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华夏历法，兼顾日月，是典型的阴阳合历。远古时期，我们最重要的节日是冬至、夏至，这两个节日以太阳回归年的最低点、最高点而设。后来出现的春节、元宵节、端午节、中秋节等重要传统节日虽有一定太阳节气背景，但直接地都与月相相关，反映了中国古人在心理情感上对月亮的喜爱和情有所钟。祭祖是传统节日最为重要的主题，其次是家庭团聚、宗族聚会，这体现了孔子“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的思想，也是儒家孝文化、家文化的传承。传统节日及其背后的祭祀文化是维系华夏“大一统”生生不息的重要力量。我们今天传承发展传统节日节庆文化，应着重挖掘、阐释其天道与治道紧密结合的思想特质，激活其“人文化成”的治理智慧。
关键词:春节 冬至 夏至 立春 祭祀 大一统
【中图分类号】B21 【文献标识码】A
2024年12月4日，“春节——中国人庆祝传统新年的社会实践”成功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至此，中国的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数量达到44项，居世界第一。目前的44项非遗项目中，有3项直接或间接与节气节日相关，它们分别是2009年入选的端午节、2016年入选的二十四节气、2024年入选的春节。实际上，如果参照端午节、春节申遗成功，其他传统节日如中秋节、清明节、冬至节等也有希望入选世界非遗项目。
中国古代历法是阴阳合历，既依照太阳，也考虑到月亮。依照太阳的一个回归年是三百六十五天多一些，每个月是三十天多一点；而依照月亮，每个朔望月是二十九天多一点，一年是三百五十四天多一点。这样的话，太阳的一年就比月亮的一年多了十来天，因此就要通过三年一闰即闰月的方式来调节阴（月亮）、阳（太阳）之差。二十四节气是完全跟着太阳走的，不管月相；而我们平常说的初一、十五是跟着月相，与太阳无关。华夏先民的农耕生活按季节变化来安排，因此跟着太阳走的二十四节气，对于以农为本的传统中国来说，最为实用。而结合月亮（阴历）设置闰月，实际上会带来不少麻烦。中国古代一些天文历算学家也曾主张完全实行太阳历，就像我们现在世界通行的公历那样，不用再设置麻烦的闰月。然而几千年来，传统中国还是坚守阴阳合历，这一定意义上反映了中华民族对月亮的喜爱和情有所钟。我们的传统节日多半与月亮相关，如元宵节、中元节、中秋节、重阳节、腊八节等，都是阴历节日；完全依照太阳历的重要节日是清明节；有些阴历节日看起来是跟着月相走的，实际上也有太阳历节气的背景，如端午节有夏至背景，春节有立春背景。
《周易·贲·彖辞》中说“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阴阳合历背景下的中国节日文化鲜明体现了天文与人文相融、以化成天下为目标的中华文化特色。我们今天传承发展传统节日节庆文化，应着重挖掘、阐释其天道与治道紧密结合的思想特质，激活其“人文化成”的治道智慧，发挥其文化功能以更好安顿当下中国人的生活秩序与心灵秩序。中国的传统节日多与天道之太阳、月亮运行有关，多是时空变换的一个节点，很少单独因纪念圣贤、英雄人物来设立节日。即使与某一历史人物有关，我们往往也是在天道背景下来纪念先贤或祭祀缅怀祖先的。
西汉时期，学者将《周易》的卦象与天文学相结合，将《易经》六十四卦中的复、临、泰、大壮、夬、乾、姤、遯、否、观、剥、坤这十二个卦象对应十二个月。它们以“阴爻”和“阳爻”的增减来表现一年十二个月中阴阳变化规律。从复卦开始，阳气逐渐增长，至乾卦达到极盛，然后阴气开始显现，至坤卦达到极盛。
本文结合《周易》卦气说之复卦、姤卦、泰卦，着重挖掘阐释冬至、夏至与立春三个节气节日文化的历史文化意义和当代社会价值。
冬至年、一阳来复与祭天
习俗上多以“立春”为一年的起点，实际上，就太阳回归年而言，应该是从冬至开始。冬至的正中午，太阳运行至其轨道视位置最低点，日影最长，因此，古书也称冬至为“长至”。在远古的时候，“奎宿是当年冬季处于统治地位的星官”，而奎宿的形状像野猪，“大约一个岁差周期（26000年）前，鬼方先民所崇拜的图腾神——野猪，是当年冬至子夜下中天镇守北方星空的星象（即二十八宿中的奎宿）”[1]。因此，早期的一些出土文物常以野猪的形象来表示冬至，为冬神的象征。
在中国古代历法中，均以冬至为岁首。冬有“终”的含义，冬至既是本年的终止点，又是下一年的起始点。因此，在天文意义上，冬至才是真正的“年”，俗语中有“冬至大如年”的说法，南方一些地区有冬至祭祖、北方有冬至吃饺子的习俗。这些习俗表明，在我国历史早期可能曾有冬至过年的规定。春秋战国时期的历法上，有周历建子（十一月）、商历建丑（十二月）、夏历建寅（正月）之说，即周朝是以子月（十一月冬至）为一年开始之正月。依此说法，那么，周朝过年是在冬至，而后世正月初一过年是沿用夏历。
冬至因其对应《周易》复卦，也被赋予了非常重要的哲学意义。在北半球，冬至为太阳最低点，过了冬至，太阳慢慢升高，阳气开始生长，但其力量还比较弱。《复·大象传》说“雷在地中，复；先王以至日闭关，商旅不行，后不省方”，这是明确以复卦为冬至日。冬至一阳来复之时，阳气尚弱，需要静养休息，不宜外出，要停止商业上的贸易活动和政治上的考察调研。据《后汉书·礼仪志》载：“冬至前后，君子安身静体，百官绝事，不听政，择吉辰而后省事。”这在一定意义上也有过节的意味。唐代冬至还有七天小长假的安排，期间不但帝王要祭天，还举行朝贺、宴会，民间也有拜贺祝福、聚会宴饮、祭祖等习俗，很有我们今天过年的味道。
复卦《彖传》中说：“复，其见天地之心乎！”宋明理学家基于此构建一套天地之心的思想，认为天地无心、唯以生化万物为心，天地生物之心即是生生之仁体。大体来说，宋儒论复卦的修养之义有三个层面，一是阴阳消长（阳之复），二是动静寂感（静极之动），三是善恶是非（化其不善，回归阳善本体）。阳气是生命力的象征，也是善的象征，是天地之心与仁体。
在古代，冬至最为重要的是祭天大典。《礼记·郊特牲》中说：“郊之祭也，迎长日之至也，大报天而主日也。兆于南郊，就阳位也。”郊祭即祭天，“长日”即是冬至，这天太阳最低、日影最长。《周礼·春官宗伯》也说：“冬日至，于地上之圜丘奏之，若乐六变，则天神皆降，可得而礼矣。”祭祀天神是在冬至一阳生之时，那么，祭天一定意义上说其实是祭阳气。汉武帝之后，冬至祭天成为国家大典，是古代最高级别的祭祀。唐朝非常重视冬至节，从唐高祖开始，唐代帝王均于冬至祭天于南郊，而且基本上是皇帝亲临，只有少数情况是委派相关部门官员前去主祭。帝王祭天，一方面是神化、强化政权合法性，同时也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
夏至年、端午节与祭地
与冬至相对的是夏至，夏至相应的卦象是姤卦，表示阳极而阴，一阴从底下升起。夏至这天，就北半球而言，太阳位置最高，日影最短。不少专家指出，我们现在的端午节其实就是古代的夏至节，“端午”就是正午，是太阳最高的时候。端午节又称端阳节、中天节等，它的起源并非为了纪念屈原。屈原与端午节的关联是后人加上去的，至于端午节赛龙舟其实也与屈原关系不大。在历史上人们曾在端午节纪念介子推、伍子胥，等等，端午纪念屈原是比较晚出现的。关于端午节的本义，闻一多认为端午本是吴越民族举行图腾祭的节日，而赛龙舟便是这祭仪中半宗教半社会性的娱乐节目。至于将粽子投到水中，本意是给蛟龙享受的。总之，端午是个龙的节日，它的起源应该远在屈原以前。[2]
闻一多揭示了端午与龙的密切关系，但他并未进一步指出端午与夏至及星空四象龙宿的关系。伊世同认为，夏至乃端午节的真正源头，“遥想当年，先民是把夏至前后当成全年最为盛大祭典节日来过的；即通常所说的端午节。节期，对太阳和大火以及火星（荧惑），举行最为隆重的祭祀或献礼”[3]。几千乃至上万年前，夏至的傍晚，苍龙七宿中的大火星正当上空，“端午龙舟，反映出远古时期对龙和大火以及荧惑等天体的崇拜和祭祀。而通常所讲的龙戏珠（或龙吸珠），‘珠’也就是‘大火’”[4]。《尚书·尧典》提及四仲星时说“日永星火，以正仲夏”，《诗·幽风》也有“七月流火”诗句，这两处的“火”，均指大火，是古时夏至南天正中的重要星象标志。黄昏时大火星位于南天正中，为大暑之前，大约在夏至日；黄昏时大火星偏西而下，即有《诗经》“七月流火”之说，大约在夏历的七月。《左传·襄公九年》记载“陶唐氏之火正阏伯，居商丘，祀大火”，“陶唐氏”即是帝尧，“阏伯”是尧的弟弟契，他的职务是“火正”，祭祀苍龙七宿中的大火星是其重要职责。1987年在西安交通大学校园内发掘出土的汉墓天文图中特别以红色突出大火星，于此可见古人对此星的重视程度。
《大戴礼记》所载《夏小正》是中国现存最早的历书，该书在五月有“时有养日”句，并注曰“养，长也”；十月有“时有养夜”句。伊世同认为，《夏小正》“养日”“养夜”句，“足可表明《夏小正》乃分年为十个太阳‘月’的古历；则五月为岁中，十月为岁末，又可把全年分为春、秋两个半年（即春、秋两季）。岁差现象表明：更早，年节是在夏至时过的；夏至，也就是太阳高位于天中或端午，夏至测影，夏至祭龙而龙又戏珠（珠指以龙心大火为庙位的荧惑），有着两万多年的天文背景”[5]。就是说，《夏小正》所记历法，一年分十个月，而非后世的十二个月；同时，在两万年前，苍龙七宿是位于南方的，后来由于岁差的原因，移到东方。距今五千多年前红山文化出土的猪头龙，实际上是夏至神物与冬至神物的合体，猪为冬至神、龙为夏至神，“猪头龙的野猪头代表的是冬至夜空星象，而龙的弯曲尾巴，则代表夏至夜的星空星象。猪头龙实乃冬至、夏至物候相呼应的神化形象，又是二十八宿原始年代的证明”[6]。
端午节更可能是古代的端午年。如彝族一年为十月，用太阳历，并规定了两个年节，冬至过大年，夏至过小年（火把节）。彝族历史和民族学家刘尧汉、天文学家卢央说：“四川、云南、贵州和广西四省区的彝族盛行两个节日。一个在冬季叫星回节或叫‘过十月年’；一个在夏季叫星回节或叫‘火把节’。”[7]火把节，与祭祀大火星有关，同时火为光明、为阳的力量象征，有驱除邪恶、祈求平安之意。夏至一阴升起，阳气的力量开始衰弱，走下坡路。在盛夏时节，阴邪之气可能乘人不备，侵入人体。因此，这个时候要扶持阳的力量，火把节就有此意，这与中原地区在端午节挂艾草驱毒辟邪是一个意思。端午节挂艾草，历史相当悠久。据《本草纲目》记载，艾全草可入药，有温经、去湿、散寒、抗菌消炎、调经止血以及增强免疫力等功效。在一般性的解说中，多认为这个季节有湿热、湿毒，所以需用借助艾草来将其祛除。长江流域盛行于端午节喝雄黄酒，与艾草一样，也都是起到扶阳祛阴的作用。端午节可能是古老的夏至节，渊源甚早，那时可能一年划分为十个月，由于历法等诸多因素的变化，后来端午节不再与夏至直接对应，然而其与夏至大致还是相差不远。
汉代以来的历代君王多在夏至这天于京城北郊方丘祭地。《周礼·春官宗伯》说“夏日至，于泽中之方丘奏之，若乐八变，则地示皆出，可得而礼矣”，这是夏至祭地的经典依据。夏至祭地，是祭阴气，也是祭土地神，有祈求大地平安、五谷丰登之意。汉代的一些帝王曾于汾阴后土祭地，因有诸多不便，后来多是在京城北郊祭地。汉唐宋明，乃至一些少数民族政权都很重视天地祭祀，大部分是冬至祭天、夏至祭地，有时也天地合祭于南郊。
立春、春节与祭祖
按卦气来说，立春对应的是泰卦，相应的月份是正月。这时大寒已过，人们可以切身感受到天气的回暖。从十一月冬至开始，太阳慢慢升高，复卦的时候，表示阳气在地下开始萌生，经过十二月临卦（底下是两个阳爻），表示阳气已经升到地表。《周易》一卦六爻，表示天地人三才之道，下两爻表示地，中间两爻为人，上面两爻为天。到了泰卦就表示人已经可以感受到暖意了。泰卦阴阳平衡，阳在下、阴在上，阴阳交泰。泰卦《大象传》说“天地交泰，后以财成天地之道，辅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后”就是君王、最高统治者的意思，“左右民”就是保护、养育百姓的意思，君王采取积极的行政措施、发布政令，政治清明，经济繁荣，让百姓能够安居乐业。这与复卦《大象传》“雷在地中，复；先王以至日闭关，商旅不行，后不省方”形成鲜明对比。
立春，是真正意义上的“春节”，这天有打春牛、吃春饼、戴春鸡等民俗。1914年１月24日，当时的国民政府内务部总长朱启钤提交《四时节假呈》：“我国旧俗，每于四时令节，游观祈献，比户同风，固由作息之常情，亦关人民之生计……即应明白规定，俾有率徇。拟请定阴历元旦为春节，端午为夏节，中秋为秋节，冬至为冬节。凡我国民均得休息，在公人员亦准给假一日。”[8]这是首次将阴历正月初一定为“春节”。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了“公历纪年法”，秉承民国业已形成的“传统”，将公历1月1日定为“元旦”，将农历正月初一定为“春节”，并尊重民间习俗，规定春节放假３天；在国家的主导下，元旦和西历新年、春节和农历新年分别绑定[9]。也就是说，我们现在过年的“春节”在古代是除夕过后的元日即正月初一。汉代以来，我们过的“年”是在腊月底、正月初一，与立春并不完全重合。现代用的公历是阳历，二十四节气也是阳历，每年节气都比较固定，立春都是在2月3日或4日，而春节则由于闰月等原因，每年相应的公历日期则变化较大，这就给社会生产生活带来一些麻烦。于是，有些学者呼吁春节宜定在立春日[10]，认为这样更有利于社会公共生活的安排。但是这种呼吁和建议并未被政府和社会接受。其中的原因，一是两千多年来，我们过年都是在农历的正月初一。二是我们过的年，体现了中华历法阴阳合历的特点，既参照太阳，也参照月亮。如果以立春为过年之春节，就忽视了月亮，那么，与春节衔接的除夕、腊八、元宵等会有相应不协调。
立春与现代意义上的春节大体上还是接近的，其摆动幅度大致在春节前后的十五天之内，有些也就是在前后几天。如果说从腊八开始就拉开了过年的序幕，以元宵节为过年的尾声的话，那么，立春总是落在这个大春节范围内的。实际上，春节的核心内涵其实也就是立春、迎春、除旧迎新之意。这样来看的话，春节在正月初一可以说既是阴历节日，也同时协调照顾到太阳历之立春。
从历法的理想上来说，正月初一正好是立春，然而这种情况很少见。虽然立春有时在腊月，习惯上我们还是把立春与正月放在一起。《礼记·月令》正是以孟春之立春节气开始，并将其与东方、数字八、天干甲乙、角音、酸味、青色、五行之木等信息关联起来。立春的前三天，太史要上报天子某日立春，天子为迎接立春要斋戒。立春当天，天子要亲自率领三公、九卿、诸侯、大夫迎春于东郊。孟春的第一天，天子要向上天祷告，祈求五谷丰登。天子还要率领众大臣行藉田礼，天子扶耒耜往还三度，“天子三推，三公五推，卿诸侯九推”，以示劝农。这实际上是国家层面的春耕礼。《月令》还认为孟月之时，“天气下降，地气上腾，天地和同，草木萌动”，这可以说就是泰卦的卦象。孟月是生养之时，天地生生之意兴起，要禁止杀生，不能发动战争。
宋儒有“天开于子，地辟于丑，人生于寅”的说法，寅月即正月，我们以正月作为一年之首，这实际上还是因为我们重视二十四节气之立春的结果。从天文历法上来说，冬至是一个太阳回归年的终点与起点，然而我们还是选择立春、泰卦作为新年的起点，就中原地区而言，更多是考虑到农业生产活动和人的切身感受。立春前后过年与冬至前后过年，在心理上还是有重要区别的。毕竟，冬至到大寒，天气渐冷，而立春前后，天气转暖，万物复苏，即将迎来春耕播种，给人以无限希望。
今天，春节作为最盛大的传统节日，承载了很多社会文化与情感凝聚功能。在外求学、工作劳碌了一年的人们，不管千里万里，都是希望回乡团聚。虽然随着日常物质生活的富足，春节特有“年味”与以往有很大不同，然而亲人、乡人聚在一起，走亲访旧，对很多人来说，还是人生非常美好的放松时刻。年夜饭、贴春联、拜年祭祖等春节仪式极大凝聚了社会人心和宗族情感，一定意义上春节成为了中国人的精神寄托与情感信仰。
阴阳合历、祭祀文化与中华“大一统”传统
我国传统历法是阴阳合历，但我们的传统节日还是多依照阴历月相，如在十五月圆的就有上元节（正月十五元宵节）、中元节（七月十五）、中秋节（八月十五）、下元节（十月十五）。此外，还有二月二、上巳节（三月初三）、端午节（五月初五）、重阳节（九月初九）、腊八节（十二月初八）。这样来看，一年之中似乎只有阴历四月、六月没有特别重要的节日。总体上看，这些节日多在十五或十五之前的上弦月，即多半在天黑的前半夜能看到月亮。这些节日多半也安排了祭祀、缅怀祖先的环节。有的节日虽是用阴历来定，但实际上其大致背景也参照了太阳历之二十四节气，或有一定的星空背景。如二月二，龙抬头，是因为黄昏时东方苍龙七宿的角星开始在东方地平线上出现，节气上对应雨水、惊蛰，开始打雷。与太阳历直接相关的重要节日，是清明节。清明节气，春风和煦，风和景明，桃花盛开，是春天里最美好的日子，本是踏青郊游、亲近自然的节日，之后受到与其日子接近的寒食节的影响，成为以祭祖思亲为主调的传统节日。
“大一统”是华夏文化的核心精神，“大一统”体现在方方面面。传统节日、祭祀文化，几千年来是维系华夏大一统的重要因素。《周礼·春官宗伯》说“大宗伯之职：掌建邦之天神、人鬼、地示之礼，以佐王建保邦国”。天神、人鬼、地祇是我国古代祭祀的三大体系。如果说天地祭祀可以起到从神圣空间维度上来维系民族国家“大一统”的作用，那么，先祖、先贤祭祀则是从时间、血缘亲情、精神认同向度来维系“大一统”民族国家的绵延。
我们的传统节日实际上多半与祭祖思亲、孝亲敬老相关，其次是家庭团圆、宗族聚会，这是儒家孝文化的鲜明体现。就祭祖而言，春节、清明都是大祭，加上中元节、下元节，这样的话一年四季，大体上平均分布，孔子“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的教化理念可谓一直在传承，至今仍有很大影响。目前，一些地方也举行祭祀黄帝、炎帝、伏羲等华夏民族共同祖先的隆重祭典，山东曲阜、浙江衢州和不少地方的孔庙也有祭孔大典。国家和地方政府也在国庆、清明等节日祭奠人民英雄、革命先烈。无疑，这些祭祀活动对凝聚民族感情、维系大一统都有很大促进作用。
今天的先祖、圣贤、英雄祭祀，都属于“人”的系列，属于时间、血缘、文化的维度。就中华祭祀天地人三才体系而言，天地自然空间维度的祭祀在古代非常重要。古人把宇宙视为一个大的生命体，万物有灵，天地日月、大山大河等皆有其神。这与我们今天的思维有些不大一致，但如将其转化、创新，这种传统思想会增强我们对大自然的敬畏感，也有着重要生态、环保意义。古人不但祭天地，还祭日月（春分祭日、秋分祭月）、大山大川，乃至民间的灶神等皆在祭祀之列。这些从空间、自然神灵的维度对中华民族几千年生生不息“大一统”的形成发展也起到重要作用。这些在今天看起来有些“不可思议”，但古人还是相当重视的。对此，我们可以将其视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结合文化旅游，以文艺表演的形式予以传承展示。因为天地、日月祭祀，在不少地方还有遗址，最有名的是北京的天坛、地坛、日坛、月坛，这些明清时期皇帝祈天祭地之场所，至今有比较完好的保存，过去每年春夏秋冬四季皇帝都要在这里举行隆重祭祀活动，以求政通人和、国泰民安、风调雨顺。根据历史文献，我们可以复原演示当时天地日月祭祀的礼仪与场景，以文艺演出的形式予以再现，这对我们全方位了解历史文化、促进旅游发展有积极意义。
【本文作者为南京大学哲学学院教授】
注释略
责编：周素丽／美编：王嘉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