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推动生产关系和生产力更好相适应具有深刻理论基础，发展新质生产力必然形成新型生产关系，也迫切需要形成新型生产关系。加快形成同新质生产力更相适应的生产关系是我国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任务，改革创新是形成新型生产关系的根本途径。加快形成新型生产关系的实践进路包括以经济体制改革促进先进生产要素向新质生产力集聚，以科技体制改革激发生产要素活力，以人才体制机制改革激活生产关系中的最关键要素。
关键词:新型生产关系 新质生产力 质态转变 改革创新
【中图分类号】F2 【文献标识码】A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下简称《决定》）明确提出，“健全相关规则和政策，加快形成同新质生产力更相适应的生产关系，促进各类先进生产要素向发展新质生产力集聚，大幅提升全要素生产率”[1]。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发展新质生产力，必须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形成与之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2]为我们加快形成同新质生产力更相适应的生产关系指明了方向。历史唯物主义表明，在生产力由旧“质”向新“质”的转换过程中，生产关系不可避免地要进行调整与变革，才能不断适应生产力的发展变化。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在国内国际多重因素影响下，“新质生产力已经在实践中形成并展示出对高质量发展的强劲推动力、支撑力，需要我们从理论上进行总结、概括，用以指导新的发展实践”[3]。生产力质态的改变，意味着生产关系已经出现了相应变化并将继续发生变化。无论是抓住机遇还是应对挑战，都需要我们正视且准确把握新质生产力发展带来的生产关系变化，有目的、有步骤地调整优化生产关系，使两者更相契合、更加匹配，共同支撑新时代新征程的高质量发展。
加快形成新型生产关系的必然性和必要性
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相互作用贯穿于人类社会发展的始终，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观点。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一切历史冲突……都根源于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4]。《决定》在提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指导思想时，明确提出“推动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国家治理和社会发展更好相适应”。从理论上看，新质生产力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马克思主义生产力观的新发展，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生产力观。因此，适合新质生产力发展要求的新型生产关系具有很强的理论性，需要在对已经形成的生产力新质态的理论认识基础之上发展。这就要求我们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出发，深刻认识加快形成新型生产关系对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必然性和必要性。
发展新质生产力必然推动新型生产关系的形成及确定
历史唯物主义指出，在人类社会中，一定的生产关系的总和是由生产力的发展决定的。“先进生产力”与“旧质生产力”的关键差别在于“质态”的不同，从根本上规定了生产关系的不同。生产力作为抽象概念，其本身似乎并没有质的规定性，我们无法通过感性认识感受到“生产力”本身是什么样的，有何“质”的区别。生产力在感性认识层面有形地存在着的时候，其“质”的差别往往来自生产工具和不同产业间的差距，如纵向视角的“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的社会”[5]，或是横向视角中农业、工业、服务业的区别等。这些区别只能说明生产力在具体感性层面上具有“质”的规定性而无法说明生产力本身“质态”的不同，如黑格尔所说的，人可以吃樱桃和李子，但是不能吃水果。看起来，如果无法明确生产力本身的“质态”究竟是什么，似乎也就无法明确新质生产力所代表的“先进生产力质态”是什么了。然而事实并非如此，生产力并不是孤立的、静止的范畴，而是与整个社会交往紧密结合的、不断运动的范畴，“生产力的增长、社会关系的破坏、观念的形成都是不断运动的”[6]。因此，必须从联系的、发展的视角来考察生产力的“质态”。
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发展的水平，最明显地表现于该民族分工的发展程度。任何新的生产力，只要它不是迄今已知的生产力单纯的量的扩大（例如，开垦土地），都会引起分工的进一步发展。”[7]在这里，生产力的“量”的扩大和“质”的发展都代表着社会中人类能动改造自然的能力的进步。这种进步初始通常表现为“量”的进步，只有当社会中有了提高生产效率的客观需求后，生产力的发展从单纯的“量”的扩大变为生产效率的提高才会有客观前提。这种生产效率的提高就是“新的生产力”。与生产力“单纯的量的扩大”不同，“新的生产力”即生产力“质态”的改变会引起生产关系的改变；只有在“新的生产力”的生产关系得到改变且确定后，生产效率的提高也才会随之固定下来，并进一步引发新的生产力“质”的改变。由此可见，生产力的“质态”作为一个动态范畴，必然带来生产过程的改变、劳动要素的重新组合等生产关系变化。
发展新质生产力迫切需要新型生产关系的形成及确定
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生产本身是“以个人彼此之间的交往为前提的。这种交往的形式又是由生产决定的。”[8]劳动者改造劳动对象并使其成为劳动产品的能力和效率是衡量生产力的重要标准，生产关系决定着劳动者、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的相互组合，也决定着生产力能否得到良好发展。适应当前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可以发展生产力，而不适应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则成为生产力发展的桎梏，在这种生产关系下“这些生产力只获得了片面的发展，对大多数人来说成了破坏的力量”[9]。因此，要容纳并发展先进生产力，就要使“已成为桎梏的旧交往形式被适应于比较发达的生产力……的新交往形式所代替；新的交往形式又会成为桎梏，然后又为另一种交往形式所代替”[10]。
19世纪的两次工业革命后，资本主义社会中大工厂生产的效率得到前所未有的提升，工业资产阶级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取得了绝对的统治地位，生产效率的提升为彼时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带来了深刻的变化。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形成和确立，又推动当时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先后出现经济繁荣。进入21世纪以来，新一轮科技革命加速演进，社会生产方式和效率再一次得到极大提升，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方式也发生了深刻变化，作为先进、优质、符合时代的生产力，新质生产力迫切需要生产关系与之相符合，以更好支撑高质量发展。
形成新型生产关系的根本途径在于改革创新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质生产力“以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合的跃升为基本内涵，以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为核心标志”[11]。劳动者、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三者之间的组合在本质上反映了生产关系的变化。在以往的阶级社会中，改变生产关系意味着要触碰统治阶级的利益，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会随着社会发展逐渐变为对抗性矛盾，生产力“质态”改变往往最终会通过社会革命的形式来完成。而在社会主义社会中，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的发展可以不必通过暴力革命的方式来进行。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指出的，“分工的各个不同发展阶段，同时也就是所有制的各种不同形式。这就是说，分工的每一个阶段还决定个人在劳动材料、劳动工具和劳动产品方面的相互关系。”[12]彼时的“社会进化将不再是政治革命”[13]。社会主义社会构建适应先进生产力的生产关系，不是通过政治革命，而是在发展的、改革的前提下实现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合。
新中国成立以来，党领导人民进行了伟大艰辛的现代化建设，自始自终贯穿着通过改革创新调整优化生产关系的逻辑主线。新中国成立之初，变革生产关系以发展生产力成为我们党的重要任务。同以往的各种社会形态一样，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中国首先是在“量”上扩大生产力。人民政府通过财政经济政策、稳定城市物价、安排失业人员工作、救助受灾地区人民等措施，使国民经济发展壮大、免于崩溃。这些保护并发展生产力的手段取得了很多成效，但这种发展在当时还是不稳固的。毛泽东同志在党的七届三中全会上指出，上述的成绩“还不是根本的好转。要获得财政经济情况的根本好转，需要三个条件，即：（一）土地改革的完成；（二）现有工商业的合理调整；（三）国家机构所需经费的大量节减。”[14]事实上，这“三个条件”就是生产关系的改变，只有完成了这“三个条件”，新中国的社会生产力才能初步达到质变，也即“财政经济情况的根本好转”。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实现了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15]，既是新中国成立后对生产关系的重要变革，也在事实上带来了新中国第一次生产力的“质态”转变，推动社会主义生产力蓬勃发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共产党人进行新的理论和实践探索，打破了阻碍生产力发展的思想桎梏和意识形态壁垒，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改革开放，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围绕建立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推动生产关系调整，使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日益适应生产力的发展，完成了生产力质态的新的转变。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全面深化改革，对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生态文明体制等作出系统改革部署。特别是在科技领域，持续深化科技体制改革与政策创新，调整优化科技创新资源配置及运行方式，破除创新链与产业链、技术链等深度融合的机制障碍，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新型举国体制，等等。一系列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举措，提升了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合的效率，是新时代调整变革生产关系的生动实践，最大程度促进了先进生产力的发展。
实践充分证明，改革离不开创新，创新更好促进改革。只有通过改革创新，集中全社会智慧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坚决破除妨碍生产力质态转变和生产关系变革优化的思想观念和体制机制弊端，实现生产关系变革与生产力质态转变同频共振，才能从根本上不断提高我国的生产力发展水平。
以新型生产关系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
改革创新是形成新型生产关系的根本举措。要按照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确定的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总要求，以经济体制改革促进先进生产要素向新质生产力集聚，以科技体制改革激发生产要素活力，以人才体制机制改革激活生产关系中最关键要素，着力破解深层次结构性矛盾，以新型生产关系促进新质生产力加快发展。
以经济体制改革促进先进生产要素向新质生产力集聚
高水平的市场经济体制是构建新型生产关系的必要前提，也是推动全面创新的重要保障。加快形成新型生产关系必须破除阻碍先进生产要素充分流动与优化配置的体制机制障碍，以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充分激发市场活力和社会创造力。
首先，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是构建高水平市场经济体制的关键。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质生产力既需要政府超前规划引导、科学政策支持，也需要市场机制调节、企业等微观主体不断创新，是政府‘有形之手’和市场‘无形之手’共同培育和驱动形成的。”[16]《决定》提出，创造更加公平、更有活力的市场环境，实现资源配置效率最优化和效益最大化，既“放得活”又“管得住”。这正是适合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高效市场。政府要在市场机制中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既要更好发挥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又要着力解决市场体系不完善问题，通过弥补市场失灵实现资源配置的效益最大化，为经营主体提供更加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促进各类先进生产要素向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集聚。
其次，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都是构建新型生产关系的重要载体。完善落实“两个毫不动摇”体制机制，增强国有企业对长周期创新领域的投入，推动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实现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的优势互补、共同创新。
其三，资本是新型生产关系的重要要素。注重引领、利用、发挥资本增殖的天然需求，将其转化为推动全面改革创新的动力，同时加强资本对创新的正向作用，引导发展耐心资本。
最后，商品生产是新型生产关系的主要形式，而商品能否得到价值实现是商品生产得以持续发展的关键。推进产业深度转型升级，提高商品实现的成功率，既持续优化产业布局、防止“内卷式”恶性竞争，又利用数字技术和绿色产能改进个体生产效率、提高单位生产收益。
以科技体制改革激发生产要素的活力
新质生产力的创新特点和先进本质，决定了构建新型生产关系既要重视人财物、知识、技术、信息、数据等资源要素，更要激发企业、高校、科研机构、科技服务组织等创新要素活力。
首先，进一步完善新时代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所需的制度体系，加快政府从“科技管理”向“创新治理”的转型，为各类创新主体提供更加精准的服务，加强中央和地方之间、不同地方之间创新资源的合理流动，通过完善新型举国体制强化有组织科研，着力破解科技发展协同化程度不高、创新力量分散、创新鸿沟加剧等难题。
其次，巩固企业的创新主体地位，更好发挥企业在支持全面创新中的作用。放大科技领军企业的产业链引领带动作用，允许科技领军企业参与国家科技战略政策的制定和决策，完善科技领军企业牵头突破关键核心技术与行业共性技术“卡脖子”问题的机制；充分激发科技型中小企业的创新活力，引导科技型中小企业深度参与产学研用创新联合体，基于协同创新畅通科技、产业、金融的高水平循环。
再次，增强科技、创新、人才等相关政策的统筹协调，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加强党对科技体制改革的集中统一领导，发挥中央、地方科技委的统筹谋划、组织实施、推进督导等功能，建立科技创新政策评估机制，确保相关改革举措同向发力，形成政策的组合效应。
最后，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推动科技开放合作。尽管西方国家的贸易保护主义、霸权主义和单边主义依然活跃，但在独立自主的基础上扩大全球科技合作也是建设科技强国的必由之路。坚持自主创新和交流合作双轮驱动，统筹谋划科技、产业、文化等诸领域的扩大开放策略，用好共建“一带一路”、上合组织、金砖国家、APEC等合作平台，在更高层面、更多领域、更大范围推动全球化，利用生产要素的全球流动促进新型生产关系更好调整优化。
以人才体制机制改革激活生产关系的最关键要素
生产关系中最关键最活跃的因素是人，生产关系的本质就是人们在物质资料的生产过程中形成的社会关系。构建适合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新型生产关系，既需要科技创新人才，也需要组织管理人才；既需要战略性精英人才，也需要大批的基础实践型人才，必须用好用足我国的人口红利与人才红利。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畅通教育、科技、人才的良性循环，完善人才培养、引进、使用、合理流动的工作机制”[17]。
首先，健全完善育才、引才、用才工作机制，聚天下英才而用之。让各类人才引得进、留得住、用得好，形成“生动活泼、人尽其才”的良好人才发展环境。社会主义制度对劳动者“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有着天然的制度优势，在经济上要完善要素分配、成果赋权等激励制度，实施以知识价值为导向的分配政策，充分保障优秀人才的合理物质需求；在政治上要完善职工代表大会等制度，健全基层劳动者民主制度；在文化上坚持劳动者地位高的社会意识，充分尊重劳动人民的智慧和基层首创精神，鼓励广大劳动者涌现更多“大国工匠”和劳动模范，做到“人人皆舜尧”；在精神上要满足劳动者精神需求，营造鼓励创新和宽容失败的社会氛围，避免出现“生于淮北则为枳”的情况。
其次，培育造就更多战略科技人才，在加快形成新型生产关系中壮大“头雁效应”。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要求，“着力培养造就战略科学家、一流科技领军人才和创新团队，着力培养造就卓越工程师、大国工匠、高技能人才，提高各类人才素质”[18]。通过政策激励加强战略科技人才及其后备力量的培养，科学使用战略科技人才，正确评价战略科技人才，引导更多的战略科技人才坚持“四个面向”增强创新能动性、发挥创新引领价值。
再次，为构建新型生产关系形成合理的人才结构与人才梯队。加快形成具有科学精神的科学家队伍、具有创新精神的企业家队伍、具有敬业奉献精神的专业劳动者队伍、具有法治精神的公务员队伍。发挥党管人才的组织优势，以基层科技人员为重点进一步松绑减负，让广大科技人员把主要精力放在科研上，心无旁骛地从事创新创造活动，尽可能减少一线科技人员为报项目、发论文、评奖励、争资源而分心伤神。
最后，持续深化“破四唯”和“立新标”相结合的人才评价改革，健全以原创引领和价值创造为核心的分类评价体系，完善符合科研活动规律的科技奖励制度与人才考核机制。
【本文作者为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周柏男对此文亦有贡献】
注释略
责编：董惠敏／美编：石 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