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推动区域协调发展迈向更高水平，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高水平区域协调发展，不仅要求提升区域发展整体水平，还要求缩小区域间发展差距。近年来，我国区域协调发展已经取得明显成效，但仍存在区域资源配置和生产力布局失衡的现象，原因在于统一大市场建设存在“堵点”，造成要素跨区域流动受阻；“内卷式”恶性竞争制约多重区域战略叠加效应发挥；激励不相容致使“行政区经济”尚未真正破壁。究其根源，在于区域协调发展机制不畅。推进高水平区域协调发展，需要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培育发展新动能，关键在于建立激励相容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
【关键词】区域协调发展机制 资源配置 生产力布局 激励相容
【中图分类号】F127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5.04.008
【作者简介】唐珏岚，上海市委党校（上海行政学院）经济学部主任、教授。研究方向为经济政策学、货币金融学。主要著作有《健康的财政与金融体系——10年金融危机治理的反思》《防范短期资本流向逆转研究》等。
我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地区之间要素禀赋差异大，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一直是一个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生产力布局经历了三次重大的变化：从“三线建设”时期生产力布局向内地迁移，到改革开放初期鼓励东部地区率先发展，再到在鼓励东部地区率先发展的同时，相继作出实施西部大开发、全面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等重大战略决策。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区域协调发展，提出了京津冀协同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长三角一体化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等新的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为了更好地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建立更加有效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深入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要求“完善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机制”。随着我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实施的不断走深走实，各地区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日益提升、基础设施通达程度逐步均衡、人民基本生活保障水平大体相当，京津冀、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三大城市群动力引擎作用持续增强，重点开发地区、生态功能区、粮食主产区、能源富集地区等重要功能区支撑作用明显增强，体现了我国区域协调发展所取得的令人瞩目的成就。区域协调发展是现代化国家建设的必由之路。当前，我国正处于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关键时期。对照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我国区域协调发展仍存在明显不足。为此，需认清区域协调发展面临的主要困境，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高水平区域协调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
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1]中国式现代化对我国区域协调发展提出了更高要求，同时，区域协调发展体现了中国式现代化的价值取向，因此，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必须统筹实现更高水平的区域协调发展。[2]
区域协调发展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客观需要。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高质量发展“不是只对经济发达地区的要求，而是所有地区发展都必须贯彻的要求”，[3]需要贯通东中西、协调南北方，是“协调成为内生特点”的发展。[4]然而，“我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各地区自然资源禀赋差别之大在世界上是少有的”，[5]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存在明显差距，这是我国的基本国情。这一基本国情决定了在推进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道路上，既不能要求各地区整齐划一“齐步走”，也不能任由区域之间发展差距的不断拉大，而是要根据各地区的资源禀赋，走各扬所长、优势互补的发展之路。区域之间“平衡是相对的，不平衡是绝对的”“协调是发展平衡和不平衡的统一，由平衡到不平衡再到新的平衡是事物发展的基本规律”。[6]因此，区域协调发展是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的重要举措，要在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中实现高质量发展。
区域协调发展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必由之路。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人民群众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富裕的现代化。共同富裕是一个需要长期追求的目标，实现共同富裕是一个长期动态的过程。这一长期目标所追求的是960多万平方公里广袤大地上14亿多人口的共同富裕，即无论“东西南北”、城市与农村、沿海与内陆、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不同区域的人民群众都能实现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富裕。很显然，这一目标的实现离不开区域协调发展。因此，区域协调发展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必然要求。
区域协调发展是应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迫切需要。当前，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正处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唯有准确识变，才能科学应变、主动求变。大变局之“变”在于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围绕战略性新兴产业、未来产业的全球竞争日益激烈；大变局之“变”在于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全球治理体制变革正处于历史转折点；大变局之“变”在于全球化的动力和阻力呈胶着状态，全球化不会消亡，但其格局、链条、动能、治理等在发生改变。身处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保持定力，增强信心，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情，是我们应对各种风险挑战的关键。我们要防范化解各种可能出现的“灰犀牛”“黑天鹅”事件，有效应对不断升级的外部打压遏制，经受住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必须以自身发展的确定性有效应对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7]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我国实现经济现代化的战略选择，而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则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路径。无论是“国内大循环”，还是“国内国际双循环”体系的建设，都要落脚到由“谁”、在“哪里”从事生产、分配、流通、消费，以及如何实现可循环的问题，而这一系列问题的解决最终都会落脚到区位、区域的选择以及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实施。[8]因此，只有推进区域协调发展，才能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不断壮大我国经济实力，从而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掌握战略主动，把中国式现代化不断推向前进。
推进高水平区域协调发展面临的主要困境
高水平区域协调发展，不仅要求提升区域发展整体水平，还要求缩小区际发展差距。近年来，我国区域发展呈现两个明显特征：一方面，区域协调发展取得显著成效，主要表现为区域经济总量不断增加，相对差距呈现逐步缩小态势；区域比较优势持续发挥，发展协调性逐步增强；重大区域战略的引领带动作用持续显现。[9]另一方面，区域发展仍存在一定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主要表现为东西部发展差距仍然较大、南北分化态势明显、发展动力极化现象突出等，离高质量发展要求仍有不小差距。
区域发展失衡的主要表现。区域协调发展并非平均发展，也非区域发展同构化。“强调协调发展不是搞平均主义，而是更注重发展机会公平、更注重资源配置均衡。”[10]然而，当前我国区域资源配置仍存在失衡现象，因而造成区域生产力布局的失衡。
一是区域资源配置失衡。劳动力是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根本要素。从劳动力资源配置来看，2023年末，东部地区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法人单位从业人员22432.8万人，占全国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法人单位从业人员的52.3%；中部地区9890.7万人，占23.1%；西部地区8632.0万人，占20.1%；东北地区1942.8万人，占4.5%。[11]其中，人才是影响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核心要素。从人才吸引力来看，由智联招聘等发布的《中国城市人才吸引力排名〔2024〕》报告显示，2023年，北京、上海、深圳、广州、杭州、成都、南京、苏州、武汉、无锡，构成了中国城市人才吸引力的前十强阵容，其中东部地区占了8席。得益于雄厚的经济基础和重要的战略定位，东部地区人才持续集聚，中部、西部、东北地区则呈现持续净流出态势。
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需要金融发挥活水作用。从社会融资规模增量来看，2023年，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占全国的比重分别为54.4%、20.5%、22.5%和2.6%。[12]可见，经济发达地区大都是金融对实体经济支持程度较高的地区。投资是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推动力，然而，区域间金融支持程度的差距，会直接影响区域之间的投资程度。从固定资产投资来看，2023年，东部地区投资同比增长4.4%，中部地区投资增长0.3%，西部地区投资增长0.1%，东北地区投资下降1.8%；东部地区投资比全国高1.4个百分点，比上年提高0.8个百分点，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投资增速均较上年有所回落，分别回落8.6、4.6和3个百分点。[13]
二是区域发展差距大。地区生产总值是反映区域经济综合实力的重要指标。2023年，东部地区生产总值652084亿元，中部地区生产总值269898亿元，西部地区生产总值269325亿元，东北地区生产总值59624亿元，[14]分别占全国GDP总量的52.13%、21.58%、21.53%与4.77%（见表1）。特别是长三角地区、粤港澳大湾区经济增长极作用持续增强，2023年，长三角地区生产总值迈上30万亿台阶，达到305045亿元，以不到全国4%的土地面积、16.8%的人口，贡献了近1／4的全国GDP总量；[15]粤港澳大湾区则以不到全国0.6%的国土面积、6%的人口总量，创造出全国1／9的经济总量，[16]充分发挥了强劲活跃增长极作用。
县域经济是区域经济的基石，是实现区域协调发展的底部支撑。《中国县域发展监测报告2024》显示，中国百强县市分布在16个省份，其中江苏24个、浙江22个、山东15个；从区域分布看，东部地区73个、中部地区18个、西部地区9个。
新质生产力是驱动区域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从其形成来看，科技创新是核心驱动力。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差距相比，我国区域之间科技创新水平差距更大。2024年区域创新能力排名前五位的均为东部省市，其中，广东连续8年位居全国之首，江苏位居第2位，北京、浙江和上海依次排名第3位到第5位，[17]东部地区领先优势明显。从新质生产力的培育和发展来看，战略性新兴产业是主阵地。但从区域战略性新兴产业企业的数量来看，截至2024年8月31日，东部地区共154.17万家，占比高达51.77%，中部、西部、东北地区数量分别约为66.98万、61.80万、14.87万家，占比分别为22.49%、20.75%、4.99%。数字经济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支撑，然而，从数字经济产业核心企业数量上看，截至2024年8月31日，东部地区共240.30万家，占比高达53.80%，中部、西部、东北地区数量分别约为105.15万、85.31万、15.86万家，占比分别为23.54%、19.10%、3.55%。相较于其他三个区域，东部地区依托雄厚的产业基础和经济发展水平，产业升级带动作用显著，新质生产力发展程度普遍较高。[18]新质生产力发展基础条件上的不平衡问题，已经成为推动我国区域高质量协调发展的最大困境。
此外，除“四大板块”的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之外，我国还存在“南北”[19]差距较大、全国经济中心进一步南移的问题。2023年，北方地区经济总量占全国的比重为37%，比2012年下降5.8个百分点；[20]从GDP增速来看，2013～2020年南方地区明显高于北方地区，尽管2020年后增速逐渐趋同，但仍未呈现收敛态势。
区域协调发展机制不畅。当前，我国区域发展中存在的资源配置与生产力布局失衡，究其原因，主要在于缺乏有效的区域协调发展机制。
一是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存在“堵点”，抑制要素跨区域自由流动。全国统一大市场是实现要素自由流动的保障，是区域协调发展的内在要求。2022年4月发布的《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意见》明确提出：“优先推进区域协作。结合区域重大战略、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实施，鼓励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以及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长江中游城市群等区域，在维护全国统一大市场前提下，优先开展区域市场一体化建设工作，建立健全区域合作机制，积极总结并复制推广典型经验和做法。”近年来，我国在建设高效规范、公平竞争、充分开放的全国统一大市场方面持续发力，取得了积极成效。但无需讳言，在具体实践中地方保护、市场“碎片化”现象仍存在，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仍面临一些障碍。首先是市场基础制度规则尚未真正统一，统一的产权保护制度、市场准入制度、公平竞争制度与社会信用制度尚不健全。比如，一些地方仍存在违规设置市场准入门槛、限制企业自主迁移等问题。其次是市场监管公平统一程度仍待提升。对经营主体经营活动的监管存在宽严程度不一的问题，各地在贯彻执行中央相关政策措施时存在“分解谬误”和“合成谬误”问题。[21]最后是市场设施尚未实现高标准联通。市场设施既包括道路、水、电、网络等“硬设施”，还包括制度、规则、标准等“软设施”。近年来，我国区域之间“硬设施”联通成效显著，但“软设施”联通仍存在“软肋”。比如，在数字化时代，数据已成为继土地、劳动力、资本、技术之后的第五大生产要素，但因地方之间数据标准不统一，数据信息无法实现充分共享，各地、各类信息平台无法互联互通，形成“数据烟囱”现象，因而影响市场统一高效运行。
二是“内卷式”恶性竞争制约多重区域战略叠加效应发挥。竞争是市场经济中普遍存在的现象，也是市场经济的基本特征。通过竞争，可以实现企业的优胜劣汰，进而将资源配置到效率更高的领域。作为市场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竞争机制是价格机制、供求机制有效发挥作用的必要条件。竞争应当是经营主体遵守行业规则而展开的良性竞争，这种竞争不仅有利于激发创新活力与市场动力，也有利于提升社会整体福利水平。与其相对的是“恶性竞争”，指经营主体采用不正当竞争手段、以损害竞争对手利益的方式来获取自身利益的行为。“恶性竞争”最终会损害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破坏创新生态，进而影响行业健康发展，造成社会福利的损失。
当前在我国经济发展中被广泛关注的“内卷式”竞争，就是一种同质、低效的“恶性竞争”。这种竞争主要表现为企业之间逐底竞争“卷价格”、企业及地方政府一哄而上“卷赛道”、招商引资“卷优惠”等，引发部分企业之间、地方政府之间的“零和博弈”，造成区域高质量协调发展目标与地方政府行为之间的不适配，进而影响多重区域战略叠加效应的充分释放。
三是激励机制不相容，“行政区经济”尚未真正破壁。无论是市场分割现象，还是地方政府之间的“内卷式”竞争，当前我国区域高质量协调发展所面临的困境均与“行政区经济”现象有关。
在“行政区经济”的影响下，各地首先关注的是“这么做”对“我”是否“经济”，然而“我”的“经济”可能以“他人”的“不经济”为代价。地方政府追求本地利益最大化的行为，可能会损害区域整体利益，从而出现激励机制不相容现象。
地方政府间利益冲突是造成激励机制不相容的主要原因。一方面是与投入成本、利益分配有关的经济利益冲突。解决这一冲突的关键在于构建成本共担、利益共享的分享机制。通过建立有效的利益协调机制，在地方政府之间“分好蛋糕”，进而强化区域协调发展的驱动力。然而，这一利益分享机制，尽管已在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等展开探索，但财税等利益分享的具体方案尚未真正落地。其困难在于成本投入核算方式及收益分配方式难以确定。如果采用地方政府间平均分配收益的方法，好处是容易实施，坏处是极有可能产生搭便车行为；如果采用按特定比例分配收益的方法，难点则在如何精准核算每个地方政府的资源要素投入成本、努力程度的大小、所承担风险的高低以及其对区域协调发展作出的实质性贡献量等。另一方面是地方官员政绩考核的需要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地方政府间利益冲突。当前，区域协调发展相关指标尚未真正纳入地方官员政绩考核指标体系，以政绩考核来推进区域协调发展的激励机制建设显然还不够完善。
形成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
区域协调发展是现代化国家建设的必然要求，需要以“两步走”的策略逐步建立起与现代化国家建设进程相适配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到2035年，建立与基本实现现代化相适应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到21世纪中叶，建立与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相适应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22]统筹好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关系，使市场与政府“两手并用”、协同发力，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是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机制有效有序运行的关键。
加快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为区域高质量协调发展提供基础保障。加快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是党中央从全局和战略高度作出的重大部署，是实现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基础支撑和内在要求。一个高效规范、公平竞争、充分开放的全国统一大市场，既有利于促进要素资源在区域之间自由流动，实现资源配置效率最优化和效益最大化，也有利于以高质量供给引领和创造新需求，进而在更高水平上实现区域协调发展。可以说，全国统一大市场一旦构建成型，发挥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区域重大战略、主体功能区战略叠加效应就有了坚实依托。
在以全国统一大市场释放区域战略叠加效应的过程中，形成全国一盘棋共识、破除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是关键。基于目标导向与问题导向，当前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的重点是实现“五个统一”，即围绕更好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强化市场基础制度规则统一；围绕提升经济循环效能，推进市场设施高标准联通；围绕提升要素资源配置效率，打造统一的要素和资源市场；围绕以高质量供给创造和引领需求，推进商品和服务市场高水平统一；围绕形成既“放得活”又“管得住”的经济秩序，推进市场监管公平统一。
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为区域高质量协调发展提供新动力。新质生产力是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现代化产业体系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载体。因此，以科技创新推进产业创新、加快构建契合地方实际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是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突破口。
一是各扬所长，优势互补。在产业布局上，各地要因地制宜，充分发挥各自比较优势，把发展特色优势产业作为主攻方向，让一方水土“养”出一方特色产业，这是决定地方经济活力与实力的关键所在。同时，要打破“行政区经济”影响下的地方保护壁垒，促进区域要素资源自由流动，形成基于各地比较优势的分工合作关系，构建具有竞争力的产业集群，提升区域发展整体竞争力。工信部发布的“2024年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名单”显示，在上榜的35个先进制造业集群中，有8个集群跨越了省级行政区，而由单一城市申报的集群占比不到23%。可见，跨行政区分工合作、优势互补已经形成“共赢”结果。值得一提的是，“链主”企业是区域产业协同发展的重要引领者。比如，2024年10月，华为正式启用上海青浦练秋湖研发中心，该中心不仅成为当地的技术创新高地，还成为促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跨区域协同的重要力量。长三角其他省市纷纷谋划承接华为技术和产业溢出，打造与华为全链条对接的产业体系。[23]
二是接续发展，深度融合。作为新质生产力载体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既要面向未来，加快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大力培育未来产业，又要立足当下，大力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传统产业是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基底。一方面经过转型升级，传统产业完全可以实现“老树发新芽”，另一方面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发展离不开传统产业的支撑，同时，传统产业中有不少是各地的特色产业。可见，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需做到“喜新不厌旧”，即统筹好培育新动能和更新旧动能的关系，让未来产业、新兴产业与传统产业相互促进、深度融合。[24]
建立激励机制相容的区域协调机制。激励机制相容的区域协调机制是指通过制度设计和政策安排，有效解决地方利益与区域整体发展利益之间的矛盾冲突，使各地区在追求自身利益的同时，能够实现区域整体利益最大化的一种协调机制。[25]
一是建立基于互利共赢的区域合作机制。区域协调发展的核心是实现各区域之间的互利共赢。通过优势互补，促进区域间的合作，使各区域在经济、社会、生态等方面获得共同发展。二是建立区际利益补偿机制。为了平衡区域间的利益关系，需要建立基于“谁受益、谁补偿”原则的利益补偿机制。特别是对于生态功能区、粮食主产区等承担重要保障任务的地区，需通过市场化、多元化的横向补偿，实现区域间的利益均衡。[26]三是建立地方政府政绩考核激励机制。推动区域高质量协调发展，需要将地方政府的绩效考核与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目标相结合。建议拓展政绩考核指标范围，将地方政府对区域协调发展的贡献度作为政绩考核的加分项。如果地方政府对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作出了贡献，提升了区域协调水平，那么，该地方政府可以获得政绩考核的加分。反之，如果地方政府存在与区域协调发展整体利益冲突的行为，则应进行相应减分。通过设立加减分项目，形成与区域协调发展目标相一致的政绩考核导向，促使地方政府将本地发展放到区域协调发展，乃至区域多重战略下进行思考与谋划。
注释
[1]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22年10月16日）》，2022年，北京：人民出版社。
[2]张学良、杨羊：《以区域协调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光明日报》，2023年10月17日，第11版。
[3]《坚定不移走高质量发展之路 坚定不移增进民生福祉》，《人民日报》，2021年3月8日，第1版。
[4]习近平：《开创我国高质量发展新局面》，《求是》，2024年第12期。
[5]习近平：《推动形成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求是》，2019第24期。
[6][10]习近平：《深入理解新发展理念》，《求是》，2019年第10期。
[7]唐珏岚：《“新时代的硬道理”的科学内涵和实践要求》，《文汇报》，2024年12月8日，第5版。
[8]张双悦、刘明：《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定位、面临的挑战及路径选择》，《经济问题》，2023年第5期。
[9]《我国区域协调发展成效明显》，2024年9月13日，https://www.gov.cn/lianbo/bumen/202409/content_6974394.htm。
[11]《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公报（第七号）——分区域单位和从业人员情况》，2024年12月26日，https://www.stats.gov.cn/sj/zxfb/202412/t20241226_1957890.html。
[12]《中国区域金融运行报告〔2024〕》，2024年7月26日，http://www.pbc.gov.cn/goutongjiaoliu/113456/113469/5415290/2024072618064073683.pdf。
[13]根据国家统计局《中华人民共和国2023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中华人民共和国2022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计算得到。
[14]国家统计局：《中华人民共和国2023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中国统计》，2024年第3期。
[15]《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引领作用显著 区域发展指数进一步提升》，2024年12月23日，https://www.stats.gov.cn/sj/zxfb/202412/t20241223_1957823.html。
[16]《我国区域协调发展迈向高水平 重大战略实施取得新进展》，2024年9月13日，https://news.cnr.cn/native/gd/20240913/t20240913_526901734.shtml。
[17]陈瑜：《〈中国区域创新能力评价报告2024〉发布》，《科技日报》，2024年11月4日，第1版。
[18]《我国新质生产力加速发展，东部地区相关企业数量增长显著，区域发展不均衡问题突出》，2024年9月4日，https://www.cods.org.cn/c/2024-09-04/18859.html。
[19]依照文献普遍划分方法，中国大陆南方地区包括江苏、安徽、湖北、重庆、四川、西藏、云南、贵州、湖南、江西、广西、广东、福建、浙江、上海、海南16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北方地区包括山东、河南、山西、陕西、甘肃、青海、新疆、河北、天津、北京、内蒙古、辽宁、吉林、黑龙江、宁夏15个省、自治区、直辖市。
[20]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24〕》相关数据计算得出。
[21]刘向东：《新发展格局下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路径》，《中国经济报告》，2022年第3期。
[22]《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建立更加有效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的意见（2018年11月18日）》，《人民日报》，2018年11月30日，第1版。
[23]《探访华为练秋湖研发中心，我有三个思考》，2025年1月11日，https://www.jfdaily.com/staticsg/res/html/web/newsDetail.html?id=842427&sid=200。
[24]唐珏岚：《深化经济工作规律性认识 确保经济发展行稳致远》，《光明日报》，2024年12月19日，第6版。
[25]L. Hurwicz, "The Design of Mechanisms for Resource Allocation,"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73, 63(2).
[26]陈伟伟：《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向更高水平迈进》，《光明日报》，2024年7月4日，第5版。
Building a New Mechanism for High-Level Regional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Tang Juelan
Abstract: Promoting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regions to a higher level constitutes an essential imperative for advancing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High-level regional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requires not only improving the overall level of regional development but also narrowing the gap in inter-regional development. In recent years, China's regional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has achieved remarkable results, but there are still imbalances in regional resource allocation and productivity layout. The reason is that there are "blocking points" in the construction of a unified large market, which has hindered the cross-regional flow of factors; the "involutionary" competition has intensified, restricting the superposition effect of multiple regional strategies; incentives are incompatible, resulting in the "administrative district economy" not really breaking through. The root cause lies in the poor regional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mechanism. Promoting high-level regional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requires improving resource allocation efficiency and cultivating new development momentum, and the key lies in establishing a new mechanism for regional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with compatible incentives.
Keywords: regional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mechanism, resource allocation, productivity layout, incentive compatibility
责 编∕包 钰 美 编∕梁丽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