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这样做学问的】
1977年冬天，寒风呼啸。豫西北的一个小村庄里，我辗转难眠。彼时的我，刚刚得知恢复高考的消息，心里燃起的那团火，指引着我走出这片土地，追寻自己一直渴望的学问。
1979年，我考入郑州大学政治系，后因分科转入哲学专业。
第一次接触哲学的世界，那些关于存在、矛盾、实践、人的哲学观念深深吸引着我。大学期间，我到图书馆阅读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培根、笛卡尔、卢梭、孟德斯鸠、康德、黑格尔、费尔巴哈、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作，如饥似渴，是个十足“书呆子”。
随着学习和思考的深入，我体会到哲学能使我们用“两只眼睛”看世界：主观与客观、感性与理性、本质与现象、真理与价值、对立与统一、抽象与具象、规范与实证、宏观与微观、部分与整体、道与术，等等；我领悟到哲学虽无小用但有大用、虽无浅用但有深用、虽无近用但有远用，它是帮助我们穿透日常生活表层、抵达底层逻辑的“觉醒工具”。
1983年，我考入吉林大学哲学系攻读哲学硕士学位。在那片辽阔的土地上，我有幸遇到了对我学术影响深远的高清海、舒炜光、邹化政、张维久等哲学教授。当时都是这些学术一流、影响较大的教授给我们上课。长春的冬季很长，“猫冬”让我有了更多时间读更多书，尤其是读经典著作。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到毛泽东的著作，我一本一本地读。在哲学系老师的引导下，我开始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尤其是研究关于人的存在、人的本质与人的解放、人的发展等问题，认为马克思所开辟的哲学道路，是“实践生成论”。
而后，我离开黑土地，到北京大学哲学系攻读哲学博士学位，师从黄楠森教授。黄楠森是马克思主义哲学领域的泰斗，是人学研究领域的开拓者，他的“经典阅读”“文本解读”与“严谨治学”“人格魅力”对我影响很大。在北大的求学时光，我不仅深入研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还广泛涉猎西方经典，学术视野不断拓宽。这一时期，我持之以恒地研读经典文本，也开始关注现实生活，坚持“用哲学思考问题，用学术支撑思想”的研究风格与为学理念，把人学作为自己学术研究的方向。毕业前夕，我被公派到莫斯科大学进修，那时的苏联也在研究人的问题与人学，这使我对人学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
人学是我真正开启学术道路的起点。回国后，1989年，黄楠森与我合写了学术论文《关于建构人学的若干设想》，在《社会科学战线》发表。这是我国学术界最早在学术期刊上发表的关于人学研究的学术论文。在黄楠森的指导下，我专注于马克思人学理论研究和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建构。我的博士论文《马克思主义人学思想发微》是国内较早研究人学的学术专著，为我日后的学术研究奠定了基础。
从1986年到1996年，我用10年时间从学术上进行“人学理论”建构，完整阐述了“哲学形态论”“人学理论建构论”“人的存在论”“人的全面发展论”和“人格转型论”等理论。我深刻认识到诸多学术理论和现实实践问题，最终都要回归到“人”的原点上来破题。
1990年初，我进入中央党校工作。其间，我的学术研究方向转向用哲学方法研究中国道路与中国问题，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现实逻辑。在中央党校任教的日子，我越来越体会到：学术研究不仅要“仰望星空”，更要“脚踏实地”。
从田间地头到学术殿堂，从哲学理论到关注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实践，我始终将个人的学术追求与时代发展、国家命运连在一起。我研究人学的现实目标，就是使人成其为人。在阅读大量相关文献与自己独立思考的基础上，我逐渐认识到，人要成其为人，一靠道德，二靠能力。没有道德，人连动物都不如；缺乏能力，那就人力不如牛、人跑不如虎。对道德，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而对能力问题，中国哲学史上相对研究不够。1992年后，中国的市场经济迅速发展，人的能力问题也越发凸显出来。我敏锐察觉到这一问题，开始从哲学上研究人的能力与社会历史发展的关系问题，提出了“能力本位论”，很快引起学界和社会的关注。
1992年，我到基层挂职锻炼，进行了较为深入的调查研究。我发现，社会转型中的许多问题，人的创造能力发挥的阻滞问题，其中之一就源于传统的社会层级结构。于是，我提出了“社会层级结构理论”，认为只有通过结构性改革，才能真正实现中国的现代化。
党的十八大以后，我敏锐捕捉到时代需求，开始从哲学上潜心研究“习近平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国道路与中国话语，提出“中国道路具有本源意义”“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一定意义上就是道路探寻史”等观点，成为这个领域研究的代表性学者。
后来，我担任了中央党校科研部主任。我把中央党校的青年学者组织起来，编著了《中国道路能为世界贡献什么》一书。这本书不仅被列入中宣部主题出版重点出版物，而且列入中华外译项目，被翻译成十余种外文出版，在国内外产生较大影响。我从2022年起，便开始从体系和学理上深入研究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聚焦研究其中蕴含的“中国式现代化开创人类文明新形态”“从中国式现代化到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中国式现代化的哲学逻辑”“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形态”“习近平文化思想与新的文化生命体”“21世纪马克思主义”“文化和文明的关系”等重大问题，力求从历史方位、研究对象、体系主干、核心原理、标识范畴、哲学根基、原创贡献等所构成的框架入手，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体系化学理化呈现出来，也力求把“西方中心论”的理论体系、话语体系、标识范畴揭示出来。其间，我最大的体会和认知就是，自中国共产党诞生后，我们主动走出“东方从属于西方”的逻辑框架，解构“西方中心论”，确立并巩固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这，是最为重要的！
从哲学到人学，经对能力问题的哲学研究，再到对社会层级结构的哲学研究，进一步去研究中国道路与中国话语，进而再从体系和学理上深入研究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至今又注重研究中国式现代化与人类文明新形态，研究21世纪马克思主义和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这些研究主题依次递进而又相互缠绕，构成了我学术人生的完整来时路，并始终与时代发展脉搏、同党与国家命运紧紧相连。
在这个过程中，我的学术研究风格越发突出，那就是“用哲学思考问题，用学术支撑思想，用思想反映时代，用理念引领发展”；学术研究的分析框架与治学方法也越来越清晰，那就是“问题意识—文献梳理—分析框架—独到观点—系统论证—原创理论—学术规范—话语表述”。
岁月显老、学术年轻。于我而言，60岁到80岁是“学术黄金期”。我会充分利用这个时期，全力以赴致力于“中国式现代化”“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21世纪马克思主义”“文化和文明的关系”的研究，为构建中国理论贡献学术力量。
（作者：韩庆祥，系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一级教授、中央党校专家工作室领衔专家、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会“21世纪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会长。本报记者张胜采访整理）
