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从转型话语与政治的视角来看，“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这一理论论题同时拥有十分丰富的绿色理论与政治政策意涵（潜能）。其在理论层面上可以意指或涵盖当代中国背景和语境下的三大绿色话语体系，即生态文明建设、绿色发展和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而在实践层面可以意指或规约我国进入新时代以来持续推动的全面深化改革实践。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包括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在内的全面深化改革实践，从一开始就是一场处在政治与理论自觉基础之上的社会政治自我革新完善或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并将很可能伴随着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各个主要阶段不断推进。
【关键词】全面绿色转型 经济社会发展 全面深化改革 中国式现代化 理论论题
【中图分类号】D64/F124.5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5.04.001
【作者简介】郇庆治，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研究中心主任，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生态学、环境政治和比较政治。主要著作有《文明转型视野下的环境政治》《绿色变革视角下的当代生态文化理论研究》《环境政治国际比较》《欧洲绿党研究》等。
“转型”概念进入中国共产党的主要理论文献至少可以追溯到2012年党的十八大报告，其中提到“加快传统产业转型升级”，[1]而此前在其他情形下更多出现的是中性意义上的术语“转变”或“调整”。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和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中先后明确出现了“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和“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的表述，[2]这是更具现实变革意蕴与未来目标指向性的表达。基于此，在笔者看来，将“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作为一个理论论题加以系统的学理性分析，不仅有助于我们更加清晰深刻地理解其本身的重要政治与政策意涵，也有着值得重视的认知与实践方法论意义，从而有助于进一步全面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
转型话语视域下的“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
无论从构词的偏正结构还是构词元素的辨识度来说，“转型”都是“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这一短语词汇中的主要构词元素或关键词素。相应地，我们可以大致从“经济社会发展”的“全面绿色转型”抑或“全面绿色”的“转型”双层意义上来诠释阐发这一术语论题。过去半个多世纪以来，国际学界已经构建起了一个颇为复杂精致的转型话语体系或图谱——“（关于）转型的话语”或“作为话语（而非实践）的转型”，[3]而这可以作为我们分析凝练“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这一概念或论题的学理语境。
经济政治转型理论。严格地说，“经济政治转型”既不是一个统一的变革理论，也不是一个标准的绿色理论，并且有着关涉范围与时间上的特指。概言之，它是用来指称或概括20世纪中后期西方国家之外的众多发展中国家——尤其是那些新独立自主的亚非拉国家和曾属于苏联阵营的中东欧国家——先后集中发生的向欧美资本主义经济与政治制度转变或趋近现象的理论或叙述范式。[4]这一理论无疑具有一般知识生产积累，比如世界现代化理论与实践认知把握上的合理性，但就本文写作的目的而言，却存在如下两点明显缺憾。
一是这一理论范式——包括来自转型国家学者的认知运用——包含着强烈的资本主义政治取向与西方中心主义文化偏向。它的前提性设定是，所谓“转型”就是这些各不相同的发展中（落后）国家迅速或逐步地转变到资本主义经济与政治制度、自觉趋向西方世界先进与进步文化的过程。换言之，无论具体的起点是B、C、D，还是E，其终点都是A——不仅有着明确的目标结果，还将是一个线性演进的过程。依照这一理论，广大发展中国家并没有资格或条件避免与克服欧美资本主义国家经济政治制度上的缺陷不足，更没有资格或条件在自身过去基础上发展创造出一种不同于欧美资本主义国家的新型经济政治制度。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转型国家实现转型后就会自动成为欧美国家那样的“先进发达国家”，因为它们肯定还会存在这样那样的“缺陷”。
二是这一理论范式预置了一个歧视排斥性的“绿色防火墙（壁垒）”。事实一再证明，众多发展中国家实施的经济政治制度转型并未达成经济社会发展的目标愿景。这其中的一个显著约束或障碍就是世界范围内“环境议题”的日趋凸显。从理论上说，广大发展中国家尤其是转型国家的经济现代化发展与环境保护治理也只能是一个渐进改善的互动过程，并且会受益于主动加入一个全球主导性且更为成熟先进的现代制度体系。但是，一方面，那些深度嵌入“国际体系”的转型国家将不得不接受短时间内大幅度提高的环境标准与规制，而这意味着它们在更高一体化程度市场上难以具备国际竞争力，往往只能维持生产和供应经济价值链低端的商品与服务——比如自然资源类产品开采加工和劳动力输出；另一方面，一旦个别转型国家拥有了抗衡甚至挑战这种一体化市场垄断者霸权的国际竞争力或潜能，就会遭到后者基于既存规则或各种手段的排挤、打压与封杀，哪怕是那些明显有益于全球性生态环境保护治理的产品与技术革新。因此，这种隐含着秩序化或等级化的经济政治转型理论也是一种歧视排斥性的“绿色防火墙（壁垒）”理论。[5]
绿色转型理论。“绿色”变革或转型的理念与行动起始于20世纪60、70年代的欧美发达工业化国家或社会，而对于这些国家或社会同时还拥有的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制度性质的立场妥协或天然接受，又使得这一理论范式的政治化及其变革实践从一开始就具有了政治折衷或保守的质性——无论其对于社会现实还是工业文明本身提出与采取了多么深刻而激烈的理论和政治批评，比如某些极端化的生态（生命、生物）中心主义理念或流派甚至走向了否定现代政府与政治、否定工业文明和现代化本身、否定人类价值主体地位。这方面的典型实例是绿党。经过近半个世纪的体制内适应或“驯化”，尽管其在很大程度上仍然保持着生态环境议题政党和绿色政党的大众形象，但从政治意识形态观念到党内组织架构、再到政治行动战略看，绿党已经日益呈现为一个主流化的小规模政党。[6]比如，2021年再次进入全国联邦政府的德国绿党已经可以更为自信甚至雄心勃勃地推行绿色经济转型战略和生态价值与文化理念，但却受制于各方面的不利条件，不得不接受激进政治理念与现实执政战略之间难以维持或找到平衡的尴尬结果——尽管这次“交通信号灯组合”联盟政府的破裂并非由绿党引起。
同样值得注意的是，部分由于绿党及其绿色社会运动基础多年来的宣传推动，绿色转型尤其是绿色能源转型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成为欧美甚至整个国际社会的一种“浅绿色”政治共识。比如，在德国和欧洲，无论是对于中左的社会民主（工）党还是中右的基督教民主（保守）党，向绿色清洁可再生能源的转变都已经是一种不容置疑的政治正确，不同的只是考虑到各种影响因素和结果应采取的必要补充或平衡。[7]也正因如此，这其中的“转型”抑或“绿色”的政治质性，均需要专门的解析甄别才能作出断定。一般而言，中间派主要政党和政府间国际组织大都持一种温和保守的绿色转型愿景或战略，即便它们使用“绿色新政”这样的激进时尚术语——比如由世界银行或欧盟相关机构发布的政策研究报告所体现的；相比之下，绿党以及国际非政府组织往往持一种更加生态激进的绿色转型愿景或战略——比如由欧盟绿党议会党团或绿色和平国际、地球之友国际等发布的政策研究报告所体现的。
“大转型”理论。这一理论的狭义版本甚至是“大转型”概念本身更多是与卡尔·波兰尼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在他著名的《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一书中，[8]波兰尼以西欧诸国为考察对象对作为一种新型社会制度形式的资本主义的演进形成作了系统性阐释。他认为，以土地、劳动力和自然等要素的泛商品化为标志的资本主义社会的确立是历史性的——同时是一个历史性过程和一种历史性变革，因而是一场相对于古代（传统）社会而言的“大转型”。尤其是，在他看来，兴起于18世纪的自由主义话语不过是一种偏执的经济自由主义或经济至上主义，或者借用他本人的说法，所反映的是经济领域（利益）从原初的受制于社会整体（规则）的“嵌入”地位到逐渐“脱嵌”而呈现为一种社会霸权的过程。但问题是，这种建基于效率与竞争原则的经济霸权不仅不会促进实现自由主义的社会政治理想，而且肯定会招致来自社会层面乃至自然层面的集体抗拒和大规模报复——20世纪发生的两次世界大战和逐渐显现的自然生态危机都可以从这个意义上加以解释。波兰尼所作的更多是一种历史社会学分析，并没有对资本主义国家面临的或即将陷入的社会政治危机和生态危机作出明确的表态——尤其是在马克思、恩格斯所预言的社会基本矛盾必将导致阶级斗争甚至政治革命的意义上。因而，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波兰尼的“大转型”理论并没有在欧美主流学界引起太大反响，也算不上一种典型的左翼社会政治理论。
“大转型”理论或概念以及卡尔·波兰尼在进入21世纪之后的高调回归，在相当程度上是由欧美“绿色左翼”知识界来推动实现的，[9]并被阐释为一种对于具有长期霸权性的新自由主义理论与政治的激进社会生态批评。部分是为了与绿党和社会民主党的“绿色转型”理念政策相区别，以德国（欧洲）左翼党为政治核心的欧美“绿色左翼”政治与理论提出了一种激进的“社会生态转型”观点，[10]强调对霸权性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政治的历史性替代只能是一种同时考虑社会公正与生态可持续性的激进的社会生态转型。在其看来，一方面，要重新诉诸马克思、恩格斯所阐明的唯物史观分析方法和政治经济学理论。也就是说，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条件下的各种危机矛盾，包括生态环境危机矛盾及其战略应对——即“绿色资本主义”或“生态资本主义”，都是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制度本身所造成的必然性结果和所采取的必然性选择，因而真正根本性的出路在于彻底废除这种经济政治制度。另一方面，波兰尼对自由主义话语理论固有缺陷或矛盾的深刻批判，在今天依然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尤其是，当今的新自由主义不仅已经堕落为一种赤裸裸的经济自由（至上）主义，而且公开抛弃了关于社会公正与生态可持续性的古典式自由理想——将经济重新嵌入整体性的社会之中从而受到不断发展革新的民主政治与生态理性的规约。因而，“大转型”的理念与思维理应成为当今欧美左翼政治的重要理论资源与战略考量。或者说，“大转型”其实就是激进的“社会生态转型”话语理论的另一种形式表述。
上述对转型话语的概述虽然十分简短，但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个阐发“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理论论题的较为完整系统的学理语境。其一，当代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被理解为广义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理论与实践的同义表述，这是因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制度框架的建立健全或改革完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整体的有机组成部分。而从转型话语或政治视角来说，这一建基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核心理念的绿色理论话语，包含着两个不可或缺的构成性元素或支点：一是社会主义制度框架基础的已然确立巩固；二是社会主义制度体系的持续改革完善。前者表明的是，经济社会发展的绿色转型或生态文明建设是在一个已经确立并且相当稳固的社会主义制度框架基础上展开的，这一制度框架提供或划定了所有绿色转型或文明革新的根本制度保障与“地平线”；而后者强调的是，社会主义制度体系的现实样态及其运行机制仍存在诸多方面或程度不一的不完备性，因而经济社会发展的绿色转型或生态文明建设内蕴着这一制度体系本身的不断自我完善。
其二，当代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显著不同于欧美发达工业化国家和众多发展中国家所预期或发生着的绿色（生态）转型，也就难以简单运用包括上述流派观点在内的转型话语理论给予阐明。一方面，虽然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我国无论是经济社会现代化发展还是现代化发展过程中的生态环境保护治理，都会呈现出一种不断走向进步的阶段性表征，但与诸多发展中国家不同，我国既不会选择或走向资本主义的基本经济政治制度，也不会满足或长期停滞于仅仅作为少数欧美工业化国家的“资源供应地”或“污水池”；另一方面，欧美工业化国家已经提出实施的各种绿色话语与实践对于我国的绿色转型都是可资借鉴的重要资源，尤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框架使得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或生态文明建设，既可以借助体系化制度的动力保障推动“绿色左翼”理论所主张的“大”而“全”、“红绿交融”意义上的社会生态转型，也可以做到更加开放、更加自信地推进各种“浅绿色”变革而不必担心堕入“生态资本主义”的歧途邪路。
“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的三重理论维度
如上所述，作为“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理论论题之关键词的“转型”，显然更接近于英文中transformation而不是transition的意涵。[11]这意味着，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背景和语境下的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有着如下三个主要表征或特点：全面而深刻的变革广度与力度、明确的目标指向构设、高度组织化的过程管理。全面而深刻的变革广度与力度是就这种转型所关涉的议题领域范围及其变革程度而言的，强调它同时是一种“大”而“全”和深刻改变或重塑意义上的转型；明确的目标指向构设是就这种转型所重视或彰显的政治自觉和目标清晰而言的，强调它尽管不是基本制度构架意义上的重建，但却包含着十分明确的阶段性进步目标；高度组织化的过程管理是就这种转型进程的组织实施及其领导权而言的，强调它虽然肯定会诉诸于前所未有的广泛公众社会政治动员，但却呈现为一个统一政治领导之下的渐进有序推进过程。
基于上述转型话语或政治视角下的阐释，笔者认为，我们可以把当代中国进入新时代以来逐渐构建形成的三大绿色话语理论作出一种全面绿色转型意义上的归纳概括，或者说，它们构成了“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这一理论论题的三重维度。
生态文明建设：建基于“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全面绿色转型。无疑，生态文明建设话语在当代中国的提出与形成发展，首先是作为一种环境保护或可持续发展话语的升级版而诞生的。它同时反映了中国政府有关生态环境保护或生态可持续性议题的阶段性提升的知识水平和政治意识。具体而言，“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作为执政党的一项治国理政方略和公共政策，其主要战略与政策应对还是生态环境保护治理和生态可持续发展，尽管这些议题领域的政治高度和政策广度、力度显然大大拓宽深化了。也就是说，同样是大气污染问题，在生态文明建设背景语境下不再被简单界定为一个企业生产技艺或地方公共管理效率问题，而是被视为一个更高政治认知和更严重治理责任意义上的问题，因而将会诉诸比原来力度大得多的政策与政治措施。但更为重要的是，生态文明建设还代表着一种政治意识形态重新阐释或修饰之后的治国理政方略。对于作为新时代政治“地标”之一的生态文明建设的深层理论意涵，2012年党的十八大报告就明确作出了两个统摄性界定——“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特征和社会主义政治特性，从而集中反映了中国政府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理论与实践的规律性认识的全新高度。“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努力走向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代”，[12]前者彰显了当代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综合革新特征，而后者则表明了当代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社会主义政治定位。
单就“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特征来看，作为一种全面绿色转型话语与政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理论与实践包含着或依托于如下两个不可分割的层面。
其一，广义上的生态环境保护治理制度政策体系及其各个构成要素侧面环节之间的整体互动关系，致力于推动建设美丽中国和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对此，在政策话语体系层面上，无论是2022年党的二十大报告所阐述的推进美丽中国建设需要统筹处理好的“四重关系”和2023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的讲话所论述的进一步推进生态文明建设需要正确处理好的“五大关系”，还是2015年国家《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归纳的生态文明“八大制度体系”和2019年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总结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四个层面”，都首先意味着并指向一个日趋系统完整的生态环境保护治理制度与政策架构。在保护治理实践层面上，无论是2021年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和党的二十大报告概括的“生态环境保护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还是全国人民群众亲身感受到的生态文明建设实践带来的“我们的祖国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都突出反映了国家生态环境保护治理制度政策体系及其运行管理水平的大幅度提高。而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实践所带来的除了生态环境保护治理政策话语与实践之间的互动共促效应，还有这一制度与政策体系的内涵外延不断扩展所带来的诱导溢出效应——大气质量的改善目标和举措几乎肯定会外溢到水域、土壤与城乡环境的保护治理。
其二，生态文明建设与“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中其他四大要素之间的整体互动关系，致力于探索实践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无论是2012年党的十八大报告作出的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五位一体”的界定还是2018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的讲话提出的“生态文明体系”概念，所表明的都是当代中国生态文明及其建设关涉的极其宽阔的理论视域与实践议题领域。“以生态价值观念为准则的生态文化体系”“以产业生态化和生态产业化为主体的生态经济体系”“以改善生态环境质量为核心的目标责任体系”“以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为保障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以生态系统良性循环和环境风险有效控制为重点的生态安全体系”，[13]尽管在具体表述上略微不同于“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下的说法——经济建设、政治建设、社会建设、文化建设与生态环境保护治理，但其基本含义是强调生态文明建设具有的制度与政策创新“抓手”或“牛鼻子”地位，可以发挥“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治理功效。当然，生态文明及其建设的引领或“绿化”作用绝非是单向的，也不会没有任何限度和条件。比如，生态文明建设与经济建设之间的关系就需要给予特别关注。一方面，二者之间存在着矛盾甚至冲突的一面，任何形式的经济生产与生活——包括近年来备受关注的数字（虚拟）经济和生活消费——都会最终需要自然生态资源方面的投入（成本）或带来自然生态环境方面的不利影响（代价）；但另一方面，二者也可以在适当条件下达成一种相互耦合促动的良性发展机制，并不是简单意义上的“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转变，而是指，生态环境保护治理和发展生态文明经济成为同一个更大范围社会进程的两个侧面。[14]而这里我们也必须看到，“五位一体”视域或意义上的生态文明建设，既是一种需要全面提升的综合性政策目标——同时创建生态文明质性的经济、政治、社会与文化制度和政策体系，也是一种需要全面革新的综合性实践进路——协同推进经济、政治、社会与文化制度和政策体系的生态化变革，这展现出生态文明建设本身所蕴含的“全面绿色转型”的理论与战略意蕴。
绿色发展：建基于新发展理念相互支撑的全面绿色转型。从最宽泛的意义上，绿色发展可以界定为经济社会现代化发展理念模式与制度政策不断走向“绿化”的进程与理论实践成果。换言之，所谓绿色发展，其实就是生态文明建设话语政策在发展语境体系下的另一种形式表述。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绿色发展，就其要义来讲，是要解决好人与自然和谐共生问题。人类发展活动必须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否则就会遭到大自然的报复，这个规律谁也无法抗拒。”[15]依此而论，“绿色发展”就是国际学界更经常使用的可持续发展理论和战略，也就是一种扩展或升级版的生态环境保护治理理念及其政策实践。当然，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动态发展中，这一概念术语经历了一个政治重要性不断提升、理论政策意涵日趋丰富的演进过程，[16]尤其是被逐渐确定为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一个核心性观点，即“十个坚持”之一——坚持绿色发展是发展观的深刻革命，[17]而2022年党的二十大报告的生态文明篇即第十部分的标题就采用了“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作为一种全面绿色转型话语与政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背景和语境下的绿色发展包含着或依托于如下两个不可分割的层面。
一方面，“绿色发展”本身是一个不断拓展深化的系统性理念与制度政策体系，致力于推动形成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空间格局、产业结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2012年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推进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18]首次将此前更多是一种泛指或统称意义上的绿色发展（可持续发展）凝练提升为“三个发展”，从而同时涵盖了广义的绿色发展所关涉的经济结构、资源投入和能源消耗等议题；相形之下，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进一步把“绿色发展”的战略目标概括为逐步构建完善“四大体系”：“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经济体系”“市场导向的绿色技术创新体系”“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体系”“简约适度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19]从而呈现为一个更加完整系统的绿色发展制度与政策框架。在此基础上，2022年党的二十大报告再次强调了加快发展方式全面系统绿色转型的重要性。由此可见，经过党的十八大以来尤其是新时代十年的持续不懈努力，“绿色发展”本身已经演进成为一个包括明确的绿色低碳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变革要求的体系化话语与制度政策实践。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绿色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底色，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20]而这里更值得关注的是，无论是绿色发展的各个次级理念模式之间，还是各项议题领域制度政策之间，都形成一种由于整体性认知与实践架构革新而呈现出的相互促动关系和过程，或者说，一种整体性绿色发展理念与政策体系所激发或促动的发展实践的持续而全面的绿色转型。比如，光伏技术的大规模开发应用在绿色发展视域下很容易具有或达致一种从能源结构到生产生活方式递次转型的效果。
另一方面，绿色发展与新发展理念中其他四个理念之间的整体互动关系，致力于实现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协调统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2015年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首次明确提出了“要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标志着“绿色”正式成为新时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核心理念及其实践生态维度的语词“前缀”——尤其是通过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五年规划与远景目标这种权威性极高的制度化形式。对于绿色发展与其他四个发展理念之间的关系，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绿色发展是新发展理念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创新发展、协调发展、开放发展、共享发展相辅相成、相互作用，是全方位改革，是构建高质量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必然要求”。[21]的确，“绿色发展”是相对独立的，它“注重的是解决人与自然和谐问题”，而“创新发展注重的是解决发展动力问题”“协调发展注重的是解决发展不平衡问题”“开放发展注重的是解决发展内外联动问题”“共享发展注重的是解决社会公平正义问题”。[22]而且，绿色发展所具有或隐含着的技术革新、经济革新、社会革新和文明革新意义与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但是，新发展理念又是一个具有内在联系的集合体，彼此相互贯通、相互促进，因而既不能相互替代，也不能在践行贯彻过程中顾此失彼。尤其是，如果不坚持与充分贯彻落实创新发展和开放发展理念，就难以找到推动绿色发展的创新动力和开放视野；如果不坚持与充分贯彻落实协调发展和共享发展理念，就难以维持促进绿色发展的社会环境和民意基础。因而，这里更值得重视的是，正是新发展理念的整体性及其全面践行贯彻，才可以使绿色发展最终呈现或延展成为“关系我国发展全局的一场深刻变革”并进而带入“发展新境界”，[23]或者说，一个发展话语语境体系下递次推进的全面绿色转型。也就是说，坚持和贯彻包括绿色发展在内的新发展理念，其直接目标指向就是坚定实施传统发展理念模式的全面“绿化”与深刻转型，让良好生态环境成为人民生活的增长点、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支撑点、展现我国良好形象的发力点。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建基于“五大特征”相互形塑的全面绿色转型。如果说“生态文明建设”和“绿色发展”分别是经济建设与发展话语语境体系下的生态维度表达，那么，“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就是现代化话语语境体系下的生态维度表达，并共同构成了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和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的新时代环境治理方略。当然，严格意义上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作为概念话语体系的形成，经历了一个较长的演进过程——逐步实现“现代化”“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中国化”等三个构词元素的链接融合，并得益于多方面的主客观条件——尤其是新时代新征程现代化议题政治重要性的再度凸显。概言之，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已经明确提出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的概念表述，而2022年党的二十大报告则系统论述了“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的理念与实践要求。相应地，对于这一概念话语的理论意涵，我们既可以从上述三个核心构词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上加以阐释理解，也可以从它与另外两个绿色话语理论——“生态文明建设”和“绿色发展”——之间的彼此参照镜鉴意义上加以阐释理解。[24]
从转型话语与政治的视角来看，“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包含着或依托于如下两个不可分割的相互建构关系或层面。
其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是一个意涵渐趋系统丰富的理念与制度政策体系，致力于实现国家生态环境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2012年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加快建立生态文明制度，健全国土空间开发、资源节约、生态环境保护的体制机制，推动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现代化新格局。”[25]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不仅从“美好生活需要及其满足”“优美生态环境需要及其满足”的双重角度深刻阐述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的基本理论意涵，还首次作出了“政府为主导、企业为主体、社会组织和公众共同参与的环境治理体系”的概括。[26]如果再考虑到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所归纳的“源头预防、过程控制、损害赔偿、责任追究的生态环境保护体系”等表述，经过尤其是新时代十年的持续努力，一个包括“生态环境保护制度”“资源高效利用制度”“生态保护和修复制度”“生态环境保护责任制度”等主体方面的现代化国家生态环境保护治理制度与政策框架已经基本确立。[27]在此基础上，2022年党的二十大报告既从生态哲学理论意义上“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发展”，也从自然生态系统一体化保护治理、生态环境保护治理协调统筹、生态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协同推进、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整体推进等“四重关系”统一整体意义上阐述了如何推进建设美丽中国或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建设。[28]而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无论是“美好生活需要及其满足”与“优美生态环境需要及其满足”的理念认知之间，还是生态环境保护治理体系不同概括所关涉的议题领域及其制度政策之间，都是一个统一整体之下的各个构成元素之间的相互支撑、互相促进的渐进变革或转型过程，而“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既是一种生态环境保护治理的新目标、新探索，也是一种世界现代化理论与实践的当代中国特色风格与崭新境界。
其二，“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国式现代化“五大特征”的其他四个特征之间的整体互动关系，致力于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2022年党的二十大报告首次系统阐述了由“五大目标”“五大特征”“九个本质要求”以及新“两步走”战略所组成的“中国式现代化”理论。[29]“五大目标”是指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五大特征”是指“中国式现代化”的人口规模巨大、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走和平发展道路等标志性特点；“九个本质要求”是指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高质量发展、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等重大战略举措；而新“两步走”战略则明确了从2020年到2035年、从2035年到21世纪中叶的现代化建设阶段性目标。这里尤其需要强调的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既要在系统完整的“中国式现代化理论”尤其是“五大表征”的整体意义上理解，也要在习近平总书记论述的中国式现代化所蕴含着的独特“六观”的理论高度上理解。就前者而言，可以想见，具备“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特征的制度政策规约与引领作用或者说它的生态化功效是毋庸置疑的，但“人口规模巨大”等其他四个特征也会发挥十分重要的推动与形塑作用，比如共同富裕而不是少数人垄断社会物质财富将会实质性影响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的现实样态或目标实现；就后者而言，不难理解，作为中国式现代化所蕴含着的独特“六观”之一的生态观，可以同时在依存于整体架构和界定整体取向的意义上发挥其特定影响，比如，中国式现代化所蕴含的独特生态观，同时也是一种独特的生态世界观、生态价值观、生态历史观、生态文明观和生态民主观，[30]因而将会扮演一种“绿化”或提升现代化理论与实践本身的创新驱动角色。也正是在上述意义上，“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既构建了一个特色鲜明的绿色话语理论与制度政策体系，也构成了一个更大背景语境下的转型话语与政治的有机组成部分——在当代现代化理论与实践的持续深刻革新进程中促进实现现代化理论范式乃至现代文明本身的全面绿色转型或形态重构。
全面深化改革：“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的实践进路
如前文所述，我们可以分别从生态文明建设、绿色发展和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这三个话语视角来概括阐发“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的理论意涵，也就回答了其政治与政策意指（潜能）或“是什么”的问题。但作为一个完整的理论论题——尤其是在政治哲学意义上，“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还包含着另一个重要关注点或侧面，那就是它的实践进路或现实呈现，或者说是“如何做”的问题。而新时代十年发生的伟大变革已然表明，[31]全面深化改革就是推进实现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的实践进路，换言之，正是同时建基于理论自觉自信与实践驾驭能力不断提升之上的全面深化改革，特别是生态文明体制改革，使得这一当代中国的“绿色大转型”成为现实可能。
以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核心的理念引领。毋庸置疑，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2012年党的十八大开启新时代以来全面深化改革的理论指南。当然，这一思想本身也是一个逐步形成并不断丰富发展的过程。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首次系统阐述了这一思想由“八个明确”和“十四个坚持”所构成的基本理论意涵，而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又作出了十分重要的内容体系补充完善，2022年党的二十大报告对其进行了再次强调。“十九大、十九届六中全会提出的‘十个明确’、‘十四个坚持’、‘十三个方面成就’概括了这一思想的主要内容，必须长期坚持并不断丰富发展。”[32]
从政治哲学的视角来说，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提供的是一个关于理想（绿色）社会构建的理念原则与方法论体系。也就是说，“四新”即新时代、新使命、新思想、新征程和“四个伟大”即伟大梦想、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是一个有着内在逻辑的统一整体，而它的理论结晶或呈现就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具体到生态文明建设议题领域，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所提供的是新时代思考与应对生态环境保护治理或可持续发展问题的世界观方法论，是一系列基于这种新型世界观方法论的哲学价值观念与理念原则，是一个由一系列标识性原创性核心概念、基本论题和体系样态所构建起来的完整绿色话语体系。也就是说，它提出了对于社会现实中生态环境保护治理或可持续发展问题的建基于新的哲学思维方式与价值伦理理念的性质界定和应对之道，从而从根本上拓宽或提升了我们思考与应对这一议题的理论视域或“地平线”。一方面，它可以实质性拓宽或重构我们关于未来绿色社会制度与政策体系的愿景想象。比如，把生态环境问题界定为传统意义上的城乡工业污染与生态破坏问题抑或“五位一体”意义上的发展不充分不平衡问题，所展示或蕴含的是完全不同的政治想象空间。另一方面，它可以实质性改变我们目前致力于推动绿色变革或进步的社会政治动员战略。比如，一旦把推动实施生态环境保护治理或可持续发展战略的着重点从经济生产领域转向大众生活领域，那么党和政府的生态环境制度政策体系构建及其贯彻落实都将会发生可以想见的巨大变化。
概括地说，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核心政治哲学理念就是“社会主义”和“生态可持续性”，以及二者在我国新时代背景和语境下的相互加持和有机结合。对于第一点，习近平总书记在2018年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强调：“要坚持生态惠民、生态利民、生态为民”，“努力实现社会公平正义，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33]而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明确将“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做到改革为了人民、改革依靠人民、改革成果由人民共享”作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指导性原则；[34]对于第二点，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和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分别指出，“紧紧围绕建设美丽中国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推动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现代化建设新格局”和“聚焦建设美丽中国”“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35]总之，新时代生态文明体制“全面深化改革”不只是体现在关涉议题领域范围和制度政策体系革新宽度力度上，也不只是体现在它作为一个连续性进程的持续推进本身上——“改革开放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而是首先体现在它自始至终明确秉持并恪守坚持的理念灵魂或“政治初心”。甚至可以说，正是这一点可以确保生态文明体制全面深化改革与“全面绿色转型”的互联互通。
以制度建设为主线、以经济体制改革为牵引的未来社会愿景构设。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和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的最大共同点或连续性，除了“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目标与主要指导性原则，就是以制度建设为主线、以经济体制改革为牵引作为基本标识的未来社会愿景构设。而对于经济建设（体制改革）的作用，两个文件在表述上略有不同，前者强调的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发挥经济体制改革牵引作用”，而后者强调的是“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以经济体制改革为牵引”。[36]
从政治哲学的视角来看，未来社会愿景规划与描绘这一要素或环节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它同时发挥着承接“理念层面”和规约“战略层面”的作用。就前者而言，先进正确的理念准则必须经过严谨科学的制度框架与政策体系构设才能够“落地”，以便接受更加复杂多样的现实社会条件的检验并作出修正完善；就后者而言，一个系统完整的制度框架与政策体系预设对于随之而来的现实社会政治推动战略举措又可以发挥重要的促进规约作用，以防发生严重的方向性偏离与原则性背离。具体到生态文明建设领域，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重要组成部分的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不仅是由一系列核心理念和方针原则所构成的理论话语系统，还是一个由方方面面制度与政策构建起来的制度与政策框架设想，而正是后者把生态文明建设从理念革新层面过渡成为一种现实性社会实践。由此可以理解，无论是党的十八大报告还是党的十九大报告、党的二十大报告，其中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论述都把“制度建设”作为整个篇章的重点，这既是对于之前部分的统摄性哲学伦理观念与政治准则（“为什么”）的合逻辑展开，也是对于之后部分的重大战略部署及任务总要求（“如何做”）的规范性阐明。因此，2022年党的二十大报告在概括新时代第一个十年生态文明建设所取得的重大成就时，特别强调了“生态文明制度体系更加健全”。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则进一步指出，新时代新征程要继续坚持包括生态文明体制改革议题领域在内的“以制度建设为主线”、突出“顶层设计、总体谋划”的指导性原则，尤其是在整体上致力于筑牢根本制度、完善基本制度、创新重要制度，但也应努力做到“三个更加注重”——“更加注重系统集成，更加注重突出重点，更加注重改革实效”。[37]总之，正是全面深化改革之初就明确坚持的基于系统整体设计方法论的完整生态文明（制度）体系构想及其持续贯彻落实，引领促进了生态文明建设议题领域的历史性变革、系统性重塑、整体性重构，或者说呈现为一场波澜壮阔的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
这里还需要指出的是，作为未来社会愿景构设重要表征的、与经济建设的核心地位相关联的“发挥经济体制改革牵引作用”或“以经济体制改革为牵引”，至少从生态文明建设（体制改革）和经济建设（体制改革）的关系来看，后者的基础性支撑作用和解放促动作用是尤其显著的。一方面，经济建设（体制改革）是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政治关注与动员的聚焦点，因而这一议题领域的制度与政策创新更容易凝聚整个社会的注意力（大众共识）并转化成为一种社会进步推动力量，换言之，自觉将其与经济建设（体制改革）相挂钩，是生态文明建设（体制改革）顺利开启并不断向前推进的明智进路；另一方面，生态文明建设领域的任何实质性变革都需要以经济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层面上的及时（合理）制度化为基础，也就是说，面向经济建设议题领域的那些生产关系与上层建筑层面上的深化改革举措，往往对于生态文明建设议题领域也是非常有效的。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甚至更加关注经济议题领域、强调以经济体制改革为牵引——从各个议题论述的篇幅占比可见，这既是着眼于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这一最大现实政治的实际需要，也充分体现了我们党坚持唯物史观基本立场观点基础上的理论自觉。也就是说，建设生态文明绝非一日之功，归根结底将是一个“五位一体”持续推进意义上的社会整体变革或全面绿色转型过程。
党的全面领导下的广泛社会政治动员。对于我国新时代以来全面深化改革的动力机制，国内外学界经常用“自上而下”推动的渐进有序制度与政策创新来描述。但其实，十分明确的是，它包含着两个不可或缺的侧面或要素，一是中国共产党的全面领导，二是尽可能充分广泛的大众社会政治动员。对于前者，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和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分别指出，“改革开放是党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进行的新的伟大革命，是当代中国最鲜明的特色”，“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党中央对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集中统一领导。党中央领导改革的总体设计、统筹协调、整体推进”；[38]对于后者，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和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分别指出，“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发挥群众首创精神，紧紧依靠人民推动改革，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和首创精神，人民有所呼、改革有所应”。[39]也就是说，孤立或过分强调其中某一个侧面会导致弱化甚至失去全面深化改革的持续动力，或者至少缺少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所需要的健康强劲动力。
从政治哲学的视角来说，推动实施全面深化改革的持续健康动力机制的关键元素有两个，即政治领导力和社会活力及其二者之间的有机平衡。前者更多地呈现为担负推动实施全面深化改革的整体擘画与统筹领导责任，而后者则是全面深化改革所关涉的各项议题领域及其制度政策革新实践的积极响应或主动参与行动。但需要注意的是，这二者之间的关系并不简单等同于党和政府与群众之间的上下级关系，也不简单等同于少数社会精英（阶层）与普通大众之间的呼应关系。事实上，基层群众实践经常是某一个议题领域中制度与政策革新甚至是解决方案的创制者，而某一个议题领域中的专家能手很可能成为另外一个议题领域中的谦卑学习者。具体到生态文明建设议题领域中的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及其践行，“十个坚持”的内容概括中有“两条”正是反映上述二者的相辅相成、相互促进，即“坚持党对生态文明建设的全面领导”“坚持把建设美丽中国转化成为全体人民自觉行动”。[40]尤其是对于后者，习近平总书记在2018年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等重要场合上的重要讲话中都予以过阐述与强调：“生态文明是人民群众共同参与共同建设共同享有的事业”“每个人都是生态环境的保护者、建设者、受益者，没有哪个人是旁观者、局外人、批评家”。[41]
正如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强调的，[42]新时代新征程推动包括生态文明议题领域在内的全面深化改革，必须既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尤其是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又坚持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的高度自觉，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也就是说，党的全面领导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社会政治动员不仅是两个密不可分的构成元素，而且共同构成了一个整体统一性社会进程中的核心驱动。当然，现实中这里也的确有一个“系统集成”和“形成合力”的问题，即不断推动在更高水平上实现党和政府的全面领导组织能力与整个社会的民主参与和实践创新能力的互动共促、相得益彰，从而为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或实现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提供强大动力与政治保障。
结论
如上所述，从转型话语与政治的视角来看，“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这一理论论题同时拥有十分丰富的绿色理论与政治政策意涵（潜能）。在理论层面上，它可以意指或涵盖当代中国背景和语境下的三大绿色话语体系，即生态文明建设、绿色发展和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在实践层面上，它可以意指或规约我国进入新时代以来持续推动的全面深化改革的现实实践。由此可以更好地理解或解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深刻植根于并推动着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进入新时代以来包括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在内的全面深化改革伟大实践，而这场全面深化改革现实实践之所以能够成效显著和伟大，归根结底在于它是一场从一开始就处在政治与理论自觉基础之上的社会政治自我革新完善或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而这也就意味着，这场变革或转型过程将很可能是一个伴随着建设中国式现代化各个主要阶段的持续性进程，我们必须保持足够的政治清醒与战略定力。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大研究专项“高校马克思主义学院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研究”阶段性成果，课题编号：23JDSZKZ11）
注释
[1][12][18][25]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22、39～41、39、19页。
[2]《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北京：人民出版社，2020年，第27页；《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北京：人民出版社，2024年，第5页。
[3]扬·图罗夫斯基：《转型话语与作为话语的转型》，载郇庆治主编：《马克思主义生态学论丛》第五卷，北京：中国环境出版集团，2021年，第55～74页；菲利普·德根哈特，《社会生态转型的话语分类》，《国外理论动态》，2019年第9期。
[4]徐坡岭、王旖欢：《经济转型与政治转型的关联：中亚、东欧国家间的差异及解释》，《俄罗斯学刊》，2012年第6期；孙景宇：《经济转型的国际维度与转型国家的战略选择》，《长白学刊》，2007年第5期。
[5]李昭华、蒋冰冰：《欧盟环境规制对我国家电出口的绿色壁垒效应》，《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0年第3期。
[6]郇庆治：《文明转型视野下的环境政治》，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4页。
[7]王聪聪：《比较视野下的德国左翼政党的“绿色转型”》，《国外理论动态》，2019年第3期；郇庆治：《欧洲左翼政党谱系视角下的“绿色转型”》，《国外社会科学》，2018年第6期。
[8]卡尔·波兰尼：《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冯刚、刘阳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
[9]C. Thomasberger and M. Brie(eds.), Karl Polanyi's Vision of a Socialist Transformation, Montreal: Black Rose Books, 2018; C. Thomasberger, "The Belief in Economic Determinism, Neoliberalism, and the Significance of Polanyi's Contribution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2012, 41(4).
[10]乌尔里希·布兰德、马尔库斯·威森：《资本主义自然的限度：帝国式生活方式的理论阐释及其超越》，郇庆治等编译，北京：中国环境出版集团，2019年，第142～144页。
[11]其实，即便在欧美学术语境体系中，“转型”也可以同时在transformation或transition的意义上混合使用，但总体来说，激进绿色政治更强调转型的综合革新与未来面向意涵，而温和绿色政治则更强调转型的局域改进与现实变革意涵，参见陈映芳：《秩序与混沌：转型论再思考》，《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2期。
[13][15][21][22][23][33][41]习近平：《论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2年，第14～15、133、15、105～107、107～108、11、11～12页。
[14]郇庆治：《论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经济》，《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3期。
[16]比如从强调“绿色发展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必然要求”到强调“推动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是发展观的一场深刻革命”，参见习近平：《论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2年，第145、168页。
[17][40]中共中央宣传部、生态环境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学习纲要》，北京：学习出版社，2022年，第2、2～3页。
[19]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
[20]《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扎实推进高质量发展》，《人民日报》，2024年2月2日，第1版。
[24]郇庆治、苗旭琳：《“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阐释的三重维度》，《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1期。
[26]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50、51页；《论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2年，第285页。
[27]《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文件汇编》，北京：人民出版社，2019年，第52～55页。
[28][29][32]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年。
[30]郇庆治：《“中国式现代化的生态观”析论》，《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23年第8期。
[31]郇庆治：《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伟大变革及其基本经验》，《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23年第6期。
[34][37]《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北京：人民出版社，2024年，第6、3～4页。
[35][36][39]《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4～5、5、6页；《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北京：人民出版社，2024年，第5、3、6页。
[38]《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1～2页；《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北京：人民出版社，2024年，第5、44页。
[42]《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北京：人民出版社，2024年，第5、44页。
"Comprehensive Green Transformation of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as a Theoretical Thesis
Huan Qingzhi
Abstrac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ransformation discourse and politics, the theoretical thesis of "comprehensive green transformation of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is rich in green theoretical and political policy connotations (potentials). On the theoretical level, it can refer to or cover the three major green discourse systems in the context of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i.e., the construction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green development, and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of harmony between humanity and nature, while on the practical level, it can refer to or regulate the practice of comprehensive deepening reform that has been continuously promoted by China since it entered the new era.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especially after entering the new era, the comprehensive deepening reform practice, including the reform of the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system, has been a socio-political self-renovation and improvement or a comprehensive green transformation of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based on political and theoretical self-awareness, and will likely be accompanied by the continual advancement of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in all its major phases.
Keywords: comprehensive green transformation,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comprehensively deepening reform,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theoretical thesis
责 编∕桂 琰 美 编∕梁丽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