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东南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导，东南大学中华民族视觉形象研究基地教授 季中扬
1974年，匈牙利艺术史学家阿诺德·豪泽尔断言：“今天可以说已经没有民间艺术了，因为原来意义上的‘民’已经不复存在了。”他谨慎地强调，至少对西方来说，情况是如此的。我们发现，50多年后的今天，在全球范围民间艺术不仅没有消失，反而青春焕发。尤其在中国，当代民间艺术呈现出多元形态，既有作为民众生活文化的民俗形态，又有被赋予新价值的遗产形态，还有遗产化之后不断创新的审美化形态。
民间艺术的当代形态
一些人认为，民间艺术来自“过去”，且不可能去除“过去”的烙印，因而，迟早要被现代社会淘汰。其实，就民间艺术概念本身而言，并不强调其“过去”时，只是说其创造、享用的主体是普通民众，其产生与应用的空间是普通人的生活空间，而非博物馆、画廊、音乐厅、大剧院等空间。美国民俗学家迈克尔·欧文·琼斯指出，“身处任何社会的人都讲故事、唱歌、跳舞、庆祝节日、手工制作物品，都参与传统”，因而，“只要人类存在，民间艺术就会存在”。也就是说，民间艺术本质上就是普通人日常的审美活动，其具体形态可能会与世推移，但永远不会消失。事实上，在当代社会，作为普通人日常审美活动的民间艺术仍然广泛存在，如餐桌上的段子、笑话、网络流行的“梗”等口头艺术，广场舞、公园自助演唱、戏迷票友们的聚会演唱、自媒体中的各种才艺展示，以及普通人的书画爱好及其交流活动、收藏杂件、把玩核雕、侍弄盆景等。这是“广大民众所创造、享用和传承的生活文化”，可以称之为民俗形态的民间艺术。民俗形态的民间艺术并非直接传承传统的民间艺术，但在文化精神上最为贴近传统的民间艺术，即未从日常生活中分化出来，仍属于民众的生活方式范畴。其与传统的民间艺术相比，有着鲜明的当代特征，一是不再与婚丧嫁娶、岁时节日等仪式活动紧密联系，二是不再以艺术生产为中心，而是突出文化主体日常的参与性、交往性。
民俗形态的民间艺术在当代民间艺术中具有重要地位，但大多数人对其却习焉不察。一是因民俗形态的民间艺术缺乏充分的审美性，不具有明显的“艺术”特征；二是缺乏“传统性”，与人们印象中的民间艺术，如剪纸、年画、民歌、小戏、秧歌等，有着明显差异。在当代社会，民间艺术得以“显示”出来，能被人们“看见”，主要归功于遗产形态的民间艺术。在我国，大多数优秀的传统民间艺术都成功申报了各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2003年）把非物质文化遗产分为“口头传统和表现形式”“表演艺术”“社会实践、仪式、节庆活动”“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知识和实践”“传统手工艺”五大类，而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则把非物质文化遗产分为“民间文学”“传统音乐”“传统舞蹈”“传统戏剧”“曲艺”“传统美术”“传统技艺”等十大类，民间艺术占据其中十之六七。那些有着较高审美价值或科学价值，且有可信传承脉络的民间艺术才有可能入选非遗名录。入选非遗名录意味着国家与社会对民间艺术当代价值的高度认可，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事实上就获得了进入当代生活的“通行证”。也就是说，遗产化不仅提升了民间艺术的社会价值，还祛除了民间艺术与现代社会之间的异质性，人们不再认为遗产形态的民间艺术是过时的、难登大雅之堂的。恰恰相反，如苏扇、绒花等民间艺术已经融入到青年人的时尚生活之中，华阴老腔以电影形式进入大众视野，陕北说书进入了国产首部3A游戏《黑神话：悟空》，诸如此类，不胜枚举。
遗产形态的民间艺术的突出特征是活态传承传统，一旦丧失其典型的传统技艺与风格，就背离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宗旨。民间艺术的传统风格未必契合当代人的审美趣味，遗产化之后的民间艺术是否可以不断创新发展？《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2003年）明确提出非物质文化遗产可以不断创新，《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伦理原则》（2015年）进一步强调要尊重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动态性和活态性”。但是，究竟该如何创新？就遗产化之后民间艺术的创新实践来看，大体是以精英艺术为榜样，希望能像精英艺术那样被人们接受、消费，不管是刺绣、剪纸、烙画、年画，还是木雕、石雕、陶艺，都越来越“雅化”，越来越趋近于“美的艺术”。审美化形态的民间艺术似乎越来越远离“民间”。
综上可知，其一，在当代社会，民间艺术并没有遭遇现代性危机，反而呈现出多元、繁荣的形态。其二，只有在现代社会，民间艺术才能作为一种艺术形态被人们所“看见”，民间艺术的审美维度、艺术身份才得以彰显。其三，当代民间艺术内部出现了分化，主要分为民俗形态的民间艺术与审美化形态的民间艺术。这种分化其实是历史上民间艺术雅化逻辑在当代社会的重演。回望历史就会发现，在任何时代，都有一批出色的民间艺术家将民间艺术职业化、艺术化。
当代民间艺术的价值取向
在古代社会，民间艺术有三种主要形态，一是作为传统礼俗表现形式的民间艺术，二是普通民众日常享用的民间艺术，三是作为上层社会消费对象的民间艺术。除了作为上层社会消费对象的民间艺术，审美只是传统民间艺术的一种依附性价值取向。尤其是对于作为传统礼俗表现形式的民间艺术来说，其核心价值取向是表征，不仅代表着某种不在场的事物，而且意味着这种不在场事物的现身，如民俗仪式中的舞蹈、舞龙等，岁时节日中的桃板、年画、纸马、剪纸等，在观者眼中，可以驱祟、祈福。在当代社会，不管是民俗形态的民间艺术，还是遗产形态的民间艺术，大多不再具有这种传统的民俗功能。民俗形态的民间艺术就是普通人日常的审美表达。也就是说，作为普通人日常审美表达的当代民间艺术，既不是为了创作用于展陈、销售的作品，也不是为了传承某种文化传统，它没有任何外在目的，只是为了充实生活、填补生命。为此，人们愿意学习剪纸、刺绣、制陶、侍弄盆景、跳广场舞等。当然，学习“美的艺术”也可以充实生活、填补生命，与“美的艺术”相比，民间艺术可以将人们的精神追求与日常的身体实践紧密结合在一起，让日常生活审美化。在当代社会，民间艺术为何能蓬勃发展？关键就在于民间艺术与普通人的生活以及生命意义追寻之间有着紧密联系，人们需要民间艺术。
民间艺术的遗产化导致其价值取向发生了明显变化。《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2003年）强调，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为这些社区和群体提供认同感和持续感”，因而，不仅要保护各种社会实践、知识、技能，以及相关实物与场所，还要保护其背后的价值观念。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民间艺术背后有着复杂的传统观念，包括对待宇宙与人生的哲学观念，对待社会关系的伦理观念，以及特定的审美观念等。只有充分理解传统民间艺术背后的观念体系，感受祖先们的情感与信仰，才能真正理解过去，从而保证对文化传统的认同感与历史的持续感。比如传统年画，其色彩并不再现事物固有颜色，而是“以阴阳观、五行观与八卦观为基础的观念色彩体系”；再如民族民间舞，手心向上为阳，手心向下为阴，阴手阳手有着不同的象征，舞步上，先出哪只脚，如何变化，步距、方位、秩序往往各有定数。然而，传统的哲学观念、伦理观念、审美观念在当代已经发生了变化。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实践中，一些人并不重视这些传统的审美观念，认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基于现代理念的价值赋予，保护传统乃是为了更好地面对当下。因而，应该着重保护传统技艺，其文化内涵与表现形式是可以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但问题是，如果文化内涵与表现形式都与世推移，如何能够提供认同感与持续感呢？事实上，遗产化的当代民间艺术不仅文化内涵与表现形式发生了巨大变化，往往以当代审美趣味为价值取向，而且大多脱离了原本的文化土壤，进入了展陈、展示、展演的“馆舍化”语境之中。文化空间转变，不仅“美感所在”会随之发生改变，更为重要的是，其意义传达也会受到影响。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实践中，有的人似乎更为关心其作为遗产的“突出的普遍价值”。对于民间艺术而言，其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突出的普遍价值”就是审美价值。一些当代民间艺术过度关注审美价值，远离了传统民间艺术让不在场之物现身的核心价值取向，似乎并没有实现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宗旨。
在历史上，民间艺术家会向文人学习，如刻石名匠章简甫与文徴明的交往，竹刻大师濮仲谦与钱谦益的交往，景德镇瓷工昊十九与李日华的交往，时大彬及其弟子蒋伯荂与陈继儒的交往等。有些文人也会参与民间艺术创作，从而提升民间艺术的审美水准，如清代著名艺术家陈曼生精通书、画、印，设计了紫砂壶曼生十八式，使得宜兴紫砂壶有了诸多经典器形；再如，天津杨柳青年画之所以蜚声海内外，也得益于北上的江南文人参与制版设计。无论是民间艺术家向文人学习，还是文人介入民间艺术创作，都始终立足于民间艺术本身，都旨在发展民间艺术，而不是将民间艺术变为文人艺术。审美化形态的当代民间艺术在此价值取向上大异于过去，它们学习“美的艺术”不是为了提升民间艺术的审美水准，而是为了能被“美的艺术”所认可、接纳。审美化形态的民间艺术像“美的艺术”一样装裱、装框、策展，一样在艺术馆中展陈、展示，除了在艺术媒介方面保留了民间痕迹之外，其他方面完全如同“美的艺术”。但是，如果一味向往“艺术”，不认同“民间”身份，丧失民间艺术本身的“审美所在”，就不能成为一流的“美的艺术”。
多元化的民间艺术当代形态导致了不同的价值取向。民俗形态的民间艺术面向日常生活，各种民间艺术活动就是普通人的生活方式，是人与人交往的媒介，虽然不以审美价值为中心，但凸显了日常审美表达在普通人生活中的重要意义。遗产形态的民间艺术应该充分保持传统民间艺术“在社会中建立连续性”的价值取向。如果一味追求“突出的普遍价值”，即审美价值，可能会加剧当代民间艺术的审美化取向，导致民间艺术审美化取向的异化，即当代审美化的民间艺术形态完全认同“美的艺术”，丧失了民间艺术的主体性。
当代民间艺术的多元共生性
民间艺术形态的多元化意味着民间艺术在当代社会不仅没有没落、消失，还得到了快速发展。但价值取向的差异可能会影响民间艺术的发展及其社会与文化功能的实现。
多元化的当代民间艺术已然呈现出共生共荣的繁盛景象。这既有其客观的内在原因，也有不可忽视的外在条件。首先，如上文所述，只要不把民间艺术视为“文化遗留物”，而将其视为普通人的日常审美表达，它就契合人们普遍的社会心理需求。其次，国家高度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激发了整个社会对传统民间艺术价值的再发现。民间艺术是国家乃至人类的重要文化财富，遗产形态的民间艺术、民俗形态的民间艺术、审美化形态的民间艺术的社会价值都得到了显著提升。此外，在当代社会，审美品味成为塑造自我的重要维度，越来越多的人热衷艺术品收藏，包括对民间艺术品的收藏，推动了民间艺术的发展。
不同形态的当代民间艺术有着不同的价值取向，相互之间存在分歧、张力。一是遗产形态的民间艺术虽然来自传统民俗形态的民间艺术，但在遗产化实践中，往往倾向于“突出的普遍价值”，有意无意地忽视其原本的民俗功能，切断了与当代民俗形态的民间艺术的联系；二是一些审美化形态的民间艺术过度关注审美维度，民间气息越来越淡，与民俗形态的民间艺术、遗产形态的民间艺术之间形成了裂隙；三是过去作为传统礼俗表现形式的民间艺术，如各种祭礼中的民间表演、纸马、纸扎等，在遗产化过程中，其完整性可能会受到损害，难以转化成当代民俗形态的民间艺术。
多元价值取向之间的分歧与张力是难以完全消除的，但是，改变观念、完善举措可以减少分歧、舒缓张力。首先，在观念上应高度重视民俗形态民间艺术的奠基性地位。民俗形态是民间艺术的本然形态，离开民众的生活实践就不能作为民间艺术。今天的遗产形态的民间艺术来自传统民俗形态的民间艺术，未来的遗产形态的民间艺术也只能源自当代民俗形态的民间艺术。只有重视这个源泉，民间艺术才能得以发展、繁荣。具体而言，在城乡公共文化建设中，应大力支持民众自发的各种民间艺术活动，做好“送文化”与培育内生文化之间的平衡。其次，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实践中，要强调个人、社群、社区的文化认同感与传统的持续感，而不是某种“突出的普遍价值”，可以将社区公共文化建设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有机结合起来，让非遗扎根社区，这不仅能够确保非物质文化遗产得以整体性保护，而且能够重建遗产形态的民间艺术与民俗形态的民间艺术之间的共生共荣关系。最后，应加强民间艺术理论研究，基于“本土美学”立场建构中国民间艺术话语体系。民间艺术必须有自己的理论话语才能有主体性，审美化形态的民间艺术才能立足“民间”不断推陈出新，带动民俗形态的民间艺术与遗产形态的民间艺术不断发展。
在当代社会，民间艺术得到了快速发展，呈现出多元共生共荣的景象。传承发展民间艺术既有现实功能，又有深远意义。民间艺术是广大人民群众自己创造、享有的生活文化，是最能体现人民性的艺术形态，它与每个人的日常生活都息息相关，不仅充实着人们的日常生活，也让日常生活获得了超越性的审美意义。民间艺术是民众共享的艺术，切实发挥着社会团结功能。尤为重要的是，民间艺术具有对文化传统的活态传承性，是中华文化延续性的生动见证。“民间艺术是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老祖宗留下来的这些宝贝，对延续历史文脉、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具有重要意义。”我国高度重视民间艺术发展，多次在全国范围挖掘、整理民间艺术资源。2004年，我国正式启动非遗保护工作，将诸多民间艺术列入了各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促进民间艺术的当代发展。要高度重视民俗形态民间艺术的奠基性地位，在实践中推进遗产形态的民间艺术回归民间、扎根社区，审美化形态的民间艺术坚守人民性。只有这样，民间艺术的多元形态才能共生共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