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优化区域经济布局保障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要明晰区域发展差距的动态演变及其驱动因素，在此基础上通过要素流动、统一市场建设、财政转移支付等举措缩小差距。具体而言，要优化“3＋N”主体功能分区体系，推动功能区动态调整与复合功能协同，并强化沿海地区作为经济增长极的引领作用，促进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等区域科创产业融合。此外，通过培育都市圈同城化发展、打造省际交界地区新增长极、重构地方竞争机制、增强次区域韧性等路径，构建更均衡、安全的空间格局。
【关键词】区域经济布局 高质量发展 高水平安全 区域协调发展 主体功能区
【中图分类号】F127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5.04.002
【作者简介】刘云中，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展战略和区域经济研究部研究员、研究室主任。研究方向为经济发展、区域经济和城市经济。主要论文有《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区域发展战略的逻辑演进》《发展区域经济增长极的国际经验》《我国县级城市的发展模式研究》《“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的战略构想》《基于要素流动、区域协调视角的最优政策区域选择研究》等。
推动区域协调发展是国家的重要战略，需要充分发挥各地区比较优势，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建设“更高水平、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更为安全”的区域发展格局，保障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更高水平，是指新时代的区域发展不是低水平均衡，而是一种高水平的全面协调；更有效率，是指充分发挥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合力，鼓励创新，优化资源配置，形成基于区域比较优势的多样化发展路径，提升整体经济效率，在实现高效率的过程中全方位推进区域发展；更加公平，是指赋予各地区平等的发展机会和权益，更加强调公共资源均衡配置和发展成果共享，加快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和居民收入均衡化，逐步缩小区域差距；更可持续，是指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促进各地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推动人口、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相适应，实现可持续发展；更为安全，是指强化区域安全机制，应对地缘政治风险，能够有效地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社会安全和环境安全。
缩小区域发展差距
中国经济的空间分布呈现显著的地带性特征，最典型的是东中西部之间因自然地理条件差异而形成的经济发展梯度。衡量区域经济差异的指标很多，包括人均GDP绝对水平的差距，也包括其离散程度的相对差距。大量研究表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区域发展水平的相对差距经历了“缩小-扩大-缩小-小幅扩大”的波动过程（张红梅等，2019；安树伟等，2023）。虽然我国南北方的经济发展差异并没有东西部那么大——如按照安树伟等（2023）的计算，2021年，南北方人均GDP比值为1.25∶1，而东西部之间差距为1.67∶1，但近年来，南北经济发展的差异扩大逐步取代过去的东西部差距，成为研究的新焦点（王家庭等，2023）。从地区生产总值看，“十四五”以来，南北方差距有趋稳倾向，2008～2020年，北方地区在全国GDP的占比从40.6%持续下降至35.1%，2020～2023年各年占比分别为35.1%、35.2%、35.4%、35.1%。从人均GDP看，“十四五”以来，北方地区人均GDP维持在南方地区人均水平的80%左右，2023年北方是南方的80.4%。从居民收入看，2020年南北方人均可支配收入差距相对稳定，2020年北方地区下降至南方地区的85.7%，2023年略微下降至84.5%。[1]
显然，自然禀赋、要素流动、市场需求和区域政策均会影响中国的区域发展差距，而“条件收敛”理论为分析此类差异提供了经典框架（Barro, 1997; 2004）。人均产出增长率随初始人均产出水平的上升而下降，随稳态值的上升而上升，并与初始水平同稳态值的差距正相关。其中稳态值（目标值）由一系列决策变量和环境变量所决定，私人的决策变量包括储蓄率、闲暇以及出生率等，政府的决策变量包括税率、政府开支等，环境变量则包括贸易规则、市场化水平、执法环境等。学界对国内区域发展差距的类似收敛性分析不胜枚举，也曾提出了缩小区域发展差距的对策措施（许召元等，2006）。在南北差距逐步成为焦点话题的情形下，[2]地域文化对区域发展的影响也日益受到关注，例如，有学者提出，儒家文化沿着地域文化与非正式制度影响创新生态和营商环境的作用路径，进而对区域发展差距产生影响（黄少安等，2023）。
政府行为尤其是地方政府的行为差异会导致本地的效率差异（Acemoglu and Melissa, 2010）。长期以来，人们习惯于用制度差异来解释国家间的收入差异，认为制度是国家性的，却很少用其解释国内的区域差异。实际上，一国内部的体制因素同样具有巨大差异。但是，精准量化地方政府对区域差距的影响仍面临挑战。通常用来表示地方政府行为的代理变量，如财政支出、税率等，并不能充分刻画地方政府的行为，因此有待研究的内容还有很多。因此，从政策实践的角度，缩小区域发展差距既需要加强国内外通行的做法，如鼓励要素流动、建立统一大市场、加强财政转移支付的支持作用等；也需要加强具有中国特色的做法，如东西部、南北方之间的对口援助以及央企与地方的合作，强化中国区域经济的共享特性。
优化区域主体功能
优化区域主体功能是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措施。2006年国家“十一五”规划要求编制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明确主体功能区的范围、功能定位、发展方向和区域政策，把全国国土空间分为优化开发、重点开发、限制开发、禁止开发四类主体功能区。《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于2010年发布，2017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完善主体功能区战略和制度的若干意见》，2024年自然资源部发布《主体功能区优化完善技术指南》，在农产品主产区、重点生态功能区、城市化地区三类主体功能区基础上，统筹能源安全、文化传承、边疆安全等空间安排，叠加划定能源资源富集区、边境地区、历史文化资源富集区等其他功能区，形成了“3＋N”的主体功能分区体系。
主体功能区战略的科学基础与地域功能理论密切相关。地域功能是指各个地域单元，在国土空间某个整体范围内（如市域、省域、国域），按照实现某一个目标（如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可持续发展、绘制一幅美丽中国蓝图等目标）的要求，所发挥的作用、所扮演的角色，而主体功能区战略以及空间规划则是对不同的地域功能在空间上进行合理优化配置（樊杰，2007；樊杰等，2023）。随着地域功能的动态演化以及国家构建新发展格局的要求，在主体功能区建设上需要高度关注三个方面的事项。
第一是主体功能的变化以及对复合功能的综合考虑。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新要求出发，主体功能区应由强调区域特色主体功能分工向以特色主体功能分工为基础转变，促进要素流动和区域一体化转型升级，统筹各类功能区，实现经济-生态-社会效益同步提升、缩小地区间发展水平差距。应丰富城市化地区和农产品主产区的功能。城市化地区由以往大规模人口集聚和工业化地区的功能定位，调整为科技创新资源高度集聚、新质生产力和新型工业化重点布局、更多履行科技创新策源地和新质生产力发展高地的功能定位。农产品主产区的定位应顺应大众消费结构升级和大食物观的变化规律，由以往重点强调粮食安全生产和保障基地建设的功能定位，调整为农林牧渔等农产品规模化、商品化生产地区。
第二是做好不同空间尺度的连接。《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提出，主体功能区规划主要适用于全国和省域大空间尺度，此后的省级主体功能区规划确定了县域的主体功能，但并未细化到更基层的空间单元，例如乡镇一级的行政单元确立覆盖全域的主体功能。在当前空间信息采集分析技术快速进步和治理精细化的形势下，应在“3＋N”主体功能分区框架下，承接上一级空间单元主体功能的要求，向更基层的空间单元确立主体功能，并配套相应的支持政策。
第三是主体功能区空间布局的优化。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以来，“两横三纵”的城市化发展格局、“七区二十三带”的农业生产格局以及“两屏三带”的生态安全格局基本形成。在坚持主体功能区战略基本格局的前提下，应优化主体功能区布局，巩固农产品主产区格局，筑牢重点生态功能区格局，完善以“两横三纵”、19个城市群和若干都市圈为骨架的城市化地区格局，充分发挥主体功能区建设对区域发展的战略性和基础性作用。
发挥沿海地区的动力源作用
沿海地区是国家区域重大战略多重叠合地区，京津冀协同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等“3＋2＋1”六大区域战略对高质量发展发挥了引领作用。其中，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再加上山东、福建、辽宁三省2023年的GDP占全国GDP的57.6%。国家战略的多重叠合不是战略的简单堆积，而是通过多个战略叠加提高战略的系统性、协调性，推动资源的高效配置，从而进一步增强沿海地区经济增长极的带动作用。
沿海地区要瞄准国际经济技术前沿、增强国际竞争力和国际影响力。京津冀协同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自战略实施之初，其重要定位均是建设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世界级城市群。而海南自由贸易港则是对标国际高水平经贸规则，聚焦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将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力争到21世纪中叶，全面建成具有较强国际影响力的高水平自由贸易港。
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是我国科教资源最为密集的地区，各自具有显著的特点和优势。京津冀拥有怀柔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集中了最多的国家级科研机构和实验室；长三角地区拥有上海张江、安徽合肥两个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以及众多国家大科学装置和国家级实验室；粤港澳大湾区拥有粤港澳大湾区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大湾区量子科学中心，在生物医药、新材料、新能源、信息技术等领域具有很强的研发实力。要聚焦沿海城市群、重点都市圈和资源富集地做强制造业基地，引领新质生产力向城市群都市圈集中布局，将环渤海、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作为产业升级的核心载体，发挥高知人群集聚的优势，培育创新发展的引擎，大力发展高科技产业，促进东部地区三大区域重大战略的科创产业融合发展，大幅提升国家在科技经济领域的国际影响力。同时，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整合沿海地区的发改、科技、工信、国资、教育等部门力量，瞄准芯片、软件、材料等卡脖子环节，面向未来产业，制定任务清单，确定龙头企业、重点实验室和攻坚方向，做到方向明确、方案可行，全方位配套人才、资金、国际交流与合作等有关政策，并建立各层级、各领域常态化的交流协作机制，推动科技成果转化和区域创新合作。
发挥粤港澳大湾区、海南自由贸易港、北部湾地区的区位优势、政策优势，加强粤港澳大湾区与北部湾地区之间的产业合作、设施互联和战略互动，提升战略地位，增强区域实力，形成粤港澳大湾区-海南自由贸易港-北部湾地区-东盟地区之间产业转移国际合作布局，共同打造中国“湾区”合作发展典范。
让都市圈发挥更大作用
城市群和都市圈是城镇化的主要空间形态，构建和发展都市圈是推动超大特大城市加快转变发展方式的主要措施。目前学术界对于都市圈的界定依然存在诸多争议和探讨。国外对都市圈的空间范围界定通常依赖于通勤指标，而国内缺乏对通勤指标的统计，且直接准确表征地域功能联系的其他指标数据也较为匮乏，因此可采用以人口数据为基础、以县为基本空间单元的间接方法进行界定。这种方法既避免了对通勤等联系数据的过度依赖，也能够较好地反映外围地区自下而上的乡村城镇化过程，是符合中国现实的合理方法。使用2020年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按照确定具备都市圈中心城市规模实力的城市、都市圈中心城市的空间范围、都市圈外围地区的空间范围以及结合实际情况进行空间范围控制和调整的四步划分法，对中国都市圈进行间接意义上的识别与界定，最终界定得到全国32个都市圈，东部、中部、西部及东北地区分别有15个、6个、7个和4个都市圈（刘云中、刘嘉杰，2020、2023）。
优化城镇空间结构，要加大力度推行都市圈同城化发展。按照通勤便捷高效、产业梯次配套、生活便利共享的目标培育一批同城化程度高的现代化都市圈，引导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集约紧凑布局。加强都市圈交通设施建设和管理，推动干线铁路、城际铁路、市域（郊）铁路、城市轨道交通“四网融合”发展，实现“零距离”换乘和一体化服务，提升城际通勤效率，为都市圈同城化打下坚实的硬件基础。顺应产业发展规律、推动中心城市与周边城市形成“总部＋基地”“研发＋生产”“生产＋服务”的协作，构建中心至外围梯次分布、链式配套的产业格局。加快公共服务共建共享和市场一体化建设，有序疏解超大特大城市过度集中的高等教育和优质医疗资源，与周边城市开展优质中小学、三级医院等多模式合作办学办医，为都市圈同城化创造良好的人文环境。
更好发挥都市圈作用，要缩小社会保障差距，加快城乡区域融合发展。在社会保障方面，城乡区域间的统筹机制基本完善，2014年国务院印发的《关于建立统一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意见》，标志着我国统一的城乡居民养老保障体系正式建立。2016年国务院印发的《关于整合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意见》，实现了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制度融合。与此同时，社会保障水平在城乡区域以及保障类型适用方面仍然存在较大差异，就全国平均水平而言，2023年城乡居民的人均基本养老金与城镇职工的人均基本养老金差距明显，前者仅为后者的5.7%，也就是有17倍的差距。据估算，2023年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的5.45亿人中，只有约1亿人为城镇居民，4.45亿人为农村居民，农村居民占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人数的比重为81.7%，城镇居民的比重仅为18.3%（刘云中，2024）。未来，城乡居民基本养老的实际保障水平差异会演化为保障种类即城镇职工和城乡居民基本保障之间的差异，因此迫切需要缩小保障水平的差距，更好地促进城乡区域融合，降低要素流动成本。
把有条件的省际交界地区打造成新的区域增长极
我国的省际交界地区一直是发展的难点地区。在自然地理条件方面，省际交界地区往往位于山地、丘陵或高原等复杂地形区域，开发难度较大，基础设施建设成本高；在行政管理方面，省际交界地区受到行政区划限制，容易出现政策、资源、市场的分割和碎片化，难以形成有竞争力的产业链条；在交通区位方面，省际交界地区距离中心城市或经济发达地区较远，通常较难获得中心城市的辐射带动，而本地的资源和人才向中心城市流动较多。省际交界地区的发展也一直是国家区域政策的重要关注点，2018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建立更加有效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的意见》，明确提出加强省际交界地区合作，建立健全跨省城市政府间联席会议制度，完善省际会商机制。经过多年的努力，省际交界地区的发展条件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一方面，在交通基础设施和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上取得了显著进展，包括高速公路、铁路、航空、宽带网络、数据中心等在内的多种设施的完善，提高了省际交界地区的便利性和通达性，同时，便捷地接入数字基础设施为这些地区的转型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另一方面，随着省域内中心城市经济实力的增强，原来处于经济吸引力断裂点位置的省际交界地区，可能成为多个中心城市辐射带动的交叉重叠地区，汇聚多重优势。在实践中也可以看到，部分省份推行了省域副中心城市的模式，如河南的南阳、江西的赣州、湖南的衡阳等，通过推动除省会城市之外的城市发展，带动省域经济的协同发展，这也为省际交界地区的发展带来了机遇。因此，非常有必要把有条件的省际交界地区打造成新的区域增长极，积累省际合作经验，促进经济发展，提高区域发展的平衡性、协调性和包容性。以两个具体的省际交界地区发展为例。
一是粤湘赣交界地区。粤湘赣三省交界的韶关、赣州、郴州三市2023年的国内生产总值近万亿元，面积约7.6万平方公里。这一地区关键战略资源丰富，江西离子型稀土资源储量占全国同类稀土资源保有储量的60%以上，而赣州储量就占江西全省90%以上；郴州是“中国有色金属之乡”，白银产量全国第一；韶关凡口铅锌矿是我国乃至亚洲已探明地质储量和铅锌精矿生产量最大矿山之一。三市都是国家老工业城市，制造业基础较好，又都是全国革命老区振兴发展的重要地区，客家文化、岭南文化、湖湘文化等积淀深厚，文脉相通。可以粤湘赣三省交界的韶关、赣州、郴州为空间载体构建跨省级行政区合作区，打造新的区域增长极。二是苏鲁豫皖交界区域。这主要包括徐州、枣庄、济宁、菏泽、商丘、亳州、淮北、宿州等八个地级市，面积超过7万平方千米，2023年地区生产总值达到3万亿元。苏鲁豫皖交界区域受多个区域发展战略覆盖，叠加效应强，可深度融入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中部崛起、中原城市群等国家区域发展战略。位于苏鲁豫皖交界区域的各市有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如徐州是楚汉文化的中心，济宁是孔孟之乡、儒家文化的发祥地，商丘拥有丰富的汉代文化、古城文化和红色文化，菏泽是“牡丹之都”。苏鲁豫皖交界区域的重要产业如煤炭、化工、纺织、机械等，在其转型升级过程中，也需要加强区域内各城市的协同。可积极推动苏鲁豫皖交界区域城市间的合作，建成新的区域增长极。
省际交界地区的发展需要细致的政策设计。首先，要探索完善区域产业合作机制，可以推广借鉴广东等省份在省内不同城市共建产业园的经验做法，同时在较为发达和不够发达的城市共建产业园区，按照协商比例分享税收和产值，鼓励产业转出地和承接地合作共建园区的新路径。其次，要着力推动交界区域要素市场一体化，推动交界区域高质量发展，建立统一高效、优势互补的要素市场，如人才的资格互认、发展规划和空间规划的省际协调等。最后，对省际交界地区的发展提供财政金融等政策支持，如设立财政专项支持资金以及省际交界区域合作发展种子基金等。
建立良性的地区竞争机制
地区竞争机制被认为是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动力源泉（张五常，2017；科斯和王宁，2013）。事实上，这一机制并非事先设计，而是当市场经济大潮涌来后，因政府角色逐步演变而出现，如果说企业家是生产要素的组合者，地方政府则是生产要素平台的搭建者。地方政府通过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提供公共服务、改善投资环境，吸引生产要素到本地聚集并优化配置，以带动本地经济总量、就业、财政收入等增长，即所谓的“政府搭台、企业唱戏”。而中央政府按照不同时期的情况设定目标，调整中央和地方政府间的财权事权关系，从而满足参与者的参与约束和激励约束，这被视为政府间财政关系能够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原因（吕冰洋、胡深，2024）。
当中国经济从高速增长转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后，需要重构地方竞争机制以促进高质量发展。实现高质量发展，既包含一个意愿问题，即想不想的问题，还包含一个能力问题，即会不会的问题。推动高质量发展的能力、办法或模式从哪里来？顶层设计的关键在于“指方向、划底线”，说清楚大的方向、目标，什么事情能做，什么事情不能做，什么样的局面要避免。在此前提下，究竟什么样的办法符合实际，能够有效推动高质量发展，这不是事先计划好的，不是坐在办公室里想出来的，而是源于市场经济一线的探索、试错、比较、竞争。因此，仍然需要强调地方竞争机制的重要性。与高速增长期相比，地方竞争的内容也有调整，包括促进产业转型升级的营商环境的竞争，培育创新环境、聚集创新资源、成为区域创新中心和创新型城市的竞争，吸引中高级生产要素、形成不同类型劳动者合理分工结构的竞争，搭建具有创造性、包容性、稳定性内在一致的社会治理方式等。当前，地方政府受到的约束发生了很大变化，如地方财政收入结构的变化，土地出让金收入减少、土地财政依赖度降低，一般性财政收入尤其是工商企业税收和个人所得税等税收收入的重要性提高，同时对财政转移支付的依赖度提高，等等。这意味着地方政府发展产业、提升竞争力的压力和动力都在上升。而伴随《公平竞争审查条例》的实施，地方政府过去惯常使用的补贴、优惠等措施面临着更加严格的审查。
建设能力强、意愿足、易监督的区域协调发展机构应把握好以下两个方面。中央层面的区域协调机构负责制定国家战略和政策，统筹跨部门、跨区域的合作，并对政策实施情况进行监督。省级区域协调发展机构负责根据国家级政策和规划，制定省级的区域协调发展具体方案，协调省内各地市的发展工作，解决省内跨区域的协调问题，促进省内区域的均衡发展。深化财税改革，保障稳健的地方财政，优化地方税收体系，赋予地方更多的主体税种权限，如部分消费税和环境保护税，建立稳定、可持续的地方税收收入体系，增强地方财政能力，同时完善中央与地方的税收分享机制，动态调整税收分享比例。
增强次区域韧性，构筑空间安全格局
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国际环境和经济发展不确定性加大，我国区域经济结构日益多元和复杂，需要建设战略腹地、做好产业备份和区域风险管控。理论上，这要求明确何谓安全的区域空间格局，如何科学表达复杂结构下的区域发展韧性。这涉及多个维度，如经济结构、社会结构、生态系统等，需要构建包含多个要素的评估区域发展韧性的指标体系，开发适用于复杂经济结构的区域经济持续增长测度方法。区域经济韧性的相关文献表明，虽然现在已经有可以较为清晰地描述区域在受到贸易、自然灾害以及重大疫情等多种冲击后静态表现的观察指标，但区域经济韧性可能仍然是待讨论且含混的词语（Arcidiacono, 2023）。
区域经济安全有两个视角，第一个是单区域的经济社会恢复能力，也就是单个区域经济的韧性，这主要是与区域自身的经济社会结构密切相关；第二是区域经济网络的韧性，这就需要在复杂网络的条件下，利用大数据、复杂网络、系统修复等多种方法模拟复杂网络受到冲击后的反应。我国地域广阔、区域差异较大，是典型的多中心网络化空间结构，区域经济安全的两个视角都不可或缺。需要从理论和实证上更加精准地分析我国未来区域和城镇空间的韧性，避免局部风险引发系统性危机，从而更好地推进我国战略腹地和战略空间的建设与调整。
在多层次的空间结构中构建战略腹地，主要任务是增强次区域韧性。次区域的划分首先需要明确东、中、西、东北四大板块的细分，其次是要结合城市群的分布格局，关键在于确定好特定区域和城市群的经济产业发展冗余量，使之具备较快修复的能力。同时，还要有利于国际发展空间的拓展，形成相对均衡的区域格局，做好次区域间的网络化连接。由于我国区域发展不平衡依然存在，战略腹地和产业备份需要在中西部地区和转型困难地区培育新的增长极，促进形成更均衡的区域空间格局。
注释
[1]中国内地南北方通常以“秦岭—淮河”线为分界线、以省级行政单元划分，南方包括安徽、江苏、浙江、上海、湖北、湖南、四川、重庆、贵州、云南、广西、江西、福建、广东、海南、西藏，共16个省级行政区；北方包括北京、天津、内蒙古、新疆、河北、甘肃、宁夏、山西、陕西、青海、山东、河南、辽宁、吉林、黑龙江，共15个省级行政区。
[2]如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展战略和规划司2024年发布的“十五五”规划前期研究第二批研究课题列有“在扭转南北分化趋势的主攻方向和任务举措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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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feguard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and High-Level Security Through Optimizing Regional Economic Layout
Liu Yunzhong
Abstract: In order to safeguard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and high-level security through optimizing regional economic layout, it is necessary to clarify the dynamic evolution of regional development gap and its driving factors, and narrow the gap through measures such as factor flow, unified market construction and financial transfer payment. Specifically, it is necessary to optimize the "3+N" main functional zones system, promote the dynamic adjustment of functional zones and the coordination of composite functions, strengthen the leading role of coastal areas as economic growth poles, and promote the integration of science and innovation industries in the Beijing-Tianjin-Hebei region,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and the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In addition, a more balanced and secure spatial pattern should be built through the cultivation of urban development of metropolitan areas, the creation of new growth poles in inter-provincial border areas, the reconstruction of local competition mechanisms, and the enhancement of subregional resilience.
Keywords: regional economic layout,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high-level security, regional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main functional zones
责 编∕桂 琰 美 编∕梁丽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