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尽管国外关于文明理论研究的流派众多，但在人类追求进步的价值指引下，历史本体论视域下的文明理论研究始终关注四个重大问题。一是文明进程的起点，二是文明存在的根据，三是文明进步的目标，四是文明之间的关系。在人类文明何去何从的十字路口，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辩证分析不同文明理论的思想逻辑，吸收借鉴国外文明理论优秀成果，对于深化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理论建构具有积极启示意义。
【关键词】历史本体论 文明 问题意识 人类文明新形态
【中图分类号】B016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4.20.012
【作者简介】李艳艳，北京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导，中国历史唯物主义学会常务理事、副秘书长，当代世界文明与文化专业委员会副理事长。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文明与意识形态理论。主要著作有《马克思主义文明理论及其当代价值》《西方文明东进战略与中国应对》《互联网意识形态建设研究》《美国互联网政治意识形态输出战略与应对》等。
文明是人类思想史上的一个重要概念，其表征着人类社会发展程度。在漫长的文明思想演变历程中，国外学者提出了众多观点各异的文明理论。尽管文明理论流派纷繁多样，但是历史本体论作为基本的理论维度，集中探讨了文明进程的起点、存在根据、进步目标、彼此关系等规律性问题，而这些问题也成为文明理论研究需要回应的共同问题。基于此，国外不同文明理论流派进而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命题、思维方式和学术范式。当前，系统分析国外文明理论的共同问题，有助于展开中外文明思想对话，深化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理论建构和国际传播。
事实与价值：文明进程的起点
由于人类的有限性，文明进程始终存在事实与价值的张力，人类创造文明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不断与自身有限性抗争，不断弥合事实与价值之间关系的过程，诸多文明理论流派都认识到了这一问题，试图从理论上进行回应，事实与价值因而成为不同文明研究思维范式探讨的核心范畴。前定论、预成论、宿命论、先验论等思维范式持文明外源本体论观点，以人类生活之外的纯粹理性为文明本源，从价值出发展开文明理论的探索，又把文明史的起点、发展环节和终点设定为一个封闭的系统，由终点观照起点，由起点规定终点。经验论的思维范式则持内源本体论观点，以事实为基础，认为文明立足当下，主张从社会发展、经济发展等实际出发展开文明理论研究。那么，在事实与价值之间，谁是文明进程的起点呢？
以基佐等启蒙思想家为代表的思想流派预设了一个“应然”的文明理想状态，同时赋予人类理性不断自我完善的能力，并且主张在“文明”价值引领下，人类充分运用理性的力量推动“实然”的社会进步，同时推进“除社会生活的发展以外的另一种发展：个人的发展、内心生活的发展、人本身的发展，人的各种能力、感情、思想的发展”，[1]不断完善人性，不断超越动物的限度。在文明“这个大事实中包含着两个事实，它靠两个条件存在，并通过两个标志显示出来：社会活动的发展和个人活动的发展，社会的进步和人性的进步。哪个地方人的外部条件扩展了、活跃了、改善了；哪个地方人的内在天性显得光彩夺目、雄伟壮丽，只要看到了这两个标志，虽然社会状况还很不完善，人类就大声鼓掌宣告文明的到来”。[2]对此M.C.莱蒙总结道，启蒙思想“把自己的时代看作（最终的）理性时代，认为以往历史是从最初无知、愚昧、野蛮和迷信的不完美状态朝向知识、理智、宽容和理性的最终文明状态发展的人类运动，理性提供了人类完美状态的最高成就”。[3]
另一些思想流派则认为，事实和价值之间不是“实然”和“应然”的关系，文明进程不是在“应然”指导下从“实然”进化到“应然”的过程。14世纪的阿拉伯哲学家伊本·赫勒敦反对把对于文明的考察建立在某种先验本体基础之上，因为“关于精神世界和真主的本体的学说，与事实并不相符，他们关于此点的学说是不可加以证明的。我们对于生息于其中的这世界，比对于他们所说的，认识得更真切”。[4]他认为文明是在人与人相互交流、形成群体的过程中产生，经济合作是推动文明进步的动力。文明不是向某种价值不断趋近的线性发展过程，而是“原始社会—城邦社会—国家社会”周而复始的过程。20世纪享誉世界的著名历史学家威廉·麦克尼尔甚至不愿再去调和“事实”和“价值”之间的关系，而是彻底否定了文明的特定价值，认为文明只具有事实的存在，是一个流变的过程。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积极与其他西方思想家进行对话，旗帜鲜明地批判了西方思想史上长期流行的“迅速前进的文明完全被归功于头脑，归功于脑的发展和活动”[5]的唯心主义历史观，实现了文明理论研究立场、观点和方法的根本变革。在实践这一基本研究视域下，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文明进程没有一个预设的起点和终点，而是在作为文明创造主体的人的实践过程中生成和展开，并受到实践过程中形成的诸多矛盾关系推动，由此人类文明进程是一个辩证发展的螺旋式上升、波浪式前进过程，其总体方向是进步的，但是在具体历史阶段也存在倒退、停滞的可能。即使在同一个发展阶段上，文明和野蛮也可能同时并存，正如马克思、恩格斯对于资本主义的分析具有鲜明的辩证性，其一方面深刻批判了资本导致人、自然、社会之间相互关系紧张的野蛮面，另一方面也充分肯定了资本在促进生产力、生产关系发展以及创造更高级社会形态所需的各种要素等方面的文明作用。同时，由于实践是受一定历史条件制约的活动，因而文明进程也因时因地而异，呈现多样性特征。如此看来，事实和价值并非各执一端的对立关系，而是统一于实践之中，并随着实践展开而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相互转化。
主体与客体：文明存在的根据
思维范式影响研究视域。在不同思维范式中，在历史本体论层面，文明理论研究具有特定的观察和理解角度。受前定论、预成论、宿命论、先验论的影响，以价值为起点的文明理论通常把价值承载者视为推动文明进步的主体力量，通过考察价值承载者存在和运动的方式来探究文明进步的动力和路径。这里的价值承载者即为本体，它在追问文明何以存在的过程中，与主体、客体产生紧密的联系，产生了对于文明存在根据的不同回答。
以黑格尔为代表的近代理性主义文明理论流派认为，本体是在实体性主体之中，文明历史进程是主体自我运动的产物。实体性主体在作为人的认识对象时也是客体，不过它仅是人的认识对象，而非改造对象。人只能匍匐在某种抽象的、神秘的本体面前，处于从属地位，人类对于文明的作用仅在于执行本体的律令和要求。“哲学用以观察历史的唯一的‘思想’便是‘理性’这个简单的概念。‘理性’是世界的主宰，世界历史因此是一种合理的过程。”[6]在黑格尔看来，“无人身的理性”是文明史的主体，但是它躲在历史的后方。理性驱使和利用人类的贪欲和热情，使它成为实现理性目的的工具。理性和人类热情二者“交织成为世界历史的经纬线”，这便是“理性的狡计”。[7]黑格尔的思想代表了作为终极意义的文明观，认为理性既是本体又是主体，客体是作为“本体”的绝对主体外化的产物。对此，马克思、恩格斯对其思辨结构的秘密给予了揭示，指出“黑格尔的历史观以抽象的或绝对的精神为前提，这种精神是这样发展的：人类只是这种精神的无意识或有意识的承担者，即群众。可见，黑格尔是在经验的、公开的历史内部让思辨的、隐秘的历史发生的。人类的历史变成了抽象精神的历史，因而也就变成了同现实的人相脱离的人类彼岸精神的历史”。[8]人类只是从属于绝对理性的群众，是在代替理性进行历史活动。在这个意义上，尽管人类是文明史的创造主体，然而理性却是终极意义上的本体和主体，人类只是执行理性意志的客体。而在19～20世纪精神分析学派思想家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的笔下，本体则是人类本能。他从人类本能出发探讨文明进程，认为文明是对本能的压抑，寄希望于某种永恒的爱欲发挥力量把人类引向完美境地。伊本·赫勒敦的文明理论甚至认为，本体产生于主体之间的人际交往之中。在过程本体论的思想逻辑中，本体不是在人的生存活动之外，而始终是人类生产生活的在场状态。
另一些文明理论流派认为，本体并不存在于主体或客体等某一实体之中，而是存在于主体与客体的关系之间。关于人类文明的起源和发展，马克思、恩格斯不是从主体或客体等固定因素出发，因为作为人的生存世界的两个方面——主体与客体的存在是同一的，是同一个人类活动的两个方面，因而不可能在这个世界中去追问谁产生谁的问题。正是由于人的实践活动具有双重功能——既指向主体，又指向客体——才能实现主客体的对立统一，从而构成人类文明史。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提出：“全部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的重大的基本问题，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9]自此以后，作为历史唯物主义本原的“存在”在马克思主义学说中确立了本体地位。不过，对于“存在是什么”的问题，始终有不同理解。有学者认为，“马克思把人的实践活动看作理解人与物的关系的本体论的基础”，[10]并基于本体论革命创立了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有学者主张，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于“存在”这一本体论的核心概念进行了重新解读，“人的现实生活”也就是“人的社会存在”，“存在”是与“生活”相等同的概念，进而超越了实体本体论。在“存在论”的根基处，马克思发动了一场“哥白尼式的革命”，重建了关注人的生存际遇的现代人学本体论路向。马克思确立了感性生活本体论，把人的感性生存活动作为人之为人最本原的根基和最后的原因。[11]
由于实践在人类文明存在进程中具有基础性意义，因而一些文明论者提出了实践本体论的观点。尽管对于实践能否等同于本体仍然存在不同观点，但是学界形成的共识是，本体不是人类主体实践活动的外在决定力量，而是在人类主体实践尤其是劳动实践活动中生成发展的，人类主体改造客体的对象化活动至少是本体产生的基础，历史唯物主义在实践基础上形成了崭新的文明观。
个人与社会：文明进步的目标
在历史本体论层面，受思维范式和研究视域的影响，不同文明理论流派在对于文明起点、文明存在根据等问题进行回答的基础上，也试图擘画文明进步的方向和目标。在先验论、经验论的理论框架中，个人精神发展、智力进步抑或社会完善，纷纷成为关于文明进步方向的阐释方式。作为对于文明进步目标讨论的思想成果，个人本位论、社会本位论，以及“个人-社会”本位论成为重要的思想流派。
一些文明理论流派认为，个人发展是文明进步的目标。古希腊原子论哲学是一个典型代表。虽然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希腊古典伦理学持城邦本位的伦理观念，但是在进入希腊化时代以后，现实的政治状况是，民主政府越来越渺小，贵族寡头执掌的强权政府越来越强大，对此，伊壁鸠鲁的原子论主张个体本位，培育普通个人也能够追求实现的、具有明智行为的“哲人”。虽然是从个人出发，但是伊壁鸠鲁并不主张个人中心，并不宣扬个人至上，而是主张在社群关系中保障个人安全。近代以来，个人主义价值观在欧洲诸国兴起，托马斯·霍布斯、约翰·洛克、亚当·斯密等思想家从抽象人性论出发，预设了一个人以原子化方式存在的自然状态，指明人类文明进程是从原子化个人的自然状态进入社会化存在的文明状态的历史。进而明确了个人是文明进程的目的，具有最高价值，而社会只是达到个人目的的手段。然而，个人理性膨胀的弊端十分明显，即个人与社会出现严重对立。这正如托克维尔所言：“个人主义是一种只顾自己而又心安理得的情感，它使每个公民同其同胞大众隔离，同亲属和朋友疏远。因此，当每个公民各自建立了自己的小社会后，他们就不管大社会而任其自行发展了。”[12]
另一些文明理论流派认为，社会完善是文明进步的目标。伊本·赫勒敦在《历史绪论》中开篇即提出，“首先要说明，人的社会性是必然的。用哲学家的术语来说，人生来就是群居性的。也就是说，他必然要聚集，这就是城市，也是文明和发展的意思”。[13]如果人类实现了社会性，文明也得以发展。近代以后，即使在启蒙理性主义文明观占据主导地位的形势下，马奎斯·孔多塞等思想家也不是从自然状态的孤独个人出发，而是从部落这一最初的社会出发，提出“我们观察到的最初的人类文明状态乃是一种人数很少的社会状态，他们靠着渔猎为生，只懂得制造他们的武器和某些生活用具以及构筑或挖掘居处的粗糙技术；但已经有了语言可以交流他们的需要，有了少数道德观念，在那里面他们找到了行为的共同规则；他们生活在家庭中，遵守某些起着法律作用的普遍习俗；甚至还有了一种粗糙形态的政府”，[14]认为部落便是文明起源的第一个时代。20世纪下半叶，全球史理论兴起，强调不同文明之间的互动在世界历史进程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大多数学者都是从本体论的角度来思考文明进程，即把“文明”当作一种社会文化实体，文明之间的互动构成了具有共同体意义的文明进程。正如理查德·W·布利特提出：“人类社会在其开端之时，是许多分散和缺乏联系的共同体，它们创造性地对当地环境做出反应；后来经历了一些相互联系、相互渗透、文化扩张与融合的汇聚阶段；到21世纪的世界，人们越来越感受到人类社会是一个单一的全球共同体。”[15]社会本位文明理论从部落形式的社会出发，以全球共同体形式的社会为方向，构成了对于人类文明进步方向的诠释路径。
此外，马克思、恩格斯则认为文明是在个人与社会双向互动的过程中产生、展开的，个人与社会的共同发展体现了文明进步。基于人们必须以社会结合的形式来从事生产生活的事实，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认为，人的“个体生活”与“类生活”不是完全不同的、对立的两种生活，人既是体现特殊性的个体，又是体现普遍性的总体，人的个体生活的存在方式就是“类生活的较为特殊的或者较为普遍的方式，而类生活是较为特殊的或者较为普遍的个体生活”。[16]正是个人与社会、人的个体性与社会性在其存在论意义上的一致性和统一性，决定了我们“应当避免重新把‘社会’当做抽象的东西同个体对立起来。个体是社会存在物”。[17]马克思、恩格斯从现实的人及其实践活动出发，认为人的存在是社会历史的第一个前提，人是生产生活实践的物质承担者，文明是由作为最基础单元的个人以及人与人相互联系构成的有机整体，文明进步正是通过主动追求某种目的的人来实现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个人是推动文明进步的根本力量，并且这里的“个人”是始终处于社会关系中，从来没有离群索居的人。人本身具有个人属性和社会属性两个方面。但是，文明史的突出问题是人的社会属性外在于人，凌驾于人之上，在个人身上则体现为“个体感性存在和类存在的矛盾”。[18]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各个人过去和现在始终是从自己出发的。他们的关系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的关系。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情况：他们的关系会相对于他们而独立？他们自己生命的力量会成为压倒他们的力量？”[19]对此，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提出了科学的解决方案，“只有当现实的个人把抽象的公民复归于自身，并且作为个人，在自己的经验生活、自己的个体劳动、自己的个体关系中间，成为类存在物的时候，只有当人认识到自身‘固有的力量’是社会力量，并把这种力量组织起来因而不再把社会力量以政治力量的形式同自身分离的时候，只有到了那个时候，人的解放才能完成”。[20]即是说，只有使作为政治国家中“公民”的人，转变为“市民社会”中现实的人，才能真正消除“人的个体感性存在和类存在的矛盾”。[21]
20世纪德国著名社会学家诺贝特·埃利亚斯也持个人与社会互动观，在他的语境中，基于“过程社会学”研究文明进程，文明“这一简洁准确的词汇恰当地表现了一种现象，即无数人的喜好和意愿交织在一起，无论一致与否，或者心怀各异，或者相互敌对，从其中产生了一些始料未及的东西，没有人刻意计划过或者设想过它的产生，但它还是从人们的意愿和行动中产生了。这就是社会构型的全部秘密”。[22]埃利亚斯明确提出在文明化进程中，个人与社会一同发生改变，个人与社会相互构成对方。
自我与他者：文明之间的关系
通过对于文明进程起点、文明存在根据、文明进步目标等历史本体论问题的探讨，主体性原则在国外主要文明理论流派中得以确立，这成为处理文明之间关系的重要立足点。主体性原则融入文明理论之中，在以文化类型为本体的文明标准观照下，文明既体现为一种反观自我的方式，又表现为一种思考他者的方式。对于自我与他者关系的理论思考始终内蕴于许多文明理论之中，正如让·斯塔罗宾斯基所说：“文明一词诞生的那历史一刻，标志着自我反思这种意识的出现，这种意识认为它可以理解自身活动的实质，知道集体实相（collective reality）如何发展及其应有的规范。”[23]随着对于“我是谁”“他是谁”之类问题的回答变得清晰，自我和他者的区分变得明了，需要进一步回答的问题是，自我与他者处于什么关系之中？
一些文明理论流派认为，不同文明彼此独立，但是文明的判断标准来自欧洲文化框架。19世纪第一位反思“线性——阶段性”进步理论并提出地域文明理论的德国思想家H·吕凯尔特借助“文化类型”概念，说明文明是文化机体，如同单子一般存在，彼此完全独立，在时间上平行存在。但是，他不承认地域文明平等，他区分出“文化少的民族”、“劣等民族”和主导的“文化类型”。他虽然承认非欧洲文明有能力创建自己的世界历史观念，但是只有在欧洲文化的框架内，这种观念才有可能得到普遍认可。[24]查尔斯·达尔文在进化论的维度下，借助“文明”和“野蛮”两个概念，区分欧洲人和非欧洲人。他认为欧洲代表的文明具有领袖人物、政府组织、私有观念等构成要素，“今天无可衡量地超越了它们的野蛮时代的祖先而高踞着文明的顶峰”，[25]对这些要素的拥有程度可以衡量其他民族的文明程度。21世纪英国著名历史学家尼尔·弗格森认为，具有竞争、科学、财产权、医药、消费社会、工作伦理六大文明因素的西方文明必然始终居于世界领先地位，并为其他民族所效仿。[26]上述西方学者的共同特点是，在二元对立式的“传统-现代”分析框架中，把文明阐释为以西方为典范的、值得各非西方国家共同仿效的普世文明。海德格尔指出其逻辑在于，把主观的“自我”实体等同于主体，“‘我’成了别具一格的主体，其他的物都根据‘我’这个主体才作为其本身而得到规定”。[27]作为与主体的“自我”相对的“他者”只是实现“自我”目标的工具，“他者”自身的价值并不受到关注。这些观点进一步衍生为西方文明中心论，以“中心—边缘—外围”的模式看待西方文明与世界其他文明的关系，从而以一己文明独自尊大，否定世界其他民族对于人类文明进步事业的贡献。
对此，后现代主义思想家通过对于理性的批判揭示了西方文明中心主义的本质。齐格蒙特·鲍曼从权力修辞学的角度考察文明概念，揭示其背后的进步观念与统治阶级的权力支配之间的内在关系。文明化是权力垄断的过程，实质是用一元性取代多样性。米歇尔·福柯认为，自从科学和理性统治了人类文明，社会就出现一种在理性支配下，用一种非疯癫的冷酷语言交流的倾向，结果在现实生活中造成一个受到贬低排斥的群体，受到暴力性惩罚和待遇，从而揭示近现代文明是一部分人在理性的幌子下对另一部分人的压制。[28]
与上述文明对立论相对，马克思、恩格斯立足社会实践这一本体论前提，主张文明之间是紧密联系的，要求在坚持独立自主基础上增进文明交流互鉴。基于经济分析法、阶级分析法，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揭示了文明冲突背后的深刻原因在于阶级剥削，在于直接劳动和积累劳动的分裂。“由私有制造成的资本和劳动的分裂，不外是与这种分裂状态相应的并从这种状态产生的劳动本身的分裂。”[29]这种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由贪欲驱动的，以“采取不道德的手段来达到不道德的目的”为特征的商业“文明”在被带往世界遥远地方、带到世界各个角落时，却使得所有权这一根本的垄断手段不受限制地起作用，使各民族之间建立起了盗贼般的兄弟情谊、增加了各个人之间的敌视和可耻的竞争。[30]最终，在“人类普遍进步的链条中”，“人类变成一群正因为每一个人具有与其他人相同的利益而互相吞噬的凶猛野兽”。[31]以克服上述困境为目标，“人类与自然的和解以及人类本身的和解”[32]将成为文明进步的方向。在马克思看来，文明交流互鉴是历史的必然要求。在资本主义文明形态中，人们始终受制于异己力量。人与人之间的交往被限制，劳动人民的主体性、创造性无法得到充分的、自由的、全面的发展。随着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人的发展呈现全面和谐均衡的特征，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得以实现，自由人联合体得以形成，普遍交往的世界也得以形成，个体的人之间将形成全面的依存关系，社会关系将更加丰富和全面，文明之间进而形成自由自觉的交流互鉴关系。
此外，在对于西方理性进步主义进行反思的基础上，构型社会学等理论学说发展起来。在诺贝特·埃利亚斯看来，人不是封闭的人，而是开放的、社会历史中的人，每个“自我”都不能唯我独尊，社会的特点是相互依存，文明的习惯和秩序乃是相互学习的结果。[33]尤尔根·哈贝马斯则改造了传统理性主义思想，从交往理性出发，提出了交往行为理论。他立足于交互主体的基础，构建具有语言性、主体间性，并且主张通过构建生活世界里多主体间完全平等沟通以实现共识的交往行为。人类社会的存在也并非以个人，而是以双向理解的交往行为作为基础。
结语
对于人类生存根据及其秩序等本体问题的探索，始终是人类文明史展开的主线，也是历史哲学探讨的重要主题。自人类进入文明时代以来，文明悖论现象始终存在。“没有对抗就没有进步。这是文明直到今天所遵循的规律。”[34]“文明每前进一步，不平等也同时前进一步。随着文明而产生的社会为自己所建立的一切机构，都转变为它们原来的目的的反面。”[35]当今，人类既面临生态、环境、资源等自然界的考验，又面对战争、冲突、分化等人类社会自身的挑战。人淹没在商品背后，人与人的关系淹没在商品关系之中，“工人创造的对象越文明，工人自己越野蛮”[36]，文明进步悖论已经发展到了十分严峻的境地，严重限制了人类文明的持续进步。在人类文明何去何从的十字路口，习近平总书记从维护和发展全人类利益的高度，深刻把握了上述文明悖论现象，提出“不断丰富和发展人类文明新形态”，这给我国学术理论工作者提供了崭新时代课题。当前，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辩证分析不同文明理论的思想逻辑，吸收借鉴人类文明理论优秀成果，对于深化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理论建构具有积极启示意义。
其一，批判、吸收和借鉴国外文明理论成果，创新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理论逻辑。文明理论是人类对于历史如何展开、去往何处等重大问题进行深入思考的产物。文明理论的产生、发展既与人类实践能力的发展有关，又与人类认识水平的发展相关，在一定程度、一定范围上都是对于文明史的反映。如不同文明各有千秋，也各有不足一样，对于不同文明理论也需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进行辩证客观地分析，既要批判前定论、预成论、宿命论、先验论等理论逻辑的唯心主义成分，又要吸收、借鉴其人文主义价值主张，丰富和发展人的精神世界。既要批判经验论仅仅关注现象的表面，忽视现象背后的本质和规律，批判经验论的相对主义真理观，否定真理的绝对性和科学信仰的合理性。同时，又要吸收、借鉴经验论尊重历史事实的态度，以及实证分析历史的方法。“人类文明新形态”是建立在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基础之上，从文明视角对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辉煌和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伟大成就所作出的总结和概括，具有深远的世界意义。因此，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界有责任在学理层面进一步深化对于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一系列重要论述的阐释工作，进一步推进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理论研究。通过深入批判、吸收和借鉴国外文明理论的成果，尤其是在尊重国外文明理论共同问题的基础上，准确把握中国人民和外国人民的情感共鸣点、中国思想界和国外思想界的精神共鸣点，进而建构起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
其二，深化对于事实与价值、主体与客体、个人与社会、自我与他者关系的思考，丰富人类文明新形态知识体系。在文明进程的起点、存在根据、进步目标、彼此关系方面，虽然前定论、预成论、宿命论、先验论、经验论等国外文明理论没能提供科学的答案，但是提出了值得深入思考的问题。事实与价值、主体与客体、个人与社会、自我与他者作为人类文明理论建构的基本关系维度，构成了人类文明新形态理论需要思考的对象。2023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提出中华文明具有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与和平性五大突出特性，这是在更高层面、更宽视野对于事实与价值、主体与客体、个人与社会、自我与他者关系的把握，也给出了解决人类文明悖论的理论设想，受到世界思想理论界的关注。在此基础上，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界需要进一步深入具体地在观照和回应国外文明理论共同问题的过程中，在深化世界文明进步的一般规律性认识的过程中阐明中华文明独特的科学性，把中国文明方案上升为世界文明共识。在辩证分析的视域下，避免国外理论界各执一端的不足，系统阐释上述四对关系，强化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基础理论研究，创新发展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文明研究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为人类文明新形态实践提供有力理论支撑。在历史分析的视域下，长周期考察不同文明兴衰存亡的内在规律和根本动力，在人类文明进步的历史走向和未来图景中把握中国式现代化，在学理上阐释中国式现代化对于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开创性意义，讲清楚文明进化论、文明优劣论、文明冲突论在学理根基上的缺陷，建构以文明平等论、文明和谐论为核心的中国学术主张。
（本文系2022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马克思主义文明观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22&ZD006）
注释
[1][2]基佐：《欧洲文明史》，程洪逵、沅芷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年，第12页。
[3]M. C. Lemon：《历史哲学：思辨、分析及其当代走向》，毕芙蓉译，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244页。
[4]第·博尔：《伊斯兰哲学史》，马坚译，上海：中华书局，1958年，第197页。
[5]这一观点出自恩格斯晚年写作的《劳动在从猿到人的转变中的作用》一文，是对于从古典古代世界没落以后长期支配人们头脑的观点的深刻反思，提出劳动而非思维是人与动物之间的根本区别。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九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57页。
[6][7]黑格尔：《历史哲学》，王造时译，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第8、21、30页。
[8][16][17][18][19][20][21][29][31][32][3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91～292、188、188、55、587、46、55、70、62～63、63、59页。
[9]《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77页。
[10]俞吾金：《从康德到马克思——千年之交的哲学沉思》，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422页。
[11]陈曙光：《“物质”是人之存在的“本体”吗？》，《湖湘论坛》，2009年第4期。
[12]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下卷），董果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年，第625页。
[13]伊本·赫勒敦：《历史绪论》（上卷），李振中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56页。
[14]孔多塞：《人类精神进步史表纲要》，何兆武、何冰译，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3页。
[15]W. R. Bulliet et al., The Earth and Its People: A Global History, Stamford: Wadsworth, Cengage Learning, 2011, p. xxiii.
[22]转引自S. Mennell, Norbert Elias: Civilization and the Human Self-Image, 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89, p. 72.
[23]Starobinski, Blessings in Disguise,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p. 32.
[24][28]陈启能、姜芃等：《文明理论》，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10年，第158～159、194～197页。
[25]查尔斯·达尔文：《人类的由来》，潘光旦、胡寿文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217页。
[26]尼尔·弗格森：《文明》，曾贤明、唐颖华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2年，第Ⅵ页。
[27]《海德格尔选集》（下卷），孙兴周译，北京：三联书店，1996年，第882页。
[30]参见李艳艳：《马克思主义文明理论及其当代价值》，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76～77页。
[33]诺贝特·埃利亚斯：《文明的进程——文明的社会发生和心理发生的研究》，王佩莉、袁志英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3年，第443～445页。
[3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年，第104页。
[3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九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58页。
Exploring the Problem Consciousness of Foreign Civilization
Theory Research
Li Yanyan
Abstract: Although there are many schools of foreign civilization theory, guided by the value of human pursuit of progress, four major issues in the perspective of historical ontology have always been of common concern. One is the starting point of the process of civilization; The second is the basis for the existence of civilization; The third is the goal on progress of civilization; The fourth is the relationship of different civilizations. At the crossroads of human civilization, adhering to the Marxist standpoint, viewpoint and method, dialectically analyzing the ideological logic of different civilization theories, absorbing and learning from the outstanding achievements of foreign civilization theories, has a positive instructive significance for theory construction of opening up new form of human civilization.
Keywords: historical ontology, civilization, problem awareness, new form of human civilization
责 编∕方进一 美 编∕周群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