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国有资本“三个集中”是新时代以来党领导国家经济建设取得系列成就的关键经验，是在不断丰富对“两个大局”重要认识进程中形成的规律性认知。做大做强做优国资国企迎来战略窗口期，构建与服务中国式现代化伟大事业相适应的国资国企高质量治理体系意义重大。国有资本“三个集中”体现了新时代新阶段党中央对国有资本运行规律的科学把握，需要从理论向度、实践向度、价值向度三维视角进行机制解析，重点围绕新的发展阶段与高水平市场经济建设新周期的时代背景和客观条件，从“互促共融、战略支撑、责任担当、治理效能”四个方面落实好推进好国有资本“三个集中”。
【关键词】国有资本 “三个集中” 历史主动 战略主动
【中图分类号】F830.9 【文献标识码】A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明确提出：“推动国有资本向关系国家安全、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集中，向关系国计民生的公共服务、应急能力、公益性领域等集中，向前瞻性战略性新兴产业集中。”国有资本“三个集中”是新时代以来党领导国家经济建设取得系列成就的关键经验，是在不断丰富对“两个大局”重要认识进程中形成的规律性认知。深刻把握国有资本“三个集中”的历史主动与战略主动，集中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先进性与实践科学性。
新时代国有资本“三个集中”的三维解析向度
不断强化对国有资本运行规律的科学研究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题中之义，也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不断丰富和发展。党的十八大以来，宏观顶层设计不断围绕“国有经济、国有企业、国有资本”的政策供给展开，一方面，由于新形势下国有经济同样面临国内外高标准的规制体系竞争，国有经济虽然在全球范围属于共性存在，但受到不同意识形态制度影响，西方国家对我国国有企业的市场竞争主体地位抱有偏见；另一方面，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与运行机制走向成熟，国有资本作为社会经济资源配置的一类存在形式被认知，国有资本不仅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物质基础而不断发展壮大，更是在深化对市场经济运行规律的进程中不断完善与非公有制经济体系之间的逻辑关系。事实上，从中国共产党领导国有经济（企业）改革的历史过程看，我们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下，成功实现了强化国有经济集中集聚与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有机融合，从国有经济占绝对比重到两种经济形态协同发力、互补互促，再到坚持“两个毫不动摇”，对国有经济功能与作用规律的认知持续升级。
国有资本“三个集中”的理论向度。国有资本“三个集中”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自主理论创新的前沿成果，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基础理论创新，有利于科学、深刻、动态地认识国有资本运动及市场配置规律。首先，国有资本“三个集中”是习近平经济思想的重要体现。全面深化国有资本管理体制改革是“三个集中”的关键前提，国有资本要能够为新时代的新型举国体制提供物质基础和经济支撑，管理体制改革的目标在于进一步放开搞活国资国企，从管企业到管资本的持续进阶，让国资国企在事关国家经济命脉与关键领域发挥决定作用和示范引领作用。其次，国有资本“三个集中”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叠加”的现实困境，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审时度势提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围绕“三去一降一补”开展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国有资本集中集聚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更好发挥国有经济指挥棒作用、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环节。再次，国有资本“三个集中”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理论支点。中国式现代化是人类文明新形态，国有资本“三个集中”是建立在历史上对国资国企改革发展的长期认知基础上，服务于中国式现代化新发展阶段和新目标而制定的体系化改革策略，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提供强大的物质保障、稳固的政权保障。
国有资本“三个集中”的实践向度。如何更好地优化与提升国有资本的总体布局，高效提升国有资本的市场效率成为新时代国有企业与国有资本管理实践的关键环节。国有资本“三个集中”是技术性与目的性的有机结合。从技术层面来看，国有资本集中集聚展现出社会主义制度体系下的资本运行规律，回答配置领域以及如何配置等问题，国有资本的政治立场是首要的，资本配置要符合国家经济高质量发展要求，能够为社会稳定与经济安全作出贡献。另外，国有资本配置进程中要求推动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的高效结合，国有企业是国有资本的核心载体，国有企业既是经济主体又是政府配置资源的载体，根本上讲代表的是人民的利益，与民营经济的战略使命具有内在一致性，在技术层面都是既尊重市场经济运行规律，又能够互相补充与促进。从目的层面来看，国有资本“三个集中”是不断强化国有经济影响力、竞争力、控制力、创新能力和抗风险能力的内在要求，这是国有资本加强自身配置安全性与效益性的根本保障。另外，国有资本“三个集中”对国家治理能力与治理体系现代化有着关键推动作用，国有经济的治理水平提升代表着党领导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能力不断成熟，国有资本的战略担当体现在实践层面主要是耐心资本和长期资本的形态与逻辑叙事，聚焦国家社会经济的长远及可持续发展。
国有资本“三个集中”的价值向度。国有资本“三个集中”从根本上体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优越性，同时释放国有资本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文化效益、创新效益”。从经济效益层面看，国有资本的“先导性与辐射性”对社会经济高质量发展至关重要，国有资本内生于经济循环过程中并形成市场信心与预期管理机制，其影响力与控制力对于防范和化解社会经济风险意义重大。从社会效益层面看，国有资本的公共产品属性发挥社会稳定器功能，关系重大民生责任的非营利性投资一般由国有资本承载，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也是新型举国体制的政治经济学逻辑。从文化效益层面看，国有资本集中体现中国共产党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执政文化、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文化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从创新效益层面看，国有资本对前沿科技与原始创新的布局将加速推进形成新质生产力，在现代社会化大生产中构建创新策源优势，进一步激发产业创新动能，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实现经济发展质量与平台科技成果转化效率的双向提升。
国有资本“三个集中”的历史主动性叙事
坚持用历史的、动态的逻辑和视角讨论我国国有经济、国有资本、国有企业的改革发展创新问题，既是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的基本要求，又能深刻认识中国共产党领导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政治智慧和治理智慧。
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是国有资本“三个集中”的重要理论基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强调要积极主动把握和认识事物发展的历史过程、特征和规律，将我国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阶段同国有经济全维度治理的周期特征相结合。中国共产党领导经济建设的历史就是不断推进国有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探索国有经济发展规律的历史。事实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历史进程，也是对国有经济运行规律全面认知与逐步深化的进程，国有资本能够发挥国民经济稳定器功能，是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力量，优化国有经济布局就是不断优化国有资本的配置效率与投向结构。从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国有经济发展历程来看，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国有经济、国有企业和国有资本开展了系列重大改革，国有经济布局和结构调整从“苏联援建、三线布局”到“两权分离、国资监管”再到“深化改革、三个集中”，国有经济和国有企业的现代化进程不断提速，国有经济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主导地位和丰富功能更加凸显。在新的历史阶段，国有资本“三个集中”匹配的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具有新时代的目标导向性和方向引领性。
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统一性是国有资本“三个集中”的客观要求。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方法论，为国有资本布局优化与结构调整提供了科学的理论指引。首先是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各项事业“百废待兴”，社会生产力水平相对低下，市场体系单一，实施以国有经济为承载的计划经济体制既是历史的选择，也是社会生产力约束下资源配置的最优选择。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国有经济规模不断扩大，国有企业运行规律、经营绩效以及更好适应国内外竞争格局变化等内在要求被提上体制机制改革的议程。其次是生产关系要能够不断适应生产力发展的实际。国有经济改革的理论体系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取得的自主理论创新成果，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成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国有资本“三个集中”从生产关系层面映射出当前我国社会生产力的巨大进步，国有资本充当“有为政府”调控机制的核心工具，既承载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大责任，又肩负社会稳定与民生保障的时代使命。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完善是国有资本“三个集中”的历史担当。从过去70多年的国有经济发展与改革实践来看，历史上关于国有经济的历次重大改革与制度调整都离不开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反馈与动态适配。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实施计划经济管理体制，国有经济是全民所有制的单一实现形式，国有企业扛起新中国现代工业复兴和社会稳定大旗，国有经济布局遵循国家产业安全的战略逻辑。从“三大改造”至改革开放前，国有经济不仅是国民经济的主导力量，更是国家宏观调控的基础性和战略性力量，通过优先发展重工业和战备安全两个主题进行布局。改革开放以来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现代企业制度成为我国企业改革与建设的关键目标。从历史维度看，不论是逐渐扩大国有企业的经管自主权，强化工业生产领域的责任制，还是探索国有资本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市场化策略，体制机制改革的目标是不断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则，不断提升国有企业的经营效益。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两个毫不动摇”为原则持续推进国有经济战略布局与结构优化，国有资本日益向关键领域和关键行业集中。
国有资本“三个集中”的战略主动性叙事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国有企业要做落实新发展理念的排头兵、做创新驱动发展的排头兵、做实施国家重大战略的排头兵。”时刻保持战略主动性是中国式现代化不断取得历史性重大成就的关键经验，不断推进国有资本“三个集中”是中国共产党保持战略主动性的实践具象。
推动国有资本向关系国家安全、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集中，既是经济战略又是政治战略。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人民幸福的根本前提，国有资本向关系国家安全、事关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集中，有利于形成稳固且强大的宏观调控能力，确保宏观政策的取向一致性，确保党中央各类决策能高效扎实地推进落地。国有经济是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基础，承担起巩固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的战略使命，国有资产是国家的战略级资产，在坚持有所为与有所不为中展现战略担当。国有企业改革的任务之一是积极探索公有制特别是国有制的多种有效实现形式，实现国有制与市场经济的有机结合。国有经济对国民经济的主导性体现在控制力上，从根本上讲体现在政治站位上，国有资本的行业与领域配置事关国家经济与政治安全。国有经济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物质基础和政治基础，是党执政兴国的重要支柱和依靠力量，国有资本向关键领域和事关经济命脉的行业集中有利于从长期稳定性层面稳固国内政治大局和发展大局，同时国有资本作为对外经济交流以及防范国际各类型不确定性挑战、不同程度经济金融风险冲击的坚实基石，能够有效维护国家在参与外循环竞争中的安全性。
推动国有资本向关系国计民生的公共服务、应急能力、公益性领域等集中，是不断升级的时代战略。中国共产党领导国资国企改革的历史便是立足我国发展阶段实际，不断解决社会主要矛盾的历史。从筑牢百废待兴的现代工业基础到不断提升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再到新时代致力于用高质量发展应对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国有资本在不同历史阶段、完成不同战略使命中发挥着中坚作用。国有经济在推进人的全面发展与社会治理现代化协同共进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是人的现代化，是以共同富裕为目标，区别西方靠资本逻辑和殖民逻辑建立起的现代化。中国共产党同人民群众保持血肉联系，决定了国有资本与国计民生天然联系，站在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的历史高度，国有资本所承载的社会公共服务能力、应急能力、公益能力便成为题中之义。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内容，社会治理现代化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内在要求。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以来，党不断深化对社会治理规律的科学认知与精准把握，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核心是要提升社会治理能力与治理体系的现代化，社会治理能力的核心是让人民群众共享国家发展的成果，国有资本的社会治理能力集中体现在对行业分布、质量水平、效率水平的评估与提升基础上，在关键领域、关键目标与关键功能上发挥社会治理效能便是国有资本的战略担当和时代使命。
推动国有资本向前瞻性战略性新兴产业集中，是引领式高质量发展的前沿生产力战略。我国当前正探索以先进生产力引领高质量发展，以高质量发展实现中国式现代化，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其中最重要的是生产力的水平状况及其进步机制。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我国产业链安全韧性发展的现实需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紧跟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时代步伐，培育新质生产力”。一方面，国有资本向前瞻性战略性新兴产业集中是引领式发展的需要。我国传统产业面临强基转型，统筹推进设备更新、工艺升级、数字赋能、管理创新，用数智技术、绿色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推动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需要国有资本参与。面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中国式现代化正以前所未有的制度改革力、技术创新力和产业创造力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国有资本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上使命光荣、空间无限、潜力巨大，在推动“技术创新与产业创造”互促双强方面有着不可替代的功能。另一方面，国有资本向前瞻性战略性新兴产业集中是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高质量协同的需要。我们要从国际产业竞争的全周期视角审视当前我国的产业链安全与价值链提升问题，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底层逻辑是新质生产力，国有资本布控新质生产力是基本要求，是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国有资本引导和推动下，吸引广泛的民间资本投入科技强国与质量强国的大事业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典型特征和成功密码。国有资本向前瞻性战略性新兴产业集中的进程最能体现“两个毫不动摇”的制度包容性和优越性，中国在强化国有资本引领力和主导力的同时，能够推动和促进民营企业联动发展与高质量协同创新，通过产业链、信息链、资金链与人才链的延伸，共同筑牢中国式现代化的科技基础和创新动能基石。
新形势下推动国有资本“三个集中”要把握好四个要点
新形势下国有资本布局优化与结构调整要坚持把党的全面领导贯彻到各环节，进一步从历史主动与战略主动两个维度深刻把握时代赋予的重大机遇。从“优化资源配置”的逻辑主线出发探讨国有资本“三个集中”的运行规律需要体系化把握如下四重关系。
科学把握国有和民营的互促共融关系。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下，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在根本利益上是一致的，在社会经济功能方面存在差异，这主要源于资源配置逻辑与技术实现路径的不同。国有资本“三个集中”是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与社会矛盾分析的哲学方法论的有机结合，具有社会主义国家的理论一般性。首先，不能简单用西方经济学的市场结构理论来分析中国国有资本布局。凡是能够有效降低社会发展制度性交易成本、切实减少民生基本支出、显著增强公共产品供给效能的领域，就是国有资本需要重点布局并发挥战略支撑作用的经济空间。其次，国有资本应坚持聚焦主责主业，强化核心功能与核心竞争力，在强化自身经营效益的同时，积极优化布局结构，避免与市场资本形成无序竞争。再次，国有资本与民营资本要做到“双向奔赴”，持续加大体制机制改革力度，推动向国有资本低效领域引入民营资本，实施反向收购机制提升国有资本经营效率。有序进退的终极目标是让国有资本与民营资本在“优化资源配置”逻辑下各司其职、各取所需、各展所长。
在构建支持全面创新的体制机制中锻造国有资本的战略支撑功能。需要从科技发展与技术创新的大历史周期视角看待国有资本的战略支撑力。首先是不断强化国有企业的科技创新主体地位，主动牵头或参与国家科技攻关任务，建立企业研发准备金制度。加大“向未来考核力度”，围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基础性研发与技术创新提供长远规划与服务保障，突出国有企业引领行业发展的前瞻性与执行力。其次是国有资本孵化功能（实验室经济策源地）。重点围绕国家级、省市级各类科技实验室的成果培育与市场化转化做大文章，提升国有资本参与科学研究、推动社会化大生产的质量和效率。最后是国有资本的平台协同能力。鼓励国有企业、高校机构、科研院所等科技力量供给单位加强合作，增强国有资本的灵活性，鼓励国有企业参与投早、投小、投智、投新，加快布局建设一批概念验证、中试验证平台，将国有资本锻造成全面创新能力提升的战略支点。
在构建全方位对外开放新格局中展现责任担当。改革开放再出发为国有资本提供了广阔的天地和多维度的应用场景。首先是提升国有企业（资本）对标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制体系的能力。突出国有企业ESG（环境、社会责任和公司治理）体系构建、公平竞争环境建设等关键领域改革，主动参与全球制度型开放，提升国有企业全球竞争能力，探索引入国际资本参与国有企业结构优化与资产重组，鼓励优质存量类国有资本通过证券化有序跨境转让变现。其次是在共建“一带一路”大局中发挥“桥头堡”和“突击手”作用，联动港澳专业服务优势降低“走出去”投资体系化风险，构建国有企业与民营中小企业集群出海新格局，拓展中小民营企业参与国企产业链的服务空间和政策空间，发挥国有资本在不确定风险情形下的中流砥柱功能。
在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中把握国有资本的治理效能。国有资本配置的背后是政府管理社会经济发展能力的体现，也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环节。国有资本代表政府“看得见的手”，要密切联动与融合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才能更好的展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优越性。国有资本“三个集中”是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内在要求，国有资本在维护市场经济稳定发展和有序竞争环节的功能突出，市场条件下的国有资本要更加体现活力与效率，做好示范和引导力量，提高经营质量和服务附加值水平。
（作者为中山大学自贸区综合研究院特聘研究员，中山大学岭南学院经济学教授）
【注：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式现代化的历程与经验研究”（项目编号：23&ZD031）阶段性成果】
责编/靳佳 美编/李祥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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