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两弹一星”精神是历史的财富，也是未来的灯塔。在伟大精神感召下，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把爱国主义精神化作创新创造的精神自觉力，把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塑造为披荆斩棘的精神自信力，把大力协同、勇于攀登显化为创新实践的精神主动力，在关键核心技术领域为国家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在新时代，我们要大力弘扬“两弹一星”精神，进一步增强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将精神力量外化为物质力量，积极投身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建设中。
【关键词】“两弹一星”精神 爱国主义 人工智能
【中图分类号】D64 【文献标识码】A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两弹一星’精神激励和鼓舞了几代人，是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一定要一代一代地传下去，使之转化为不可限量的物质创造力。”1964年10月16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东方巨响”震惊世界，而今，先辈凝结的精神仍在传扬，新时代“两弹一星”精神更加绽放光芒。“嫦娥五号”“天问一号”“怀柔一号”“慧眼号”“奋斗者”号、北斗卫星导航系统、“长征五号”等的成功都离不开当年“两弹一星”打下的技术和精神基础。以“两弹一星”精神引领科技强国建设，强化青年的思想政治引领，是应对各种风险挑战的重要精神力量。
“两弹一星”精神产生的时代背景
20世纪50年代的中国经济十分落后，工业基础和科技力量还相对薄弱，技术人才奇缺，物资严重匮乏，全国科研机构包括社会科学研究机构在内仅40个左右，研究人员只有650人，学科门类空白和缺门较多，和国民经济、国防建设密切相关的重要学科和现代科技几乎是一片空白。此外，1956年6月，苏联政府停止供应一切设备和技术资料，撤走在中国核工业系统的全部苏联专家，使刚刚起步的中国核事业遭遇重创。对此，我国提出：“为了适应我国军事建设发展的需要，为了摆脱我国军事技术装备上的落后状态，为了有效地保卫祖国的安全，必须积极地展开军事学术和技术研究工作。”但我国研制原子弹并不只是出于军事考虑，因为发展原子能是20世纪国际主流趋势，它也能被应用到国家发展的其他方面。“社会主义国家对于这类新技术掌握得越多，发展得越快，就将进一步达到高速度发展社会生产力，从而满足人民需要的目的，同时，就将进一步增强制止帝国主义战争的力量，增加保卫世界和平的可能性。”
“两弹一星”事业的成功离不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举国体制。“假如不是党中央作出这个重大决策，我们原子弹的研制工作，单独靠哪一个科学家、哪一个行政领导都不可能成功，因为这个大的决策涉及面太宽了。”发展原子能是一项“大”事业，几乎牵涉到所有的生产部门和技术领域，必须组织全国大协作。中央设置相应的机构，以管理原子能事业的发展。以国家科委和各级地方科委为政府的科技主管部门，由科学院系统、高等院校科技系统、产业部门科技系统、国防科技系统和地方科技系统为研究与开发机构，而中国科协、各级地方科协则成为联系政府和科学家的桥梁的大科学体制在新中国建立起来。
“两弹一星”研制工作者在祖国最需要的时候挺身而出，义无反顾地回到祖国，投身于“两弹一星”的伟业之中。“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物理学家彭桓武曾面对记者的提问激动地回答：“回国不需要理由，不回国才需要理由。”“两弹一星”的科学家们面对祖国的需要，怀着满腔爱国之情投身“两弹一星”事业。物理学家程开甲在被问道：“你如果不回来，在学术上会不会有更大的成就”时，他感慨地回答：“我不回国，可能会在学术上有更大的成就，但绝不会有现在这样幸福，因为我现在做的一切，都和祖国紧紧地联系在一起。”这种爱国主义植根于他们心中，在感知到祖国召唤的那一刻瓜熟蒂落。
“两弹一星”事业的成功凝聚着全民支援研发的合力。比如，青海221基地的落成，就是依靠了当地群众的支持和配合。1959年秋，1715户9000多名牧民，在3天之内全部搬迁完毕。祖祖辈辈以游牧为生的牧民离开了世代居住的环湖草原，远迁到平均海拔3350米的托勒牧场等地；青海省委、省政府对基地建设给予了大力支持，对场地移民、设备维修、地方性建材、公路修建、生活供应、治安保卫、保密等做出了相应的工作。1960年，基地生活物资短缺，粮食部门从全国各地拨给基地数百万斤黄豆，青海省政府调拨4万只羊等。需要进入矿井的工人们，在刚研制出的防放射口罩还有缺点的情况下，“不戴也要下矿区，为的是国防事业。”“两弹一星”研制与发展中，不但凝聚了众多中国优秀科技人才的智慧和力量，也汇聚广大的群众力量，集体的力量是“两弹一星”成功的关键。
新时代大力弘扬“两弹一星”精神面临的挑战
时空距离阻隔精神传递。社会环境变迁带来的时空距离增加了公众对“两弹一星”实践的陌生感，削弱了他们对“两弹一星”精神的认同感。对非亲历者而言，接触“两弹一星”历史的主要方式是阅读文本或观看影像。通过阅读文本与观看影像来体悟其精神，在多大程度上产生共情实际上是由公众自身决定的，而影响公众共情的因素则来自于性格、教育、文化等方面在一个人的成长中形成的合力。社会环境的变迁增加了产生共情的难度。两个社会环境间隔时间越长，环境内容越不同，理解的难度就会越大。时空距离是无法被抹消的消极因素，时空距离带来的陌生感弱化了认同感。
共情能力个体差异化影响传播效果。除了时空距离的影响之外，共情能力在“两弹一星”精神的传播中也发挥重要作用。共情能力是指运用经验和想象力尝试理解他人处境的能力。强共情能力者会对“两弹一星”精神传播产生积极的反馈，进而影响自己的思想和行为；而对于弱共情能力者，则需要更长的过程。这实质上限制了“两弹一星”精神的传播。不同的个体对事物的共情能力不同，传播过程中如果无法对不同个体进行差异化的共情教育，则很难达到理想效果。
新媒体传播效能待提升。在信息时代，新媒体（如社交媒体、短视频平台、自媒体、直播、互动社区等）已成为吸引公众注意力的重要途径。然而，当前利用新媒体传播“两弹一星”精神仍存在较多不足，导致其影响力未能充分释放。一方面，传播形式单一，缺乏多样化呈现。目前宣传方式主要通过官方文件、学术文章、纪念活动等，受众主体为政府机构和高校，未能吸引更为广泛的公众。此外以静态文本、长篇文章、纪录片等手段的传播方式，缺乏新媒体创新表达。另一方面，受众定位单一，用户参与度低。“两弹一星”精神的宣传面向科研工作者、政府人员和学术界，未能激发更广泛人群的参与度与认同感。
深入传播“两弹一星”精神的路径探索
依托人工智能，赋能“两弹一星”精神传播。人工智能在过去几十年里取得了显著进展，例如，文本生成、翻译、问答、高质量图像生成、语音合成等，可应用于“两弹一星”精神传播领域，提高相关作品创作效率，增加内容形式的多样性。首先，利用人工智能创建沉浸式的学习环境，利用虚拟现实（VR）和增强现实（AR）技术可以让学习者身临其境地感受“两弹一星”事业，跨越时空限制参观“两弹一星”旧址，体验重大事件等。与传统教育形式相比，人工智能技术跨越了知识抽象传递的障碍，将身体、认知与环境融为一体，从而激发学习兴趣，充分调动感官加强记忆。其次，建立“两弹一星”历史人工智能学习平台，定制个性化学习服务，高效提供多样化学习资源。借助人工智能技术为每位学习者量身设计契合自身能力、方式和个性等的学习计划，并在“两弹一星”历史资源库抓取与之匹配的历史资料。生成式人工智能可以通过问答方式丰富课堂教学形式，辅助学生自主学习，如推荐“两弹一星”相关书籍，回答历史知识以及语音讲述故事等，为“两弹一星”精神融入思政课堂开拓智能化方向。最后，利用人工智能建立并管理“两弹一星”资源库，存储、共享“两弹一星”资源。将“两弹一星”文物扫描并建模，生成数字化档案，并上传至互联网进行统一管理。对于文字类资料可以利用人工智能进行自动化分类和分析，也可以利用光学字符识别（OCR）技术将难以保存的文字资料转化为电子文档。学习者仅需要在总库中根据需要存储、检索和共享“两弹一星”资源。
建构“两弹一星”记忆符号，增强聚合力。传播“两弹一星”精神需要符号作为载体。当我们对过去的记忆进行建构时，有据可考的仪式、纪念碑、纪念活动，遗址、遗物等历史物质存留和理论文章、文学作品等，都是记忆的来源。标语口号、博物馆、纪念碑、纪念日等等此类“两弹一星”历史留下的符号都是丰富的“两弹一星”资源。优秀的人物事迹也可以打造为“两弹一星”人物符号，让大众在阅读人物事迹中感受人物精神力量的感召。“每个人进入社会生活时都感受到一些伟人的影响。这些楷模和其他许多同类型的影响融合在一起，形成作用于我们的集体产物。”这些带有强烈符号性质的“两弹一星”历史存留物和人物形象，填充和维持着大众日常生活的平淡，强化他们对于国家和历史的集体记忆。这些符号确保了不同时代之间的连续性，加强了与遥远历史的连接，也增强了大众间的聚合力。在整合“两弹一星”资源，建构集体记忆时，应开展跨领域合作，心理学、文学、建筑学、历史学等学科可以联合开发资源，高效、深刻地传播“两弹一星”精神。
深化融合新媒体，实现传播技术升级。培养新媒体领域科普人才，提高科普创作与传播能力。新媒体的出现改变了信息传播方式，对个人、经济、社会、政治等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利用新媒体是在当今时代传播“两弹一星”精神的重要途径。第一，对科普人员及视频创作者进行短期培训，传统普及“两弹一星”精神的方式已经难以满足大众的需求，培养具备数智素养、新媒体技能的人才至关重要，培养其用新媒体语言讲好“两弹一星”故事，制作相关视频的能力。第二，扶持新媒体科普作者，与其开展“两弹一星”精神传播合作，并鼓励科研人员入驻新媒体。第三，建立新媒体传播矩阵，拓展科普内容形式，在短视频平台、社交媒体、微信公众号、科普网站等多平台布局，提高“两弹一星”精神媒体覆盖率，结合CG动画、AI合成、动态图解、VR设备等多样化形式传播“两弹一星”精神。第四，设立奖项，激励人才，表彰优秀传播者在传播“两弹一星”精神中所作的贡献，提升科普人员的认同感与参与度，并以此带动更多创作者参与其中。第五，建立“两弹一星”精神内容规范，使科普内容标准化，一方面提高传播效率，另一方面防止低质量、虚假内容误导受众。
（作者分别为中国石油大学（北京）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中国石油大学（北京）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注：本文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教育工委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名师工作室专项资助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
①刘学礼主编：《两弹一星精神》，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20年。
②王鸿生等著：《领军科学家——钱三强、钱学森、赵九章》，北京：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2013年。
③庾虎：《“两弹一星”精神与伟大建党精神的谱系关系及弘扬价值》，《青海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3期。
④《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十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0年。
⑤《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十三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0年
⑥沈传宝：《科技强国，永垂青史——“两弹一星”座谈会纪要》，《中共党史研究》，2001年第1期。
⑦段治文、钟学敏：《论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式“大科学”体制》，《当代中国史研究》，2006年第3期。
⑧郑庆云：《我国核工业发展历程和创业精神》，北京：中国原子能出版社，2017年。
责编/孙垚 美编/王梦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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