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近年来，我国以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光伏产品为代表的“新三样”产业不断发展壮大，不仅成为外贸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更在全球绿色产业变革中彰显中国力量。这些战略性新兴产业走出了一条特色鲜明的创新发展道路：在技术突破上实现从跟跑到并跑再到领跑的跨越，在产业生态上形成上下游协同的创新集群，在市场拓展上开创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新格局。这一发展历程生动诠释了技术创新、政策支持、企业主体、产业生态与市场需求的协同演进机制。然而，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竞争环境和产业变革挑战，“新三样”产业需要以更大魄力推进创新突破，实现从规模扩张向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转型，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中持续提升国际竞争力。
【关键词】“新三样”产业 新能源 创新发展 技术变革
【中图分类号】F124 【文献标识码】A
改革开放后，我国凭借劳动力成本优势快速融入全球分工体系，成为全球闻名的“世界工厂”。但是在传统增长方式中，劳动密集型产业占据主导地位，服装、家具和家电等“老三样”曾是我国外贸出口的主要产品。然而随着要素成本不断上升，传统比较优势逐渐弱化，我国经济发展方式亟需转变。自党的十八大提出“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以来，我国加大技术创新力度，产业结构不断升级、新兴产业不断壮大、产品竞争力不断提升，我国出口产品种类也发生了变化。以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和光伏产品为代表的新兴产业快速发展，其生产规模已位居全球首位，并成为我国外贸出口的新增长点，被誉为“新三样”产业。
据统计，2023年，“新三样”产品出口额首次突破万亿元大关，达1.06万亿元，同比增长29.9%①。我国汽车整车出口491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120.3万辆，同比增长77.6%②；全国锂电池总产量超过940GWh，行业总产值超过1.4万亿元，出口额达到4574亿元，同比增长超过33%③；光伏组件产量连续16年位居全球首位，多晶硅、硅片、电池片和组件产量产能的全球占比均达80%以上④。这些数据和发展趋势表明，在“创新发展”和“绿色发展”理念引领下，我国制造业向高端化、绿色化转型初见成效。
为什么“新三样”产业能在短短十几年内实现从起步到全球规模领先的跨越式发展？本文将通过梳理“新三样”产业的发展历程，总结其发展经验。与此同时，由于当前的产业发展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新三样”产业也显现出一些深层次的结构性问题，因此，单纯依赖既有发展模式已难以适应新形势，必须通过更大力度、更深层次的创新突破，方能实现产业升级和可持续发展。
“新三样”产业的创新发展历程
“新三样”产业作为新兴产业的典型代表，发展过程中缺乏成熟经验可供借鉴，甚至在探索过程中走过很多弯路。但是这些产业在不断试错的过程中满足了多样化的市场需求，最终走出一条特色鲜明的创新发展道路，不但实现了国内国际双循环的良性互动，更在全球价值链中形成了显著的竞争优势。
新能源汽车。在“八五”计划期间，我国就将电动汽车研发列为重点科技攻关项目。“九五”计划期间颁布的《中国节能技术政策大纲》提出研究开发电动汽车和氢能汽车。这一时期的新能源汽车产业处于孕育期，应用范围比较有限，还不具备产业规模。2001年9月，科技部启动“十五”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863计划）“电动汽车重大科技专项”，投入大量资金支持研发。在科技计划和相关产业政策的推动下，我国的整车技术和零部件技术都实现了重要突破。
“十一五”时期，新能源汽车发展进入新阶段。2007年，我国开始实施《新能源汽车生产准入管理规则》，并将新能源汽车正式列入鼓励产业目录，国家层面的政策支持向市场化发展倾斜。经过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小规模示范后，财政部、科技部于2009年发布《关于开展节能与新能源汽车示范推广试点工作的通知》，启动“十城千辆节能与新能源汽车示范推广应用工程”，对试点城市购置节能与新能源汽车给予一次性定额补助，新能源汽车进入规模化推广阶段。“十一五”时期是新能源汽车工艺改进和市场化发展的关键时期，政府通过补贴、政府采购、推广示范、制定标准等政策手段，间接促进了新能源产业技术的跃升。
“十二五”时期，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开始形成规模。2012年，国务院印发《节能与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规划（2012—2020年）》，明确了产业发展目标和技术路线，引领新能源汽车进入快速成长期。这一时期的技术目标聚焦“三电”系统的国产替代，致力于通过动力系统电气化快速突破传统燃油车技术壁垒。纯电动客车技术和车用电机驱动系统性能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形成了自主研发能力和产业配套能力；同时，纯电动轿车开始批量上市，高能量锂离子电池技术也取得重大突破并应用于多款车型。这一阶段，政府重点攻关“三电”系统国产化替代，引导车企、电池企业与高校组建联合研发体，同时在中央层面强调部际协同配合，推动建立了多部门参与的节能与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部际协调机制。在产业成长期，新能源汽车的市场培育工作也在稳步推进。早期新能源汽车还处于以政府主导下的公共领域示范为主的示范推广与试点阶段，私人消费市场尚未形成规模。随着产业加速成长，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在“供给侧”和“需求侧”持续出台相应政策，包括加快充电桩等新能源汽车消费基础设施建设、实施新能源汽车消费价格补贴政策等，推动消费者对新能源汽车的需求逐渐从政策驱动向市场驱动转变，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跃居到全球首位。
“十三五”时期，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走向成熟，政策重心也由扶持转向引导、规范和提升，包括通过实施双积分政策促进车企转型、通过“新基建”提升基础设施配套能力，以及通过补贴逐步退坡推动市场化竞争与技术迭代升级等。2020年，国务院办公厅发布《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规划（2021—2035年）》，更加突出技术创新、产业生态建设和基础设施完善的重要性。“十四五”时期，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聚焦智能化与“双碳”战略。2023年6月2日，国务院召开常务会议，研究促进新能源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政策措施。会议提出：“要巩固和扩大新能源汽车发展优势，进一步优化产业布局”；“要延续和优化新能源汽车车辆购置税减免政策，构建高质量充电基础设施体系，进一步稳定市场预期、优化消费环境，更大释放新能源汽车消费潜力。”正是在这一时期，我国新能源汽车本土品牌成功开拓欧洲和东南亚等海外市场，并凭借先进技术和产业链优势逐步提升了在国际市场的话语权，推动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实现了从“产品出口”向“规则输出”的重要跃迁。
锂电池产业。锂电池的起源可以追溯到20世纪70年代，两次石油危机催生了对替代能源的探索。但是由于安全性等原因，锂电池商业化推广尚未成型。直到90年代初，日本索尼公司研制的锂电池首次应用于便携式电子产品，才开启了全球锂电池商业化应用的初步探索。20世纪70年代末，我国也开始布局锂电池研究，中国科学院“六五”和“七五”计划将固态离子学和固态锂电池列为重点课题。科技部于1987年启动的第一个“863”计划也把固态电池列为重大专题。1988年，第一批固态锂电池在实验室诞生，但是距实际应用还有差距。1991年，我国开始转攻液态锂离子电池，并在1998年依靠自制的设备、国产原材料和自主研发技术，建成了我国第一条年产20万支18650圆柱型锂离子电池中试线，解决了规模化生产锂离子电池的主要技术和工程问题。
我国锂电池产业技术经历了从跟踪模仿到自主创新的发展历程。20世纪90年代，日本凭借先发技术优势构建了完整的锂离子电池产业体系，而当时我国正处于工业化进程中，相关产业基础较为薄弱。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后，得益于全球制造业分工体系的调整，日韩企业为拓展中国市场，开始将部分锂电池制造环节向我国转移，这为我国锂电池产业的发展提供了重要契机。在《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的指导下，我国通过合资合作引进、逆向工程消化实现技术突破。宁德时代等企业的崛起使中国的锂电产业开始有能力对齐全球汽车的品质和制造规范，全球锂电池市场呈现出中日韩“三足鼎立”格局。
锂电池产品应用领域从最初的手机和笔记本电脑逐步走向动力和储能应用。自2010年起，消费电子领域的锂电池需求已趋于饱和，新能源汽车、电动自行车以及创新型储能解决方案的蓬勃兴起共同推动了全球锂电池市场的急剧扩张。特别是随着电动汽车产业的崛起，我国对锂电池产业的扶持力度加强，动力电池产业迎来新一轮产能周期。锂电池产业的国产化突破不仅得益于需求侧的市场激励政策，更依赖于供给侧的结构性改革与强制性技术标准牵引。2015年，工业和信息化部颁布《锂离子电池行业规范条件》，促使企业摆脱低端产能锁定；2016年“动力电池白名单”政策通过行政规制手段将新能源汽车补贴与电池国产化率挂钩，促使特斯拉、宝马等外资车企转向宁德时代、比亚迪等本土电池企业采购国产锂电池，重构全球动力电池供应链结构。
近年来我国锂电池政策从早期支持扩大规模、突破动力锂电池关键技术，到“十四五”时期提高电池安全性、支持高质量发展与生态建设转型，政策着力于推动动力锂电池行业在其他领域应用的同时，也提前布局废旧锂电池的回收。2020年新能源汽车“双补贴”退出后，产业发展开始由政策驱动转向市场驱动，国家在多项支持类、规范类政策文件中强调保障锂电产业链供应链协同稳定，如2022年出台《关于做好锂离子电池产业链供应链协同稳定发展工作的通知》，并在2024年进一步修订《锂电池行业规范条件》及《锂电池行业规范公告管理办法》，推动锂电产业规范化发展。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发布了多项行动方案和指导意见，提高动力电池研发支持力度，如建立动力电池创新中心，搭建协同攻关、开放共享的创新平台；通过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加强新体系新材料研发布局。
光伏产业。20世纪50年代，全球光伏产业处于技术探索期，早期市场应用范围有限，主要应用于卫星等特殊领域。20世纪70年代，石油危机促使各国寻求替代能源，光伏发电产业迎来发展契机。这一时期，西方国家启动光伏研发计划，但受制于材料成本与制造工艺，商业化进展缓慢。21世纪初，全球光伏发电产业进入政策驱动与产业扩张时期。尽管中国光伏产业起步相对较晚，但发展迅速，政策体系构建与全产业链布局短期内迅速完成。1996年，为解决偏远地区用电问题，中国启动“光明工程”开始推广光伏产业。中国光伏产业发展初期主要依赖政策驱动，早期最具标志性的“送电到乡”工程（2002年）为产业培育了初步市场基础。2006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可再生能源法》确立了光伏发电的法律地位和补贴机制。这些政策为光伏发电产业在起步阶段提供了关键支持，带动中国光伏企业快速发展。
2010年起，全球光伏产业进入全面竞争阶段，技术创新成为推动光伏产业发展的核心动力。晶体硅光伏技术的成熟与广泛应用是产业发展的重要里程碑，其能量转换效率逐步提高，使用寿命延长，成本不断降低，成为全球光伏市场的主流技术。然而这一时期，中国光伏产业的核心设备仍依赖进口。同时由于国内市场需求尚在培育阶段，大量光伏产品以出口为主，光伏产业一度呈现技术和市场“两头在外”的特征，主要优势集中在生产制造环节。2012年后，欧美国家由于在光伏产品上不具有成本优势，相继启动“双反（反倾销与反补贴）”调查，这一贸易保护措施对我国光伏产业造成较大影响，导致我国出口市场出现明显收缩。而国内市场短期内难以完全吸纳过剩产能，使得很多光伏企业面临库存积压、资金周转困难等问题。一些企业采取了调整产能、探索新市场等应对措施，包括在东南亚地区投资，开拓中东、拉美等新兴市场，以及采取低价竞争策略，这些调整虽然有助于维持市场份额，但长期来看削弱了企业的创新能力。
为促进我国光伏产业高质量发展，国务院发布《关于促进光伏产业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标志着产业政策从单纯规模扩张转向技术创新驱动。政府通过加强基础研究（如实施973计划）、支持企业开展技术创新（如领军企业攻克RCZ单晶生长技术产业化难题）、推动产学研协同创新等举措，有效促进了产业技术水平的整体提升。201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太阳能光伏发电产业发展目标和方向，通过增加财政补贴、实施优惠税收政策等方式，引导企业加大对光伏发电项目的投资与建设，激励企业投身技术创新。同年《电力发展“十三五”规划（2016-2020年）》推行优惠电价政策，通过差额补贴等措施提高光伏发电企业收益，极大地激发了企业投资光伏发电项目的积极性。这些政策通过多维度协同发力，有效促进了市场培育与技术创新的良性互动：规模效应加速了技术迭代进程，技术进步进一步推动了市场拓展，使光伏产业国际竞争力构建呈现出新的发展态势。
“新三样”产业的发展是创新发展的结果
与传统的以低廉生产成本获取比较优势的“老三样”相比，“新三样”是典型的新兴产业，其发展壮大本质上是创新发展的结果。“新三样”产业的发展历程深刻体现了技术机遇、政策引导、企业创新、产业生态与市场需求的协同演化。
把握技术变革机遇。全球能源绿色低碳转型加速，提升了市场对绿色产品的需求。电池、电机、电子配件等产品的消耗量及重要性不断上升，而中国在这些细分领域的优势正在逐步显现。例如，欧美车企巨头早年间过于依赖燃油车，长期以来试图通过不断改造提升内燃机的效率维持原有优势，最终错失了换道进入电动车的时代机遇。同时，电池生产因其高污染、高能耗，在二十年前曾被西方国家归入相对传统和落后的产业，导致其在欧美地区几乎销声匿迹。而中国则由于长期从事手机和消费电子代工，得以在锂电池领域积累起深厚的技术能力和产业优势，并在该技术迁移至电动车行业之际及时把握住时代机遇，随后又在上游原材料开采、提炼和研发环节不断拓展自身优势。同时，移动互联网的迭代进步则支撑着大数据、云计算等行业的蓬勃发展，有力推动了智能网联、智电一体等新技术的蓬勃发展。时至今日，正是这两个领域中的汽车电池及车能网联构成了中国电动车的核心优势。
政府产业政策引导。新兴产业在发展初期缺乏竞争力，仅靠自由市场机制难以实现顺利发展。政府政策作为“有形之手”，在引导新兴产业发展和推动自主创新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新兴产业发展过程中，政府通过制定产业规划、提供财政补贴、税收优惠、设立专项基金等政策工具，为新兴产业创造了良好的发展环境。经过多年的政策扶持和产业培育，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不断发展壮大。“十三五”时期，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从8%左右提高到11.7%，成为新旧动能转换的重要动力源。“十四五”时期，战略性新兴产业仍有较大增长空间，加之产业类别不断增加，2025年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有望超过17%。
企业加大创新力度。中国“新三样”产业正处于创新与变革的洪流之中，产业技术的突破性进展，不仅预示着产业的未来趋势，也昭示了中国企业在技术前沿探索的决心与行动。新能源汽车电池、电机、电控、智能化等关键技术和生产水平持续取得创新突破，开始由“用市场换技术”向“反向输出技术”转变。从全球汽车产业发展态势来看，中国已成为新一代电动汽车技术创新和产品应用的重要引领者。近年来，多款具有代表性的新一代电动车型均选择在中国市场首发，且多项创新技术也率先在中国市场投放应用。电池行业领军企业正协同产业链上下游的设备制造商及材料供应商，针对不同市场需求和应用场景，采取多技术路线并行的创新策略，稳步推进钠离子电池、多元磷酸盐电池、凝聚态电池实现量产。
形成良好产业生态。“新三样”产业在发展过程中，逐步形成产业链配套齐全、基础设施完善和市场规模大等综合竞争优势。不同的市场环境和需求带来不同的应用场景与产业土壤，最终形成多样化和逐步完善的产业生态，助力“新三样”产业不断发展壮大。在这个生态系统中，龙头企业牵引带动，中小企业各展其长，产业链上下游合力攻坚，助力“新三样”产业在我国实现多点突破。例如，新能源汽车不但形成了珠三角、长三角、京津冀、西南、中部等多个产业集群，还与近年来中国远程输电、光伏降本、储能发展等多领域技术进步息息相关。光伏产业从早期的技术、市场、设备依赖进口，到如今已构建起从原料、生产设备到系统集成、产品应用的完整产业生态，在市场规模、技术创新、生产制造、产业链完善性等方面均位居世界前列。据统计，中国的动力电池企业已有1.5万家。在韩国知名电池研究机构SNE Research发布的2023年全球动力电池企业装机量前十榜单中，宁德时代、比亚迪等六家中国企业入围，其全球市场占有率达到67.1%，展现出强劲的产业竞争力。
庞大市场需求拉动。市场需求是产业发展的必备因素。按照产业发展规律，在新产业发展的起始阶段，企业需要投入大量设备和固定成本。有了庞大的市场需求和规模经济的拉动，企业就能迅速降低成本，从而形成竞争优势。企业一旦推出有竞争力的创新产品，市场就会形成正向反馈。超大规模市场像一个“加速器”，能以更快速度形成规模经济效应。例如，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早期，政府通过实施“十城千辆”示范工程、出台免征购置税等激励政策、开展新能源汽车下乡等推广活动，有效拓展了市场应用场景，不但推动了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发展，也为锂电池产业的壮大提供了重要支撑。随着全球电动汽车市场渗透率的稳步上升，包括原材料提炼商、电池材料生产商、电池制造商等中国新能源汽车企业，纷纷加大了海外市场的拓展力度。同时，为应对供应链本地化趋势，欧美主流车企也积极寻求与中国优质电池制造商开展深度合作。
“新三样”产业发展面临的挑战
国内市场竞争加剧。随着产业规模的持续扩张和市场增速的逐步平稳，“新三样”领域的企业竞争态势日益凸显。部分企业为了维持市场占有率，通过降价开展“内卷式”竞争。同时，一些地方在招商引资过程中对经济增长指标过度关注，导致“新三样”产业出现生产线重复建设的问题，一些行业面临盈利空间收窄的经营压力。例如，锂电池受碳酸锂价格下跌、供需关系变化等因素影响，产品价格出现明显下降。近年来随着全球碳中和目标持续推进，光伏产业吸引了大量社会资本投入，推动了产能的快速扩张。然而，供需关系的阶段性失衡导致光伏产业链各环节价格出现明显波动，其中多晶硅、硅片等关键材料价格下行压力尤为显著，不仅使部分中小型光伏企业面临经营压力，行业龙头企业也出现了盈利能力和市场估值回调的现象。
国际环境持续恶化。近年来，受经济增速放缓的影响，全球保护主义加剧。一些国家泛化“国家安全”概念，采取了一系列贸易限制措施，包括扩大反倾销调查范围、提高技术壁垒等，这些措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我国“新三样”产品的国际市场拓展。2024年以来，欧美无端指责中国新能源产业因政府补贴而出现产能过剩。美国宣布从2024年8月1日起对中国的电动汽车、锂电池、光伏电池等产品加征关税，其中电动汽车的税率从25%提高至100%。欧盟启动对中国电动汽车的反倾销调查后，宣布对自中国进口的电动汽车加征最高45.3%的反补贴税，《欧盟电池和废电池法规》还要求自2027年起动力电池出口到欧洲必须持有符合要求的“电池护照”。此外，西方国家也在积极发展本土新能源产业，以期与中国产品形成直接竞争。
关键技术进展缓慢。尽管我国“新三样”产业在产品功能和应用层面的专利布局不断完善，多个细分领域已达到国际领先地位，但在一些关键材料和核心技术方面仍过度依赖进口，在当前复杂的国际环境下可能带来潜在风险。例如，从中长期技术发展路径看，全固态电池被视为国际竞争的技术高地，我国虽然在半固态电池研发方面取得了一定进展，但与国际领先水平仍存在差距。在光伏发电领域，技术创新已从单一的产品制造向系统集成方向延伸，需要发电、输电、配电和送电等多个环节进行协同创新，尤其是智能电网技术的升级和新型储能系统的规模化应用，将成为解决光伏发电间歇性特征、提升能源利用效率的关键支撑。
技术转型成本高昂。新兴技术和产业的突出特征是创新驱动发展，主要体现在产品迭代、工艺革新和产业组织模式等多个维度的高频创新。“新三样”产业依靠创新不断颠覆传统技术和产业，同时也受更新型技术的挑战，始终处于“创造性破坏”的冲击之下。当前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光伏产品的技术路线并没有完全定型，仍在探索和快速发展阶段。如氢能汽车、钙钛矿光伏、钠离子电池、氢燃料电池等一些新兴技术，可能会颠覆现有技术，重塑产业格局。目前广泛使用的锂电池也可能因为安全性、稳定性、成本等因素被铅酸电池替代。因此，当颠覆性技术出现时，企业原有的生产线、原料、技术能力会迅速贬值。如果这些早期投入无法实现有效转型，原有产能将难以淘汰，制约产业和产品的进一步升级换代。若中国在“新三样”领域未能持续创新，现有优势可能会被其他国家超越。
“新三样”产业如何破局拓新
2024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指出，“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发展”，“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规范地方政府和企业行为”，“积极运用数字技术、绿色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为“新三样”产业的未来发展和破局拓新提供了明确方向。
一是促进各类主体加强创新。构建行业领军创新型企业主导、大学和科研院所有效参与的创新联合体，系统布局产业链创新链。建立健全跨领域、跨主体的融合创新机制和高效合作机制，促进技术、人才、资金等创新要素在不同主体之间有序流动和优化配置，促进创新资源的共享与整合，加强各类创新主体的深度交流。
二是完善产业创新生态环境。建立健全市场化机制，发挥市场在技术研发方向选择、创新路径确定、要素价格形成和创新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规范市场竞争秩序，引导企业通过技术创新提高产品性能和质量，进一步提高产品附加值，培育差异化竞争优势，推动产业从低水平价格竞争向高质量发展转变。
三是深入挖掘国内市场需求。充分发挥国内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加快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持续扩大内需市场规模。通过优化政策组合，实现消费端与生产端的协同联动，激发市场活力。加快优质企业兼并重组步伐，有序淘汰落后产能，促进资源优化配置。同时，通过“双碳”战略目标和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等，为新能源产业提供持续发展的动力。
四是开辟更广阔的国际市场。以“一带一路”共建国家为重点，积极开拓东南亚、拉美、中东等新兴市场。通过海外建厂实现本地化生产，合理规避关税壁垒，建立海外市场竞争新优势。依托“一带一路”建立新能源产业联盟，通过技术授权等模式输出中国标准与技术，争取将中国新能源技术标准纳入全球认证体系，进一步提升我国国际话语权和产业影响力。
五是积极培育新的竞争优势。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机遇，研判产业发展和技术演进趋势，构建完整的创新孵化和科技投融资体系，在具有良好基础的领域培育未来产业。引导地方政府、领军企业着眼于新型应用场景，培育人工智能、机器人、无人机等全新的“新三样”产业，塑造国际竞争新优势。
（作者为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研究员、博导；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博士研究生母晓荣、刘欣宇、赵佳阳对本文亦有贡献）
【注：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新一轮全球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趋势及对我国的影响研究”（项目编号：24&ZD051）阶段性成果】
【注释】
①《2023年“新三样”产品合计出口增长29.9%，首次突破万亿元大关——中国外贸新引擎日益强劲》，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总署网站，2024年1月23日。
②《向着建设汽车强国的目标奋勇前行——2023年中国汽车产业观察》，新华网，2024年1月12日。
③《2023年我国锂离子电池产量同比增长25%》，中国政府网，2024年3月4日。
④《中国光伏产业领跑全球惠及世界》，《人民日报海外版》，2024年4月10日。
责编/靳佳 美编/李祥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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