践中较为常见和多发，《2017年留守儿童心灵状况白皮书》中的调查显示：45.8%的留守儿童在学校经历“被他人欺负”事件。而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由于地理隔离或者重视程度低等原因，一般无法及时发现。实践中，农村留守儿童被霸凌事件存在一定的共性。从霸凌形式上看，有身体型欺凌，如殴打、脚踢、掌掴、抓咬、推撞等；有精神性的欺凌，如辱骂、讥讽、嘲弄、挖苦、起侮辱性绰号等；有财产性的欺凌，如抢夺、强拿硬要或者故意毁坏他人财物；有关系型欺凌，如恶意排斥、孤立他人，影响他人参加学校活动或者社会交往；还有网络欺凌，即通过网络或者其他信息传播方式捏造事实诽谤他人、散布谣言或者错误信息诋毁他人、恶意传播他人隐私等。尽管校园欺凌形式具有多样性，但身体型欺凌仍是主要的欺凌表现，有学者调查发现，农村留守儿童在校园内曾被同学打的比例为17.3%，明显高于非留守儿童11.2%的比例。
二是容易遭受性侵害。农村留守儿童除了容易受到校园欺凌之外，留守女童还有遭受性侵害的现实威胁。与祖辈相依为命的留守儿童，成为性侵罪犯眼里“最好欺负的对象”。对留守儿童实施性侵害的犯罪分子，多数是熟人或者亲人，随着互联网使用的广泛化，网友作案的曝光率也呈较高趋势。从作案的手段和后果上看，多数犯罪分子是以欺骗、引诱、胁迫和暴力强制为主，受害人的心理伤痕难以愈合，很多被侵害的记忆会伴随被害人一生，影响其日后的工作、学习和生活。
农村留守儿童的犯罪行为不容轻视。受“分离效应”影响，大部分留守儿童会出现一定的心理异常，加之与不良同辈群体交往、受网络不良信息影响等因素，导致留守儿童更容易表现出反社会行为。2021年至2023年，“全国法院一审审结的涉未成年人暴力案件中，被告人为留守儿童的案件共1835件，占比22.94%”，此暴力犯罪数据和占比折射出留守儿童家庭监护缺失带来的严重后果。
此外，留守儿童内敛型的性格还常常会与沉迷网络结合起来，在虚拟世界里寻求安慰和自我价值。根据笔者参与的一项针对未成年人犯罪预防的调研项目发现，在留守儿童家庭中，手机带娃的情况比较普遍，一些外出打工的父母意识到隔代抚养可能存在问题，遂采用手机联络来弥补地理距离所带来的教育困难。但网上信息良莠不齐，未成年人因缺少良好的家庭教育引导，信息消化处理的能力较差，较容易受不良网络信息的影响，走上犯罪的道路。
农村留守儿童监护缺失的成因探析
农村留守儿童监护缺失及其衍生的问题只是一种表象，背后的深层次原因在于大量农村劳动力涌向城市，客观上造成农村留守儿童现象。由此带来留守儿童家庭保护的先天不足和家庭教育缺失，而学校和社会对留守儿童家庭的支持赋能不足、家校社的协作互动流于形式以及共同育儿机制尚未形成等进一步加剧了留守儿童的问题。
一是留守儿童的委托照护制度较难很好地实现。《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22条与23条规定了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因外出务工等原因在一定期限内不能完全履行监护职责时委托他人代为照护的条件和要求，如要求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在确定被委托人时，应当综合考虑其道德品质、家庭状况、身心健康状况、与未成年人生活情感上的联系等情况，并听取有表达意愿能力未成年人的意见。还特别规定了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的两项义务，即告知义务和后续联络义务，告知义务是指外出务工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应当及时将委托照护情况书面告知未成年人所在学校、幼儿园和实际居住地的村、居民委员会。后续联络义务是指，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在委托留守儿童的照护人后，不是一托了之，而要履行两个义务：一是加强和留守儿童所在的学校、幼儿园的沟通，以便了解其学习情况和在校表现；二是与留守儿童本人以及被委托人至少每周联系和交流一次，以此来了解留守儿童的生活、学习、心理等情况，并给予亲情关爱。
尽管《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的上述规定十分详细，但很多留守儿童父母在外出务工前，没有条件对委托照护孩子的长辈进行任何考察和评估，因为在农村，能够帮助照料留守儿童的除了孩子的祖辈几乎没有其他选项，《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对委托照护制度的规定较难很好地实现，此其一。其二，关于委托照护后的通知义务，也较难很好地实现。根据笔者在H市的调研，很多外出打工的父母根本没有与所在地的村、居民委员会或者孩子上学的学校、幼儿园进行任何对接或者通告，村、居民委员会也没有进行排查和登记造册，实际上处于互不相通的状态。
二是一些地区对留守儿童的监护监督流于形式。其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43条分两款对村、居民委员会的未保职责进行了规定，包括：应当设专人专岗（俗称的儿童主任）负责未保工作，指导、帮助和监督家长履行监护职责，为留守儿童建立信息档案并给予关爱帮扶；其二，协助政府有关部门监督未成年人委托照护情况，发现问题及时报告，并帮助、督促被委托人履行照护职责。但现实情况是，一些农村社区中的儿童主任多数是由村委会成员中一人兼任，他们往往身兼多职且年龄偏大，根本无力关注留守儿童的家庭监护或者督促委托监护，致使留守儿童的家庭保护功能难以很好地实现。
三是一些学校、幼儿园对留守儿童的家庭教育指导不足，家校合作未能有效展开。《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23条要求留守儿童父母在外出打工前，应当将委托照护情况书面告知留守儿童所在的学校、幼儿园，并定期与留守儿童以及学校、幼儿园进行联系沟通。然而，一些农村留守儿童所在的学校、幼儿园不仅面临教育资源短缺、师资力量有限等问题，同时也存在着学校对留守儿童监护人或者委托照护人家庭教育没有指导或者指导不足问题，难以形成家校配合育人的局面。更有甚者，在笔者对H市L县的儿童主任的调查中发现，有部分留守儿童在小学高年级或者初中阶段隐形辍学，出现“在籍不在学”的情形，即学籍还完整地保留在学校，但人不来上学，学校对此不仅没有及时上报，也没有督促家长将孩子送回学校，导致这部分留守儿童家庭失管、学校失控，有些留守女童因此被诱骗参与有偿陪侍等。
四是一些基层政府对留守儿童家庭赋能不足。《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81条第二款，要求乡镇人民政府和街道办事处设立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站或者指定专门人员（如儿童督导员），及时办理未成年人相关事务；支持、指导村、居民委员会设立专人专岗做好未成年人保护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第30条也规定，设区的市、县、乡级人民政府应当对留守未成年人家庭建档立卡，提供关爱服务，为留守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实施家庭教育创造条件。教育行政部门、妇联应当采取措施，为留守未成年人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实施家庭教育提供服务，引导其积极关注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状况、加强亲情关爱。
但实践中，一些留守儿童集中的乡镇，身兼多职的儿童主任根本无法做到定期排查走访，更无法建立动态的留守儿童及其家庭状况的台账；基层政府也基于人手有限，对留守儿童家庭的关爱服务较为有限；教育行政部门、妇联为留守儿童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实施家庭教育提供服务的就更为稀缺，通常只是在家庭教育宣传日、六一等特定的时间，通过一定的广场活动来进行宣传。而且，留守儿童的父母远在打工地点，无法接受专门的家庭教育指导，真正照护留守儿童的祖辈因年岁高，理解力有限等因素，对家庭教育的指导或者服务大多不感兴趣，由此形成留守儿童家庭监护体系的空洞化。
除此之外，网络对留守儿童的影响也非常大。良莠不齐的网络信息、网络游戏、网络社交软件等，在没有家庭的有效管教、引导的情况下，留守儿童在触网后极易沉迷网络游戏荒废学业，或者网络交友不慎被坑骗，或者被网暴权益受侵害。
完善农村留守儿童监护体系对策建议
留守儿童呈现出来的诸多问题，其背后的原因并非某个单一因素，而是多层次的，需要国家、社会、学校等多方主体发力，真正协调好留守儿童的物质养育与精神赋能、学业培养与品德塑造，如此才能为留守儿童提供正常的成长环境，助力其健康成长。
第一，发展乡村经济，缩小城乡差距，减少监护分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要完善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为缩小城乡差距，减少监护分离，我国应当从务工人员返乡与外来人口落户定居两个方面进行具体制度细化。
首先，近年来，国家对三农问题的重视和优惠政策使得一部分农民重新把目光投回家乡。面对返乡潮，国家和当地政府应积极响应、大力支持并出台相关政策支持措施，如出台有关优惠政策，降低返乡创业门槛和风险；招商引资发展当地产业，吸纳农民就地工作；强化外出务工人员返乡创业、就业的培训指导等。通过回乡创业或者工作，可以大大减少亲子隔离，进而减少留守儿童的产生或者新增。
其次，通过留守儿童跟随父母去打工地城市落户的方式实现亲子团聚，减少留守儿童。为此，应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剥离附着在户籍上的差异性保障和福利。
最后，建立城乡一体的社会保障制度，逐步实现从“广覆盖、低水平、可持续”向“全覆盖、提水平、可转移”转变，扩大保障范围，增加保障内容，健全多层次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
第二，构建留守儿童监护制度的多方实施体系。在当前还不能彻底消除留守儿童的现实背景下，为了保障留守儿童的合法权益，有必要从法治层面完善留守儿童的监护体系。该体系由留守儿童父母出发，向外延伸至政府、社会、学校等各个层面，由点到面最终形成立体式的多方协助保护模式。
首先，强化家庭监护主体责任。基于农村地区父母对未成年人家庭保护与家庭教育的理念和意识不高的现实，有必要通过覆盖城乡的家庭教育指导服务体系，推进留守儿童父母接受家庭教育指导和服务，提升父母的学习和践行科学的家庭教育理念、知识、技能，为留守儿童树起第一道坚实的保护屏障。具体而言，可以利用外出务工父母返乡等时节，通过开设教育专题讲座、安全教育课堂、开展安全知识讲座等，多渠道、多形式地组织留守儿童父母学习儿童教育、侵害预防和保护的相关知识，从而优化留守儿童的监护环境。同时，推动当地的教育行政部门、妇联、学校等为农村留守儿童家庭提供个性化、针对性的家庭教育指导和实践活动。家庭教育指导还应该根据不同年龄阶段留守儿童的特点来设计，推动当地的教育行政部门、妇联、学校等为农村留守儿童家庭提供个性化、针对性的家庭教育指导和实践活动，使得农村留守学前儿童的父母或其他监护人从中获得与该年龄阶段儿童教育教养相符合的指导，从而提高家庭教育的质量。
其次，落实校家社紧密结合、协调一致原则，夯实留守儿童家庭保护和家庭教育的多方主体参与机制。在强化家庭监护主体责任的同时，针对留守儿童问题，全社会应当凝练多主体参与关爱的共识，倡导构建一个以政府为主导，学校为重点，村居为依托，家庭为核心、全社会共同参与的农村留守儿童关爱服务体系。从学校而言，不仅要优化教育资源和加强乡村学校教师队伍建设，更要通过家长学校、家庭教育实践活动等载体或方式连接留守儿童家长和直接照护人。从社区而言，农村社区是留守儿童社会保护的重要场域，必须健全留守儿童档案，并通过定期排查和动态跟踪，预防侵害事件发生；发现留守儿童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不依法履行监护职责，或者委托照护人缺乏照护能力、怠于履行照护职责等损害留守儿童利益的行为，应及时进行报告并采取相应的督促帮扶措施。
最后，夯实政府在留守儿童家庭监护上的主导责任。可以从两个方面进行展开：一是严格执行现有法律法规，落实留守儿童家庭保护的国家责任，建立健全问责和惩罚机制；评估帮扶、救助、处置制度；强制报告制度。二是落实留守儿童保护专项经费，政府通过购买服务或者聘任专职儿童主任等方式，为留守儿童提供专业化、个性化保护和服务，监督留守儿童家庭保护的责任人履行家庭教育职责，全面保护留守儿童各项权益。
第三，完善留守儿童监护体系的法治保障。关于留守儿童监护体系，现行立法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等国家法律已经有相应的规定，但还有结合现实需求做出细化规定的必要，以便对留守儿童的家庭保护提供更加周全的保障。从地方性立法和规范来看，河南、四川、安徽、山西、江西、山东、浙江等省份在其《未成年人保护条例》中都专门设有“特殊保护”一章，对留守儿童、困境儿童等特殊主体提供特殊保护，进一步细化了农村留守儿童保护的多方主体责任。具体可以从几个方面予以展开：
首先，建立临时照护制度和留守儿童托管机构。如《山西省未成年人保护条例》第55条规定，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因外出务工等原因在一定期限内不能完全履行监护职责的，应当委托具有照护能力的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代为照护；对暂时不能落实有效照护的，可以向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儿童福利机构申请临时照护。留守未成年人比较集中的地区，可以根据需要设立留守未成年人托管机构。《江西省未成年人保护条例》第72条有类似的规定，“留守未成年人比较集中的地区，可以根据需要设立留守未成年人托管机构，为留守未成年人的学习、生活提供指导和帮助。”
其次，建立留守儿童帮扶联系制度。如《山东省未成年人保护条例》第63条规定，县级人民政府、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应当建立帮扶联系留守未成年人制度，采取法治宣传、安全教育和定期上门探访等方式，给予关爱帮扶。
最后，对不履行监护职责或者怠于履行监护职责父母予以训诫等处罚。如《浙江省未成年人保护条例》第55条规定，公安机关接到本条例第54条规定的有关报告后，应当及时出警调查，并按照下列规定作出应急处置：属于留守儿童脱离监护单独居住或者监护人不履行监护责任的，责令其父母返回或者责令父母确定其他亲属监护，并对其父母进行训诫。
（作者为南京师范大学法治现代化研究院教授、博导；南京益童基金会理事长）
【注：本文系江苏省法学会委托课题“预防未成年人犯罪视角下家庭教育的问题与对策研究”（项目编号：SFH2024E006）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
①林细华等：《中国农村留守儿童心理健康状况的meta分析》，《华中科技大学学报》（医学版），2010年第2期。
②徐志坚等 ：《留守儿童抑郁症状的检出率—2000-2015年发表论文的meta分析》，《中国心理卫生杂志》，2016年第12期。
③李梦龙等：《中国农村留守儿童社交焦虑状况的 meta 分析》，《中国心理卫生杂志》，2019年第11期。
④郭开元、张晓冰：《我国农村留守儿童权益保护及对策研究》，《中国青年社会科学》，2018年第4期。
责编/李一丹 美编/杨玲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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