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全球南方”群体性崛起，是世界大变局的鲜明标志。与此同时，全球南方普遍面临着传统安全问题、非传统安全问题和超传统安全问题交织导致的安全难题。全球南方安全问题的根源在于自近代以来欧美主导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在全球范围内扩张和全球南方国家安全治理体系不完善。全球南方必须坚持自信自立、守正创新的原则，积极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现代化道路，找到化解各种安全威胁的济世药方，推动全球安全治理体系向着公正合理方向发展。
关键词:全球南方 世界大变局 安全难题 全球治理 人类命运共同体
【中图分类号】D815 【文献标识码】A
近年来，全球南方在全球气候变化、疫情应对、国际发展合作等领域的一系列自主表现引发了社会各界的高度重视。尤其是近年来，面对大国竞争的新形势，南方国家正日益成为世界政治经济格局中不可忽视的力量，成为世界大变局中的南方新变局。所谓南方新变局，是指南方国家在一系列全球性议题上呈现出不同于传统发达国家的独立立场，且南方国家之间表现出了类似的态度和行为。其战略意义在于，全球南方国家已经超越单纯的被动参与者角色，正成为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改革与建设的重要建构力量。
从政治经济属性来说，“南方国家”指没有实现现代化的发展中国家，“全球南方”则是在应对全球性问题过程中处于类似地位、持有相近立场的发展中国家。这些国家在经济上没有完成国内现代化，在政治上赢得了独立自主但没有与发达国家建立地缘政治的国际联盟关系的国家。[1]面对世界大变局加速演进和南方新变局加速上升的新态势，如何加强全球南方国家之间团结，对接和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和全球文明倡议，推动全球治理体系的改革与建设，共同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外交和全球治理面临的重大战略课题。
安全问题在南方
在世界大变局加速演进的背景下，全球南方国家的安全议题逐渐成为全球治理议程的焦点领域。迄今为止，全球安全热点几乎全部集中在全球南方，从阿富汗困局到巴以冲突，从恐怖主义到极端主义，从地区热点到自然灾害，全球南方国家的人民生活在传统安全、非传统安全和超传统安全的多重压力下，成为全球“安全赤字”的重灾区。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一些对发展中经济体的实证研究发现，自然资源丰裕的国家反而表现出令人失望的经济绩效，丰裕的资源对一些国家的经济增长并不是有利条件，反而是一种限制。一些学者将其称为“资源诅咒”(Resource Curse)，并发现了包括“荷兰病”、资源寻租和腐败、轻视人力资本投资、可持续发展能力衰退等传导机制(Transmission Mechanisms)。[2]如果将经济学家的解释进一步向政治学、社会学和国家安全学等领域延伸，就会发现：资源丰富的国家同样面临安全挤压效应——这些国家非但未因资源获益，反而成为安全压力较高的地区。尤其对南方国家而言，资源越丰富，安全形势越严峻。
传统安全问题。长期以来，南方国家长期处于高频次冲突状态，一些学者称之为“动乱区”。[3]自冷战结束后，海湾战争、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利比亚战争、叙利亚战争一直持续不断，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南方国家时不时会爆发地区冲突和局部战争，这些冲突在性质上更多属于传统安全问题，安全威胁主要来自国与国之间的冲突。
非传统安全问题。全球南方国家既深陷传统安全困境，又承受着非传统安全威胁的多重冲击：国际恐怖主义、政治极端主义、宗教原教旨主义等意识形态冲突与族群对抗持续发酵；粮食危机、能源短缺、自然灾害及大规模传染病等生存性威胁不断加剧。这些安全挑战不仅冲击国家稳定，更直接危及民众生存基础。由于缺少发达国家的发展基础，且尚未建立起完善的国家治理体系和地区治理体系，受困于历史恩怨、族群冲突、教派摩擦以及错综复杂的利益纷争，导致非传统安全威胁在全球南方造成的安全危害比发达国家更大，这也是南方国家之所以在气候变化、疾病控制、发展合作等领域的全球治理中表现出立场接近的一个原因。
超传统安全问题。[4]与发达国家一样，全球南方还面临着共同的超传统安全问题，比如全球气候变化引发的气候安全、生物多样性减少造成的生物安全以及生态失衡带来的万物安全等。与传统安全问题威胁国家安全、非传统安全问题威胁人的安全相比，超传统安全威胁更威胁到环境安全、生态安全、物种安全，是一种具有星球安全和物种安全意义的超传统安全问题——不仅没有任何国家和任何人能够置身事外，整个星球和所有生物都遭受安全之虞。尤其在数字化与智能化浪潮下，人工智能、量子计算、光子技术等新科技革命日新月异，资源要素被数据化重构：数据成了原材料，算法成了生产方式，平台成了基础设施，传统概念面临重新定义。这一进程不仅催生新型哲学与伦理困境，更重新定义了安全的内涵，形成超越传统认知框架的安全范式。因此，在世界大变局背景下，不仅人类面临安全问题，而且万物都面临超传统安全问题，这一超安全问题也成为当下和未来全球南方面临的安全威胁。
安全根源在西方
在经济全球化、数字化和智能化日新月异的世界大变局背景下，全球南方国家面临着比北方国家更严峻的安全挑战。尽管安全热点集中在南方国家，但造成安全热点的原因并不在南方，南方安全问题的根源来自于西方，困扰全球南方的传统安全问题、非传统安全问题和超传统安全问题，都与近代以来欧美主导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在全球范围内扩张有关。
首先，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是全球南方传统安全威胁的根源。近代以来，欧美列强在世界范围内的殖民扩张，强行划分了欧美主导的势力范围，建立了更多体现发达国家利益和要求的国际政治秩序，这牺牲了全球南方的正当利益与合法权益。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全球南方国家尽管赢得了政治独立，但在经济社会文化领域仍然存在着殖民主义盘根错节的关系网，南方国家从根本上无法摆脱发达国家外部干涉，导致南方国家政局动荡、经济脆弱和社会不稳定。无论是冷战期间美苏在南方国家开展的“代理人战争”，还是冷战后欧美发达国家在南方国家开展的“人道主义干涉”和“颜色革命”，都给南方国家爆发冲突乃至战争制造了巨大的隐患，甚至是南方国家热点频发的直接根源。二战后八十年在全球南方爆发的冲突均与发达国家的干涉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
其次，不公正的经济秩序是全球南方非传统安全威胁的根源。当前以布雷顿森林体系为特征的国际经济秩序是以不合理的国际分工和不公正的国际规则为基础的，更多体现着发达国家的利益和要求。根据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理论，欧美发达国家处于世界体系的中心，一直对处于半边缘和边缘地带的全球南方国家进行着剥削和控制，是南北关系不平等的根源，也是造成南方国家长期无法摆脱贫穷落后地位的根源。[5]尤其是随着冷战后经济全球化的迅猛发展，南方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发展鸿沟”和“信息鸿沟”不断扩大，在自身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不足的“结构性劣势”情况下，非传统安全威胁会不断从经济和社会内部滋生出来。
再次，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消费主义生活方式是全球南方超传统安全威胁的根源。人类与万物共同面临的超传统安全威胁，根源在于人类自身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在近代以前，全球南方均不同程度地恪守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宗法伦理或宗教伦理。然而，近代以来，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世界范围内的拓展，加之消费主义的文化在全球内蔓延，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精神的关系出现失衡状态，导致超传统安全威胁的上升。迈克尔·瓦茨（Michael J. Watts）在1983年出版的《沉默的暴力：尼日利亚北部的食物、饥荒和农民》研究了1970年代尼日利亚北部发生的饥荒问题，将其归结为殖民主义的影响，而非萨赫勒地区不可避免的干旱。[6]另一个例子是皮尔斯·布莱基（Piers Blaikie）在1985年出版的《发展中国家土壤侵蚀的政治经济学》，该书同样将非洲的土壤侵蚀归结为殖民地的土地征用政策，而不是归结为非洲农民对土地的过度开发。[7]同样地，新马尔萨斯主义研究也担心由于人口过度增长而造成的资源稀缺、粮食短缺和环境退化后果。[8]事实上，尽管不能否定导致生态环境问题的“人祸”因素（政治经济因素），但来自生态领域的“天灾”因素以及非政治的人为破坏因素一直被忽视。[9]从根本上来说，全球南方国家的超传统安全威胁与近代以来西方引领的现代化和全球化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安全关键在治理
面对传统安全威胁、非传统安全威胁和超传统安全威胁交织叠加的新形势，全球南方必须坚持自信自立、守正创新的原则，积极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现代化道路，找到化解各种安全威胁的济世药方，推动全球安全治理体系向着公正合理方向发展。
一是坚持自信自立。全球南方有着悠久的历史，创造了灿烂的文化，历史和文化底蕴深厚，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和文明遗产。面对现代化的任务，全球南方国家的现代化有着不可改变的文明基因，也斩不断与历史上积淀起来的古典智慧的血脉联系，那种期待将自身嫁接到其他文明肌体上实现“转基因”式的现代化道路是没有前途的。全球南方必须突破西方现代化道路的迷信，探索符合本地实际的现代化道路，消除滋生不安全根源的土壤。因此，全球南方必须坚持自信自立，积极探索自主发展的新道路，立足自身国情实际，深入挖掘优秀传统文化的古老智慧，推动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积极探索国强民富的全球南方现代化之道，积极推动世界文明交流互鉴，在风云变幻的世界大变局中抓住时代机遇，实现现代化的弯道超车，这是治本之策。
二是推动知识革命。近代以来世界各国现代化的历史经验表明，每一个国家的现代化都必须探寻自己的治理知识体系，培养自己的现代化人力资源。一个国家可以学习外来的现代化知识体系和安全治理知识体系，可以引进外部人力与智力支持，但无法用其替代自主解决本土问题的知识体系，更无法替代培养具有坚定身份认同的本土人才队伍。因此，全球南方国家必须加强自身知识体系建设，努力从西方全球治理的知识体系中走出来，不仅要创造符合自身现代化要求的新治理知识体系，而且要为解决人类共同挑战的新治理知识体系做出贡献。全球南方国家也必须重视加强本土人才培养，推动自主创新，真正培养造就一支具有世界影响的治理人才大军和人力资源大军。
三是加强治理协同。全球南方国家具有极大的多样性，无论在治国理政的国家治理体系建设上，还是在应对全球挑战的全球治理体系建设上，都必须加强南方国家的“南南合作”。尤其是在应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和形形色色的干涉主义行径上，南方国家一定要加强团结合作，共同应对外部压力。尤其是南方国家国情不同，各有优势和劣势，在具体利益上也千差万别，如果不能团结应对来自西方发达国家的压力，很难在全球治理体系中维护自己的正当权利和合法利益。一个可能的途径是，南方国家应该采取议题联合阵线的做法，推动一些全球南方大国在一些特定议题领域发挥引领作用，比如全球气候变化、全球医疗健康、网络安全、能源安全、打击国际恐怖主义和跨国犯罪等领域建立起相互呼应、紧密协作的全球南方伙伴关系网络，在不同的全球治理框架内推进治理改革，切实提升全球南方的代表性、话语权和影响力。
四是促进文明互鉴。全球南方的安全体系构建不是封闭的，而是开放的，必须积极吸收和借鉴一切文明的优秀成果，推动世界文明交流互鉴。全球南方要加强南方国家之间的古典文明交流互鉴，共同推动古典智慧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实现人类历史上的“第二次文艺复兴”。同时，全球南方也要加强南方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现代文明交流互鉴，推动工业革命伙伴关系和新工业革命伙伴向纵深发展，不断拉近不同文明之间的心理距离，不断拉紧不同国家之间的心灵纽带，共同致力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建设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而努力。
总之，面对世界大变局和南方新变局，人类再一次站到了何去何从的十字路口。置身于这一十字路口，全球南方国家必须心系南方，胸怀天下，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加强全球南方的团结合作，推动世界文明的交流互鉴，共同开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美好未来。作为全球南方的天然一员，中国将继续秉持真实亲诚政策理念和正确义利观，加强与全球南方国家构建形式多样的全球伙伴关系网络，并引导这一伙伴关系网络向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和生态文明等各个领域挺进，构建全球南方的企业伙伴关系网络、政党伙伴关系网络、青年伙伴关系网络、智库伙伴关系网络、媒体伙伴关系网络、大学伙伴关系网络、地方政府伙伴关系网络，动员更多的社会力量参与到全球南方安全治理行列中来，共同为壮大全球南方的战略影响力而奋斗。
【本文作者为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系教授】
注释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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