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型城镇化与农业农村现代化协同推进的历史进程中，城乡融合发展已成为破解“三农”问题的关键突破口。当前亟须通过组织联动的机制创新、产业融合的价值重构、治理协同的体系再造，探索城乡要素双向流动的新型发展范式。
破解城乡协同发展的制度壁垒。通过纵向建立片区党委、横向构建“政银企协校”多元共治平台，打破行政壁垒与条块分割。浙江安吉县创新“强村公司”模式，整合多个行政村资源成立联合体，实现党建资源、土地指标、财政资金的跨区域配置。这种“党建+”模式通过建立联席会议制度、项目共担机制、利益共享规则，形成了“要素跟着项目走、服务跟着需求转”的联动格局。实践表明，只有构建起权责清晰、运行高效的协同机制，才能真正激活城乡要素流动的“一池春水”。
激活城乡经济的内生动力。立足地域特色打造全产业链集群，是实现城乡经济良性互动的核心路径。江苏苏州通过“苏工坊”计划，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上万家，带动农户融入现代产业链。成都战旗村则开创“农业+”复合发展模式，将非遗技艺与文创设计深度融合，形成“一村一品”的产业生态。数据显示，全国特色小镇带动周边农户增收比例达18%，印证了产业融合对乡村价值的重塑效应。这种发展范式既保留了乡村的生态本底，又拓展了现代产业增值空间。
夯实城乡共治的基层根基。新时代基层治理需要构建刚柔并济的制度体系。广东清远通过“三个重心下移”改革，将大部分行政职能下沉至村居，同步建立“乡贤理事会”“道德评议会”等自治组织。这种“硬约束+软治理”的模式，实现了矛盾化解率提升40%、公共服务满意度提高35%的治理效能。更值得关注的是，数字技术的深度应用正在重构治理形态，浙江“浙里办”实现数百项民生服务“掌上办”，构建起跨域联动的智慧治理网络。
城乡融合发展不是简单的要素叠加，而是生产关系的系统性变革。当组织优势转化为发展动能，当特色资源升级为产业价值，当传统治理转型为共治体系，一幅工农互促、城乡共荣的新图景正在徐徐展开。这既需要顶层设计的制度创新，更需要基层实践的持续突破，唯有多维度构建城乡融合发展新格局，才能为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注入持久动力。
（浙江省长兴县小浦镇 孙凯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