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人最根本的情绪蕴含于感官之中，包括视觉、听觉、嗅觉、味觉和触觉，对感官快乐的激发有助于提升情绪价值。青年群体成长于数字时代，由AR/VR技术、虚拟偶像、元宇宙等数字产品带来的体验感和个性化，融入到他们的日常，技术将感官快乐与情绪价值进行了深度的绑定。同时青年群体受青年圈层亚文化的影响，由线上互动和参与带来的荣誉感和比较，也是情绪价值的重要来源。数字时代技术赋能为青年群体构建了多维情绪价值体系，感官驱动与社会竞争的双重机制深刻重塑了情感体验模式。技术手段虽可缓解短期焦虑，但过度依赖外部刺激可能导致心理韧性弱化与价值空心化。
关键词:情绪价值 感官驱动 社会竞争
【中图分类号】B842.6 【文献标识码】A
根据《中国国民心理健康发展报告（2024）》，60%的青年群体存在压力大和焦虑情绪，主要与就业压力、“内卷”、原子化个体、低欲望和意义缺失感等因素有关。如何使青年人尽快摆脱“内卷”和“躺平”，情绪价值受到广泛的关注。情绪是人对客观事物是否满足自身需要而产生的态度体验，相较于情感，情绪更多地指向行为的过程，更容易受环境和情境的影响，具有外部性和不稳定性。情绪价值概念产生于市场营销学，被定义为在商品交换中，消费者体验到的情绪收益与情绪成本之间的差值 [1]，情绪价值可以借助于营销手段激发消费者的感官快乐和心理愉悦获得[2]。在社会学中，社会结构是由无数情感互动的链条编织而成，情绪价值是指在社会互动中，一些人影响和带动他人情绪的能力，包括为他人提供满足和安慰等积极情绪价值 [3]。在经济学中，凯恩斯认为经济周期是消费者和企业家的乐观情绪和悲观情绪交替作用的结果，情绪价值在加速或延缓经济危机中扮演重要的角色。从长期来看，积极的情绪价值有赖于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和制度建设，包括稳定的经济增长、稳定的就业政策、稳定的社会保障政策以及核心价值观教育等；从短期来看，借助于营销手段激发青年人的感官快乐和心理快乐也能迅速提升情绪价值，以促进消费。以营销手段来驱动青年人的情绪价值，将会给社会带来怎样的影响？这是本文关注的主要问题。
感官、媒介与快乐
人的最根本的情绪是蕴含于感官之中的，包括视觉、听觉、嗅觉、味觉和触觉，五种感官的快乐是情绪价值的重要来源，因而对人的感官快乐的激发有助于提升情绪价值。古希腊哲学家伊壁鸠鲁认为，快乐的情绪首先来自于感官的快乐，肉体的快乐和器官的快乐，这是一切快乐的起源和基础，“如果抽掉了嗜好的快乐，抽掉了爱情的快乐及听觉和视觉的快乐，我就不知道我还怎样能想象善”[4]。德国思想家西美尔认为视觉、听觉、味觉和嗅觉的满足是快乐的源泉，因而满足人们感官快乐的物品，如食品、音乐、绘画等艺术品应运而生，对这些物品的消费是能够给人带来快乐的。[5]美国密歇根大学营销学教授阿瑞娜·克里希纳认为，感官在生命中提供了许多极为快乐的事情，没有任何时候人们能够像今天一样消费如此多的感官体验。[6]加拿大媒介理论学家麦克卢汉在《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一书中指出“媒介是人的器官和人脑的延伸，媒介技术发展使我们的感官成为被媒介延伸的感官……。信息不是事实或知识，而是感官对媒介做出的回应”[7]。
当代青年成长于媒介技术和数字技术迅猛发展的时期，他们从小的快乐源与网络媒介有较强的关联，技术创新不断给他们的视觉、听觉、嗅觉、味觉和触觉带来冲击，不断更新他们的感官快乐感受，从而提升他们的情绪价值。青年人的情绪价值直接被感官所影响，表现为：
其一，借助视觉的符号化与亚文化表达提升情绪价值。人往往是透过颜色、形状、图案和视频与社会产生情绪联想的，如绿色暗示生机勃勃，服装品牌以街头涂鸦风T恤瞄准青年潮流文化，国潮品牌利用传统文化的视觉元素吸引青年人。随着视觉媒介技术的发展，青年人的视觉延伸到世界各个角落，从更广阔的范围激发出他们的感官快乐。人工智能技术借助于视觉媒介也能搜集青年人的情绪和行为信息并加以分析，如字节跳动利用人工智能搜集到消费者的视觉信息，通过分析他们的表情和观看行为，了解青年人的情绪关注点，进而实现个性化推荐，从而利用情绪价值提高青年人的粘性。
其二，借助听觉的场景化感受开发情绪价值。从听觉感官上看，老一代人是伴随着有声电影、广播、电视等声音成长的，而在青年人的成长中，智能语音等媒介技术对其听觉感官发挥重要的作用。声音是无孔不入的，而画面只是一孔之见，在注意力分散、信息碎片化的今天，智能语音媒介被广泛用于情绪开发上。如人工智能合成的海浪声、鸟鸣声、煎牛排声、音乐声带给青年人不一样的情绪价值。智能语音在为青年人提供服务时，捕捉他们声音中的情绪变化，如Amazon Alexa通过人工智能技术分析青年人的语气语调，判断其开心、生气等情绪变化，通过调整回应的语调，提高消费者的消费体验。近年来各种智能语音助手运用大语言模型，通过复杂的逻辑推理捕捉消费者的情绪价值，开发出智能聊天机器人，根据用户的情绪变化推荐歌单。
其三，借助嗅觉的气味标签唤醒情绪价值。嗅觉对青年人的情感、记忆、情绪等也会产生巨大的影响，闻香品物，闻香识人，舌尖上的中国、妈妈的味道、香味运动鞋、释放增香剂的咖啡店蛋糕店等，嗅觉会给青年人带来不一样的情绪价值。研究发现，嗅觉联动情绪的能力要比其他任何感官都更强大[8]，如闹钟清晨在发出声音的同时如果散发出令人愉悦的气味，能有效缓解“起床气”。尽管由互联网和电视散播气味的技术尚在研究中，但利用视觉或听觉手段来暗示嗅觉体验的广告层出不穷，如Nespresso咖啡，以咖啡胶囊旋转（视觉）与咖啡流动的汩汩声（听觉），唤醒咖啡烘焙香的联想。在虚拟现实（VR）场景中，用户走进虚拟柠檬园，黄柠檬树与树叶沙沙声共同暗示柠檬清香。目前人工智能通过算法自动匹配最佳视觉/听觉组合，生成目标人群偏好的嗅觉暗示广告。
其四，借助触觉的质感革命能够提升情绪价值。从触觉感官上看，触觉也有助于提供青年人的情绪价值，Meta研发的“触觉手套”，让青年人在元宇宙中真实感受到物体的触感，游戏玩家能够体会到更为真实的场景，也为教育模式的创新提供新的方法。当前VR/AR触觉反馈、人工智能+可穿戴设备、苹果手表的“触觉引擎”、鼠标键盘的语音交互、触控屏的情感计算，汽车智能驾驶等，触觉感官的提升成为技术升级的关键。因此人工智能不仅仅是工具，正在成为提升情绪价值的核心驱动力，同时也正在成为这个时代促进情绪消费的新战场。
技术驱动下的情绪价值指向个体的本能、欲望、感官和感知，在欣喜若狂的时刻，达到最高水平的快乐，随之开始消退。过度刺激感官会导致麻木，即存在感官过载风险问题。因此，感官快乐带来的情绪价值是短暂的、易消失的和难以把握的，快乐在感官感受最强烈的时刻开始消退，因而感官快乐经历着一个边际消费倾向递减的过程，人们很难对一种物品保持长期兴奋的状况。要使感官快乐常有常鲜，就必须对感官快乐源和促进感官快乐的方式进行不断地挖掘和创新。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青年人的情绪价值越来越依赖于通过技术激发感官所带来的满足感。
青年时期是世界观和价值观建立的重要时期，长期追求感官快乐，对情绪价值的要求会变得越来越高，可能产生负面影响。如，变得难以容忍任何批评和责备，将所经历的不愉快看成是对自己的冒犯，将成长中所承受的苦痛看成是不可饶恕，将人类应承担的责任，如抚育孩子、赡养老人、照顾病人等需要的辛苦视为无法容忍，把为别人提供情绪价值的工作视为忍辱负重和命运不公。由于基于快乐基础上的情绪价值仅是对欲望的渴求，一旦涉及到承诺和承担责任时，就会导致对现状的不满和反对。不论是在婚姻中还是在职场中，一味地追求情绪价值可能会导致难以预料的风险。
麦克卢汉认为，“媒介延伸了人的器官，赋予了它力量，却也瘫痪了被延伸的器官。……技术既延伸器官，又‘截除’器官”[9]。随着媒介技术对日常生活的渗透，青年人对感官快感的迷恋不断强化，对真实生活的敏感性和耐受力下降。由此，英国社会学家鲍曼对技术发展的使命提出质疑，他认为“即使全部需要都能满足、所有问题都能解决，但技术也不会停滞不前。伴随着技术进步，人类需要解决的问题不是在减少，而是在增加，发明已变成需要之母，如何讨好不需要或不想拥有商品的消费者，成为这个时代的新问题，……，技术进步使得人们追求无意义的幸福”[10]。鲍曼指出，“消费就是快乐，但基于消费基础上的快乐是短暂的，终点线移动的速度总比最快的短跑运动员还要快，……消费活动的灵魂是欲望，而欲望又是自恋的，把自身视为目标，注定欲望永远得不到满足，追求快乐成为难以填满的沟壑”[11]。
许多思想家对追求感官快乐持警醒的态度。桑巴特认为，任何社会的奢侈浪费都可以在追求感官快乐中找到根源，任何使眼、耳、鼻、腭等感到愉悦的物品都是不断追求完美，进而构成奢侈浪费的产物。[12]神经学家科布认为，“快乐必须要有内在的限度，假如一个动物过于沉浸在吃的快乐中，它有可能成为下一个掠夺者的猎物。快乐必须足够短暂，才使我们可以将注意力集中到下一项任务上。……进化使得人不可能有永久的快乐，太多的快乐只会使我们无法专注于基本的生存”[13]。塞涅卡在对话录《论幸福》中反复论述的主题是：真正的幸福有别于假定的、错误的或虚假的幸福，真正的幸福总是给人以快乐，但并非所有的快乐都能使人幸福。赫胥黎1931年在《美丽新世界》中描绘了到2532年，科学技术高度发达，人民的物质生活丰富，情绪价值充分得到完全满足，过着终日极度快乐的生活，但人与人之间根本不存在真实的情感，人性在机器的碾磨下灰飞烟灭。事实上，技术发展使赫胥黎的预言提前到来。波兹曼在《娱乐至死》一书中也认为，毁掉我们的，不是我们憎恨的东西，恰恰是使我们快乐的东西。媒介技术的发展改变了公众话语的内容和意义，政治、宗教、教育等公共领域的内容，都日渐以娱乐的方式出现，并成为一种文化精神，而人类无声无息的、无怨言的，甚至心甘情愿的成为娱乐的附庸，其结果是我们成了一个娱乐至死的物种。
荣誉、参照与消费
青年人在成长过程中必然有着对亲情、友情、爱情、同情等情感的需求，也有着对享乐、炫耀、嫉妒、模仿、从众等的情绪表达。青年人所获得的情绪价值，除了来自感官快乐外，也包括因参照、认同、竞争以及社会交往等所获得的情绪价值。青年人生长在网络化和全球化时代，可参照的群体包括国内外、线上线下的各类群体。在社会交往中，与他人比较胜出后的荣誉感和落败后的沮丧感，都是情绪价值的反映，后者被称为相对剥夺感。米德将自我划分为“主我”与“客我”，其中“主我”指真实的自己，感官快乐来源于“主我”，而“客我”则是呈现于外部社会的自我，是他人评价中的自我，荣誉性快乐来源于“客我”。经济学家阿尔弗雷德·马歇尔认为，人类对于与众不同的渴望具有普遍性。许多学者对荣誉性消费进行了讨论（凡勃伦、加尔布雷斯、弗兰克、伊斯特林等），一致的观点是，即使某一社会群体的福利得以改善，但一旦与其他群体相比处于落后状态时，仍会觉得不快乐，青年人的情绪价值也来源于社会比较。
凡勃伦在《有闲阶级论》一书中讨论了什么是荣誉以及荣誉的表现。什么是荣誉呢？凡勃伦认为人们之所以占有财产，是因为可以证明财产所有人比其它人占有优势地位，是取得荣誉和博得尊敬的基础，是满足自尊心的凭证。在竞争本能之下，占有了财富就博得了荣誉。如何呈现财富呢？第一是证明有闲，要获得尊荣并保持尊荣，仅仅拥有财富或权力还是不够的，还必须通过有闲来证明财富。有闲阶级无须花费时间在生产性劳动上，就是拥有财富的证明，有闲生活成了体现荣誉的最有效方法。由个人有闲派生出的代理有闲，即其奴仆、门客等，是为了有闲阶级的荣誉而执行的一种代理有闲。第二是证明有钱，证明方法就是炫耀性消费，炫耀性消费成为了对外传递财富最有效的工具。有闲阶级要在所消费的财物数量与等级方面达到习惯的礼仪标准，并且要不断地提高标准。在这种荣誉消费的发展要求之下，除了自己消费外，还洐生出代理消费。由此形成的明显浪费原则对责任观念、审美观念、效用观念以及科学真理观念，都会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成为金钱文化下评价事物的标准。因此，有人认为，青年人的“内卷”和“躺平”来自于有闲阶级制定的阶层荣誉标准和对阶层固化的反抗。
美国经济学家希尔施认为，荣誉性消费的特性在于拥有或使用某种物品只有在与他人比较中才能感受到快乐，荣誉性消费来源于社会稀缺性。社会稀缺性是指拥有某一类物品或服务，不但要受到供给的限制，也要受到制度性的限制。如教育资源具有社会稀缺性，家长对优质教育资源的追求主要在于它的排他性和稀缺性。大多数家长在做教育支出决策时所采用的参照标准是相同的，因而竞争中的胜出是以他人失败为代价的，竞争的结果会降低教育的公共性和公正性，对整体社会福利带来负影响，成为教育的负外部性。另外，一些行业、职业、职位也具有社会稀缺性，当前不少青年人的“内卷”是出于对社会稀缺性的追求，胜出者的情绪价值是以占有更多的社会稀缺资源为出发点的。马尔库塞精辟指出：“消费本质上应该是以满足人的实际需要为目的的。然而消费社会的消费具有神奇地位，……人们好像是为了商品而生活，他们把汽车、两层双向宽敞阳台住宅、厨房设备作为生活的灵魂，沉溺于消费之中找寻所谓的快乐与满足。”[14]
荣誉性消费的生成机制是心理机制，对青年人来说会带来嫉妒、焦虑等的消极情绪。嫉妒是一种社会情绪，当一个人缺乏地位优势或渴望获得难以获得的社会地位时，会因为嫉妒情绪而花费更多的资源去追逐。嫉妒能够激发炫耀性消费，不论是较高社会阶层还是较低社会阶层都有嫉妒的对象和嫉妒的因素，嫉妒会对个人效用带来负的情绪价值。Van de Ven等人的实证研究发现良性的嫉妒会激励个人努力，但恶意的嫉妒会导致故意的伤害和破坏，这两种嫉妒情感都可以在争夺社会地位的竞争中表现出来[15]。鲍德里亚认为符号消费是一种竞争性消费，它能够解释社会的分化[16]，青年人的情绪价值不仅仅是通过解放欲望或满足自我需求寻求个人快乐，他们无意识地参与了一种内卷的社会逻辑和一种符号化价值体系的竞争中。加里·贝克尔的研究认为由嫉妒导致的财富增加不会提高社会效率，不会达到帕累托最优。
正确看待情绪价值
青年人的需求是有层次的，是一个不断由低级到高级、由简单到复杂的发展过程。每个青年人不仅有生理上和物质上的需求，还有心理上和精神上的需求，这些需求受宏观社会机制和微观心理机制的影响。
从宏观社会机制上看，经济发展具有周期性特征，消费者和企业家的情绪对经济的周期性活动产生推动作用。经济繁荣时期，持续的经济增长带动了消费者和企业家的信心提升，信心的提升推动消费增长，消费支出成为经济增长的驱动力；企业家通过技术创新和商业模式变革创造新需求，推动产业结构升级或者直接扩大企业产能、增加研发投入等；社会上普遍存在着乐观情绪，欣欣向荣的繁荣景象使得人们相信贫困、不均、压力和焦虑等都会随着物品的进一步丰盛而自行解决。随着生产能力的不断扩大，物品供给过剩出现，企业家杠杆投机行为，也会放大经济波动，消费者缩减非必需开支，转向必需品消费，市场需求萎缩，加速企业库存，经济进入衰退期，企业破产和裁员，失业人员增加。经济萧条主要是消费的边际倾向递减规律和资本的边际效率递减规律共同作用的结果，背后的心理动机是消费者和企业家的信心不足。凯恩斯认为，推动社会车轮运行的正是我们内在的冲动，就动机而论，我们的理智往往退回到依赖于我们的兴致、情感和机缘的地步。Akerlof（2007）认为，公众情绪才是导致经济波动的最重要因素。[17]
从微观心理机制上看，青年人长期追求情绪价值，会导致个体的原子化特征显著，心理脆弱且幼儿心态，因而需要被关怀。消费社会充满着“关怀、微笑、赐予，像母亲一般对待”的关切机制，但这是“虚假的关切”和“做作的微笑”[18]。关切和微笑失去其自发性，变成了制度体系和市场体系中的一部分。在虚假关切机制的作用下，人的自主性不再重要，而是被牵制进入消费的循环，被资本所左右。以关切、交往和团结的名义，将真正的经济意图掩盖起来。以关切为名义为消费者提供情绪价值的劳动者被称为情感劳动者，包括主播、空姐、服务员等，他们的微笑、热情、温暖和关怀等服务态度成为核心竞争力。
广告业是通过营造美好图像和温暖氛围来提供情绪价值的重要行业，广告的目的不是描述真实的世界，而是构造或展示一个虚拟的、符号化和消费化的世界。广告业在经济周期中扮演不同的角色：其一，在经济繁荣时期，“广告的中心职能是创造需求，把以前不存在的欲望制造出来。……产量的扩充必须用适当的广告预算支出的扩充来铺平道路”[19]。广告通过对商品的编码，把商品变成了符号，将其和一些象征地位、身份、品味和个性的符号联系起来，一旦社会上大部分人认可了这种商品符号，商家就成功地操纵和控制了人们的消费。其二，在经济萧条时期，人们心情沮丧、焦虑、恐惧。广告扮演着促进社会团结和凝聚力的功能，类似于圣诞老人的作用。[20]广告力图表达消费者受到社会体制的关心、爱护和照顾，在消减脆弱感和孤独感方面发挥作用，让人们感到温暖，感到自己没有被社会所抛弃。[21]斯图尔特·尤恩和伊丽莎白·尤恩的研究显示，那些从电影院和广告中获得的“大众形象”，是美国20世纪早期意识形态形成的重要因素，这些形象通过塑造美国梦提振消费者信心，并将移民吸引到这块土地上来。[22]广告业在推动美国社会进入丰裕社会中发挥重要作用。[23]因此，在经济萧条时期，广告业应努力塑造坚强乐观、积极向上、团结友爱的广告文化，在提升青年人的信心方面发挥积极的作用。
直播卖货通过技术赋能实现了广告要素的重组。网络主播已超越传统广告代言人范畴，成为连接消费场域的“数字媒介综合体”，起到信息过滤、情感连接、交易催化的作用。主播扮演着典型的情感劳动者的角色，通过建立情感认同，将传统广告的理性说服转为情感共鸣。主播作为直播产业链的核心节点，社会影响力已经突破了单纯商业范畴，如何引导主播发挥积极作用，正向影响青年群体，成为平台、行业、政府监管机构、执法部门及全社会共同关注的问题。如某平台将社会价值指标纳入流量推荐模型、建立“直播内容健康指数”实施预警，杭州互联网法院使用司法区块链技术为电子数据增信，解决网络取证难的问题，等等。
数字时代技术赋能为青年群体构建了多维情绪价值体系，感官驱动与社会竞争的双重机制深刻重塑了情感体验模式。技术手段虽有效缓解短期焦虑，但过度依赖外部刺激可能导致心理韧性弱化与价值空心化。未来应在技术创新与人文关怀之间寻求平衡，通过完善社会支持系统培育内生性情绪调节能力，使青年群体在虚实交融的现代社会中建立真实稳固的情感联结，实现情绪价值的正向发展。
【本文作者为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社会学系教授；本文是教育部课题“算法歧视的公众感知研究”（编号HZKY20220054）的阶段性成果】
注释略
责编：吴 莹／美编：王嘉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