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中华民族共同体理念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基于对国情世情的科学判断，在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场域中提出的，承继了马克思主义共同体思想、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关切国内和世界民族问题的思想。既蕴含着对中华民族实质特性、发展历程等“实然”的理性认识，也蕴含着对如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和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等“应然”的智慧思考，理念内涵丰富，治理意蕴深刻，对于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和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中华民族共同体 民族工作 理念内涵 治理意蕴
【中图分类号】D633 【文献标识码】A
中华民族共同体，是千百年来各族人民对团结统一的自主认同，是5000年文明史铸就的民族传承。2023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就是要引导各族人民牢固树立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1]中华民族共同体理念是我们党新时代民族工作重大理论和实践创新，注重从历史脉络、理论逻辑、文明传承、实践创新维度确证作为本体的中华民族共同体之“实”，既蕴含着对中华民族实质特性、发展历程等“实然”的理性认识，也蕴含着对如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和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等“应然”的智慧思考。
中华民族共同体理念的丰富内涵
内在结构：中华民族共同体是多元一体的
多元一体是先人留给我们的丰厚遗产，也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在内在结构上的鲜明特征。“一体”与“多元”共同形塑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实体发展演进的内聚性、稳定性和动态性，持续激活了中华民族内部多民族共同奋斗的磅礴伟力。
从历史向度看，中华民族是“多元一体”的民族实体，56个民族已结合成相互依存、统一而不可分割的整体。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华民族共同体与国家对应而存在，进一步增强了其“作为国家民族的实体性和整体性”。在关于民族工作的论述中，习近平总书记多次使用“中华民族”“中华儿女”“中华文明”“中华民族共同体”“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系列具有整体感、包容性的概念，更加凸显出中华各民族交织交融、休戚与共、命运相连的“一体”主线，强化了政治上汇聚全体民族成员共同历史记忆和集体认同的“中国”这一统一实体。
从文化向度看，中华民族是“多元一体”的文化共同体。“多元一体”既指明了各族文化的差异性和相通性，又蕴含着各民族间的文化平等与价值共生。各民族文化可以为共同体输送精神营养，以促进各民族文化的交互共生与价值互鉴；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下，各民族可以积极探索民族文化特质的公共表达，以共同体文化引领各民族文化健康发展。“多元一体”的历史文化叙事助推“多元一体”国家结构的建构，这种建构隐喻并尊重着中华民族内在的文化聚合力，实现了对西方民族国家观的话语超越。
从政治向度看，“多元一体”的终极价值是构建认同。“中华民族共同体”理念的提出，将民族认同、文化认同和国家认同统一起来，不仅有助于各民族实现从“我是谁”到“我们是谁”的身份定位和自我认同，推动各民族形成“五个认同”；还顺应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梦想的价值塑造，为世界多民族国家建构国民认同提供了中国方案；此外，这一理念将民族团结、国家富强、社会繁荣作为价值内核，引领中华儿女共同奋斗。
休戚与共：历史记忆与利益联结
“休戚与共”一指共同体成员集体塑造了共同的历史记忆，关系密切；二指共同体成员间利益交融、共通、共享，利害相关。“中华民族共同体”既是一个共享记忆的历史共同体，又是一个利益联结的利益共同体。
共享历史记忆从精神层面为“中华民族共同体”赋予了构建中华民族认同与中华文化认同的社会价值。历史记忆是共同体成员对共同的历史情感体验进行反思和想象所积淀的不在场回忆[2]，一方面指向个体的亲身体验、框架条件的生平式回忆，另一方面指向社会群体的共同起源及其巩固根基式回忆，通过纵向维度的连续历史脉络和横向维度的社会共享历史记忆，使得成员经过交流与反思获得社会归属感与群体认同感。我国各族人民的先辈们共同创造了秦汉雄风、大唐气象、康乾盛世等光辉历史图景，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成员们塑造了共同的历史记忆，并增强了成员们对中华民族与中华文化的认同感。
共同利益联结从物质层面为“中华民族共同体”赋予了构建中华民族认同与中华文化认同的经济基础。共同利益是共同体成员间最基础、最根本的联结纽带，“休戚与共”理念正是对马克思“真正共同体”理论中保障每位共同体成员发展的共同利益的集中表达。回顾党史，中国共产党始终以中华民族的根本、整体和长远利益为导向，带领中华民族找到一条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形成党的民族工作方针政策，创设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扎实推进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富裕，共享改革发展成果，加强各族人民群众之间的利益联结共享，以民族团结进步巩固了社会稳定和国家繁荣。
荣辱与共：情感联结与精神相依
“荣辱与共”既强调共同体成员之间的情感依赖、情感共鸣和情感联结，又强调共同体成员具有共同的价值取向、道德伦理规范和信仰观念。这一理念诠释了各族人民共膺荣誉与辉煌、共抗屈辱与苦难的理性认同根基，是构建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要素之一。
我国各族人民交往交互、情同手足、悲欢同体，已经形成一个情感联结的情感共同体。共同情感是树立共同体理念的情感纽带。在中华民族的情感体系中，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的民族心、民族魂，是各民族最强烈的情感共识，自古以来就流淌在中华民族血脉之中，是维护民族独立和民族尊严的强大精神动力。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华民族爱国基因的坚定传承者，让爱国主义基因薪火相传、爱国主义情怀生生不息，以平等团结、繁荣发展巩固各民族之间的情感联结。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各族人民共同创造的“四个伟大成就”和“两大奇迹”让各民族的爱国主义情怀前所未有的高涨，充分体现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在情谊情感情怀上的荣辱与共。
我国各民族因共同的文化结成难以分割精神相依的文化共同体。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必须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使各民族人心归聚、精神相依，形成人心凝聚、团结奋进的强大精神纽带”。我国各民族在交往交流交融中形成了博大精深、兼容并蓄的中华文化，各民族共同创造和传承的文化精神、情感观念等构成我们共有的精神家园，这是中华民族团结奋进的动力源泉。历史证明，中华民族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精神相依的文化共同体。新时代新征程，要把民族精神与时代精神结合起来，丰富和发展中华民族精神谱系，更好地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
生死与共：价值与共与安全与共
“生死与共”一指共同体成员的价值共享，能否价值与共关乎共同体存亡，二指共同体成员是生死安全联盟，不能分离。这一理念与国家安全和民族危亡密切相关，指向最能激活深层反思的中华民族共有价值和“存续与衰亡”记忆。
中华民族共有价值是整个中华民族共同传承和发扬的道德规范和价值体系，是海内外中华儿女联结的文化基因和价值认同的合集，对于凝聚人心、达成共识和团结奋进具有强大的纽带作用，事关共同体的“生死”。在现实中，体现为一套共识性的伦理秩序和行为规范，既包括“和而不同”“家国情怀”“以德治国”“仁义礼智信”“忠孝节义”等几千年悠久的历史中形成的传统文化伦理观念，又包括现代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这些共有价值对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构建与维系起到了重要作用。
中华民族共同体是一个生死与共的安全共同体。我国各族人民于国家山河破碎之际从自在走向自觉、共同挽救民族危亡，各民族历史上虽偶有摩擦但面对外敌和入侵始终团结统一，共同捍卫国家统一、领土完整和民族独立，由此结成了“生死与共”的安全共同体。并且，随着全球化发展带来的改变，促使部分人们愿意回到民族国家或民族共同体叙事中，期待以民族性应对全球性，从而在某种程度上改善处境，保全自身。而中华民族共同体可以给予中华儿女一种不同于全球流动的安全与稳定，回应个体对本体安全与理性发展的诉求。
命运与共：身份联结与前途命运
“命运与共”主要关涉中华民族共同体这一社会实体的发展和演进方向，集中传递的是共同体的历史联结、现实联系、未来关联，强调共同体成员之间政治身份相同，前途命运紧密联系。
各民族“命运与共”源于共同的历史经历所激发出来的同进退、共生死的身份认同，是政治身份联结的政治共同体。我国各民族“命运与共”的紧密联系以及各民族成员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同感、归属感是在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进程中发展出来的。近代以来救亡图存的共同抗争使得中华民族成为我国各民族普遍认同的道义和归属。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我国各民族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共同推动中华民族日益走向包容性更强、凝聚力更大、共享价值更高的命运共同体。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站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提出“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华民族共同体”等新理念，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写入党章，把“中华民族”概念写入宪法，从法律上明确了中华民族“命运与共”的政治身份。
我国各民族的命运是与中华民族、人类命运等共同体的发展联系在一起的。纵观历史，我国各民族共同创造了“六合同风、九州共贯”的民族交融格局，各民族早就因共同的疆域、历史、文化和民族精神结成难以分割的、前途命运与共的社会共同体。现如今，我们打赢脱贫攻坚战，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各民族实现了过上“好日子”的美好愿景。历史和实践证明，中华民族是一个前途与共的社会共同体。不仅如此，在面对新冠疫情时，中国给予国际社会的人道主义援助，表达了对世界人民生命安全极端负责的大国担当。
秩序建构：中华民族共同体理念的国家治理意蕴
“多元一体”属性决定现代化建设须直面社会规模的治理难题。社会规模是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显著特征，构成了一个国家政治理性化建制的限制性因素，并规约后者的价值规范、政治模式与秩序建构。[3]中华民族不仅是一个“多元一体”的民族实体，还是一个“多元一体”的政治文化共同体。“多元一体”属性决定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必须直面多元中国历史形成的民族成分、连续不断的文明体系以及广阔领域与众多民众等内容。一方面，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多元一体”属性决定中国现代化发展道路必然有别于西方。另一方面，“多元一体”属性要求必须处理好国家的政治理性化建制与社会规模的关系，直面政治理性化建制中的社会规模治理问题，处理好族际关系协调、民族身份与国家身份整合、民族地区的发展差异、民族地区事务治理等难题。
“历史文化”共性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和推进新时代民族工作奠定基础。中华民族是一个具有共同文化、共同历史的民族共同体，各民族基于长期交流交往交融共同创造了中华文明、共同谱写了中国历史的进程。此种“历史文化”共性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引导各族人民牢固树立多元一体、“四个与共”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理念奠定基础。中华民族共同体理念，以“民族团结”为纽带，以“文化认同”为根脉，立足中国自身历史发展实际，突出中华文明的连续性特征，发扬中华民族本身的内聚特质，共建出一种更具向心力与凝聚力的新型民族关系，让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在各民族地区快速发展基础上，一种均等化水平较高的基本公共服务与社会保障体系，将各族群众紧紧相连，进一步拓宽了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与提升民族事务治理水平的正确道路。
“文明连续”特性为国家的政治理性化创新及政治秩序建构奠定了基础，为中国社会的平稳转型构建了“稳定”底色。中华民族共同体理念以中华文明的“统一性”为核心，突出中华文明的连续性特征，进一步增强了中国历史和中华文明的连续性。文化的连续性为国家的政治理性化创新及政治秩序建构奠定了基础，为中国社会的平稳转型建构了“稳定”底色。与西方通过“民族”整合国民的单一路径不同，中国以文化的连续性为根基，围绕“五个认同”价值体系，形成了领土整合、国民整合、权力整合、政党整合、制度整合、文化整合等多元化的系统性整合机制。“五个认同”作为中国民族理论与政策的特色话语与概念表述，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核心内容或精神实质[4]，蕴含了多维的整合机制，深度体现了多民族国家建设的内在逻辑和运行机制，是理解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关键，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根本遵循和实践原则。
“民族国家”身份需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现代国家治理制度体系支撑。中华民族共同体理念，厘清了民族与国家的关系，疏解了单一民族国家与多民族国家的话语纠缠，用共同体思想处理民族－民族和民族－国家关系，既能有效地凝聚各民族团结发展，又能实现国家认同与民族认同、国家利益与民族利益的统一。同时，这一理念提供了一种关于多民族国家进行一体化建构的现代观念和制度构设，有利于树牢中华民族作为各民族的共同体认知与情感。从我们党领导革命、建设、改革、复兴的伟大实践来看，政治共同体的“民族国家”身份需要以中国共产党为主导建构国家治理制度体系与政策措施，通过宪法和党章等政治性法律法令，确定中华民族作为各民族认同的共同体象征与符号，并通过社会化机制传播中华民族作为共同体的象征与符号；同时，完善协调民族利益与国家利益的各项制度设计，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和基层群众自治制度，逐渐推进多民族国家的有效整合。
融通关联：中华民族共同体理念的全球治理意蕴
“多元一体”的共同体结构、文化特性及思维模式为当今全球治理提供了中国智慧。“多元一体”一直以来就是中华民族的显著特征，这不仅体现在民族构成、历史潮流上，还体现在文明绵延、文化连续和思维心理上。这种特征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理念内涵以及中华民族的国家建构和发展。中华民族共同体是由多民族构成的共同体，中华民族建设是一种“统一多民族国家”建设，集中体现了中华文化的兼容并包、和合共生，呈现出中国传统的整体理性、关系理性思维模式，这与西方文化倡导的个体理性和工具理性明显不同。中华民族的国家建设和国家发展，是以尊重差异和包容多样为根本前提的，绝对不会在大国博弈中谋求霸权、参与权力转移斗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也不会走威胁世界和平发展的老路，而是以一种建设性力量参与全球治理，倡导一种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为世界和平与发展贡献中国智慧。
“休戚与共”的历史文化连续特性为人类发展提供了一种可资借鉴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家多元化系统整合机制。无论是多民族的国家共同体，还是多国家的人类命运共同体，集体行动力和共同意志的产生，都必须正确处理多元与一体的关系[5]。中华民族具有共同的历史、连续的文化，这为中国围绕“五个认同”形成国家多元化的系统整合机制奠定根基。中国的国家建设摒弃了西方通过“民族”整合国家的公民民主主义单一路径，也避免了多元文化主义的现实症结，形成了国家系统性整合机制与改进策略，有利于实现社会秩序建构与国家治理效能优化。中国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代表了一种中国特色的国家治理模式的系统性整合机制，可通过国内治理的溢出效应为全球治理提供成功的价值理念和发展经验，倡导不同民族、国家和文明的和平相处，共建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的世界，为世界多民族在国家建构国民认同提供了中国方案。
“荣辱与共”的情感联结与“生死与共”的安全与共，能回应全球化时代个体对于本体安全与理性发展的诉求。全球化是现代世界发展的强劲动力，带来现代性制度全球扩散和个体自由实现，瓦解了共同体存在的根基；也带来各种认同危机、社会风险与不确定性，个体需要寻找“本体安全”，由此身份认同被建构以帮助个体对抗全球化带来的安全焦虑、文化同化或尊严丧失等。面对多族化的现实与认同政治的挑战，西方社会选择多元文化主义和公民民族主义路径来重建国民身份认同，但均遭遇各种症结。而中华民族共同体理念中“荣辱与共”的共同情感联结与“生死与共”的安全与共内涵，能及时回应全球化时代个体对于“本体安全”的情感心理需求和理性发展需求：一方面通过强调国家民族的情感价值与精神联结，塑造各民族成员认同的共同体象征与符号，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另一方面通过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以人民为导向的国家利益，以国家途径更好实现和保障中华儿女的个体利益。
“命运与共”理念体现了多方主体与协同治理的精神要义，为全球治理规则与治理结构塑造提供了中国经验。中华民族共同体绝不只是民族实体自然演进的结果，而是先进的政治力量与社会大众互动，多种主体共同参与政治社会秩序与集体认同构建的结果，体现出现代政治的多方主体与协同治理精神要义。全球治理是为了满足世界各国人民对全球性公共产品的需要，解决人类社会面临的普遍性问题，绝不是为了实现一些国家的自身利益。作为新兴社会主义国家、发展中国家、文明大国和负责任的大国，中国以“命运与共”的理念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倡议共建“一带一路”，努力塑造一种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这是中国国家治理对全球治理体制转型的引领。因此，中华民族共同体理念蕴含有处理世界民族问题的善治理念，擘画了“强起来”之后的中国如何与世界相处的前景，为全球治理规则与治理结构的塑造提供了中国经验。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共同体视域下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研究”（项目编号：22VRC021）阶段性成果；总课题负责人：人民日报社人民论坛杂志社总编辑彭国华；执笔：潘丽莉、贾晓芬】
注释略
责编：程静静／美编：石 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